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少恒原籍粵省順德，1900年生於一戶貧寒之家。

    何少恒隻念過幾年私塾，短暫的求學生涯，為他打下良好的國學基礎。

    何少恒在六十年代著過一本《閱世淺談》，深入淺出、博古通今，非一般學者所能及。

    何少恒迷戀讀書，窘迫的家境使他不得不中輟學業，他先在老家做雜工，十四歲那年隻身來到羊城，羊城是南華夏繁華都市，來這裏發展機遇肯定會多。

    何少恒是成千上萬流入羊城的草莽賤民之一，他兩手空空，光著雙腳，因為家窮，連鞋都買不起。

    他在鹽倉找到一份雜工，負責打掃鹽倉的衛生。

    他整天仍是光著一雙腳，鹽有刺激性腐蝕性，一雙腳給鹽份蝕得紅腫粗糙，

    若有創傷，痛疼難忍。何少恒得了餉金，還是光著腳，鹽份壞鞋，他寧可受皮肉之苦。

    他整天仍是光著一雙腳，鹽有刺激性腐蝕性，一雙腳給鹽份蝕得紅腫粗糙，

    若有創傷，痛疼難忍。

    大約過了一年後，何少恒就辭去鹽倉的雜工，來到了一家金鋪做學徒。

    在那個時候，金銀首飾很是固定，金銀首飾遠沒有現在這麽精致，款式也少，變來變去就那麽幾款。

    而在當時，何少恒本來是衝著學一技之長而進入金鋪裏做學徒的，可是他在學徒以後沒有靠首飾匠手藝為生，反倒是在鑒別金銀成色的本事使他斬獲不少。

    何少恒很是勤勉好學，在過了一年多後就能獨立操作。

    何少恒的舉動老板自然是看在眼裏，於是老板未讓他呆在作坊，而把他調到鋪麵——看中他的忠誠老實與識文斷字。

    在鋪麵，何少恒終於有了機會接觸到各種形形色色的人，形形色色的話，何少恒他也很快熟悉了鋪麵業務，懂得如何以誠待客，很快的就能上手了。

    那時不少順德老鄉“炒市麵”，意思是錢幣兌換，，如果運氣好，一夜就能賺

    得到數個月的餉金，當然也有運氣不好的時候，不過這些並不在何少恒的眼裏。。

    在何少恒看來，自己天生就可以成功，所以不需要在乎其他的東西。

    而何少恒征得老板同意，在工餘之外開始炒市麵。

    羊城市麵上流通的各種貨幣蕪雜，有各種各樣的，有官辦銀行發行的官元，也有私人銀號發行的銀票，還有各國的貨幣。

    何少恒從小就深知本錢來之不易，不敢輕易“換水”，意思是一種貨幣兌換另一種貨幣。

    何少恒他開始的時候關注蝕大本的人，通過觀察何善衡洞悉出來了他們失敗的原因第一自然是眼光不準，第二是大過貪心，而何少恒在觀察了一個多月之後才下海換水，等待漲到小有盈利時趁早脫手，再又換水。

