鍾國正走出醫院時，已是淩晨五點。月亮斜掛在都龐嶺上，整個天空都是淡淡的青灰色，仿佛白天一片茫茫霧海。

    

    他打開房門，摸索著找到火柴，點燃煤油燈，突然感到特別的幹渴和饑餓，就倒了一茶缸冷開水，“咕隆咕隆”的灌進了肚子裏。

    

    頓時，剛剛喝進去的冷開水就拚命的往外冒，全身立馬就冒出一滴滴的汗水，猶如被大雨淋了似的。

    

    他找來一條長長的汗帕，把全身慢慢擦幹淨後，拿出餅幹放在飯盒裏，倒上開水泡著，像喝稀飯一樣，喝了進去。

    

    這是他在讀農專時最喜歡的吃餅幹方式。每當家裏寄了錢來，第一件事就是用三兩糧票三毛多錢買半斤餅幹，放在飯盒裏，再倒上開水泡著吃。

    

    把泡好的餅幹喝下去後，鍾國正再也沒有了睡意。他斜躺在床上，一邊回憶之前發生的事情，一邊拿著報紙隨意的翻看著，看有沒有對工作有幫助的政策信息和新聞報道。

    

    這個曹麗雅，竟然是一隻“白虎”。“白虎”曆來都是配“青龍”的，那不是一般人能夠消受得了的。沒有想到的是，在亂闖誤撞之中，她竟然成了自己的第一個老師。

    

    這時，一篇《“獨木橋”成了發展社會主義農業的“陽關道”——全國農村70的生產隊實行包產到戶、包幹到戶責任製》文章，出現在他他眼前。他開始細細的讀了起來：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逐步興起的包產到戶、包幹到戶農業生產責任製，現在已經在全國百分之七十的生產隊推行，並朝著日益完善的方向發展。三年以前，一些人還認為這是走不得的“獨木橋”，如今已成為多數人公認的發展社會主義農業的“陽關道”了。

    

    億萬農民把包產到戶、包幹到戶責任製當作治窮致富的鑰匙。他們使用這把鑰匙的結果是：“貧困隊迅速致富，中間隊增產顯著，先進隊邁開新步。”全國十二片長期貧困落後的地區、將近一億的農民，在建立了以“雙包”為主的責任製以後，紛紛向貧困告別，其中多數結束了生產靠貸款，吃糧靠返銷，生活靠救濟的“三靠”曆史，初步擺脫了生產惡性循環，生活不得溫飽的困境。

    

    ……沒想到這樣短的時間發生這樣大的變化，沒想到在這樣大的範圍發生這樣大的變化，沒想到“雙包”責任製有這樣大的威力。

    

    以“雙包”為主的農業生產責任製，由於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轉變了幹部作風，促使我國農業生產發展的速度，發生了曆史性的轉折……

    

    “雙包”責任製的社會實踐，還大大開闊了人們的視野，打開了人們的思路。……現在人們從實踐中認識到，為適應我國農村生產力多層次發展水平的情況，集體經濟不應當隻是一種模式，而應當是經營方式不同、組織規模不等、管理上有統有分的多種模式。

    

    ……實行“雙包”責任製，有效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為向專業化、社會化方向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鍾國正越讀越有興趣，越讀越感到這篇文章對自己太重要了。自己生在農村，雖然對農村包產到戶、包幹到戶責任製也有所了解，但並不深刻，隻是略知皮毛的感性認識而已。

    

    按照自己所學的哲學知識，感性認識僅僅是對事物現象的一種表麵認識，隻有將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才能正確地認識事物，指導工作。

    

    現在自己參加工作了，不僅是公社幹部，而且是選調生公社幹部，如果對農村的“雙包”責任製沒有一個理性認識，肯定與選調生這個稱呼不是相適應。

    

    他反複的讀著這篇文章，用不同顏色的筆，在上麵劃上了一道道的線條和圈圈，並且把一些重點的部分抄在了筆記本上。

    

    吃完早飯後，他就徑直來到鄧秘書那裏，向他請教大曆縣人民公社“雙包”責任製的情況。

    

    他對鄧秘書說，自己既然現在在大曆縣公社工作，就應該對大曆縣公社包產到戶的事情，有一個全麵係統的把握。

    

    鄧秘書聽了後就對鍾國正說，大曆縣公社是全縣甚至全地區最早搞包產到戶責任製的地方，後來地委又來糾偏，糾了一段時間的偏又不了了之，說起來，還真的是一言難進啊。

    

    1978年開始，安徽、四川等省的一些生產隊率先搞起了包產到戶、包幹到戶等等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製。1979年春節還沒有過完，正是吃正月耍二月的時候，大曆縣大隊瞞著我們公社，進行“突然襲擊”，偷偷的搞起了“五定一統”的農業生產責任製。

    

    “五定一統”就是定麵積、定地塊、定人口、定產量、定上交和統一承包，把原來搞了幾十年的大隊統一指揮、生產隊集體出工的農業生產，變成了包產到戶、包幹到戶的家庭單幹農業生產，交完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大曆縣大隊包產到戶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像傳染“瘟疫”一樣，傳遍到了全公社其他的二十三個大隊，趕鬧子式的，一窩蜂的搞起了包產到戶，包幹到戶！

    

    這在當時，可是一件了不得的捅天的大事情！公社發現後，立即調查這一件事情的來龍去脈。

    

    原來是大曆縣大隊支部書記張三貴帶頭搞的“鬼”。張三貴老婆是安徽那邊的，在那個特殊時代時討飯討到大曆縣大隊，張三貴看到她造孽，就把她討做老婆了。

    

    1978年“雙搶”結束之後，張三貴和老婆回安徽走親戚，看到那裏的農村，分田到戶搞起了單幹，不僅農民們個個喜歡，而且都增產增收，就在那裏進行詳細的了解和考察。

    

    他把包產到戶、包幹到戶幾種形式不一樣的協議書，都抄了回來。回來之後就把本大隊的大隊、生產隊幹部和黨員召集在一起，悄悄的商量琢磨起來，結合大曆縣大隊、生產隊的實際，搞起了大曆縣模式的包產到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