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什麽呢？還不快來倒酒？”寺內壽一看著寺內勇一副心不在焉的樣子，用著嚴厲的語氣，教訓了寺內勇一句。

    “嗨！”寺內勇被嚇得又是一哆嗦，不敢怠慢，趕忙給兩人斟酒。

    “兄長，寺內君現在已經是帝國的高級將領了，不要對寺內君太過苛刻！”岡村寧次勸說道。

    要說寺內勇為什麽這麽怕自家的這個叔叔, 還要從大阪師團說起。

    因日本陸軍實行地區後備役兵員征兵製，每個陸軍師團平時戍守的地區，又是該師團官兵的家鄉和補充兵源的地區，大阪師團平時駐守在日本大阪和歌山等地，該部官兵全部為該地區人。

    因日本陸軍稱呼某師團名稱常冠以地名或師團主官名字，故大阪師團又稱“大阪師團”。

    寺內勇出身小商販家庭，後來得到了寺內壽一的賞識, 才得以進入陸大學習。

    本身就是一個小商販, 在陸大期間思想回歸了正軌, 畢業之後就進入到了大阪師團，結果遇到了成千上萬的同行，寺內勇的思想受到身邊同仁的影響，又跑偏了。

    大阪是日本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座城市，甚至一度是日本的首都；在戰國時期，大阪是兵家必爭之地，與織田信長爆發十年戰爭的石山本願寺就是在大阪；豐臣秀吉在執掌日本後，也是以大阪作為其統治的中心城市，所以一直以來，大阪都十分繁華。

    在德川幕府統治時期，大阪已經發展成為日本最大的經濟都市，在大阪正式開港後，還專門規劃了一塊居留地供外國人居住，所以大阪這個地方的商業氣息十分濃厚，而且思想十分前衛。

    後來日本組建師團, 大阪師團在甲種師團中排大阪，僅次於東京師團、仙台師團以及名古屋師團。

    但有意思的是：這個大阪師團組建之時把自己的代號取名：“澱”。

    要知道，用這個“澱”字可謂是很別具一格的！畢竟當時其他日本陸軍師團的代號，大多是用那種有“尚武精神”含義的字：例如第二師團的“勇”，第九師團的“武”等。

    不過，這也不代表這群商販出身的士兵並不“武勇”！

    1933年，大阪師團二等兵鬆井在大阪市中心闖紅燈，從而引發了大阪師團官兵和當地警察的“內訌”事件。

    時任師團長寺內壽一得知自己的士兵“受欺負”後勃然大怒！為了“維護大日本皇軍的尊嚴”，他毅然帶著部下砸了當地的警察局。由此可見，大阪師團的這些商販們“武勇無比”！

    既然這個師團從師團長到士兵都這麽“武勇”，那為什麽他們在二戰中卻一直被人們詬病和不屑呢？其實這裏主要有三個原因：

    首先是因為大阪師團在戰爭中曾因倒賣軍需物資而被曝光，這讓“英勇善戰”的日軍形象和日本高層的心都碎了一地！另外，就是大阪師團不像其它師團那樣無腦狂熱，動不動就搞什麽“萬歲衝鋒”，說白了就是該師團無論官兵，他們都很惜命！

    不過這在大阪師團官兵們看來，他們可不是為了搞笑，更不是自己窩囊。要知道，大阪畢竟是日本“明治維新”的前沿，那裏的人富的早, 民智也開化的早。

    而日本關東地區，尤其是北海道那一帶沒見過什麽世麵的****狂熱分子，隻要被日軍高層一忽悠就像打了“雞血”一樣。

    大阪師團的人卻很冷靜：他們知道發財的時候一定要竭盡全力, 但如果是打仗，特別是沒有把握的仗絕不死磕！

    因此，他們沒有被“天皇萬歲”給忽悠瘸了！至於打仗，是那些日本政治家和天皇自己的事，誰會真的去拚命呀！畢竟他們還要活著回去繼續做生意賺大錢。

    所以大阪師團作為日軍的常備甲種師團，戰鬥力並不低，隻不過士兵們並不願意為此拚命。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時，大阪師團正在泰國的曼穀附近休整。和那些不願意相信戰敗結局的日本人完全不同，大阪師團接受投降的現實，和回到本土的速度都奇快。

    當幾乎滿編的大阪師團回到日本港口時，一個個都麵色紅潤，生龍活虎！這一場景甚至讓那些營養不良的日本本土民眾都十分吃驚。據日本當時統計，大阪師團是南方軍中陣亡率最低，裝備物資最充足的一支部隊。

    ......