    就這樣周而複始，一遍遍的重複，何少恒的本錢愈滾愈大，顯示出超眾的金融天賦。

    從這裏也可以明白了有時候必須沉住氣，在一方麵是必須下手要快，眼光要準。

    1922年，何少恒升為金鋪司理，負責金鋪日常經營。

    在剛到羊城的日子裏，何少恒赤手跣足闖羊城，而現在已取得了不起的業績。

    不過，這時的何少恒，在羊城開了眼界，嚐得炒市麵的甜頭，不再滿足做打工大佬的目標了，何少恒想要開創屬於自己的事業。

    這時，何少恒結識了何氏。何氏是番禺人，兩人相隔不遠。

    何氏也是十幾歲就出來闖天下，交際廣，是個比較玩得轉的人物。

    何少恒離開了金鋪，就與何氏一道炒市麵、跑生意。

    1926年，兩人合股在羊城上九路開了一問匯隆銀號。

    何氏做經理，何少恒為副，而當時的人們稱呼他們的店為“二何銀號”。

    他們的開業資金為二十萬，在當時這是一筆很大的數字，當然放在現在也是一筆不小的錢，足夠在羊城蓋一幢洋樓。

    但是對於開銀號來說，這筆錢很難以大小來衡量。

    做得好，一年都可以翻番；弄砸了，血本無回。他們做了幾年，小賺不虧。

    而何少恒雖然沒有借此發財，但是卻長了很多見識，同時也激起他對銀行的長久興趣。

    匯隆未興隆，兩人便友好分手。

    何氏去了葡京，何少恒則去香江。他們經常在羊城聚會。

    何少恒往返省港，利用兩地外幣的差價賺取盈利。其時何少恒三十出頭，到了立業的年齡。

    1933年3月3日，何少恒與林炳耀、盛春林、梁植為等好友創辦恒生銀號。

    開張日期有四個“3”，在粵語中，“3”與“生”同音，取“生、生、生、生”之意，所以被稱為“恒生”。

    恒生銀號鋪址在香江港島中環水樂街七十號，股本金十萬港元，職員十一人。

    後來部分親友要求參股，股本金增至十二萬五千港元。

    對於香江來說，銀行多，銀號更多，在曾經有多少間銀號，沒人數得清。

    這邊開，那邊關，生生滅滅百餘年，當時有人作保守估計有幾幹間。

    而到了如今這個年關，真正能成大氣候的不足二十間。

    而當時的恒生銀號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不是發展為恒生銀行，大概不會有人記得曾有過一間恒生銀號。

    恒生銀行在日子裏，信譽逐步建立，業務日益興隆，效益可觀。

    等到抗日戰爭爆發，恒生銀號在內地的分號逐步收縮到香江一地。

    不過恒生銀號的業務並未受到大大的影響，因為當時的恒生銀號非常的曲線，而且內地來的商人多帶金銀等硬通貨，他們須將其換成港幣到市麵通用，而恒生銀號則大力開展兌換業務。

