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溫克爾曼也有著千絲萬縷關係的沃波爾在寫給曆史學家羅伯遜的信中說：“好曆史學家是所有作家中最難求的。無疑，文體優雅不可多得，能掌握翔實的資料更彌足珍貴，要是兩者能配合得恰到好處的話，能夠持平不偏真是這個巧合中錦上添花的好東西！”吉本誠然未能通過這個持平不偏的試煉，但塔西佗——唯一能在最優秀的曆史學家群體中和他抗衡的一個——也過不了這一關。

    吉本寫了或開始了6份自傳，他的著作執行人謝菲爾德第一任伯爵把這些自傳編織成一份極為優美、卻淨化得不恰當的《備忘錄》（1796年），有時被稱為吉本的《自傳》。

    吉本還記了一份日誌，這份日誌起自1761年，然後以各種不同的名稱繼續記錄，直到1763年1月28日。他記錄的這些主要來源被公認為極為正確，唯一的例外是他的家係。

    當然這些東西都還沒有出現在人們的視野當中，那是因為這個小夥子還沒有進入總結人生的年紀，他還沒有那麽多的感悟要書寫出來。不過這也並不妨礙海寧這樣的穿越者，以高屋建瓴的姿態對此有所了解。

    在那些散亂的自傳文字當中，他用了8頁的篇幅來詳述他極為顯赫的先世，殘酷的係譜學家卻將之奪去。他的祖父愛德華·吉本一世在“南海的夢”被戳穿（1721年）後，和“南海公司”的其他主管一同以瀆職的罪名被捕。吉本一世的財產，據他自己估計約值106543英鎊，除了其中的1萬英鎊悉數被充公。據我們這位曆史學家說，他就用這筆錢“築起一幢新財富的大廈，這個新廈……不比原先的差到哪裏去”。他不讚成他兒子愛德華·吉本二世的婚事，因此他在遺囑中把大部分財產留給卡瑟瑞恩和霍斯特這兩個女兒。卡瑟瑞恩的女兒嫁給愛德華·艾略特，艾略特後來為愛德華·吉本三世買了國會中的一個席次，霍斯特後來成為威廉·勞的有錢的擁戴者，因為她拖了很久才去世，還使她侄兒不高興了很久。愛德華二世由威廉·勞擔任其私人教師，念過溫徹斯特學校和劍橋大學，娶朱迪斯·波頓為妻，生了7個小孩，隻有1個沒有早夭。

    1737年5月8日，吉本生於薩裏郡的帕特尼城。1747年，他母親因懷第7個小孩而去世。他父親把家搬到漢普郡的巴瑞頓鄉間地產，離倫敦58英裏，而把吉本交給帕特尼郡祖父家的姑母照顧。我們這位未來的學者就在那個藏書甚豐的圖書館裏埋首苦讀。他時常生病，使他在溫徹斯特學校課業的進步不時中斷，不過在他漸愈之後，他總是勤奮苦讀，多半是讀曆史，尤其是有關近東的。“穆罕默德和他手下的信徒立即引起我的注意……我一本接一本地看，最後我終於轉完了整個《東方史》的大圈子。16歲以前，我已經把那些用英文寫成的有關阿拉伯人與波斯人、韃韃人與突厥人的所有史書都看遍了。”他就是根據這些資料寫成關於穆罕默德與哈裏發及君士坦丁堡的占領那幾章，堪稱迷人的記載。

    15歲時，他被送往牛津大學的瑪吉達倫學院就讀。“我到校時滿腹經綸的博學足可使博士驚訝不止，而無知的程度又足以使學生感到羞愧。”他身體太弱，無法上體育課，個性內向，無法很隨和地與其他同學打成一片。他本來可以成為一個稱職老師門下的聰明學生，然而他渴望向學，卻找不到熱衷於教學的教授。大部分老師容許學生們有不上課的自由，還允許他們把一半的時間用在“懶散的誘惑”上麵。他們還沉溺於“行為不檢、擇友不良、遲到早退、揮霍無度”——甚至還可以在學期中到巴斯城或倫敦去玩一趟。然而，吉本“因為年幼臉皮薄，無法像街上那些有男子漢氣概的牛津人一般去考文特花園的旅社和妓院尋歡”。

    該校教員清一色是教會人士，他們在學校教英國國教的《39條款》，並將之奉為圭臬。吉本生性好勝，向教授討教。他認為從《聖經》和曆史看來，天主教會配得上該教宣稱的神聖性——這在自立國教的英國，基本上可以被視為是一種大逆不道的行為，當然現實當中，這種行為通常是在宗教的光輝之下得以寬恕的，但這種情況是否一定要用通常來休市，這是未知之數，準確的說它取決於教會甚至國王的決定。

    後來，一位信天主教的熟人給他一些懸疑的書，主要的有波舒哀的《天主教教義的解說》和那本《新教演變史》。這些書“促成我皈依天主教，我還真正被一隻高貴的手觸摸”。他帶著一股年輕人的衝動向一位天主教教士懺悔，被收入羅馬教會——這件事情發生在1753年6月8日。

