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兩百五十九章 博山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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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兩樣東西,早已經消失在了漫漫曆史長河當中;所留下的文字,也是清乾隆、嘉慶年時的“舊拓本”,之前所列舉的那些“證據”,說一千道一萬,也隻是曆史文獻記錄當中的文物款識,而非真正的文物款識。
證據不夠充分。
《小校經閣金文拓本》的作者叫劉體智,ah廬江人,清四川總督劉秉璋第四子,曾任大清銀行ah督辦、中國實業銀行董事,是學者型資本家。
《兩漢刊誤》中考究,認為年號之始,始於元鼎,而建元、元光、元朔、元狩,皆為後來有司所追命。
本書所錄金文,乃劉氏三十年之所匯集,上自乾嘉舊拓,下至近代出土諸器,搜羅殆遍,最晚收錄至一九三三年ah壽縣出土楚器。一共輯錄了六千五百餘件金文拓本,是近代著錄金文最為宏富的一部圖錄。
文物款識一般是當時所記,可以證明建元、元光、元朔並非後來追命。
顏師古在《漢書·武帝紀》中對“建元元年”作注雲:“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
因此它除了是文史研究者的時間線索,思維導圖,還是中國曆史中的,非物質的精神文化遺產。
說到底就是才取消幾十年的東西,貫穿整個封建王朝時期的東西,學文史的人就不可能繞得開。
當年周至年紀還小,性子又跳脫,以為自己靈性得很但凡和文史有關的東西那是一點就通一學就會。
直到幹爹逼著他背這玩意兒,真是叫他鬱悶欲死,才知道這條路除了滿滿的樂趣,同樣有各種咬人的蛇兒。
然後周至就犯賤了,和這些蛇兒杠上了。
“喂!想啥呢?”
“哦,沒啥,想起當年你逼我背年表那些日子。”
“哈哈哈哈……”幹爹笑得鼻子頭更紅了:“怎麽樣,到底還是沒有白背吧?就這個拓片送去蜀都,你師公還不得辦你個大招待!”
周至目瞪口呆:“你覺得這東西還能保住在夾川?”
“能保護多久算多久。”幹爹連保護這詞兒都用上了:“精美啊……”
伏羲女媧交尾圖,是漢代墓葬中經常出現的圖案,一般出現在夫妻合葬墓中。
根據中國古代男左女右的禮俗,伏羲在左;女媧在右。
兩人人首蛇身,蛇尾交纏。一人頭上托著太陽,一人頭上托著月亮。
畫麵四周是以線連接圓點構成的各種星座。
因為“天圓地方”之說,代表天的女媧,右手持著用來畫圓的規;代表地的伏羲,左手持著用來畫方的矩。
整個畫麵寓意深奧、構圖奇特,富於藝術魅力和神秘色彩。
大畫麵就是如此,這幅墓石還加入了神奇的背景圖案,下半部分似乎還加入了墓主人的生活,種地,讀書,烹飪,打魚,射雁,駕車……
“跟我一樣,興趣愛好挺廣泛的。”周至說道。
“這麽廣泛,拓本你會不會?”幹爹問道。
“真不會,四表舅也沒教過我這個,你也沒有。”
“我幹這個不拿手,得書畫室的老李,他連花鳥魚蟲都能拓。”
“這麽牛?”