    等到香江淪陷，恒生銀號將資金偷運到葡京。

    葡京中立，成為省港難民的聚集地，恒生銀行仍大有作為。

    葡京已有一間恒生銀號，歸葡京區氏家族所有。

    這樣，香江遷去的恒生銀號就易名力永華銀號。

    在葡京期間，何少恒與老友何氏經常聚會。

    何氏當時在葡京的貿易局任會計部主任。

    何氏在葡京多年，是當地一位舉足輕重的人物，所以恒生（永華）銀號的許多困難都是何氏出麵解決的。

    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何氏是各方公認的華人領袖。

    香江收複後，何少恒漸成為華人銀行界的公認領袖。

    早年羊城匯隆銀號一門雙傑，成為香江和葡京各界的美談——當然這也是後話了。

    當時何桑也在貿易局做事，通過何氏的引薦認識何少恒。

    限額生意盈利頗大，但需要一定的關係。於是何少恒就與何桑組成大美公司，由何桑出麵從事限額生意，兩人都賺個盤滿缽滿。

    後來何桑回港發展，在資金上得到恒生老大何少恒的大力支持——而這同樣也是後話了。

    比何少恒晚出道多年的的傑出銀行家利國為，這個時候也流亡到葡京，而利國偉正是香江有名的利氏的堂侄。

    利國偉祖父利文一，與氏的父親利良一是親兄弟。

    不過，利文一這一支，到利國偉出生時已衰落。

    而利氏雖被仇人暗殺，卻留下大筆遺產，他的兒子利銘則、利孝賀、利榮大等人均畢業於英國著名大學。

    利國偉1918年生於葡京，就讀於香江敦梅書院和聖約瑟中學。

    中學畢業不久的利國偉考入國華銀行當小職員。

    而從利國偉的這番經曆裏，可見他的家庭已淪為布衣階層，他不得不獨立謀生。

    利國偉對他的家世諱莫如深，也許是利氏的二支，一榮一枯，他無意沾另一支利家的光。

    利國偉進入恒生銀號，是緣於恒生銀號的一名職員何添。

    何添當時負責恒生香江總部的法市、黃金業務，與國華銀行有業務來往，與利國偉相識。

    利國偉來到葡京，何添便向四位大股東談起利國偉。

    林炳炎、何少恒、盛春霖、梁植偉如獲至寶，誠懇請利國偉來恒生銀號工作。

    利國偉沒敢答應，當然他沒有向國華提出辭呈，他覺得這個時候離開國華銀行不好。

    不過，利國偉對恒生銀號的四巨頭留下良好的印象。

    這之前，他與別的大銀行職員一樣，一直瞧不起信譽不太佳、地位低一檔的銀號。

    1945年8月，香江收複。恒生銀號9月就在香江複業。

    恒生銀號的分工仍與戰前一樣，何少恒坐鎮羊城。

    1946年，何少恒與何添等友人，成立恒昌公司，從事糧食生意。

    而恒昌公司即大昌貿易行的前身，二十餘年後，大昌成為香江有名的大貿易行，貿易業務無所不包，成為何少恒的兩大事業之利國偉也是這一年加盟恒生銀號的，

    銀號生生滅滅十分頻繁，利國偉此舉，需要相當的勇氣。利國偉後來回憶道“我是看準了恒生銀號前途遠大，才邁出這一步的。當然，銀號的職業不如銀行牢靠，但銀號未必就不可成為大銀行。”

