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且先不論漕運體係如何糜爛，明朝對漕運的依賴是前所未有的，超過曆史上任何一個朝代，它還是北方首都和富庶江南之間唯一的交通路線。

    地處北方的政權對富庶南方的掌控，就是通過‘貢糧’的形式來證明，這也是大運河存在的價值。

    隻是令人感到迷惑不解的是，也是劉一焜作為掌實權的工部尚書那麽多年來，在與各級漕運官員打交道的過程中，領悟到的一些‘奇怪’的地方比如，沒有誰不認為漕運是一種具有很多‘優點’的製度，因為它能帶來穩定的收入，而且這一優點早就被廣泛的認可，以至於對於它的負麵影響都選擇性被忽視。

    盡管漕河的承載能力有限，每年也就在四至五百萬石之間，但為了這有限的承載能力，卻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而且這種代價，絕沒有使整個國家的經濟活躍到令人滿意的程度。

    還有一點令人不解的是，曆朝曆代的君臣，都固執的堅持著朱元璋所定下的‘祖製’，即便時代已在發生巨變的情況下也不願意去做改變，或者說無力改變。好比巨額白銀的流入，實際上早期確立起來的財政製度已經不適應白銀的廣泛流通。

    就拿漕糧來說，額定每年在八百萬石，但實際也隻有四百萬石可以通過漕河運輸到京城，而另外的四百萬石就隻有兌換成錢幣繳納，此謂之金花銀。起初規定是一石米兌一兩銀子，一旦小麥兌八錢。

    在實行二十年後，又下降成為四石糧食兌一兩銀子，這隻是一項暫時性的措施，目的在於緩解百姓拖欠稅款的壓力，但是卻在正統元年的‘兌換法’頒布之後，這一兌換率被繼承下來。

    實物征收也存在問題，因為有高昂的附加稅在裏麵，其結果就是繳納過高而導致逋賦嚴重。所以，無論從實物征收還是錢幣征收的財政製度上，都能看出漕運的弱點，在其繁榮期，糧食的盈餘並沒有帶來什麽顯而易見的好處，反而助長了；而蕭條期，總產量的不足也不可能促進漕運經濟的發展。

    這就像國家的財政稅收製度的製定，始終是圍繞著漕運體係來的，換句話說，在某些方麵，其實漕運也製約了稅收的征收和管理。

    當然，這樣的財政製度肯定會導致國庫收入的減少，當曆朝曆代的君臣們在討論如何增加國庫收入時，似乎也沒有人建議說金花銀要跟隨糧價的兌換比例，當然金花銀最終也並沒有進入國庫而成了皇帝的內帑。

    然而，公共財政政策的錯誤會最終導致國家經濟結構的失衡，在形式上最終表現為金融問題。中國曆代王朝在公共財政政策失誤後，最後無一例外會濫用金融手段，其本質而言，正規財政收入的流失，政府就必須透支政府信用，在沒有法幣的古代，就隻有加稅。

    曆史的輪回體現在本質上，是沒有絲毫改變的。

    當午朝結束之後，永明帝還是留下了首輔李琚，雖然君臣兩人在執政理念上存在巨大的差異，但畢竟李琚乃三朝元老，其輔政水平和治理經驗都無人可替代。

    當然，午朝上也留下了問題，一是詣闕的百姓，永明帝除了命通政司妥善安排外，暫時給不出任何結果，二是漕督齊梅尓的題本，還是先留中，再議。

    但這對他來說，其實目的已經達到。

    至於永明帝和首輔兩人又討論了什麽問題，達成了什麽共識，這不得而知，而接下來兩日又是休朝期，好歹是不用起大早了。

    今日的《北商報》雖然發刊晚了，但最終得以大賣，其發行量可謂後來居上，成了京報中的翹楚，就是因為一篇時文寫得極為精彩。

    這個時代吧，其實很少有專門分析經濟問題的文章，所以有那麽一篇就顯得特別引人注目。

    鄔闌看了那篇文章，她又一次被‘震撼’到了，文章的內容是關於西北與江南地區經濟的互為融合。

    其實顧炎武在他的著作中，也曾指出過西北地區經濟蕭條的情況，《日知錄》裏就有這樣的記載以延安一府，布帛之價貴於西安數倍，即不獲紡織之利，而又歲有買布之費……

    因為西北地區的特殊性，九邊之中，西北則占有七邊，而商業活動又大多以官方為主導。需求量最大的除了糧食之外就是棉紡織品，作為布料製作成衣物之外，還常常折為軍餉發放，所以，布帛在邊鎮地區也是除了銀子之外的硬通貨。

