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7章：誰入地獄——元君廟仰韶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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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蘇亦收集到的資料以及實地考察結果，長春現存偽滿時期的建築，可以分為兩條軸線。
第一條，是斯大林大街舊大同大街），是長春站往南，建國忠靈廟為終點；第二條則是新民大街舊順天大街），從臨時皇宮現地質宮）往南，把偽滿八部等官廳串聯起來，到新民廣場順天廣場）止。
從這些規劃，很容易推斷出來，這兩塊區域就是當初“新京”城市規劃的核心區域。
而且，年代開始，一直到七十年代，三十多年裏，整個長春城區並沒有太多大型新建築，依舊保持著當年新京規劃的模樣，因此，在這個年代遊覽長春，有種行走在曆史時空的錯覺。
蘇亦很喜歡這種奇妙的體驗。
然而，時間有限，他沒法在長春待很長的時間，能夠在研討會的幾天時間裏麵，摳出一天的時間瞎逛，已是不容易。
而且，要寫一篇小論文，他調查的“滿洲式”官廳建築已經足夠了。
根據他的個人經驗，寫論文，選題就要足夠小，近現代長春城市規劃是一個大課題，這不是他的專業範疇，要研究這些課題，有建築學的大佬。不要說城市規劃，僅僅是長春“滿洲式”建築這個課題，對於他來說也足夠大，光憑他一個人，短短一天的時間，是沒有辦法弄完這些的。
因此，他隻能把選題繼續縮小。
要給偽滿建組分類的話，按照蘇亦的分法，大致可以分類。
一、軍政機關類。
二、經濟集團類。
三、宗教禮製類。
四、文件單位類。篳趣閣
這一類建築大致有二十多處，主要分為關東軍殖民軍事機關類跟偽滿國家行政機關。
前者代表日方，後者代表偽滿方麵。
再細分，主要包括曰本關東軍軍事基地及官邸、偽滿官廳及官邸建築。
因此，他又在這個大類繼續細分，隻研究偽滿官廳及官邸建築。
因為關東軍軍事類建築，太分散了，除了省委省政府所在地的關東軍司令部以及憲兵司令部比較好找之外，其他的基地都比較偏，蘇亦根本就沒有這個時間去一一做調查。
隻能一再縮小研究範圍。
而偽滿官廳，蘇亦跟吳鎮武逛了個遍，從第一廳舍到第十四廳舍，除了被拆除的兩個廳舍，全部都做文物建築調查表存檔。
其他部分，例如偽滿地政管理局，偽滿滿鐵綜合事務所，偽滿國務院總務廳宏報處，偽滿新京順天警察署等舊址，他也做了補充調查。
實地調查，做到他這程度，也差不多夠了。
從建築藝術風格來說，軍警類的建築主要是采用曰本建築文化風格，以便彰顯曰本地位。例如現在省委大樓，關東軍司令部舊址，就是朝著曰本名古屋山城建築，“帝冠式”和“山城堡壘”兩種元素結合以彰顯威嚴，不僅如此，它的大門還鑲嵌曰本皇室菊花章。
相比較之下，偽滿官廳的建築風格則式另外一種呈現，它是曰本“帝冠式”的滿洲版，在其基礎上，又加入協和”的政治思想，因此，也被稱為“興亞式”。
從這點來說，偽滿建築的興亞式風格，並不等同於曰本的“帝冠式”，它是其本土化的一種探索，是全新的“滿洲式”，奈何，偽滿統治時期短暫，這種風格的建築形式，並沒有繼續延續的機會。
那麽研究偽滿時期的殖民建築曆史，有什麽意義？
自然是有用，不同的學科研究有不同的學術意義。