    1946年夏，果黨為了彌補浩大的軍事開支，大量發行金圓券，禁止民間私藏金銀。

    金圓券膨脹，信用下跌，人們設法將金圓券換成外幣保值，恒生銀號抓住這有利時機，大力開辟兌換業務。

    兌換比率比平時貴許多倍，急需外幣的有錢人在所不借，隻要有外幣就成，好攜資產逃出內地。

    1949年，移民潮達到頂峰。香江是內地有錢人的臨時避難所。他們攜帶來的多是金銀，需要兌換成部分外幣急用。

    “炒金熱”應運而生，很多在港的粵省、滬上人都卷進炒金熱。

    何少恒從1948年起，返港主持恒生銀號炒金業務。

    炒金風險極大，狂颶迭起，一夜暴富、一朝破產屢見不鮮。有不少炒金大贏家，最終落得傾家蕩產，欲哭無淚。

    而何少恒一路順風、吉星高照，以後恒生銀號無論貸款還是投資，出手數十數百萬，令同業眼紅不已。

    這次炒金熱，滬上幫大多錦羽，粵省幫勝者較多。恒生銀號何以這般出色？

    何少恒及恒生銀號同事均守口如瓶。

    卷入炒金的滬上人，大都是銀行家、銀號老板、股票經紀人等，他們一來香江就給“放了血”，因此，在香江執業的滬上幫，多事實業，而少有吃金融飯的——當然這是題外話。

    1949年2月，恒生銀號舵爺林炳炎在港病逝，由何少恒承其衣缽。

    林炳炎是恒生銀號的奠基人，恒生銀行正是在他的總決策下，由一間默默無名的小銀號，發展成同業中的大哥大。

    而何少恒上任後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為恒生銀號改組銀行作準備。

    香江開埠百餘年來，政府對銀行行業的發展及管理，一直奉行自由的積極不幹預政策。

    1948年1&nbp;&nbp;月29日，港府首次頒布《銀行條例》，隻規定經申請由總督會同行政局發給牌照，每年繳納五千港元牌照費的企業，便可經營銀行業，

    而對銀行業務，卻無具體規定。

    無論是條例頒布之前或之後，在香江領牌開辦銀行是比較容易的事，

    這也讓別人想，為什麽會出現那麽多準銀行機構——銀號？而業主為什麽不改為銀行呢？

    銀行的業務，雖沒有專門的法律條款約束，卻有慣例，這種慣例由早期的外資銀行帶來，成為以後華資銀行執業的範本，這種無形中的束縛力，

    使沒有現代金融概念的華人業主及顧主，頗感不便。許多華人銀號商，視執業銀行為畏途。

    而銀號經營靈活，顯而易見；當然銀號信譽不佳，也是顯而易見。

    因此，如果要想獲得大發展，必須走銀行這條路。

    這就是何少恒的出發點。何少恒的主張得到利國偉的大力支持。

    換句話說，如果恒生銀號不改銀行，是留不住利國偉的。

    利國偉正在自修金融學，後來還考上英國銀行公會會士資格，是恒生銀號第一位鍍過“洋金”的銀行家。

    1952年，恒生銀號注冊為法人組織的有限公司，何少恒任董事長。

    1953年10月，恒生銀行遷入皇後大道中一百六十三—一百六十五號的自置物業。

    從規模上講，相當中等規模的華資銀行，業務性質盡可能向銀行看齊，但名稱仍叫銀號。

    戰後經濟的恢複與加工業的蓬勃發展，促使香江銀行業急劇膨脹，夢寐以求改組銀行的何少恒反而下急，他認為這樣辦銀行注定會執笠（破產）。

    他主張漸進，等條件成熟再易名。

    恒生銀號緩慢而穩健地將譏製納入銀行軌道。

    隻念過幾年私塾的何少恒，顯示出大銀行家的遠見卓識。

    因此，恒生易名銀行後，不曾遇到陣痛，而是迎來了高速發展。

    1958年，香江轉口貿易占出口總值的578％；而到1959年下半年，轉口貿易隻占出口總值的304％，而高達696％的出口總值為香江本地的工業品輸出所創造。

    這一驚人的變化，標誌著香江正在從轉口貿易型經濟轉為加工貿易和轉口貿易並重型經濟。

    這被譽為香江經濟起飛的裏程碑。銀行將會在未來的香江經濟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古老作坊式的銀號將成為夕陽行業。

    從內部條件來看，這一年，恒生銀號注冊股本增加到三千萬港元，實收股本增加到一千五百萬港元。如此財大氣粗的銀號，當時唯有恒生銀號了。

    並且，恒生銀號的機製已基本實現了銀行化。

    萬事俱備，隻欠東風。何少恒買下中環消防局側的舊樓，擬建未來的恒生銀行大廈。

    1960年1月1日，恒生銀號改名恒生銀行。而在次年，二十二層的恒生大廈落成，

    外牆采用玻璃幕牆和鋁材，是當時最先進的建築材料。

    銀行物業是銀行信譽的標誌，恒生一易名就不同凡響，令同業刮目，反觀一些開辦多年的銀行，卻仍是錢莊銀號的格局。

    銀海行船，有風有浪，這對恒生銀行，既是挑戰，當然又是考驗。

    1961年6月14日，香港爆發二戰結束以來最大的擠提風潮。

    廖創興銀行人山人海，存戶排著長尤般的隊伍，焦慮地等待提取存款，有的存戶甚至露宿街頭等候次日取款。擠提連續3天，據統計排隊擠提的總人數逾2萬人。

    如此洶湧的擠提風潮，即便是金山銀山也會搬空。廖創興銀行如抽幹血液的軀體，奄奄一息。該行創始人廖寶珊，欲哭無淚，一命鳴呼！

    廖創興受災，其他銀行隔岸觀火，甚至幸災樂禍，說廖氏自作自受。

    他們確有幾分冷酷，但又不是空穴來風。香港政府沒有完備的銀行法，更不會製定官方利率，香港民間的銀行公會倒是製定了同業利率，要求各會員行共同遵守，避免惡性競爭。

    廖創興原本就是把銀號的一套照搬進銀行，對同業公會的條例置若罔聞，創立“高息小額存款”。

    以匯豐、渣打為首的銀行對廖創興十分不滿，又無可奈何。現在廖創興遭到擠提，各銀行難免不會袖手傍觀。

    擠提風潮沸揚了3日之後，警方處長針對廖寶珊已潛逃的謠傳，發表一

    項聲明“市麵出現一項謠言，指有某知名銀行家被警方偵查，且已被通知

    離境雲，查實此項謠言，乃毫無根據。”