    如此需求巨大的市場，產自江南的棉布占據了絕大部分，隻有一小部分取自關中。而茶馬市場也是官方一個主要市場，布帛的交易量同樣巨大，如此種種，就形成了一個奇怪的現象‘朝廷以帑藏赴都督，都督以帑藏發邊官，邊官以帑藏賚至鬆郡……’山東臨清關就是鬆江梭布最大的集散地。

    西北地區輸入江南的貨物，大多為皮毛類和藥材，縱觀西北與江南的經濟交流，其繁榮景象並非兩地經濟發展水平的真實反應，西北地區遠未達到江南地區同等規模的商品流通程度，因其背後是龐大的官方市場的支撐，而一旦邊境局勢穩定，駐軍減少之後，其貿易規模便急劇萎縮，‘商賈為之色沮，落魄失業者，比比皆然’。

    所以文章在分析了西北經濟蕭條的原因後，又指出了一條恰如其分的發展之路，其實也是鄔闌曾經對太仆寺卿牛懋說過的，隻有立足於當地，發展有自身特色的區域經濟，才是正確的發展之路，而西北最具優勢的資源目前看來便是草場和馬匹。

    但西北地區的交通隻有一條主要驛路從京城出發，走保定、真定、順德、彰德、衛輝，然後向西走懷慶、河南府到西安，再從西安發散為三條次要驛路，一條入川，一條經延安到榆林，最後一條經西安至平涼、蘭州、涼州、甘州。

    道路的通行能力嚴重製約著西北經濟的發展，所以當務之急也是提升道路通行的能力，文章最後也明確提出，西北地區要趕上江南地區的發展水平，至少在其道路上必須同漕運連成一體，可以依托徐州為中轉。徐州以西，經歸德至開封府，再到河南府，這樣便同西北主要驛路聯通；徐州以東，經邳縣、新沂至海州。

    在邳州與漕運接連，在茶城以南黃河上又有鎮口閘與伽河相連，如此便漕陸相連。

    鄔闌看到此處，突然想起清末民初所修建的兩條鐵路，一條是南北向的津浦鐵路，另一條是東西走向的隴海鐵路，其實所經過的地區基本也與自明代修建的驛路相吻合。

    想到此，鄔闌心裏又有了主意，而這個主意，她覺得一定能說服永明帝加快道路建設。不過在說服皇帝之前，她要先找到李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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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日很快過去，

    又是新一輪的早朝期開始，其實這兩日內，朝廷雖然休朝，但朝廷之外的民間，輿論一直在發酵。《北商報》的文章雖然沒有直接寫出對於詣闕百姓的同情，但卻是一篇真真正正解決問題的文章，也因此引出了更多理性的聲音。

    這日早朝，還是鄔闌隨侍禦前，當鴻臚官唱過‘奏事’之後，第一個站出來的居然是鄔闌認識的‘熟人’……戶科給事中馬仕璋。

    馬仕璋因任縣令三年考滿而擢升為給事中，這是發生在去年的事，他的擢升嚴格說也有鄔闌一半的功勞。當然更重要的原因是他那一手名為自劾，實為勸諫的做法實在高明，讓永明帝記住了他。所以，雖然看起來是平調，但卻是非常有麵子的擢升。

    “啟稟陛下，臣有本奏，”

    鴻臚官引奏……

    然後馬仕璋便不慌不忙的拿出本章，照著大聲誦讀起來

    “……初行金花銀時，銀每兩折米四石，自天順以後，蘇、鬆等府之折米率卻屢經變動，每兩折米三石八鬥、三石四鬥、兩石六鬥、一石九鬥……正德四年，又恢複至每兩準米四石，嘉靖時又變為每兩準米二石……折率一再降低，固然地方府縣稅收增加，但百姓納稅負擔卻是成倍增加。”

    “然而，官定折價卻比市價低太多，若在災荒之年，此種確實能減輕納稅百姓的負擔，但同樣也會被人所利用。江南地主寧可收取實物地租再高價賣出，然後以低折價納稅……這也是為何江南土地價格騰貴的原因。”

    這可夠長的，還從來沒見過如此長的提本，原本是誦讀清楚即可，可馬仕璋不緊不慢念著，而且還抑揚頓挫，頗有一點韻味。但誰要把這真當成文章來欣賞，可就犯了錯，凡朝堂之上所涉及國家政事，絕沒有半點表演的成分在裏麵。

    馬仕璋花了差不多半柱香時間才誦讀完，還是有人聽了之後皺起了眉頭，金花銀這事，不是光折銀繳納這麽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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