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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以上兩點，也跟史語所的人才培養模式有關係。”

    關於史語所的話題，還在繼續。

    “史語所的人才培養模式？很特別嗎？”

    對於這個問題，蘇亦給出自己的回答，“有點特別，它的人才培養模式跟高校不一樣，除了出國留學回來的幾人之外，其他工作人員基本都是靠邊發掘邊學習成長起來的，即便是史語所錄取的兩名研究生石璋如和劉燿兩年的研究生學習也都是在工地完成的，沒有正式的授課。”

    “他們更加注重田野發掘培養而不是先從理論培養開始，因此，史語所在理論研究方麵是滯後的。當然，這也有客觀原因，當時，史語所成立尚短，發掘任務大，再加上抗戰爆發，根本就沒有多少時間跟精力做學術研究。”

    “可就算如此，民國時期，考古學類專著也不應該這麽少吧。”

    這是來自於中文係姑娘查英華的疑惑。

    相比較蘇亦他們，她徹徹底底的外行，因此，不輕易發言。

    不過現在是閑聊階段，又不是在大學課堂，見到大家都安靜下來，她忍不住問出自己的疑惑。

    蘇亦點頭，“確實不局限於這些書籍，還有挺多的。比如《美術考古學發現史》（郭沫若譯，1929年）、《東亞考古學之研究法》（姚薇元，1930年）、《近百年古城古墓發掘史》（鄭振鐸譯編，1930年）、《東方文化之黎明》（汪馥泉譯，1932年）、《史前藝術史》（岑家梧，1933年）、《舊石器時代之藝術》（裴文中，1934年）、《古物之修複與保護》（胡肇椿譯，1936年）、《古物研究》（楊煉，1936年）、《圖騰藝術史》（岑家梧，1937年）等書也具有一定的教材性質。”

    蘇亦說完，眾人恍然。

    查英華好奇，“小師兄，這些書你都看過了嗎？”

    蘇亦點了點頭，“大部分都翻看過了。”

    “哇！”

    “這個閱讀量。”

    “小師兄就是小師兄。”

    蘇亦笑，“本科階段，這些書並不是必讀物，我翻看這些書籍，更多是個人興趣愛好。大家對考古學史感興趣的話，可以看一看，不然，選擇性閱讀就行。”

    他之所以羅列出這些書單，是向宿白先生學習，先把涉及到的書單都列出來，用不用得到另說，權當做目錄收集。

    未來工作需要了，查找起來也方便。

    快到故宮的時候，蘇亦在感慨，“這一路上，講的東西有點多了。從博物館學講到考古學，從棚橋源太郎講到濱田耕作，其實，這些知識點總結起來，就可以作為一個考古學思想史研究，同學們感興趣的話，可以寫一篇論述‘中國早期考古學和博物館的日本淵源’的論文。”

    同學們連忙抗議，“小師兄，這個課題太大了吧。”

    蘇亦點了點頭，“也對，確實太大了，不說博物館部分，僅僅考古學部分，除了濱田耕作，還有不少學者在理論和方法上都對中國早期考古學有相關影響，也有學者在各種專題的研究中做出獨特的貢獻。比如在安陽，就梅原末治、岩間德也、大山柏，在銅鼓和崖墓有鳥居龍藏，在銅鏡有富岡謙藏，在雲岡石窟和華北佛教石窟寺有水野清一、長廣敏雄，在東北考古有島田貞彥、森修、原田淑人、小泉顯夫，在長城地帶考古還有江上波夫。甚至有些貢獻出自其他領域的學者，比如建築學和建築史的伊東忠太，而鳥居龍藏則出身於人類學。”

    蘇亦說完這段話，眾人都傻眼了。

    黎新葉著旁邊的方靈說，“這些學者，我一個都不認識。”

    方靈笑，“很簡單啊，我們都不是學考古學的。”

    王訊在旁邊吐槽，“學姐，就算是我們也基本上都沒聽說過這些日本學者。”

    查英華好奇，“那小師兄，怎麽懂那麽多啊。”

    張新說，“因為小師兄會日語，可以看日語版考古發掘報告，這些日本學者關於國內的考古發掘報告，小師兄可沒少翻看。”