除了見證曆史，及其蘊含的警示價值之外，這些大麵積的“興亞式”城市建築群，在這全世界範圍內，也是絕無僅有的。
按照蘇亦的學術背景，他不可能去研究他們的建築史，沒有必要，但他卻可以從文化遺產保護的角度去闡述它們的作用。
可以說，在這個年代，全國範圍內，能夠認識文化遺產重要價值的學者，也沒幾個，更別談，應該如何去保護了。
他回到南湖賓館以後，先一步整理資料，暫時還沒有辦法把文章弄出來，一些關鍵的文獻還沒有查閱，不能瞎寫，不過，這方麵他也不著急。
到時候，回北大再弄。
要是北大圖書館沒有的文獻資料，再委托吳鎮武幫忙，這哥們，應該會很樂意的。
現在嘛，自然也不能閑著。
好不容易來了一趟長春，有著吉大那麽豐富的藏書資源不利用，那麽多浪費。
美麗的長春坐落在吉大裏。
這是前世的梗。
這個時候，吉大還沒有合並長春的眾多高校，就連後來的吉大校本部前衛南區都還沒有修建，隻有老校區前衛北區。
1978年的吉大老校區，一點都不老。
尤其是雄渾大氣的理化樓，比北大的燕園的建築都要豪華。
實際上，吉大直到1950年才從沈陽搬遷到這裏，當時還叫東北人民大學，58年才改名。
後來匡亞明調任吉大校長以後，吉大開始大麵積的基建，比如豪華的理化樓就是60年代初建成的，主體六層，局部九層，鋼筋混凝土結構。建築造型簡潔，立麵對稱，整體頗顯莊重，隻有簷口部分有簡潔的裝飾，簷下有仿鬥拱的構件。
該樓被稱為長春建國初期的“十大建築”之一，這麽豪華的建築樓，在當年全國各大高校也是少的，就算北大也都沒有這樣的建築樓，而且，由於建築質量較好，該樓至今仍作為教學樓正常使用。此外，還有文科樓，也是這個時候建成的。
看到這棟建築，蘇亦也忍不住感慨，他前一天，滿長春尋找“興亞式”老建築，現在卻又開始參觀長春建國初期的“十大建築”之一，有著時空交錯的感覺。
然而，理化樓是他第一處打開的“十大建築”嗎？
當然不是。
他第一處打卡的“十大建築”是南湖賓館，此外，昨天他還去同為十大建築的省圖書館，以及地質宮。
而地質宮原本是偽滿新皇宮舊址，結果隻建設地下結構，因太平洋戰爭爆發，財力緊張而停工。解放後才重修，也是後來吉大博物館，現在還屬於長春地院，因為是在新民大街的北端，他跟吳鎮武也就順道過去看了。
至於省圖書館，純粹是去查資料。
從某種意義來說，美麗的長春在吉大裏麵也不算錯，後世大部分“興亞式”建築，都成為吉大的教學樓。
比如，現在吉大，也有兩處偽滿時期的建築。
第一個則是1940年10月31日建成的鳴放宮。
其實，這座建築的原名叫“神武殿”，目的是為了祭祀神皇。
早些年是空軍航校的禮堂，後來航校遷走以後，吉大花了50萬把它買下來作為學校大禮堂。
名字取的也挺有意思，出自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匾額還是由於省吾親自書寫的。
根據吳鎮武的八卦，據說，當時吉大還給於老300塊的潤筆費，相當可觀。
後來，這個名字因為有“大放大鳴”之意，匾額直接被摘下來，現在也都沒有掛上，不過名字也就流傳至今，依舊沒有改。
第二處，則是他今天過來吉大的目的地——吉大圖書館。
圖書館所在的“偽滿炭礦株式會社舊址“大樓，就是1939年12月22日建成。早年間，這大樓就是吉大的行政樓，文科樓建成以後，才從這裏搬出來，成為圖書館。
梁啟超曾經說過：“曆史上每一個文化都產生了它自己的建築。”
大學也是如此。
蘇亦拿了吳鎮武的借書證，混入圖書館的時候，也不禁感慨。