    這項聲明對減緩擠提起了一定的作用。

    廖寶珊仍在港，證明他尚能應

    付局麵。不過仍有許多小存戶不放心，不將存款提進腰包，誓不罷休。

    匯豐、渣打是銀行公會常務會員行，還是兼容準中央銀行權利與義務的大商業銀行。兩行發表聯合聲明支持廖創興銀行，聲稱可透支三千萬港元應

    付擠提。

    擠提風潮慢慢平息，搖搖欲墜的廖創興免於“執笠”。欲哭無淚的廖寶珊該破涕開顏，重振雄風——不，他更如驚弓之鳥，惶惶不可終日。事情的起因卻是匯豐的好心援助。

    匯豐與廖創興擬好一份英文聯合聲明“匯豐及渣打已作出若幹安排，令廖創興銀行的事件，完全受到了控製。”

    聲明登於華文報紙，不知哪位翻譯大師的巧譯，中文譯文竟是“廖創興銀行之業務，完全置於匯豐及渣打控製之下。”

    1961年銀行擠提風潮，暴露了港府缺乏法製保障的積極不幹預政策的弱點。

    因沒有法例製約，廖創興銀行的經營即是合法。

    若以國際間銀行慣例衡量，該行的經營又極不規範首先，大量從事非銀行業務其次，所製定的利息遠遠超出同業公會的利率協議；再次，沒有留以相應的流動資金應付日常營業。

    不知廖寶珊本人是否意識到這樣做潛伏著巨大的危機。但他的目的是顯而易見的，不這樣做，家庭財產就不可能在短期內驚人膨脹。

    廖創興事件，港府受到各界尤其是銀行界的批評。

    1962年，港督柏立基爵士，邀請英國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的湯姆金斯來港，湯氏是英國著名的銀行法專家，他對香江銀行業進行考察，並提交了“湯姆金斯報告”。

    同年，香江銀行同業公會超越重重障礙，完成了一件極富意義的大事。

    會員行與非會員行坐到一起來，達成一項利率協議，規定了最高存款利率。

    按此協議，非會員行的銀號也必須遵守。

    香江的銀行業立法，到80年代金融三級製出台才算是基本完備。

    不過，對當時銀行業“無法無天”的現狀來講，這兩項舉措的出台，是個了不起的進步。

    外資大銀行，一直是基本按照國際慣例和同業協定運作的，兩項舉措的出台對他們極有利。

    華資銀行，要麽是從銀號脫胎而來，要麽沾染了較多的銀號遺風。

    他們大部適應不了新舉措，不少人怨聲載道，說英國人卡中國人脖子。

    60年代，正是小銀行與銀號蓬勃發展的時代。

    香江經濟起飛，加工業遍地開花，房地產熱持續升溫，銀行業有利可圖，在香江經濟發展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廖寶珊罹難，並未在華人同業留下什麽陰影。

