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雲飛持有對於戰爭持有悲觀的態度，周維漢是可以理解的，畢竟隻有少數人才能突破曆史的局限性，展望未來。

    “楚兄大可不必如此悲觀，這本《論持久戰》就送給你了，有時間可以仔細研讀一下，你會找到答案的。”周維漢緩緩說道。

    “蔣百裏先生生前就提出過持久戰的觀點，現在的形勢與他所預言的不謀而合。用空間換取時間這個戰略是有效地。”楚雲飛說道。

    “楚兄，恕我直言，再好的戰略也是由人來執行的，主動在上海開戰，將日軍的機械化兵團拖在水網密布的江南，戰略上的確是有效地，淞滬會戰是有積極意義的，打破了日軍三個月滅忙中國的狂妄之語。

    但是戰術真是一言難盡，在淞滬戰場投入國軍精銳部隊六七十萬輪番與日軍硬抗，尤其是在南京已不可守的情況下，以數十萬殘軍與日軍死拚，精銳部隊損失殆盡，以至後期作戰乏力。

    不客氣的說，造成這樣的局麵，你的校長功不可沒，將希望寄托於列強，妄圖使英美介入中日戰場，在淞滬會戰，錯過大好的反擊機會。”

    “當然，我這也隻是事後諸葛亮，過過嘴癮罷了。”周維漢最後自嘲的說道。

    全麵抗戰爆發之後，國內主要是兩種論調，一個是速敗論，汪精衛和一部分人就是這個看法。

    因為中國抗日沒有前途，所以中國隻有投降才能保存國家和民族，以待將來日本發生變故，再反日複國。這也是今天有些無聊文人給汪精衛翻案的主要論調。

    戰爭開始後，國軍連戰皆北，投降的主張一時甚囂塵上。

    等到台兒莊大捷，國軍終於拚得一場局部戰場的勝利，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於是國內又開始有些輕薄之徒認為，日軍也不過爾爾，隻要指揮得當，中國完全有能力獨自擊敗日軍，取得戰爭的勝利。

    但國內有識之士都知道，這兩種論調都沒有出路，中日戰爭必然是持久戰。

    比如台兒莊大捷的國軍最高指揮官李宗仁，就認為台兒莊大捷隻是局部性勝利，連徐州會戰的結果都不足以改變，更不用說整個戰爭的勝負。與李宗仁看法相似的還有白崇禧，張發奎，以及民國第一軍事家蔣百裏，都是這個看法。

    但是常校長不這麽想，武漢會戰之後，各戰區被迫反擊，結果不言而喻。

    1939年的冬季攻勢是一個重要轉折點，此次攻勢之前，國軍士氣還是比較高的，作戰也比較有信心，此戰之後，國軍就沒多大信心了，士氣很低迷，很容易被日軍擊潰。

    所以才出現了日軍輕而易舉掃蕩鄂西北地區，將第五戰區幾乎所有部隊都擊潰，輕鬆攻占了宜昌、沙市，直接威脅到了重慶的安全。

    第一次日軍進攻時尚且有圍殲日軍一部的雄心，第一次反攻也曾以恢複武漢為目標，但卻都未達成。這之後，就基本上處於被動挨打的局麵了。

    “為我華夏之民，皆有抗戰守土之責，我輩軍人生在這個時代，注定是馬革裹屍，如果連我們都過於悲觀，那這場戰爭還怎麽打？”周維漢說道。

    “嗬嗬，周兄說的一針見血，隻是黨國部隊軍事素質參差不齊，現如今早已不複開戰之初的氣勢，人認畏戰，楚某空有一腔報國之誌，卻難以實施。”楚雲飛感慨的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