這裏館藏極為豐富，不僅擁有不少偽滿時期的史料，甚至還有大量滿文文獻，奈何，不會滿文，看不懂，隻能作罷。
滿文文獻看不懂，館藏的滿鐵資料卻多少能看得懂一些的，書寫語言，主要是日文、俄文跟英文，俄文看不懂，但英文閱讀已經沒啥問題了，至於日文，連蒙帶猜，八九不離十，畢竟，他這段時間也沒少學日文。
各種報告，涵蓋的種類太多了。
蘇亦也隻是好奇的翻一翻，他不研究滿洲史，也不做文獻研究，就是過來找偽滿時期的相關史料而已。
滿鐵的調查報告，算是一種，卻也不是他需要的城市規劃以及建築相關史料。
倒是找到一本《偽滿時期東北經濟統計(1931—1945)》，奈何他不是研究經濟的，似乎這個年代，國內的學者很少有研究偽滿時期的建築論著。
除了一些原始資料，沒法子，蘇亦隻好找曰本學者的。
還別說，真找到了。
例如曰本的建築史學家家村田治郎1944出版的《滿洲的史跡》，還有當年的《滿洲建築雜誌》，在這本雜誌裏麵，找到了大量蘇亦需要的資料。這玩意，不是在吉大的圖書館，要回北大，估計還真找不到。
於是，這一天上午，蘇亦就一直泡在圖書館裏麵。
也隻能是一個上午，下午還有事。
因為研討會下午結束，大家需要集體照相，蘇亦不能缺席。
他也隻是早上研討會的時候，偷偷跑出來，因為研討會最後兩天，學術報告逐漸減少，開始固定古文字研究學會的各種章程以及理事會長的選舉。
這種事情跟他沒啥關係。
第一屆會長，肯定是於省吾先生。
至於理事也都是各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跟他這種小輩沒啥關係，但下午的閉幕式，他肯定是不能缺席的。
怎麽說，他還要客串會議攝影師呢。
閉幕式結束，大家在南湖賓館主樓外麵拍合照。
合作是專門的工作拍攝，不需要蘇亦客串，但他也沒有閑著，主辦方還安排大家去參觀吉大校園，校長都親自過來接待大家，蘇亦又來活了，他是隨行攝影師，而吳鎮武則變成他的攝影助手。
忙活了一個下午，到晚上，則有一個晚宴，跟後世的冷餐宴不一樣，就是食堂聚餐。此外，吉大這邊還在大禮堂鳴放宮舉辦聯歡會，師生們在上麵載歌載舞。
至此，整個研討會圓滿落幕。
蘇亦也很榮幸地成為中國古文字研究學會第一屆的創會會員，他也是有組織的人了。
就算如此，蘇亦他們也沒有立即返回北大，因為他們一行，還需要在吉大考古專業做一場學術報告。
不僅鄒恒、高銘兩位先生需要參與，他也不例外。
誰讓吉大考古專業的創始者張忠培先生是北大自己人呢。
他跟高銘先生，還有之前做周原報告的徐錫台先生是北大同班同學。
又跟俞偉朝先生一樣，都是蘇秉琦先生的研究生，一畢業，就被分配到吉大，不然，估計也要留校北大。
作為考古學界的大佬，日後的故宮博物院院長，蘇亦聽過張先生太多的傳聞。
隻不過他一直有個疑惑，就是為什麽張先生當初副博士畢業，既不留校北大又不去考古所，卻被分配來吉大？
這是什麽原因？
最大的原因，還是組織分配。
然而，組織分配也是領導決策的。
這一次過來長春，蘇亦才從高銘先生的口中得知，張先生之所以被分配到吉大，也跟他的研究方向有關。
他當初在北大師從蘇秉琦先生，研究新石器時期考古，同時，他也為林耀華講授“原始社會史與少數民族誌”做過助教。
因此，後世提及張先生的師從，總會提及蘇秉琦、林耀華兩位先生。
這也是為什麽他會被分配到吉林大學曆史係的原因之一。
張先生跟高銘先生是同班同學，跟俞先生又是同為蘇門師兄弟，跟鄒恒先生也不陌生，他之前在北大讀書的時候還參與了鄒先生主講的“商周考古”部分內容的講授和《商周考古》部分章節的編寫。