    有的人有過之而無不及，隻是厄運未降臨自己頭上罷了。

    積重難返，港府的新條例和同業公會的協議，無法從根本上改變現狀，“惡習”甚至愈演愈烈。

    結果，在新條例實施不到3個月，又一場特大擠提風潮席卷香江。

    明德銀號即告破產，眾多的中小銀行在擠提風潮中搖搖欲墜，甚至連信譽卓著的恒生銀行也瀕臨破產。

    恒生一直口碑極佳，難道它也像廖創興一樣出現了重大失誤？

    恒生銀行於1960年1月1日由恒生銀號改名重組的。次年，二十二層的恒生大廈在中環落成。

    除總行外，另在九龍油麻地、旺角設立分行。到1965年，恒生銀行已擁有9間分行。

    恒生銀行在改名之前，就實現了與現代銀行經營機製接軌。

    利國偉在恒生銀行的地位青雲直上，1960年1月1日，晉升為董事；1964年1月，提升為副總經理。

    恒生銀行積極吸納存款，到1965年擠提風潮爆發前，恒生的存款總額高達七億兩千萬港元。

    有較雄厚的存款做後盾，恒生董事長何少恒主動去尋找放貸市場。

    當時紡織業、成衣業、塑膠業、五金業、玩具業等如火如荼，方興未艾，前來要求貸款的工業家紛至遝來，其實根本用不著去找貸款客戶。

    何少恒認為，銀行不是慈善機構，不能等人家“求”我們恩賜；銀行是盈利機構，物色準了客戶，就意味著盈利。

    他說“栽培客戶，就是壯大自己。”

    他還說“不要以為自己是客戶的衣食父母，客戶更是我們的衣食父母。”

    1963年，恒生銀行開辦“銀行業務初級進修班”。

    目的是擯棄銀號不適應現代形勢的舊規陳俗，學習現代銀行基礎業務及管理方式。

    進修班由利國偉主持，身為董事長的何少恒親蒞授課，學員有老職員，還有剛入行的見習生。

    應現代形勢的舊規陳俗，學習現代銀行基礎業務及管理方式。

    按揭製度大大緩解了地產商和置業者，資金不足的困難，刺激了已成熱潮的地產業迅猛發展。

    銀行按揭以土地、物業作抵押，是一項安全係數較高的貸款業務。但也有一個明顯缺陷，資金回籠周期太長。

    華資銀行熱衷按揭業務，恒生銀行亦不例外。

    港府長期奉行高地價政策，土地供不應求，地價日漲月升，這就造成“炒”風盛行。

    一些銀行盲目貸出巨款，為炒地推波助瀾。

    還有一些銀行見獵心喜，手癢難禁，不惜動用自有資金和存戶資金，直接涉足地產業，像當初廖寶珊一樣傾力做地產商，大炒地產物業。

    這樣一來，實力單薄的中小銀行普遍患有貧血症，庫底空虛，流動資金枯竭。甚至有的銀行，連存戶較大數額的提款都不能及時兌付。

    不少銀行捉襟見肘，令存戶惶然。

    銀行危機四伏，一觸即發。

    1965年1月26日，即香江銀行新條例實施的兩個月後，擠提風潮襲擊了未組成法人的小銀行——明德銀號。

    明德銀號熱衷直接介入地產投機，結果陷入資金困難的泥淖。小小的銀號如何擋得住洶湧的擠提潮，提不到款的存戶在街頭哭天號地。

    明德銀號視同業公會的利率協議為無物，一意孤行奉行高息存款策略。

    擠提發生，銀號監理專員即對明德銀行檢查，發現“不僅沒有流動資金，而且沒有償債能力”。

    3月初，香江高等法院批準接管明德銀號，宣布其破產。

    港九謠言四起，人心惶惶。存戶生怕自己的存款銀行破產倒閉，積蓄化為烏有，慌慌湧去提款。

    擠提如汪洋怒潮震蕩港九，中小銀行岌岌可危，如臨末日。

    2月6日，1931年成立的老字號華資銀行——粵省信托商業銀行不堪擠提，現金告罄。2月8日，港府宣布對這家銀行實行管製。

    這家擁有二十六家分行的老牌銀行的倒閉，加劇了存戶的恐慌心理，擠提再掀。

    華資銀行麵臨有史以來最大的信譽危機，匯豐、渣打等外資銀行卻風平浪靜，穩坐釣魚船。

    眾多的中小銀行都麵臨倒閉的危險，其中包括恒生銀行。

    明德銀號發生擠提，何少恒還沒意識到自己將赴其後塵。

    因為恒生並沒像有的銀行那樣，無節製地盲目卷入地產熱。

    恒生雖巨款在外，總是能如期收回，何況，恒生的信譽一直良好。

    明德銀號倒閉，擠提蔓延，何少恒這才意識到勢態的嚴峻。

    2月4日，前來恒生總行及分行提款的人愈來愈多。

    恒生首腦們緊急動員，一麵籌集現金應付提款，一麵派員勸說存戶暫不提款。

    何少恒與恒生首腦門，帶職員分赴各行，向存戶解釋、擔保、奉勸，卻無法消除存戶的恐懼心理。

    或許，是存戶對恒生脫胎於銀號記憶猶新；或許，是存戶對整個華資銀行的不信任，前來擠提的存戶有增無減，恒生的存款總額高達七億兩千萬港元，混亂局麵比當年廖創興擠提還要可怕！

