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明代中期，鹽場因勞動力過剩而出現的餘鹽成為困擾地方鹽業管理的難題。問題的根源則出在開中法和鹽場這對矛盾關係上。

    明代食鹽專賣製度下管理鹽業生產的基層管理機構稱為鹽場。鹽場中的生產者即為灶戶，大明王朝通過鹽場對灶戶實施管製。鹽場每年的場課額（鹽產量）是由洪武二十三年（390年），監察禦史陳宗禮奏準的“計丁辦課”法來確定，並刊於洪武二十六年（393年）的《諸司職掌》中。鹽場的產量並非根據勞動力來衡定的，而是要綜合鹽的需求量，這是由明朝的開中法決定的。

    開中法即大明王朝為籌備邊儲，用官府控製的“官鹽”將內地所產的糧餉與邊軍所需的軍餉聯結起來，“招商輸邊而與之鹽”。商人把糧餉運到邊境，官府根據商人所運糧食的多少給予相應數量的鹽引，商人憑此鹽引赴指定的鹽場支鹽，並運到指定的地區銷售。明初開中法之下的鹽業產銷，就是朝廷用一種管製物資的經營權來換取邊餉物資的有效供應。

    兩廣地區的開中最早是在洪武八年（375年），廣東鹽經奏準於廣西開中。洪武二十八年（395年），由於湖南長沙等地缺鹽，加上“廣東積鹽實多，而廣西新立衛所，軍糧未敷”，“若將廣東之鹽運至廣西召商中納，可給軍食”，廣東鹽遂議於湖廣開中。此時，開中商人的支鹽地點並非鹽場，據稱“令廣東布政司運鹽至梧州，命廣西官員於梧州接運，至桂林召商中納”。也就是說，從廣東鹽場到梧州這一段的鹽貨運送是由廣東布政司負責，而實際上，在明初的賦役解運體製下，運司並無運本，運送鹽貨主要仍是依賴灶戶。洪武三十年（397年），由於運送梧州的鹽大量缺額，朝廷又在梧州、桂林之外，廣東自貯鹽三分之一，“召募商人於廣西乏糧衛所照例納米，自赴廣東支鹽”，這一部分鹽於江西南安等地發賣。商人支鹽的地點也非鹽場，而是位於省城的廣州倉。

    陽江是廣東主要鹽場之一，有鹽場雙恩、鹹水二場。雙恩場灶戶一千二百七十三戶，灶丁二千七百七十三丁……鹹水場灶戶一百八十九戶，灶丁三百三十七丁。前麵已經說了鹽場不是生產不出足夠的鹽，相反還有巨量的餘鹽售不出去，目前廣西缺鹽，而鹽場多餘鹽，鹽場的鹽既然是為供應開中的，那麽餘鹽的出現就會給開中法帶來困擾。在開中法的製度邏輯裏，朝廷並不希望鹽場產鹽量的增加。因為開中法在於籌措軍餉，開中的數量以及預定籌集的糧草數量並無一定標準，是要取決於當時所需的米糧數量。如何消耗餘鹽的問題最初是拋給地方官府。

    鹽場起初想通過盡買餘鹽用以補充官鹽。如景泰五年（454年），朝廷曾“令廣東鹽課司，灶丁有私煎餘鹽者，送本司，每引官給米四鬥”。但天順、成化年間，“明朝廷因財力有限，無法再收買餘鹽”，導致私鹽盛行。這種情況與商人對於開中納糧的熱情不斷低落，由此導致廣西地方官府財政經常帑藏殫虛有關。開中不前進而導致官鹽壅滯難銷，巡撫葉盛稱：廣東“客商中到引鹽，堆積數多，難以發賣，動經歲月，虧費財本。因此不顧身家，故違禁例，夤夜馱載，北過南雄梅嶺，西過梧州發賣，加倍取利”。私鹽盛行的直接後果就是開中法的敗壞和兩廣軍事財政危機的出現。

    景泰年間，廣西大藤峽地區發生瑤亂，地方軍餉再次告急。瑤亂愈演愈烈，據稱到天順初，“兩廣用兵”，“時州縣殘破，帑藏殫虛”。為處理廣西的地方動亂，朝廷設立兩廣總督，並逐漸從臨時性變成常設官職，將兩廣軍政歸於一處。

    天順二年（45年），兩廣巡撫葉盛。剿平動亂需要大筆軍餉，發現巡捕人員竟有勒索客商情節：“如近日事發奸貪暴橫軍民丘瑜、李逵等，每鹽一引索銀四分，公然賣放越過南安地方。”這使葉盛產生了將原海北、兩淮的鹽銷區變成運銷廣東鹽，將客商原本的賄賂行為製度化、合法化的想法。葉盛題請令見在支鹽客商人等，今後支出官鹽有願裝往江西南安、贛州並廣西梧州等府地方發賣者，先將鹽數備開，狀赴布政司報名，每鹽一引定於沿河缺糧倉分納米若幹，取獲實收至日，布政司給與印信文憑付照，聽其過境發賣。

    這雖是權宜之策，但到天順五年（46年），葉盛又以“海北地方連年不寧，江西南贛二府去淮泄遠”為由，請準廣東鹽願裝往梧州發賣，“每引定於梧州府倉加納米二鬥”，往江西南、贛二府“每引於南雄府倉加納米一鬥”，“以助軍餉”。按照後任巡撫陳金的說法，“商人支領官鹽有限，收買私鹽數多，私鹽之利遠過官鹽數倍”。地方大員深知當時鹽業開中的漏洞，雖“知商販私鹽數多”，但強調“勢難盡革，法難盡行”，實際上更可能是出於“地方連年用兵，錢糧無從出辦”，而私鹽問題正好可以轉化來補充軍餉。把軍餉與餘鹽的問題結合起來解決是明中期兩廣政府的創見。