這些年，為了創辦吉大考古專業，他也沒少跑北大。跟北大諸位師長的關係，非同一般。
蘇亦第一次在南湖賓館，見到這位老學長的時候，滿是感慨。
前世，他研究考古學術史的時候，這位先生的可以說是繞不開的重點人物，尤其是關於他關於方法論以及學術史上的成就“兩學三論，三個時代的中國考古學發展定位。”也對蘇亦有著深刻的影響。
這樣一個傳奇人物，就這樣出現在自己的麵前。
就算他這一年多來，見過不少師長，見過不少前世隻能在文章著作裏麵提及的老前輩，這一次，再次見到張先生，他依舊感慨不已，能夠跟這些先生們生活在同一個年代，真好。
因此，對於張先生，他天然就有一種親近感。
沒有錯，作為吉大考古專業的負責人，張先生也是這一次古文字成立大會的發起人之一，早在他們到南湖賓館的第一天，就見到對方。
不過當時熟人太多，蘇亦隻是小透明，張先生也隻是簡單跟他一下招呼，並沒有私下接觸的機會。
這一次，他們被邀請過來吉大做演講，跟張先生交流的機會就多起來了。
在文科樓休息室內，他跟高銘鄒恒兩位先生幾乎都被吉大考古專業的老師圍在中間。
跟北大考古專業的豪華陣容相比較，吉大考古專業此時的師資，顯得較為單薄。
張忠培先生講新石器考古、林沄先生講商周考古、李如森老師講戰國秦漢、魏存成老師講隋唐、除了考古學幾大段課程外，姚孝遂先生講古文字、張博泉先生講東北史、王可賓先生講原始社會史、羅繼祖先生講文獻。
當然，這種單薄是相比較北大的，這個陣容，放在同時的全國高校，已經很豪華了。畢竟除北大之外，國內的高校，也都是這一時期創辦考古專業，有的學校連師資都沒能配齊。
而且，這些先生，用蘇亦前世的眼光看來，一個個都是頂級學者。
張忠培先生就不說了，新中國培養的第一代考古學人，絕對的領軍人物。
林沄先生師從於省吾先生，也是後來吉大考古的領軍人物。
姚孝遂、張博泉、王可賓、羅繼祖極為先生，則各有各的來曆。
不過四位先生，隻有姚孝遂先生在場，他是於省吾先生的研究生，又是教古文字的，高銘跟鄒恒兩位先生都沒有離開，他也姚留下來作陪，要知道當初吉大考古專業能夠建立，也得到他的不小支持。
此外，吉大考古教研室的支部書記李木庚先生也在現場。看到蘇亦，這位先生也很熱情，還問蘇亦對吉大的印象怎麽樣，以後畢業以後有沒有考慮到東北工作。
問得蘇亦都不知道怎麽回答。
好在張先生笑道，“李書記，你想多了，蘇亦同學到時候畢業，你覺得宿先生舍得讓他離開北大嗎。”
瞬間，現場笑成一片。
要論競爭力，吉大肯定跟北大沒有可比性，更不要說，蘇亦還是北大培養出來的學生。
張先生之所以被分配到吉大，是個例外，此後，北大就很少學生被分配到吉大。
就算是張先生當初畢業，也不想來吉大，他本科畢業的時候，一連三個誌願都填寫考古所，想要到第一線做田野考古，奈何，當時國家需要培養人才，他就被留校繼續深造攻讀副博士學位，後來副博士製度不了了之，1961年畢業的時候就被分配到吉大。
又因為是曆史係唯一一個具有田野發掘經驗的老師，1972年吉大考古專業成立的時候，他自然而然就成為考古專業的負責人。
這些都是機緣巧合，曆史不能複製。
蘇亦畢業以後，宿白先生肯定不會讓他外放。
原因多種多樣，但，最大的原因就是蘇亦年紀太小，不放在身邊，估計北大的各位師長都不放心，更不要說宿白先生。
因此，見到蘇亦，張先生也不由感慨自己的求學生涯。
他說，“我當初到考古專業的時候，並不是特別喜歡，覺得整天研究些壇壇罐罐、磚頭瓦塊，理論貧乏，枯燥無味。直到後麵，慢慢喜歡上考古，喜歡上田野，此後一發不可收拾。”