    事實上，世上沒有一家銀行能夠抵擋得往“抽底掏空”的擠提——除非某些不以黃金、外匯儲備掛鉤的國家中央銀行，可以任意開動印鈔機。

    這是因為商業銀行的流動資金總額，不可能相等於存款總額。

    否則，銀行吸納存款，拿什麽支持存戶的利息？

    何少恒向一些關係甚密的富商和銀行家告急，懇求援助，不見一人伸出援助之手。

    窮途末路之際，何少恒又向洋行求援，結果匯豐銀行答應幫助，“無限量”資助恒生渡過擠提潮。

    當然匯豐銀行的幫助是有條件的，獲得恒生51％的股權。

    恒生銀行痛失控股權，但也免於破產，逃出厄運。

    據香江作家何文翔披露，在事情發生數年後，香江銀行界有人傳言，說恒生出售51％的股權給匯豐，實行上是利國偉的主張。

    董事中就他一個懂英語，是他與匯豐大班桑達士講價錢的，而何少恒的原意是出售35％的股權。

    利國偉很坦然地回答道“這並非我的主張，這樣重要的事，是由董事局作出決定的，但我確是恒生派去跟桑達士談判的唯一一個人。還記得當時匯豐銀行派員研究我們的帳目，短短10多個小時，連磋商的時間在內，便完成了銀行史上的巨大交易。”

    恒生銀行易幟，被當時媒介引為“不祥消息”。是福是禍，當然得以曆史來驗證。

    2月8日，匯豐銀行發表公告任何銀行如感到存戶提款壓力，它的財務狀況值得給予資助解決，就準備與對方討論如何協助的問題。

    2月9日，港府鑒於擠提風潮洶湧，宣布每一帳戶每日最高現金提取額為一百港元，並緊急從英國空運英鎊，按一英鎊兌十六港元的比率在市麵流通，以此緩解鈔票不足的矛盾。

    2月10日，港督戴麟之發表講話，聲明港府財源雄厚，隻是暫缺紙幣，

    但這一情況馬上可得緩解，“現在各主要銀行聯合起來，共同應付，同時港府將作銀行後盾。所以本人謹籲各位市民與銀行合作，深賴各位協助以克服目前不必要的困難。”

    這樣子擠提風潮才慢慢平息下來。

    這次銀行危機，比4年前廖創興擠提要嚴重得多。

    持續時間長，長達1年有餘。波及範圍大，兩家銀行倒閉，恒生銀行被兼並，幾乎所有的中小銀行都焦頭爛額，或瀕臨破產，或元氣大傷。

    匯豐銀行、渣打銀行是這場危機中的大贏家，地位巋然不動，還扮演了白衣騎士的角色——在港府的協調下，資助並拯救了不少瀕臨破產的銀行。

    匯豐銀行派了4名董事參加恒生董事局，董事長仍是何少恒，匯豐銀行的董事除參加董事會議提一些建議和參與決策外，並沒有幹預恒生銀行的人事，行政及經營管理。恒生銀行仍是恒生銀行。

    這表明，匯豐銀行對恒生銀行原有的經營機製是滿意的，恒生銀行蒙此劫難，並非經營上出現什麽大的疵漏，而是受擠提風潮之累；這還表明，匯豐銀行是善意收購，不像有的收購者，一旦得手，便將獵物拆骨肢解，至少要弄得麵目全非。