    “哇，原來小師兄這麽厲害。”查英華露出一副驚訝不已的模樣。

    有些浮誇。

    但，被中文係小姐姐崇拜的樣子，還是很讓人受用的。

    起碼，王訊等人與有榮焉，“我們小師兄，確實很厲害。”

    方靈打趣黎新葉，“我們葉子的眼光就是好。”

    為啥好，不言而喻。

    蘇亦笑，“沒有那麽誇張，我日語也是剛學的，屬於入門階段，主要是宿白先生對此有要求。進入研究生階段，就需要大量閱讀外文文獻，因此，會一兩門外語還是很重要的。”

    “如果不會呢？”王訊問。

    蘇亦說，“不會就學啊，強迫自己學，跟學英語一樣，一點點學，就算不會說，能閱讀也可以。”

    查英華說，“我們中文係的，相比較日語，我感覺英語更重要。”

    蘇亦笑了笑，“都挺重要的，會日語可以研究日本文學，會英語可以研究西方文學，要是會德語、法語以及意大利語，就更加了不起，直接可以研究文藝複興時期的諸多文學著作了。”

    對於查英華的話，蘇亦並不同意，對於中文係的學生來說，任何一門外語都挺重要的。

    不過，他也沒有硬懟查英華，隻是感慨，難怪對方幾年後，北大畢業證都不拿就跑去美利堅留學。

    “小師兄，你今天講的東西太多了，能不能跟我們做一個簡單總結啊，不然，聽起來挺有趣，但一會去就記不住了。”

    一直不怎麽說話的黃鶯歌，看到中文係的姑娘跟蘇亦聊起來了。

    也加入閑聊的隊伍之中。

    蘇亦問，“怎麽說？”

    黃鶯歌問，“你現在還沒告訴我們，蒙特柳斯類型學對咱們中國考古學有什麽具體影響呢。”

    她是曆史專業的姑娘，跟中文係的姑娘相比較，她肯定更加熟悉考古學的情況，但跟考古專業的學生比較，她又稍顯外行。

    蘇亦剛才說了那麽多學者，從博物館學的成立講到棚橋源太郎，又從棚橋源太郎講述到蒙特柳斯類型學，才引出濱田耕作以及一係列民國時期的考古學者以及相關著作。

    講了一大堆，到最後又跑去講述外語的重要性。

    整個過程太零碎了。

    確實讓人找不到重點。

    考古專業的學生還行，其他專業的學生聽起來太淩亂了，完全不成體係。

    蘇亦笑道，“其實就是閑聊，所以不用那麽正式。一開始就是講述博物館以及中國博物館學的建立，然後才講到日本博物館之父棚橋源太郎對中國博物館學建立的影響。這部分，因為抗戰爆發，最終不成體係，或者說沒法落實到實處，隻能停留在紙麵上，因此，咱們中國近代博物館學還是走上了舊物維新的道路。”

    “小師兄，舊物維新是啥意思？”

    蘇亦解釋，“就是重視舊物，古物，可以清晰看出中國近代博物館事業的初始階段在很大程度上源於對古物問題的處理，古物的中體中用，最終在觀念層麵被古物的西體西用所取代。然而在實踐中，依然還有大量殘餘，潛移默化地影響著文博行業的某些行為，包括考古學和博物館，如注重大器、重器的寶物思想，對文物的重藏輕用，以及對公益性和公共性認識的不足。從這點來說，中國博物館學成立的時候，博物館人一開始就引入了棚橋學，最終這個學術理念沒法像在日本上生根發芽，這也是導致咱們中國近代博物館事業跟日本有根本異同的原因。這點上跟考古學完全不一樣。”

    近代中國博物館，基本上都是曆史博物館，而曆史博物館不重視古物重視啥啊？

    這個觀念也也在影響著考古學。

    早些年，很多考古從業人員，隻追求大物跟寶物，普通的出土物根本就不給予例會，甚至遺址之中的動植物遺存，理都不理會。

    從這個方麵來說，被吐槽成為鋤頭考古也是可以理解的。

    “相比較博物館學，考古學方麵，受到日本學者的影響就巨大了。尤其是濱田耕作，他擁有他人無法企及的豐富的中國考古學實踐，不僅僅是研究、寫作和田野考古，濱田耕作保持了與20世紀前期中國學術群體的密切聯係，參與了中國早期考古專業人才培養、考古學組織的創設等一係列活動，早已為中國學術群體熟知。比如，胡肇椿先生就是他的學生。”