都是這樣，王鏡澤的真香定律，大佬們也不能免俗。
張先生之所以感慨，主要是他覺得蘇亦這麽小，就毅然決然選擇考古，而且一步到位敢報考宿白先生的研究生，這種魄力，就不是一般的少年天才能夠擁有的。
要知道，少年天才有，但能夠明確知道自己想要什麽，並且敢去嚐試的，可不多。
這樣具有行動力的蘇亦，給他留下極為深刻的印象。
麵對張先生的感慨，蘇亦隻能傻笑，不然，他也不知道該說啥。
好在，休息室內，除了幾位先生外，也有其他年輕的老師。
比如講戰國秦漢考古李如森，就曾經去過北大進修，當過俞偉朝先生的助手。
還有商周考古的助教許偉老師，他則是吉大考古專業第一屆畢業生，畢業之後到北大跟著鄒恒先生進修，做他的助手。
現在老師來自己的學校了，肯定也不能確係。
最後就是隋唐考古的魏存成老師，一看他的研究方向，就知道跟蘇亦關係莫逆。
因為國內，這個時候，研究隋唐考古的大拿隻有宿白先生。
而對方畢業留校以後，1973年就被張忠培先生送到北大進修，跟著宿白教授學習魏晉南北朝隋唐考古，1975年8月學成歸來從事魏晉南北朝隋唐考古研究。
此外，這位先生也不拘泥於隋唐考古，他在高句麗渤海考古與曆史，以及同時期朝鮮半島、日本考古與曆史諸方麵的教學和研究，這在全國獨樹一幟，發揮了吉大的地方優勢。
因此後來，中國要將“高句麗王城王陵及貴族墓葬”申報為世界文化遺產，魏教授是名符其實的高句麗專家做出極為突出的貢獻。
當然，這是後話。
現在嘛，作為師兄，見到小師弟來到自己的地盤，他整個人熱情的不得了。
魏師兄憶苦思甜，回憶在北大跟隨宿先生學習的美好時間，蘇亦自然要扮演好忠實聽眾。
而且他也真沒想到，會在吉大有直係師兄。
反正一窩子的熟人。
大家都天南地北的聊著。
然後說著說著，話題就拐到蘇亦的身上。
他的年齡肯定是大家重點討論的話題。
這麽小，就讀研究生。
絕無僅有。
說著，就提到他在研討會上的表現，都好奇他怎麽會研究“數字掛”，要知道蘇亦能夠在會場幫助張政烺先生補充說明古代筮法，還提出“數字卦”這個概念，給與會的眾人留下幾位深刻的印象。
沒法子，麵對眾人好奇的目光，蘇亦隻能瞎扯，“除了家學之外，主要還是受到商承祚跟容庚兩位先生的影響，我也受到他們的才開始學甲骨文的。”
眾人恍然。
甚至姚孝遂先生還拿他跟商承祚先生做比較，“之前在南湖賓館，大家都感慨你們廣東出人才，尤其是中大的曾憲通先生，還跟我們說，你跟商老一樣，都是少年天才。還遺憾，這一次商老已經確定名單要過來了，後來感冒了，天氣太冷，也跟容老一樣，沒有過來了，不然見到你肯定非常高興。”
蘇亦也覺得遺憾，“我之前在廣州省博實習的時候，時間太匆忙了，也一直沒有機會拜訪商老。”
這個時候，高銘先生突然笑道，“你們可能不知道，當初蘇亦報考我們北大的時候，中大的梁釗韜教授還打算跟我們搶人呢。甚至，商老家的大公子商誌譚打算幫商老收徒的，他還許諾，要是蘇亦願意去中大，就讓商老收他為關門弟子。”
這話，讓眾人意外不已，紛紛驚呼，原來蘇亦跟商老還有這樣的緣分。
姚孝遂先生直說可惜，然後他又說，“這一次，商老原本是要來的。不過容老已經84歲了，天氣太冷，路途太遠，所以容老早就跟學生們說不去長春了。但商老沒有征求容老的意見就敲定了到長春開會的名單，當商老宣布自己同一班青年教師一道到長春參會後說：“容老因年紀大，這次就不去了。”容老聽後馬上發火道：“誰說我年紀大就不去，你比他們大三四十歲都能去，為什麽我比你大八歲就不能去？”結果，臨到出發的那天商老也生病了，兩位老先生，也都來不了，聽說因為這事容老都樂得不行。”
