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王曹文錦家族獨資擁有船隻四十四艘，共一百五十七萬噸數。另外，家族持有40％的萬邦航運股權、64％的馬來西亞國家輪船公司股權，以及70％的泰國國家輪船公司的股權。

    曹文錦是目前的世界級船王之一。

    曹氏不像許氏，許氏是打定主意棄舟登陸的，而曹氏是根據全球航運的市道，隨時調整船隊噸數的。

    181年，航運衰退之初，曹文錦毫不吝惜地減船。

    到八十年代末，航運甫現一線生機，曹氏又斥資九億八千萬港元，向日本大島船廠一氣訂造5艘貨船。

    曹氏認為，現都不看好航運業，長久下去，必會造成供不應求的局麵，航運的市景就會好起來，任何事物都有一個盛衰的周期，有人說航運不可能永遠興盛，那麽也就該看到，航運也不可能永遠這樣衰退。

    正如黎明前的黑暗，要順利支撐到陽光普照航運業，並非一件易事。12年，曹文錦在接受盧水忠先生的訪談中感慨道林百欣是亞洲電視的大老板，他有一句口頭禪“做人最要緊是靠自己！”

    “由於現在運費價錢不高，但船隻的開支卻很大。記得  181年由美國運送噸穀物到日本的運費是三十八美元，但現在，竟然是二十美元！在  157年一艘一萬噸的船價值六十七萬英鎊（當時  1英鎊兌  16港元），亦即是說一艘船價幹多萬港無，若以當年的市值計算，足夠買一幢中環亞曆山大大廈有餘！可是，那艘船最後拆為廢鐵時的船價隻是四萬英鎊。還有，180年一艘二十五萬噸的油輪要七千萬美元，但到  185年時卻隻值兩百萬、三百萬美元！

    “這門生意已愈來愈複雜，愈來愈困難。事實上，航運業彼此的競爭相當激烈，加上西方經濟不景，亦直接影響了航運業的發展，很多規模大的船務公司都相繼倒閉。”

    曹文錦執著航運，同時又深借“分散投資，分散風險”的道理，他從  50年代後期起，就采取以航運為主、多元發展的策略。

    萬邦集團的業務遍及東南亞，業務種類有近二十種之多！曹氏的萬邦航運占萬邦集團資產的1/4，家族資產估值七十億港元。

    曹氏對他各項投資的評價時說“最大的痛苦是沒有在香港投資地產！”

    而李誌文身邊的這世界船王的經曆就更厲害了。

    解放前，江浙有“無寧不成商”的說法。經商是寧波人的傳統職業，如果一個寧波人，10多歲還呆在老家不出外闖蕩，會被人認為沒出息。

    寧波自古就是東南沿海的重要商埠。鴉片戰爭後，寧波成為華夏最早開放的四大通商口岸之一。

    華商洋商匯集，氤氳的商業氣息熏陶著寧波一市七縣（鄞縣、鎮海、象山、奉化、定海、嵊泗、慈溪）的人們。

    如今海外的寧波籍商人約有30萬人之多，形成財力雄厚的寧波幫，不少人成為商界翹楚。

    在香港的滬商中，又以寧波幫風頭最勁。如紡織業巨子。南聯實業主席安子界；原中華總商會會長、幸福集團主席王寬程；棉紗大王，南豐集團創始人陳廷華；影視巨富、邵氏兄弟公司的邵一夫；香港船王、海外東方創始人董浩運；還有一位就是本章主人公包玉鋼。