    “直接對當時的南方考古產生極大的影響。還有翻譯他的書籍的若幹學者，因此，也催生了近代中國考古學的理論以及方法。”

    說到這裏，蘇亦又說，“從這個脈絡來說，前麵提及張鳳主編的《考古學》、到俞劍華翻譯的《通論考古學》以及胡肇椿、鄭師許合譯的《考古學方法論》都是受到濱田耕作的影響。而濱田耕作的這些著作，則是分別受到他導師皮特裏以及蒙特柳斯兩位學者的影響。”

    “我前麵提及的人物故事，都是圍繞著這一點來說的。中間穿插了史語所以及考古學史的知識點，也都是由此延伸出去的。核心點，還是講述著近代中國考古學理論以及方法的建立經過。”

    “而且這一切都是由蒙特柳斯類型學的這個知識點引申出來的，因此，我們可以回歸這個主題。那麽多學者翻譯蒙特柳斯的方法論，是不是真的在咱們中國考古學落地生根，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學者呢？”

    蘇亦給出肯定的回答，“是的，這些譯著對中國考古界的影響，體現在潛移默化中，使得大家都得以了解當時國際流行的考古類型學方法。真正開花結果還是需要第一線考古學者在實踐中的嚐試和努力，其中咱們北大考古教研室的主任蘇秉琦先生就是傑出的代表，也可能是惟一的代表。”

    “唯一的代表？”

    考古專業的學生恍然，中文係跟曆史專業的姑娘則有些蒙圈。

    蘇亦解釋，“蘇秉琦先生把北歐學者創立的考古類型學理論，結合中國考古學的實際，成功地實現了中國化，從而奠定了我國考古類型學的基礎。實際上，從某種意義上講，蘇秉琦的成就實現了《考古學研究法》譯者鄭師許當初的一個願望。”

    “什麽願望呢？”

    “就是‘深望這書一出，其影響所及，我國有誌考古事業的青年，也能成就一兩位如濱田氏的權威學者！”

    “是的，事實上，他做到了。蘇秉琦走的正是這條道路。年代，蒙特柳斯著作通過日本乃至直接來自歐洲的傳譯，使得以蘇秉琦為代表的中國學者真正學到了歐洲考古研究的核心技術，使得在地層學之外，考古學另外一種基本方法也逐漸發展起來，中國近代考古學由此邁上了一個新的台階。這應該主要歸功於聞宥、鄭師許、胡肇椿、滕固等這些默默為人作嫁衣的翻譯者，因此，今日我們回顧中國近代考古學的發展史，是不應該忘記他們的。這也是我前麵重點提及這些先生的緣由。”

    他們或許在中國考古領域，並沒有取得多高的學術成就，但，他們是先驅，是引領者。

    他們撒下著希望的種子，過了幾十年以後，終於成就了一名新中國考古奠基人。

    從這點來說，他們功不可沒。

    也是蘇亦跟同學們提及中國近代考古學建立之初，為什麽會重點提及他們的緣故。

    前人栽樹，後人乘涼。

    蒙特柳斯類型學，現在經過蘇秉琦先生他們這些前輩通過田野發掘實踐，最終形成了特色鮮明的中國考古類型學的基礎。

    這也是為什麽，俞偉朝先生後來會呼籲，中國已經成功建立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考古學。

    會把以蘇秉琦先生為首的學派稱為“中國學派。”

    就是因為蘇秉琦先生是我國考古類型學的集大成者。

    從，1948年，蘇秉琦先生發表的《瓦鬲的研究》開始，已經標誌著中國考古類型學正式出現了。

    因此，蘇亦繞了一個大圈，並沒有跑題，隻是他講的信息量有點大，讓同學們忽略了重點而已。

    現在，繞了一大圈終於繞回了原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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