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對無法確定的未來相比，天體物理學已經被數學家和天文學家們計算的更加精確，甚至多少失去了一些世事無常的新奇和混沌感。

    18世紀中葉，被稱為天體力學的天文學得到了很大的進步。天文學家們運用萬有引力定律，已經能夠將某些天體的引力對另一些天體運行的影響非常精確地計算出來。天才的法國天文學家克連勞計算了大行星木星和土星的引力對哈雷彗星運行的影響，在進行了許多極其複雜的計算之後，得出了一個結論，他說哈雷彗星應該在1759年4月通過它自己軌道的近日點。

    克連勞的推算在1758年11月發表了，一個月之後，在雙魚星座裏發現了一個模糊的小斑點。這就是哈雷彗星，它果然重新回到太陽這裏來了。這顆彗星幾乎恰恰是在克連勞所指出的那個日期通過了它的近日點。這件事曾經被當作盛大的科學節日來慶祝。彗星的運行原來是符合萬有引力定律的，這就又一次證明了這條定律的普遍性。

    哈雷彗星是當今最著名的彗星。它恰好於1066年諾曼底的威廉準備進攻英格蘭時出現，也恰好在耶穌誕生的公元前11年出現。有些人認為，說不定它就是“伯利恒之星”——《聖經》曾記載，當耶穌降生時，這顆星照亮了伯利恒的早晨。

    《春秋》記載：魯文公十四年（公元前613年）“秋七月，有星孛入於北鬥”。這是世界上最早的關於哈雷彗星的確切記載。從公元前240年起，哈雷彗星每次出現，我國都有詳細記錄，這是其他國家所沒有的。

    值得慶幸的是，哈雷彗星的軌道較短，每隔75年左右它就能回歸一次。19世紀出現的某些彗星，如分別在1812年、1861年、1882年出現的彗星，都是十分巨大而明亮的。但它們的軌道很可能非常長，因此需要數以千年計的時間才能回歸一次。上次它們接近太陽時，地球上的居民還是穴居野外的原始人。

    哈雷彗星的軌道比現存的任何一顆發光彗星的軌道都短。它是至今軌道已知並能確切預告回歸時間的唯一的一顆發光彗星。

    哈雷對1758年彗星回歸的預見和彗星的如期回歸，使天文學家們對彗星更加注意。他們使用望遠鏡可以確定許多用肉眼看不到的暗弱彗星的位置。這樣，他們就無須坐等周期很長的亮彗星的出現了。

    由於一種特殊的原因，天文學家們在18世紀時，對彗星的研究曾一度失去信心。在哈雷計算出哈雷彗星的軌道以後，人們認為從此許多彗星軌道都能計算出來。但是在哈雷之後的100年內，人們並沒有計算出其他彗星的軌道。

    以後，在1818年，法國天文學家吉恩·龐斯找到了一顆彗星，他認為這是一顆新的彗星。德國天文學家約翰·恩克研究了它的軌道，並且發現了有幾次出現的彗星是沿著同一軌道運行的。例如，1786年、1795年和1805年出現的彗星，都是如此。

    以這個數據為基礎，恩克計算了這顆彗星的軌道後發現，它的軌道是一個非常短的橢圓形，它每隔3.3年就回歸並靠近太陽一次，它的橢圓軌道很短，連木星軌道都達不到。

    這顆彗星從此被稱為“恩克彗星”。它是繼哈雷彗星之後，第二顆按推算時間重新出現的彗星。

    恩克彗星是一顆“短周期彗星”。盡管在恩克所處的時代之後，許多彗星軌道相繼被計算出來，但是，沒有一顆別的彗星軌道比恩克彗星更短，這就是說，沒有別的彗星會像它那樣經常回歸並靠近太陽。

    事實上，所有短周期彗星（每隔幾年回歸並靠近太陽一次的彗星）都是亮度微弱的。每次回歸中形成的彗發在斥力作用下都會成為彗尾，而且不再複現。因此，彗星每次回歸時形成彗發和彗尾的原料越來越少。這就是說，一顆彗星的亮度必然會隨著回歸次數的增加而減小，並漸漸地消失。短軌道彗星由於回歸次數頻繁而早就失去了光彩。隻有那些長軌道的彗星由於相隔很長時間才返回太陽近旁一次，所以，它們在每次回歸時依然是明亮的。

