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璽本想大聲喝斥，一看家祖跟章子俊麵帶微笑，就像是在看戲一樣看著，不驚不慌地，也就琢磨起來，姚璽也不是笨人，就是在這些事上反應慢了點，要回過味來需要時間。

    等白吃白拿的人走遠，章子俊唱一聲諾道：“還好啊，學生多備了一份，對著姚惟善道，太老伯也嚐一嚐，大家也都嚐嚐，此果名為蛋糕。”

    老年人都喜歡這種鬆軟的甜食，引得大家在亭中歡娛起來，一邊姚璽又吩咐傭人小泥爐燒水泡茶，隨即說了些各地風土風情，其樂融融，盡興而歸。

    此時的朝廷內部已經風起雲湧了，表麵上風光平靜，暗地裏已到了關鍵時刻，在這裏就不得不說一個關鍵人物孫太後。

    孫太後是何許人？雖然明朝後宮不得幹政，可繼承皇位怎麽說也是“家事”，土木堡之變後，朱祁玉臨危受命當了皇帝，也是孫太後下的懿旨，而等到朱祁鎮回歸，就被打入南宮軟禁起來後，孫太後也沒表現出什麽，自己的兒子做不成皇帝，還有孫子朱見深的太子，最終皇位還是自家一脈，不想二年後朱祁玉下令廢太子，把自己的兒子奉為太子，此舉徹底激怒了英宗母子，也導致了更多的大臣同情英宗父子。偏偏朱祁鈺的兒子又早死。朱祁鈺自己年紀輕輕又得重病，豈非天意乎？今人不信天意，古人還是很信的。

    天子病危，儲君未立。這時候，一旦有立新君之功，必然得到新帝厚報，榮華富貴、加官進爵，不在話下。

    早在當初擁立景泰帝時，景泰帝就出來言謝，於謙答：我是為萬民計，不是為您私人。在立太子的問題上，景泰帝已經與於謙意見不一。

    這個時候，誰又能保證：於謙不會再次“為萬民計”，幹出什麽事情來了？於謙對景泰帝的私人影響力，大為削弱了。更嚴重的是：這幾乎是於謙唯一的私人影響力，於謙這個人，無黨無私。

    石亨，原本犯了軍紀要被處理，是於謙愛惜其才，替他求情，並讓他總理十營兵的。

    在北京保衛戰中，石亨功勞不及於謙，卻得以世襲侯爵。

    石亨為報答於謙，舉薦於謙的兒子。相互提攜，這就算是交了朋友，結了黨了。即便於謙不接受結黨，人家推薦你兒子，於私也是“善意”，婉言謝絕就是了。可是，於謙不但表示自己的兒子無功不能任職，還斥責石亨，說他身為總兵官，不舉薦隱士，提拔將士，卻推薦我兒子，失職！石亨由此忌恨於謙。

    景泰帝得以走上帝位，於謙起了大作用，景泰帝執政期間，對於謙也基本上言聽計從，大力任用。可是，在景泰帝病重時，他卻變了。後來，他聽到政變的聲響時，第一反應是：難道是於謙？看來，在景泰帝眼中，於謙已經由最信任的重臣，變成最防範的對象了。相反，他病重期間，曾找到石亨，言辭懇切，大有倚重之意，這並不奇怪。

    奪門之變非常順利輕鬆，沒有絲毫反對和反抗。說明朱祁鈺早已失去支持。至於於謙作為朝中重臣，沒有阻止朱祁鈺廢太子，也是一大失誤。

    此時，京師正有一種流言，說大學士王文正力勸朱祁鈺立襄王朱瞻墡的長子為皇儲，如果是這樣，王文將是定鼎之臣，立有首功。即便是重新立沂王朱見深為太子，謀議是文臣之事，功勞也輪不到石亨、張鞁等武將身上。石亨說：“朱祁鈺病已沉重，如有不測，又無太子，不若乘勢請太上皇複位，倒是不世之功。”於是，這三個野心勃勃的投機分子，決定將賭注壓在太上皇朱祁鎮身上，擁立朱祁鎮複位，這樣，三人就是大功臣，能夠飛黃騰達。

    當場，三人做了分工，宦官曹吉祥進宮去見孫太後，密告她複辟一事，借機取得了孫太後的支持。石亨和張鞁則一起去找太常寺正卿許彬商議。許彬聽說二人的來意後，當即以手加額，說：“這是不世之功！不過，我老了，不中用了。徐有貞多計謀，你們可以去找他商議。”

    石亨和張鞁又連夜去找徐有貞。徐有貞大為興奮，當即夜觀天象，見紫微有變，忙道：“帝星已見移位，咱們要幹這件事，須得趕快下手。”幾個人經過詳細謀劃，決定在正月十六晚上動手。

    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兵部尚書於謙會同群臣商議，決定一起上奏請複立沂王為太子。眾人推舉商輅主草奏疏，疏成後已經是日暮西山，來不及奏上朝廷。於是群臣決定在次日清晨朱祁鈺臨朝時，再將奏疏遞上去。但所有人都沒有料到，政變就在這天晚上爆發了。隨之而來的便是許多人的殺身之禍。倘若這複立沂王的奏疏早一天遞上，或許於謙等人不會遭到殺身之禍。短短幾個時辰，不但改變了明朝的曆史，也改變了許多人的一生。正月十六晚，徐有貞換上朝服，懷著緊張而忐忑的心情離開了家，臨行前對妻女交待說：“我要去辦一件大事，辦成了是國家之福，辦不成我徐家就是滅頂之災。你們自己要有心理準備。”

    景泰帝要用的人，自然都不是一半人，或出勳臣之家，或為名門之後，都是背景很強的人。結果，因於謙隻就才能、表現論人，許多人得不到任用、提拔，都怨恨於謙。身居高位，無黨無私，於謙不愧為高尚無私之人。然而，高尚，往往是高尚者的墓誌銘。

    於謙的另一項無私之舉，則加強了他的對手們。團營，有功於國家，卻助長對手實力於謙幹了件有功於國家的大事：團營。土木之變，三大營體製的弊端暴露無疑。當年，為了防範武將影響力過大，采取了統兵與練兵分離的政策。即：將士們平時在各衛所、各營操練備戰，戰時，由朝廷委派的將領統兵出戰。作戰結束後，大將交回兵權，回朝做官。各兵各歸各營。

    因此，作戰時，兵不識將，將不識兵。

    明代的戰爭，已經冷熱兵器並用，對協同要求較高了。

    因此，作戰時，兵不識將意，將不識兵情，指揮不靈，往往敗北。於謙為改革弊端，創立團營。他選拔精銳，分為10營，每營15000人，統一操練。將士們長期在一起，訓練在一起，作戰也在一起，體統相繼，彼此相識，兵將相習。

    於是，“同輩之人易以相機，管事之人易以使令，如手足之捍頭目，子弟之衛父兄”。明軍的戰鬥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