眾人笑得不輕。
當然，真以為兩位老先生，關係不融洽，那就錯了。
兩位老先生關係很好，都認十年了，商老話多，容老寡言。當商老說到容老不多前輩混個臉熟了。
以後有什麽事情，自己去找上門的時候，就方便很多了。
每一個人都有每一個人的機緣，羨慕不來。
在曾憲通看來，蘇亦跟商承祚先生很像，那是因為商老是他的老師，習慣性從古文字方麵出發。
而張忠培先生，對於蘇亦又有不一樣的看法，他說，“我倒是覺得你跟梁思永先生挺像的，都是新會人，都一樣的天資聰慧，也希望以後你學有所成，能夠成為年輕一代的楷模。”
張先生這個說法，就是從考古學術背景去看待蘇亦了。
在老一輩考古學者之中，也確實隻有梁思永先生的這樣的前輩才能夠被稱為少年英才了。
蘇亦哪裏敢跟梁思永先生自比。
他前世讀研的時候，研究的就是考古學術史，張先生對梁思成先生的推崇，是眾所周知的。
他晚年，曾經做過考學學術史分期，他提出安特生、梁思永和蘇秉琦是中國考古學史上的三座豐碑，分別代表了中國考古學思想史的肇始期、形成期和成熟期。
安特生就不說了，中國考古學正式成立就是因為他。
張先生把梁思永他還有蘇秉琦先生相提並論，足以見得他對梁先生的推崇。
說著，張先生進而開始談論梁思永先生對中國考古學的重要貢獻。
梁思永先生貢獻自然很多。
比如他發掘的昂昂溪遺址，就是中國學者在中國東北地區進行的第一次考古工作。
之所以強調中國學者，那是因為早在昂昂溪遺址之前，東北地區就已經有沙鍋屯以及貔子窩兩處遺址被發掘，不過這都是外國人進行的發掘跟中國學者無關。
因此，梁思永先生依舊是中國在東北考古的第一人，這點無容置疑。
實際上，梁思永的重要貢獻，遠遠不止於此。
非要概括的話，有三個方麵。
1）建立科學的考古方法。他發表的《遠東考古學上若幹問題》，是中國考古學史上的一篇指導性論著。
2）樹立田野考古工作的光輝典範。梁思永富有創造性地把地層學應用於昂昂遺址的發掘工作中。這是我國田野考古工作的首次科學發掘，這一點，非常重要，中國考古學兩大方法論其中之一的地層學就是從這裏開始運用的。這才是昂昂溪遺址發掘在學術史上具有跨時代意義。
3）培養了大批考古專業業人才。梁思永積極舉辦考古工作人員訓練班，夏鼐、尹達、郭宏鈞和尹煥章等人都在曆次殷墟發掘中受到梁先生的熏陶和培育。
這樣一個在考古學術史上具有豐碑式的人物，蘇亦憑啥跟人家比較？
他拿什麽可以比較？
就算再給他幾十年的時間，他也不一定可以達到這樣的高度。
因為對方是先驅，是開拓者，他最多算是繼承者。
張忠培先生把他跟梁思永先生對比，完全就是因為他跟梁思永先生都是新會人，以此來勉勵他吧。
不過能夠跟自己的偶像做比較。
蘇亦還是很高興的。
都重活一世了，未來，自己要是不能夠成為年輕一代的領軍人物，那也太丟臉了，都沒臉麵對新會父老了。
當然，蘇亦終究是小輩，他雖然是話題人物，卻不能始終占據著話題的中心。
師長們，也有他們的話題要聊。
比如，高銘跟張忠培兩位先生是同班同學，他們大學四年都在一起，再加上張先生讀研幾年時間，恰好高銘先生留校，兩人相處的時間非常多，又因為當年研究生還要承擔一定的教學任務，因此，那些年，他們可以說是北大田野發掘的主力軍。
如此一樣，肯定就繞不開張先生在華縣隊的工作經曆的。