    成化初，都禦史韓雍又奏準於肇慶、梧州、清遠、南雄等地設立抽鹽廠，對過往鹽商“每官鹽一引抽銀五分，許帶餘鹽四引，每引抽銀一錢”，“名為便宜鹽利銀”，以備軍餉。兩廣巡撫葉盛從製度上確認了銷鹽市場，而韓雍則進一步將餘鹽納入抽銀行列，拓展了合法銷鹽量。韓雍還將收米改為納銀，據說是“見得收積米多”。

    既然目前朝廷已經放開了鹽引，可以出銀購買，那麽就沒有必要自己去搞私鹽，可是成本太大了，章子俊縱有家財也經不起折騰，比如說，要弄到一鹽引，就要花費五石糧去換，換好後朝廷還要每引抽銀一錢。先說五石糧就是六百斤，此時的糧價是四到六錢銀子上下，那麽取個中間值算五錢銀換一石糧，六百斤糧食換算成銀子大約是三兩銀子。一引鹽是二百斤，也就是說二百斤鹽等於三兩銀子，最加上官府抽取一錢銀，從鹽場運往梧州的抽鹽廠人工費、中轉運費五錢銀，從梧州發散到各地的馱運費，船運費，搬運費等，地方抽稅又是一錢銀，加起來大約二兩銀左右，商人的利潤加個百分之三十的話，那麽二百斤鹽合計是五點四五銀。再來換算一下一斤鹽大約是三錢不到一點，二錢七分左右。在這中間不能有損耗，不能有額外的開支，也不能有各地方巡檢司的克扣等，那麽咱們再來核算一下豬肉價是每斤二十五銅錢左右，銅錢在明代穿成串，一般每串一千文銅錢，叫做一貫合一兩銀。也就是說一斤豬肉等於二分五毫銀，按一錢銀等於一百枚銅錢計，可買四斤豬肉。可想而知在明朝為何一斤鹽要二錢七分左右吧。

    從鹽場到百姓手中，中間環節實在是太多太多了，就因為一個中開法，弄的鹽價過高，而不是產不出鹽，還有就是大量餘鹽變成私鹽。所以從成化朝起，不得不改良中開法，到目前為止，用銀代糧換鹽引的做法興起。這樣也擋不住鹽價過高，加上靖江王府壟斷了鹽的零售價，廣西的鹽已經飆升到一斤鹽一兩銀的地步，百姓隻能造反了。

    為了降低食鹽運輸成本，總督都禦史秦紘許帶餘鹽四引增加到六引，“仍照前例抽收”，“此外又有餘鹽，準令自首，每引納銀二錢”。“自首”鹽斤的許可，意味著地方鹽政對餘鹽已經極為寬鬆，商人隻要願意納銀便無私鹽之憂。這樣做的好處是原來隻能購買到一引鹽或是二引鹽，運輸成本一樣需要開支，現在放寬可以購買六引鹽，如果同樣是裝船運輸的話，運二引鹽的成本跟運六引鹽的成本多不了多少。另外還公開上報私鹽，隻要再多付一引一錢的費用，私鹽立馬可變成合法的官鹽。就等於是隻要付銀，想運多少鹽即可。

    等於是把鹽引放開了，鹽引隻不過是表麵上做個統計，不違反先皇定下的祖製，其實質還是解決不了鹽價過高的現狀。關鍵是從鹽場出來的鹽就要三兩銀，而鹽工得到的鹽銀實際隻有一引兩分銀，經朝廷官府一轉手變成了三兩銀，除了交付國庫外，地方上還是得到了大頭，這些鹽銀開支早就分的幹幹淨淨，這也是無奈，朝廷為了理順鹽從製鹽到食用者之手，建立了一個獨立的官場體製，一方提督主持各地鹽政外，還有監察使，巡鹽使，鹽政司還新立了一個官職“鹽法道”，這說明了巡鹽官員經常外出，而巡撫又不能承擔責任，這也是為什麽要設立鹽法路的緣故。鹽法道是監察使的副官兼輔佐，他的職責就是上、下、。其次，鹽法道是由監察使統轄。明朝時，三司都要受巡察使的管轄，巡鹽禦史的官職也改為“按鹽”，鹽法道都是隸屬於官府的，所以巡鹽官和鹽法道之間，便有了節製和被節製的關係。

    鹽法道是各地藩鎮的外事，而巡鹽則是都察司的內務，這兩個人都是外地來的，鹽法道雖然名義上是“節度”，但並不是真正的“統轄”。從這一方麵來看，鹽法道在某種程度上是約束了巡鹽的，這種影響在明代後期更加突出。明廷讓鹽法道勘合這件事情，說明鹽法道和巡鹽官員之間，並不是絕對的上下級，明廷對這兩個地方的鹽務，也有製衡和監督的作用。一般說來，兩淮、兩浙、長蘆、河東的鹽法道地位僅在巡鹽禦史之下，鹽法道雖然歸巡鹽官員控製，但彼此之間卻互不隸屬，自成一體，監察官有空缺，鹽法道暫時代理巡鹽禦史，與鹽法道並列“院道”，“鹽院”和“鹽法道”，都是以“鹽法道官”、“督察司”的名義。所以說明朝的許多官製就是這樣擰巴。

    說了這麽多隻是說明一點，大圩鹽道衙門主事的馬玠就屬於鹽法道衙門，巡鹽禦史也沒有辦法製衡。（www.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