    海寧曾經有過這麽一個大膽的想法。在太陽係內部形成的彗星，很難在行星引力的撕扯之下發展出較大較為蓬鬆的題型，這樣的話的亮度就不太可能達到長周期彗星的那種地步。

    雖然這樣的想法也並非沒有反例存在，但對於當時已經發現的彗星來說，這個規律似乎還是普遍適用的，甚至在後來很長的一段時間裏也是如此。

    不過對於天體的研究，似乎隻是那些沉迷在塵世裏的人們，偶爾才能夠放鬆心情，保持平靜的手段，對於大部分非專業的人士來說，這甚至是一種枯燥的遠不如參與到塵世紛爭當中去的無聊之事。

    因此，歐洲戰場上仍然在捉對廝殺的那些軍事高手們，此時仍然在費盡心思的算計著勝利與權力之間的完美關係。

    在霍赫基希一戰結束之後，腓特烈大地不但付出了慘重的損失，還突然發現他的損失開始變得難以補充起來。

    失去生命的那群人——他們來自那些隻記得洛伊滕和羅斯巴赫大捷，而非曹恩道夫殺戮場的團隊——一直都是他最忠誠的部下。在第13步兵團中，超過800人陣亡、負傷或失蹤。其他榮譽滿身的兵團，如第19、26步兵團，也蒙受了相同比例的損失。普軍損失了100門火炮。腓特烈失去了大量最英勇的團級軍官。在高級將領中，基思陣亡了，他的遺體慘遭剝光、洗劫，成了奧軍光榮的紀念品；德紹的莫裏茨被俘，後來獲釋，但是他再也沒有重返戰場領兵作戰。莫裏茨罹患了與傷勢無關的癌症，1760年去世。

    在戰術上，奧軍陷入過度混亂，無力立即追擊普軍。一些高級軍官似乎對自己的勝利驚詫不已，很難相信他們確實取得了勝利。不過，獲勝的奧地利人有充足時間與戰友握手，慶祝自己的勝利，也有時間整頓依然在霍赫基希廢墟中搜羅潰兵，或分散洗劫雙方傷亡將士財物的各營和中隊。

    由於腓特烈撤軍的速度和效率都很高，加之道恩也不願意追擊如此迅速地脫離自己的有效追擊範圍的敵人，因此霍赫基希之戰的直接戰略成果有限。在戰場中心地區，1758年交戰季節的剩餘時日隻能進一步證明，奧地利的勝利價值有限。腓特烈一度考慮與道恩再打一場，但最終被迫進軍西裏西亞，以解除敵軍對尼斯要塞的封鎖。

    與此同時，道恩向相反方向運動，對德累斯頓發動了時斷時續的圍攻。看到尼斯要塞會在冬季安然無恙，11月初，腓特烈返回薩克森。道恩隨即退入波西米亞境內的冬令營。

    如果說，普魯士人在1758年最後幾星期內幾乎沒有打仗，那他們也表現出自己依然知道如何行軍。霍赫基希之戰後，掉隊和開小差的人數有限，可能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一年的漫長行軍和艱苦戰鬥的累積效應。此時，虛弱的身體和失敗情緒都成了過去。對上帝的信仰和對國王的信賴，對自身技能和階級的自豪感，單純的頑強固執——各種動機都有，但都勝過正式的紀律約束。如果說，普軍此時的人數是戰爭爆發以來最少的，那麽，各個崗位上的將士都是誌同道合的同袍，而且具備把共同意誌轉化為有效的軍事因素的經驗。

    1758年與1759年之交，腓特烈在評估自己的處境時，有理由對自己的短期前景感到樂觀。直到1759年春季，西裏西亞和薩克森都安然無恙。俄國人已經被逐出普魯士的東部邊界。瑞典人則清楚地表明，他們也沒有能力真正威脅普魯士的波美拉尼亞既沒有意願。

    在西線，不倫瑞克的斐迪南即使沒有進入名將的行列，至少也是“出色的平庸將領”了。這年夏季，在得到了一支一流英國步、騎兵分遣隊的增援之後，斐迪南發動了一次佯動和機動戰役，迫使他的法國對手不斷調來調去，最終不得不完全撤離漢諾威。心懷感激的英王喬治給了斐迪南2000英鎊終身年金，腓特烈也給了他元帥頭銜，這都是國際政治舞台上清理之中的事情，不足為奇，然而，腓特烈沒有給予額外的金錢獎勵。