甚至，1958年，泉護村遺址的發掘工作，就是高銘、楊建芳、張忠培，三人參與的。當時，高銘先生留校任教，主要是帶學生參與田野實習，楊建芳跟張忠培兩位先生都在讀研，也一起帶隊主持發掘工作。
畢竟是自己曾經戰鬥過的地方，幾位先生回憶起來的時候，肯定充滿感觸。
蘇亦很自然就把話題帶到這個方麵來，一方麵，他是要分散火力，減少師長們隊他的關注；另一方麵他對當年的發掘經曆也充滿好奇。
考古遺址的發掘，發掘一次就少一次，這些東西都是不可再生資源，前輩們發掘完畢，作為晚輩隻剩下學習的份了，想要重新參與，基本上不可能。
隻能通過論文或者發掘報告去窺探前輩們艱苦卓絕的工作。
除了泉護村遺址，還有元君廟墓地遺址，不過高銘先生中途就撤出，隻是參與泉護村遺址的發掘，後麵的元君廟墓地發掘，並沒有參與。
因此，張先生就是發掘的主要領頭雁，當年的發掘經曆也成為他學術生涯主要成果之一。
說到這次發掘經曆，張先生也興奮不已。
“1958年12月，在9月開始的泉護村、元君廟發掘工作告一段落後，為了解古遺址的類型與分布，我們組成三個小組，在華縣、渭南再度進行調查，並在蟲陳村、南沙村、郭老村、漲村和白廟村等地進行了試掘。然後第二年4月，我們依據對泉護村、元君廟遺存的上述認識，再度複查了華縣境內的古遺址。並試掘了南沙村、蟲陳村和老官台等遺址。”
說到這裏，張先生感慨，“後來因為老官台遺址出成果了，開始被命名為老官台文化。關於發掘資料，我們到了1959年下半年的時候，就對兩次發掘做出泉護村遺存初稿；1960年底至1961年初，楊建芳跟我又寫出二稿。1973年的時候，我又做了大量的修改和增補。可惜，發掘報告的出版，依舊遙遙無期。”
聽到這裏，蘇亦有些好奇發問，“聽說，張先生當時對元君廟仰韶墓地分期研究的時候，遇到很大的阻力，有沒有這回事啊。”
瞬間，張先生露出了回憶的神情，然後點了點頭，“確實不容易，華縣元君廟遺址，當時恰好發現了一處仰韶文化墓地，於是，在1959年，我就寫出了《元君廟仰韶墓地》初稿，當時，是套用了馬克思理論，以論帶史，頭一次從考古學上揭示了中國古代確實存在母權製時代。當時，我把這論文拿給蘇先生看的時候，還特別得意，結果，老師看後根本就沒有任何表情，直接讓我對墓地做進一步分期研究，當時，我的心宛如澆下了一盆涼水。此後，分期分了三年，搞不出來，我請示蘇先生真的分不出來了，要不就不分了吧？蘇先生當即沉下臉，讓我繼續分期研究。”
“當時，望著老師離開的背影，雜陳。但在這樣的惡劣環境下，他還這麽重視這批材料。這個老先生多執著啊，對於考古事業這麽忠誠。接著我就想，科學世界，不怕一萬，隻怕萬一。我隻要是萬一分出期來呢？我沒分出來，我這輩子就失掉了一個搞明白古人的機會了，而這個真相本應該我來發現的。”
“那一次，我三天兩夜幾乎不眠不睡，終於完成了墓地的分期，而且，也沒有用一座房屋或者一座墓地為研究單位的做法，而是將每排墓葬解釋為了一個氏族墓地，由此確定了墓地的社會組織和社會性質，因此，《元君廟仰韶墓地》也獲得先生認可，甚至，還被他成為是研究中國史前親族組織的典範。”
言及於此。
張先生的表情充滿自豪。
故事說完，張先生就忍不住開始拿出香煙開始給各位先生散煙，而且抽的還是“迎春”，這可是好煙，一般人也舍不得抽，甚至，他還習慣性地朝著蘇亦遞煙，這一舉動，讓蘇亦哭笑不得，連忙擺手，倒是很乖巧地沒拿起火柴盒開始幫各位先生點煙。
一時之間，休息室內，煙霧繚繞。
蘇亦見狀，也覺得好笑。
這年頭，可不興什麽吸煙有害健康。甚至蘇亦聽說早些年飛機都可以抽煙呢。
