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大西北什麽樣的人材最多，是畜牧業，章子俊一共建起了三個農場，其中一個就是畜牧社，以下劃分為養牛、豬、羊、魚四個養殖場，為了預防瘟疫感染，每一個養殖場飼養的數量做了分割，在古代可沒有什麽抗生素，人會生病，這些畜牧當然也會生病，比如，養豬三頭至五頭為一個欄柵棚子，中間用魚塘隔開，再起一個豬圈。禽類為雞鴨，同時還開辦了一個作物加工廠，利用水車的動力，比如秸稈的粉碎，碾米，磨粉。牛、羊、馬不再是放養，而改成了圈養，遊擊季琮就提出來，如果馬是圈養出來的，就不能做為戰馬使用了，可章子俊卻說道：“這些圈養出來的馬是用來拉車用的，做為馱馬使用即可，因為往後需要大批的馱馬用來拉炮及後勤運輸。”
    這樣的神操作讓人也不好反駁，在這些明朝人看來，這位巡撫大人好高騖遠，蛇行雀步，自作聰明，裝腔作勢，好吧你開心就好。
    在明朝的軍隊中，特別是在邊關、衛所及人聚處，各設醫生、醫士或醫官，俱由本院太醫院）試遣。歲終，會察其功過而殿最之，以憑黜陟”。而獸醫的設置一般都是以衛所為單位，此時稱為“醫獸”，配置到一個千戶所“醫獸”一名，醫士一名，分別為戰馬及人員症用。
    從正統十年起，曾有協讚延綏軍務監察禦史馬恭奏：“沿邊諸寨軍士不下數萬，荒遠偏僻，不近州縣。兼無藥餌，疾疫時行，坐以待斃，誠可矜憫。請東自孤山寨，西至定邊營，凡十六處，各設醫一人，隨營治療，並支給官錢，措置藥餌。”
    這個提折一直延用至今，可是經過這些年來，早就成了擺設，今陝西、甘肅、榆林等十餘衛所醫、藥俱缺，疾疫無所療治。
    在官醫不足的情況下，在衛所設立醫學，自行培養醫療人才不失為一個可行的補救方案。這一方案並非戶部首創，在此前已經多次由地方官員提出，並在局部實施。如宣德四年從守備都指揮劉永所請，“設河州衛陰陽、醫學”，宣德九年，“置陝西西寧衛軍民指揮使司陰陽學正術一員、醫學正科一員”，宣德十年，“設四川都司鬆潘等處軍民指揮使司醫學”，正統二年，置遼東都司醫學及屬衛藥局，景泰五年，從山西右參政葉盛所請，“命太醫院選諳曉方脈醫士一名往口外獨石等八城教軍士習醫，歲一更代”，等等。
    禮在古代有著特殊的地位，對人的心理有著微妙的影響。在朝廷提供的醫療保障無法滿足實際需要，自己又無力改變的時候，人們自然而然的會把希望寄托於虛幻的超自然力量上。宣德三年，宣府鎮以“近年風雨不調，人多疾病”為由，請求“如郡縣立壇致祭”。在醫療方麵，元代把三皇作為醫家的神靈，在各地醫學中普遍設立三皇廟，春秋祭祀。明初一度沿用元製，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通祀三皇。但很快被朱元璋以褻瀆三皇為由予以取締。大概是礙於祖製，宣府軍方並沒有提出祭祀三皇的要求，隻是希望設立風雲雷雨山川社稷等祭壇。
    對此，死守祖製的禮部認為“邊衛似難比例”。倒是宣宗比較體貼下情，破例批準了這一請求。
    隨著軍政的日益腐敗，原本薄弱的醫療保障更加糟糕。鎮守薊鎮的邊將在奏本中提出：“各兵遠來，原為保障地方。不幸有病，地方主家當為調理，何乃忍視仆臥當街……應著原歇之家，領回調理。或驅逐不容，及調理不善，至傷本兵者，歇家抵罪” 。把醫治患病士兵的責任推給房東、歇家，完全是不負責任的表現。
    不過，由於明代軍戶來源複雜，軍隊中有很多出身醫學世家的官兵，這些人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官醫的不足。六安衛千戶、神針李玉，桂林右衛百戶劉廷震，桂林右衛醫士鄭景川，雲南金齒衛的劉寅，等等，都是出身於衛所的名醫。這其中，除了鄭景川是官醫外，其他幾個人都屬於民間草澤醫生。為數眾多的草澤名醫的存在間接映襯出明朝衛所官醫的無能。
    同營房建設、軍士優恤等方麵的後勤保障相比，朝廷在衛所醫療方麵傾注的精力少之又少，衛所醫療保障水平不僅遠遠不能滿足軍士們的實際需要，而且和前代相比也有很大的退步。類似“軍前士卒有疾，即命良醫治之”、“士卒疾者日食陳米，轉生他疾。當給新米，以養其疾”、將帥設專職醫生等元代舊製在明代不見了蹤影，以至於總製陝西、延綏一帶軍務的楊一清為了治療自己的疾病，不得不專門上書朝廷請求調自己熟悉的鎮江衛醫士睦榦來陝西。衛所軍從大明中葉開始即不堪用，醫療保障太差，傷害了士氣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