    他將此事稟告其父，對被召回家並不感到驚訝，因為牛津不收天主教徒學生。而且，根據布萊克斯通的說法，新教徒皈依羅馬正教更是屬於“極大的出賣行為”。父親急忙迫使兒子前往洛桑，並設法要他和一位加爾文教派的本堂牧師同住。他起先在那裏終日鬱鬱不樂，幸虧帕維麗德雖然不很寬容，卻很和善，於是我們這位年輕人才逐漸對他好些。而且，這位本堂牧師還是一個對古典文學頗有研究的學者，吉本閱讀和寫作法文的流暢才得以和英文一般，並對拉丁文有著相當的心得。不久他被介紹到有高度教養的家庭裏做客，這些家庭裏人的儀態和談話，遠比他在牛津學到的強得多。

    他的法文日益練達，使他逐漸感到法國理性主義的清風已逐漸吹到洛桑。他20歲時（1757年）就在附近的牟瑞恩很盡興地欣賞伏爾泰推出的戲劇。

    “我經常和那些藝人共進晚餐。”他和伏爾泰見麵，開始拜讀伏爾泰的作品，也讀了伏爾泰新近出版的《論一般曆史》（即《論道德》）。他熟讀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而那本《論羅馬人偉大與墮落之因》（1734年）更成為他《羅馬帝國衰亡史》的起點。總而言之，這些法國哲學家的影響加上他原來閱讀的休謨及英國那些奉自然神教者的作品，逐漸損毀了吉本的基督教與天主教信仰，而帕維拉爾為宗教改革爭取到的勝利也因吉本私底下接受啟蒙運動而抵消。

    能在同一年（1757年）分別與伏爾泰、蘇珊·庫查德兩人見麵，真是一大快事。蘇珊年方20歲，金發、豔麗、樂觀，與她信仰新教的雙親同住在離洛桑4英裏的卡拉瑟城。她是普蘭當的靈魂人物。這個集會有15到20個年輕婦女會員，輪流在各個會員家中聚會：唱歌、跳舞、演喜劇，還深謀遠慮地和美少年**。吉本向我們保證說：“這些人的貞潔從未受到一絲閑話或疑心的玷汙。”請看他的說法：

    她幾次短暫的訪問洛桑地區的親戚時，這位庫查德小姐的機智、美貌和飽學是一致激賞的話題。對這樣一個才女的報道喚醒了我的好奇心，我一見她就已傾心。我發現她博學而不炫耀自誇，頗為健談，情操純潔，風度雍華……她家道清苦，而其家人卻值得尊敬……她允許我到她父親家造訪兩三次。我在她家很愉快地過了幾天……我不禁醉入幸福的美夢中。

    他們於1757年11月正式訂婚，不過蘇珊答應時有一個條件，即吉本得答應和她一起住在瑞士。

    此時吉本的父親卻深信自己的兒子如今定然已變成良好的新教徒，於是命他返鄉聆聽自己為他安排好的計劃。吉本並不急於返鄉，因為父親已經再娶。不過，他還是聽了話，於1758年5月5日返抵倫敦。“我馬上發現父親不同意我的婚事，而未獲他的同意，我會極為潦倒、孤立無援。經過痛苦的掙紮後，我終於向命運低頭。我以一個情人的身份歎息，以一個兒子的身份服從。”他把自己歎息的心意於8月24日以信函傳達給蘇珊。他父親為他安排了300英鎊的年金。他的繼母因為未生育而使他極為感激，不久他就對她表示友善。他把錢多半用來買書，而且“逐步形成一個藏書豐富、精選的圖書室，這些書就是我寫作的基礎，是我一生最大的安慰”。

    他在洛桑開始寫，而在布爾頓——他夏天度假的地方——完成了那本《論文學研究》。

    當然，這是好久之後的事情了——這本書1761年在倫敦出版，1762年又在日內瓦出版。由於該書以法文寫成，而且主要談及法國文學與哲學，在英國並未掀起騷動，而在歐洲大陸則被視為一個22歲青年極為傑出的成就。該書在曆史的寫作論上有一些極具意義的觀念。“各帝國的曆史是人類不幸的曆史，知識的曆史則是人類偉大與幸福的曆史……一大堆的設想使研究的最後秩序在哲學家心中變成極為珍貴之物。”因此，“要是哲學家無法永遠兼而身為曆史學家，至少曆史學家也該當當哲學家才行”——隻不過這本看上去應該被高度表揚的學術著作，並沒有引起海寧的注意，有一些機器仆人認為這可能是環球集團的損失，但也有一些人認為，吉本這作品仍然不可避免的帶有時代的局限性。海寧這一通俗易懂的觀點給予了解釋，那就是他的作品看起來有些吃力，所以他們不認為環球集團的出版體係有收入這本書的必要。而且，無論這樣的失之交臂是吉本的損失，還是環球集團的損失，恐怕都不會影響他本人在這方麵的自負，畢竟在原本的曆史上，吉本對他年輕時期的這部作品，可是自我吹噓了很多次的。

    在他那本《備忘錄》上，吉本就非常自豪的說：“我從最早的青年時代就渴望有曆史學家的特性。”他尋找一個能夠容納曆史、哲學、文學的題目。18世紀，曆史沒有成為一門科學的借口；相反，曆史倒寧願成為一種藝術。吉本認為，他寫曆史時，能兼而身為哲學家與藝術家，以一個大規模的觀點來處理幾個大題目——這更像是曆史小說創作者的觀點，因此海寧對於這個家夥的惡感也由此多了很多——還要使這一大堆雜亂的素材具有哲學意義和藝術形式。（www.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