不愧是湖南的大佬，一口湖南鄉音就算了，還喜歡抽煙，很有偉人的風格。
不過，煙癮大的，也不止張先生。
俞偉朝先生煙癮也很大。
蘇亦聽說，六十年代的時候，買煙要煙票。俞先生很煙，最好的，是待客時才抽的。
一抽煙以後，張先生的話題就刹不住了，說起以前的經曆越發興起。
估計，吉大的青年教師沒少聽他的故事，都開始學會當捧哏。
因此，麵對蘇亦這個新的聽眾，張先生講得越發有激情。
甚至到最後，他充滿豪氣地表示，“元君廟，全是我自己的東西，沒有現成的東西可參考，開辟了研究墓地的一種模式。既沒有洋教條，也沒有中教條，被材料牽著鼻子走的，這麽艱難之事……我不入地獄，誰入呀?”
這話說得真霸氣。
聽起來也很帶勁。
甚至讓人羨慕。
可以說，開創自己的一套理論。
何為創新，這就是。
張忠培先生的故事，也讓蘇亦聽得熱血沸騰，也恨不得自己可以參與發掘，甚至可以獨立主持發掘一個遺址。
這樣一來，也就有了屬於自己考古發掘報告編寫的機會。
當然，這也隻是想想而已。
就算是高銘先生，這麽多年來，參與那麽多考古發掘，帶了那麽多屆北大的學生參與田野時期，他也沒有獨立主持發掘遺址的機會，蘇亦想要獨立主持發掘，哪有這麽容易。
估計十年以後，再說。
看著他一臉羨慕的模樣，張先生不由笑道，“聽高老師說，你在廣東參與河宕遺址實習的時候，還參與編寫河宕遺址的發掘報告，有沒有這回事？”
蘇亦多少有些不好說，“做一些基礎工作，還有第一部分緒論，後麵主要還是整理資料，填寫資料表，順便畫一些器物圖以及地形圖，能夠做的工作不多。”
然而，他的話，卻讓張忠培的目光亮起來，“可以啊，才第一次實習，就能夠參與發掘報告的編寫，這個經曆非常難得。我們學考古的，要是沒有田野經驗，沒有發掘報告的編寫經驗，那就算不上一個真正意義的考古學者，這點上，你已經走在很多同行的前麵。更加難得的是，你竟然還會考古繪圖。”
這時，鄒恒先生突然說道，“這小子家學淵博，美術世家，美術功底相當好，這也是為什麽宿先生會收他入門下的原因之一。”
張忠培恍然，“難怪你前幾天要跑去研究偽滿時期的建築，敢情是要繼承宿先生的衣缽，有意要把古建考古領域發揚光大啊，不過這個方麵，又涉及到梁思成先生的領域。”
說到這裏，張先生也反應過來了，由不得感慨，“果然是新會的。”
似乎想起來什麽，又道，“聽說，啟功先生還給送給你好幾幅書貼，有沒有這回事。”
蘇亦隻能點頭啊。
“不愧是陳垣先生的小老鄉。”
得，張先生三言兩語之間，就把他的老底都給撂光了。
但不管怎麽說，這就是新會人的鄉土之情。
以前沒有感受到那是因為他的位置不夠，現在能夠獲得到這種來自於故鄉前輩學人的恩澤，那是因為他恰好出現在合適的時間與地點。
不然，他真像前世一樣，到雲大讀書，這些老前輩想要照顧他，也沒有這個機會了。
歸根到底，還是要自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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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7章：誰入地獄——元君廟仰韶墓地免費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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