    30年代初，日軍大本營為讓這支部隊煥發戰鬥精神著實費了一番心思，結論是:指揮官對於一支部隊的戰鬥力的強弱具有決定性的作用，於是，日軍大本營先後調來幾位名將整頓該師團。

    1932年，寺內壽一被任命為大阪師團師團長，此時大阪師團在國內駐防。

    這個時候的寺內勇已經混的風生水起，夥同身邊的同仁將軍用物資倒賣給當地的大阪商販。

    結果寺內壽一一上任，寺內勇就被抓了一個典型。

    別看寺內壽一對外人寬容，甚至帶著士兵公然去砸警察署，但是為了整治大阪師團的風氣，對寺內勇下手是極狠。

    當著眾多士兵的麵，寺內勇被自己叔叔拿著馬鞭抽的皮開肉綻。

    是以，在寺內壽一任職的兩年內，大阪師團的風氣在明麵上有所好轉，記住，隻是麵上。

    這也導致寺內勇現在看見寺內壽一都嚇得直哆嗦。

    到了1937年，因駐華日軍兵力吃緊，日軍大本營將大阪師團調到中國東北，劃歸關東軍。

    此時澤田茂就曾擔任大阪師團師團長，雖然大阪師團的士兵初到關外，人生地不熟，但是士兵們各個好鑽營，沒多久就跟當地人打成一片。

    澤田茂在大阪師團是個外來人，也拿習慣了自由散漫的大阪師團沒辦法，隻能早日盼望調離大阪師團。

    兩年後，大阪師團終於有了“露臉”的機會。

    1939年，諾門坎地區發生戰爭，關東軍下令駐紮在偽滿洲國北部的大阪、仙台兩師團緊急動員，增援前線。

    仙台師團（即第二師團）接到命令後，急行軍4天從海拉爾趕到諾門坎，抵達戰場當天就投入戰鬥，但很快就被打了個落花流水。

    與此相反，大阪師團的出動命令雖然下達，卻遲遲“按兵不動”。

    原因是動員令下達後，師團內的疾病患者劇增，放眼望去，滿營都是因為五花八門原因要求留守的官兵。

    此時的寺內勇已經是中佐軍銜，擔任大隊長。

    其所在大隊在他暗中的鼓動下，大半士兵住進了醫院。

    當時的聯隊長在狂怒之下，親自坐鎮醫務室參加診斷，這才勉強組織好部隊向前線進發，“聯隊長改行當大夫”的笑話也由此在日軍中流傳開來。

    然而事情並沒有結束，大阪師團的士兵們又耍起了新的花招——“消極怠工”。

    從海拉爾到諾門坎，仙台師團走了4天，大阪師團卻整整走了8天，而且大量人員掉隊。

    湊巧的是，大阪師團先遣隊到達前線的當天，雙方宣布停戰。

    消息傳來，掉隊的大阪師團官兵仿佛吃了“大力丸”一樣迅速跟上來歸隊，寺內勇甚至帶隊衝到了最前線。

    雙方原本協議好的停戰，甚至因為寺內勇所部的舉動差點又開了火。

    就連留守的不少官兵也一邊“帶病”慷慨奔赴前線，一邊萬分懊喪地抱怨：自己居然沒有機會打上這一仗！

    當時的師團長澤田茂的說法是：大阪師團駐地太分散。

    極具諷刺意味的是返程的時候，齊裝滿員、精神飽滿的大阪師團，成了日軍中最威武的部隊，而率先趕到戰場的第二師團卻丟盔卸甲、傷兵滿營。

    關東軍負責新聞宣傳的軍官實在看不過去，提起筆把日軍報紙呈上審查的《我無敵皇軍大阪師團威勢歸來》新聞標題改了一個字，變成了《我無傷皇軍大阪師團威勢歸來》，拐彎抹角地嘲諷了這支“軟蛋”部隊。

    後來日軍高層琢磨，既然接連幾任師團長都改變不了大阪師團的風氣，幹脆從中低層軍官及士兵下手，一批軍紀敗壞的士兵裁撤，剩餘的老兵油子分批補充到到其他師團，再從大阪當地招募一批新兵。