    盡管如此，從更宏觀的視角看來，腓特烈的處境已經岌岌可危了。在戰術層麵，與第一次西裏西亞戰爭時期相比，戰場已經變得截然不同了。對奧地利人的表現，腓特烈特別印象深刻。1758年冬季，他編纂了一套《反思》，稱讚了彼時奧地利人選擇和加強其營寨及陣地的技巧。奧地利人不僅在構築堡壘和工事的時候展現出旺盛精力，還在其他一些方麵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比如說他們的防禦也有很大縱深，井井有條，即使敵軍最初取得了突破，奧軍依然能依靠圈套和陷阱來化解敵軍的衝擊力。

    腓特烈還注意到，奧地利人巧妙地使用了多兵種協同戰術，他們用騎兵引誘對手進攻，把步兵集中起來伏擊進攻者，最後用周密部署的火炮來粉碎敵人。

    盡管如此，腓特烈斷然否定了一切關於奧地利人突然變得不可戰勝的說法。但他的文章多少有些遺憾地承認，麵對可以選擇陣地的奧軍，科林模式的正麵進攻幾乎毫無勝機可言。普魯士步兵通常向高處仰攻，他們的步槍幾乎造不成什麽傷害。他們的奧地利對手，幾乎完全不像戰前製定的戰術理論所說的那樣，被上了刺刀的無聲挺進的步兵嚇得魂飛魄散。現在，國王急於利用奧地利人在部署方麵的錯誤，同時，充分利用戰場上無人占領的地域帶來的機遇。最重要的是，腓特烈熱衷奪取高地充當炮兵陣地，盡快把盡可能多的火炮推進炮台，用火炮為其他兵種的進攻提供火力準備。

    然而他的一些錯誤，似乎並沒有在這一係列反思當中得以糾正。國王否定奧地利人在炮火打擊下繼續頑抗的意願，這一觀點本身就是可以否定的。因為在這方麵，1758年的奧地利軍隊並不比其他訓練有素、紀律嚴明的軍隊，更出色或更差勁。重要的是，腓特烈堅持在沒有火力優勢，甚至在火力稍弱的情況下發動進攻，這就像用棍棒迎戰火槍一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這與1756年普魯士參戰時遵從的戰術原則截然不同。通過反對發動像科林或布拉格會戰那樣的全麵進攻，腓特烈進一步表達了謹慎持重的意向。腓特烈宣稱，那樣的進攻風險太大。讓一個側翼不參戰，而隻讓全軍的一部分參戰，可以確保在戰敗的情況下存在一支掩護部隊。腓特烈堅持在敵軍戰線上選擇一個突破點，向那個點集中開炮，繼而派出步兵突破它。如果在某個點上突破敵軍戰線，那麽就可以摧垮全線敵人，就像在各處都取得突破那樣有效。但是，確保進攻矛頭的側翼安全是至關重要的；一旦投入進攻的步兵營擊中了目標，那麽保持進攻的良好態勢，至少也是同等重要的。在發動局部反擊攻打組織混亂的敵軍時，奧地利騎兵是一個特別危險的敵人，因此保持進攻部隊井然有序也很重要。

    腓特烈的某些觀點不可思議地提前揭示了英、美指揮官得出的，關於1943到1945年打擊德**隊的最佳手段的結論。井然有序的縱深防禦，精湛的多兵種協同戰術，迅速反擊陷入混亂的敵人——這套模式更容易令人聯想到希特勒的德國國防軍，而非瑪麗亞·特蕾莎的奧地利軍隊。盡管如此，尚有爭議的相似之處，凸顯了腓特烈對奧地利軍隊的高度尊敬。事實上他認為，要取得針對哈布斯堡帝國的決定性勝利，唯一辦法就是把奧地利的將軍們從波西米亞、摩拉維亞和上薩克森的森林、山嶽、崎嶇土地上引誘出來。另一方麵，腓特烈認為，下西裏西亞平原是殲滅奧軍的理想戰場。他完全能夠預料到奧地利人的貪婪，或者更準確地說，瑪麗亞·特蕾莎收複失地的決心，會引誘哈布斯堡軍隊最終走向滅亡的深淵。

    在國王陛下在已經犯下錯誤的情況之下，竟仍然堅持這樣的判斷，又怎會不讓他陷入接下來長達數年之久的被動局麵當中呢？

    1759年，將會是他人生最為危險的轉折點。（www.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