    118年農曆10月13日，包玉鋼生於寧波的包氏祖屋。在此之前，父親包兆龍已有一子包玉書一女包愛菊。

    包玉鋼出生後，母親還生下一子三女，他們是三子玉星、二女美菊、三女素菊、四女麗菊。

    父親包兆龍在漢口開一間平和鞋莊，性格豁達，談吐風趣幽默。他忙於生意，一年中在家的日子很少。

    鍾包村在nb市近郊，是一個小村莊。包玉鋼是在當地名校葉家義莊上的小學。

    包玉鋼在班上成績不算拔尖，不過，寧波人對後代的學業並不苛求，隻要求後代會識字算數，將來能應付經商即可。

    寧波中學極少，寧波少年往往讀滿小學就到滬上等地“學師”。

    包玉鋼成績不拔尖，天資卻聰慧，他討厭刻板的背古詩文的教學法，喜歡讀滬上出版的稚兒課外讀物，尤好幻想。

    寧波離海有數十裏。一次，包玉鋼隨父親去鎮海，乘船順甬江而下，終於見到寬廣浩瀚的大海。

    水天一色，千帆競遊，尤其是碩大無朋的海輪，如一座大山在大海中移動。

    第一次看海的感受，深深印在包玉鋼幼小的心靈。

    131年，十三歲的包玉鋼小學甫畢業，隻身去漢口。這對寧波人來說，幼小的年齡獨闖天下已見怪不怪。

    包玉鋼先到十裏洋場滬上，來不及上外灘逛街看景，就買下船票乘小輪航抵漢口。

    包玉鋼最初在父親的鞋店幫忙。一天，包玉鋼提出他想繼續讀書。包兆龍感到奇怪，經商是寧波人與生俱來的祖業。

    經商經驗是學師學來的，不是讀書讀會的。包兆龍是個開通人，答應兒子的奢求。

    寧波人不讓後代多讀書，不是缺錢，而是“百無一用是書生”的世俗偏見。

    但這種情況到三四十年代已有較大改觀，滬上不少寧波富豪，不惜送子女出國留洋。他們說，以後經商，光會寫貨價打算盤可吃不開了。

    包兆龍送兒子上漢口的一所中學，包玉鋼勤工儉學，放學後或周日便到父親的店幫忙，讀書、學師兩不誤。

    幾年後，包兆龍在滬上開天寶錢莊，包玉鋼隨父親來滬上，一邊讀書，一邊在錢莊幫忙。中學畢業後，包玉鋼進中央信托局保險部做職員。

    他打算攢了一筆錢，進大學讀書。然而，抗日戰爭使得包玉鋼的大學夢幻滅，滬上的大學紛紛南遷。

    包玉鋼先回了一趟寧波老家，新婚妻子黃秀英堅持與丈夫同行。從  13年到14年，夫妻倆相濡以沫，一起度過十年顛沛流離、動蕩不安的歲月。

    這是包玉鋼第一次到香江。秋高氣爽，夫妻倆乘坐香港最有特色的交通工具山頂纜車登上太平山頂。

    碧藍色的維多利亞港，舢舨與海輪穿梭進出，卷起一道道白色的波浪。眼下的情景，又與在寧波所見到的大不一樣。

    船與海的概念，又一次深深印在包玉鋼的腦海裏。

    包玉鋼到昆明不久，便派往衡陽，任中央信托局衡陽辦事處保險部主任。後轉到工礦銀行，任衡陽分行副經理、重慶分行經理。

    145年，抗戰勝利。包玉鋼被派往滬上接收日本帝國銀行資產。經改組後，在原址設立滬上市銀行。

    才28歲的包玉鋼被任命為業務部經理，次年，包氏又被提升為滬上市銀行副總經理，仍兼業務部經理。包氏年輕有為，深得當時的滬上市長、副市長賞識。

    包玉鋼一家住在安亭路20號一幢洋房裏，家中有舞廳、鋼琴，包氏有銀行配給的專車。

    幾十年後，包玉鋼女兒去故居探望懷舊，發現裏麵竟住了5戶人家。

    包氏收入不菲，生活舒適。但此中的滋味，隻有包氏心底最清楚。通貨膨脹，擠兌風潮一波高似一波，國家銀行成為市民戟指唾罵的對象。

    包氏殫精竭慮，想透過銀行的作用維護社會的安定。但此時果黨大勢已去，民心下穩。

    戰後第二任滬上市長說“有包玉鋼在，銀行就能正常運作。”