    自然，匯豐銀行的收購，難免落下趁人之危之嫌，故在同業公會中，有的會員行指責匯豐銀行。

    匯豐銀行大班桑達士解釋道“匯豐銀行是一家商業銀行。打個比方，如果匯豐銀行陷於深重危機，華資銀行會不會聯手起來，無條件、無限量資助匯豐呢？”

    這樣的事不曾發生，故沒有答案。

    且說恒生銀行加盟匯豐集團，有了強大的靠山，信譽馬上恢複。

    擠提前，恒生的存款總額為七億兩千萬港元，擠提造成存款大量流失。

    歸匯豐旗下後，擠提嘎然而止，存戶轉而去存錢，到這年6月，存款總額翻番，高達十五億港元！

    1972年5月29日，恒生銀行成為上市公司，共發行股數一千萬股，實收股本1億港元。其中一百萬股麵額十港元的股票，以一百港元的價格公開發售。

    結果，在該年內最低成交價為一百三十五港元，最高成交價為一百九十五港元。

    到1973年股價飆升到二百九十港元，幾乎是麵值的三十倍！

    匯豐銀行大批收購恒生銀行股票，到1978年底，匯豐銀行占有恒生銀行的股權由原來的51％升到61％。

    匯豐銀行對恒生銀行的控製權加大了，同時，也意味著恒生的資金後盾更強大、更穩固。

    1978年底，恒生分行增到三十五間，員工達三千七百人，存款總額一百二十八億港元，年盈利兩億零八百萬港元。

    其實力，遠遠超過各華資銀行。

    恒生銀行不加盟匯豐銀行，就不可能獲得如此飛躍的發展。

    當初，恒生銀行易幟，成為華資業界的大悲劇。

    誰料，頻頻發生的銀行危機，又使眾多華資銀行重蹈恒生覆轍，紛紛被外資大銀行兼並或參股，“為仔做孫”，其結局遠遠不如梅開二度的恒生銀行。

    剩下寥寥幾家獨立的華資銀行，均未成大氣候，如履薄冰，謹慎保身。

    香江言論自由，自然有人譴責港府，說在曆次危機中，港府反應遲鈍，甚至有意拖延，為外資大銀行吞並本地銀行大開方便之門。

    自然又有人不苟同這種觀點，說港府是行政機構，不是眾銀行的控股公司，為何每次銀行危機，遭劫難的基本是華資銀行？優勝劣汰，適者生存——此乃商界法則。

    這便是一部很出名的著作《閱世淺談》。

    有一位作家，對這本書有一個綜合性的評價

    “從他的《閱世淺談》，我們可看出在待人處事方麵，他基本上遵循儒家的傳統，他在書中引了不少禮記、論語、孟子、曾子，勸青年人自省、立誌、勤勞、戒貪念、和善待人、仁義道德。但在經營上，其觀念卻是西方現代的，例如他強調心理學、公共關係、現代管理方法。”

    這本書成為香江銀行界人士訓練職員的基本教材之一。

    恒生銀行不僅僅是一間盈利機構，它還熱心社會服務。

    恒生的“教育輔導”部門不收費、不牟利，專責進行香江學生到海外留學的輔導工作，並幫辦理入學申請和留港手續。“銀行業務初級進修班”，立足恒生，麵向社會，迄今，已有五萬人次接受培訓。

    恒生銀行的“資料研究”部門更是遐邇聞名，研究人員專門收集香江及世界經濟資料，寫成研究報告，免費向全社會提供，如《恒生指數》、《國際金融與市場行情》等深受香江人士重視及歡迎，影響遠播世界。

    1978年，何少恒獲授予的cbe勳銜。

    1983年，何少恒卸去董事長一職，由利國偉接替。

    何少恒家族的財產，主要以銀行、地產、貿易三部分組成。

    家族持有六百四十六萬股恒生銀行、294萬股永隆銀行股票；擁有多處物業股權及獨立花園洋房；與何天等人合營的恒昌貿易行出售套現七十五億港元，何善衡家族持35％恒昌股份。家族財產額估計為一百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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