    這也是為什麽寺內勇在各個師團都有熟人的原因。

    寺內勇現今還記得當初他與手下中隊長黑藤分別時的場景。

    當時，日軍各部的臨別致詞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仙台師團，戰況較好時就說“武運長久”；情況不妙時就說“九段阪見”（靖國神社在東京九段阪）。

    然而寺內勇等大阪師團的官兵告別時，卻說的是“禦身大切”，翻譯過來，即“保重貴體”、“身體最重要”，或者幹脆就是“保命第一”。

    再到後來，日軍在進攻衡陽和芷江時遇到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

    戰鬥一開始，來自大阪師團的老兵又故伎重演，從軍官、士官到老兵紛紛入院，消極但合理地拒絕作戰。

    當負傷的日軍士兵到醫院的時候，那些“養病”的大阪師團“前輩”們還要問：“你為什麽要這樣玩命啊？”

    當被問到自己為何不願意參戰時，這些“病號”卻豪氣衝天地說：“聽說這次出擊我們是擔任佯攻的，這很沒有意思，如果是主攻麽，自然是要好好打一仗嘍。”

    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各部都投入到對盟軍的作戰中，大阪師團也終於有了建功立業的機會。大本營有意將該師團配屬南方軍，但南方軍隻是很勉強的將其列入預備隊，仍然駐紮滬都。

    直到1942年4月，大阪師團被調往菲律賓，和第五，第十八，第二十一師團一起，參加對科雷吉多爾要塞的最後攻擊。

    這一仗，大阪師團一反常態地進展順利，圓滿完成任務，最終在巴丹半島的美菲軍全部投降。事後才知道這並不是大阪師團轉了性，而是菲律賓的美菲軍已經被切斷補給多日，靠“鹽和青菜”勉強挺著已經好幾個月了，一觸即潰一點兒也不新鮮。

    然而，這個勝利卻給大阪師團帶來了極大的榮耀，在其故鄉大阪更是號外頻飛，一副“幸虧派出了大阪師團，才打垮了巴丹敵人”的得意。

    僅有的遺憾是事後發現大阪的商販們利用這個慶祝勝利的機會大肆倒賣戰時配給物資，乘機大做生意。對大阪師團的底細，還是大本營知道得清楚，所以對於怎樣調教它實在是絞盡腦汁而不得其計。

    由於大阪師團名聲在外，在各個戰區都不是很受歡迎，於是直到戰爭結束，這支部隊始終在日軍戰線後方各地不斷調轉，始終沒有再參加大的戰鬥。

    大阪師團為什麽在日軍中這樣獨樹一幟、“弱”不經風呢？這是大阪的獨特文化造成的。

    在古代日本各地，基本的社會結構是農民依附於擁有土地的諸侯（即大名），而諸侯服從於天皇。這種長期不變的社會結構導致日本形成了上下級關係嚴格，富有服從精神的文化特點，也是二戰中日本軍隊普遍狂熱“效忠天皇”的心理基礎。

    然而，大阪卻有些不同，這個地方是著名的商業城市，居民多與商業有關，對諸侯的尊重十分有限。

    反之，圍繞著苛捐雜稅等問題，大阪人幾百年如一日，不斷和諸侯鬥智鬥勇、討價還價，所謂忠誠，那就更談不上了。於是，天皇在大阪人心目中的地位也與其他地方不大一樣。

    雖然在二戰中，出身於大阪的士兵也受到了****的蠱惑，然而大阪人卻不會急著去“為效忠天皇而死，為大日本帝國而死”，能不死盡量不死。對待上級命令，出身於大阪的官兵也習慣於“討價還價”、“斤斤計較”，不會像其他部隊那樣閉著眼睛執行到底。

    甚至大阪師團內部還製訂了所謂“無謂的犧牲不要付出”、“不合理的戰鬥不要參加”、“窮途的敵軍不要追擊”的“三不要”原則。

    日本曆史學家關幸輔在《日軍第一窩囊廢師團》的最後部分，對大阪師團做了一小段總結，說得真是有幾分道理，“如果日本的軍隊都像大阪師團這樣，大概中日之間也就不會發生戰爭了吧？要是這樣，也就不會有日本的戰敗了吧……”（www.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