    14年新春，包玉鋼向行長提出辭呈。市長沒強行挽留，隻要求包玉鋼等到2月份。

    3月初，包玉鋼攜妻子女兒乘機離開滬上。

    包玉鋼是果黨官辦銀行的要員，得到前後兩任市長的器重與提拔。

    包玉鋼感激這些上司。但對果黨抱有看法。當時軍政人員大都隨果黨去灣灣，包玉鋼卻去了中立區香港。

    果黨敗退內地，中斷了包玉鋼在金融界的仕途。這成為日後包氏在香港商界施展身手的契機。

    包玉鋼來港，正值“難民”潮的高峰。香港收複後，人口增長很快，但房屋並沒建多少。

    現在一下子湧來這麽多人，房荒愈加嚴重，不少“難民”或住在臨時帳蓬，或露宿騎樓下。

    包玉鋼一家算幸運。父親包兆龍在去年就在西摩道租下一個單位，約百多平方米，月租四百五十港元。

    月租不算貴，因為港府對房租有限製。但實際上政府的法例不起作用，人多房少，頂手費成了公開的秘密。

    包兆龍另花了2萬港元的頂手費。一年後，這2萬港元還算便宜的。

    包兆龍還有個先見之明，來港前就把家中能變賣的東西全賣掉，換成金銀美元，估計值數十萬港元。

    包玉鋼已逾而立之年，當仁不讓挑起養活一家三代人的重擔。他對銀行業輕車熟路，首選的職業當然是銀行職員。

    那時的香港銀行，除了洋行，就是粵行，得精通英語、粵語。包玉鋼英語不太熟練，粵語則一竅不通。

    包玉鋼作過試探後，便泯滅這番念頭。想到數周之前，自己還是滬上大名鼎鼎的銀行家，到香港，謀個銀行差事都不易，心中不免戚然。

    不過，這也使包玉鋼更清楚認識到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會有免費麵包，一切得靠自己努力。

    包氏父子決定搞能進能退、見效快的進出口貿易。此時，包家的滬上、寧波朋友常聚一塊，商議生計與出路問題。其中兩位在滬上銀行的舊同事與包玉鋼意見相同。

    於是大家合起來成立一家四人聯合公司。

    尋找寫字樓千辛萬苦。正好一家公司在皇後大道中華人行租了一套寫字樓，後又付不起房租，便擠出一小間給包氏四人公司。

    包玉鋼曾回憶道“四人擠一起，連轉身的地方都沒有。一個人要開抽屜，另一個就得站外麵去騰出空位。”

    四人公司寄人籬下，連掛牌子的地方都沒有。

    如不是包玉鋼日後成為商界巨擘，當時及以後的普通香港市民，永遠也不會知道曾有這麽一間四人公司存在。

    他們默默無聞地做中國的土產買賣，生意還算順利，但都是薄利生意，未顯示出大的突破。

    韓戰爆發，這對香港經營內地生意的英商來說，不啻是晴天霹靂；對與內地有千絲萬縷聯係的華商來說，又是天賜的發財良機。

    並不是所有加入偷運“違禁物資”到內地的人都一夜暴富。像霍鷹東這樣，由布衣一躍為巨富的算異數。

    一部分人賺得盤滿缽滿；一部分人小本微利；還有一部分人船傾貨淹，甚至斷送性命。

    因素是多方麵的運氣、膽量、航線、貨色。一般說，航程愈遠愈賺錢，於是就有人九死一生，把船開到遼東半島與北韓；同時，違禁的物資中，與戰爭愈密切，暴利愈大。

    銀行家素來保守穩健。四人公司的四位老板，都出自銀行業，作風難免保守。

    他們從歐洲購進化工原料、鑄鐵錠、輪胎等一般性的戰略物資，通過第三國或中立區葡京再賣給別的商人。

    其他商人裝船運往內地，與有關部門發生直接關係。顯然，盈利大的是後一類商人，但風險也大。

    包玉鋼等人不求暴利，但求平安。由於量大，贏利也比較可觀。

    韓戰結束，這種“豬籠入水”的生意嘎然中止。

    四人公司便改做民生生意，從灣灣購來食糖；再交一間公司賣給內地。

    韓戰期間，由於業務的擴大，包氏家族的成員不斷加入公司。

    人員擴充了，生意卻縮至食糖一項，包氏父子都非常焦急，於是就萌生出去內地開辟生意渠道的念頭。

    包玉鋼在滬上市政府的銀行做過“大官”，包兆龍決定自己去，以民間商人的身份重訪滬上的商界朋友。到了滬上，那些老友噤若寒蟬，唯恐避之不急。

    包兆龍說好了一有好消息，馬上與家人通電訊。連等幾星期，包兆龍杳無音訊，一家人都十分焦急，又不敢貿然去滬上。

    “這麽說來，內地不需要我們跟他們做生意了？”包兆龍三子包玉星問道。

    “是的，父親！”包玉星說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