“下午叫他來加個班,你到時候可以看看。”幹爹把相機接了過去:“繼續。”
接下來的好東西也有不少,除了那對接吻俑,還有撫琴俑,提籃俑,鼓俑。
雖多的是使女俑,大大小小的也不是整套,收到了二十來個,都是典型的漢代服飾特征,表情生動秀美,服飾線條流暢,細節豐富,很有研究價值。
還有一些都是相當具有特征特色,比如有一個陶器,底下是一個缸狀,上麵是一個尖蓋子,仔細看會發現這尖蓋子其實是做成了崇山之形。
“這個東西也古怪,上邊是博山爐的樣式,下麵卻是個圓缸,打眼一看還以為是一口陶倉呢。”
博山爐是漢代常見的器物,是西漢時期常用熏香器具,可用來熏衣、熏被以除臭、避穢。
形製比較小,一般拳頭大小,有的遍體飾雲氣花紋,有的鎏金或金銀錯。
當爐腹內燃燒香料時,煙從鏤空的山形蓋子中散出,有如仙氣繚繞,給人以置身仙境的感覺。
蓋子上的群山象征著海外仙山——博山,在蓬萊之西,因此這種器物叫做博山爐,最出名的便是出土於陝西省興平縣的西漢鎏金銀竹節高柄銅薰爐和出土於heb省滿城縣的錯金博山爐。
但是現在這個是陶的,上麵還施加了原始的綠釉,底部是個圓柱形的陶缽,下有三足。
“不是陶倉,不是博山爐,再猜。”周至很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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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想不到有生之年還能夠被網絡暴力一回。
我在想那些人,很多也應該是孩子。
然後老周就想到了自己的兒子。想到了當年為了讓他每晚多做三道錯題,告訴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道理,告訴他從現在開始,你爸爸每天也加個任務,寫書,每天五千字以上,和你並肩戰鬥。
我自己先做到了,我才有資格告訴你可以做到。
寫到現在,時間已經過去了五年,中間多少也有了些成績,多少也引導了一些書友的三觀,也讓孩子知道,隻要鍥而不舍堅持一件事情,隻要智力沒有問題,始終會有所收獲。
到今天,還是感覺自己沒有白費力氣。
那些偏聽偏信,攻擊老周的孩子們,不是老周法律意義上的直係後輩,老周也沒有撫養和教育他們的義務,隻能說一句:孩子們,偏狹,其實是一種智力上的不足。希望你們早日補足自身的缺陷,找到自己的理想,找到自己值得做的事情,值得愛的人。
做一個能夠為這個國家納稅的貢獻者。
鍵盤俠,不是你們的人生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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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號,是五千年的中華帝國時代中國皇帝的專有產物,發起於中國古代新君即位時。
為了區別上一任君主,新君重新計算在位年數之製,後來人們把這記錄年代的開始之年稱為“紀元”,這個詞,在漢語當中依舊屬於常用詞。
年號在古代一直被認為是帝王正統的標誌,一個政權對另一個政權表示稱藩屬、臣服,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改用那個政權的年號,有一個專有的詞匯來表示這件事情——“奉正朔”。
建元年號,不是追錄。
因此中國最早使用年號的時間,應當是公元前一四零年,即建元元年。
而非許多學者通過文史資料認定的,公元前一二二年,即元狩元年。
這一點知識在很多人的眼裏,當不了吃當不了喝,產生不了“利益”,無足輕重。
但是但凡是一個對華夏文明有著些許研究的人,就會知道這個問題是多麽的重要。
如今周至發現的這塊墓石,上頭小小四個文字,徹底解決了關於華夏年號使用最早時期的幾千年爭議。
但是有一個要命的前提,那就是關於龍淵宮鼎、龍淵宮壺的記錄,得是真的。
相反的,自立年號,代表著徹徹底底的造反。
年號承載著無數的曆史事件,曆代帝王遇到“天降祥瑞”或內訌外憂等大事、要事,一般都要更改年號。
楊樹達《漢書窺管·武帝紀》認為:漢武帝在元狩元年,狩獵獲得一隻白鱗,大悅,於是下詔改元為元狩,是為年號的開始。
近代學者《漢書新證》認為:《日知錄》和《廿二史劄記》所雲武帝建元、元光為追記,其實不實。
《資治通鑒·漢武帝元鼎元年》考異:“元鼎年號亦如建元、元光,皆後來追改之耳。”
趙翼《廿二史劄記》認為,年號始於元狩,前者皆為追命。
在《小校經閣金石文字》拓本裏,記載有“龍淵宮鼎”一物,為元朔三年造,還有“龍淵宮壺”,元朔二年正月造。
另《善齊吉金錄》記載,任器二十四頁中,也記有“龍淵宮壺,元朔二年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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