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在幾個月之前，海寧或許還會在自己的老巢裏逗留更長的時間，以檢驗這些從五湖四海尋找來的各色伴侶們。但當時他已經接到了乾隆皇帝的書信，前往遙遠的西域去參加那場實在是不太方便，因為創業者大展拳腳的戰爭。

    不過，環球集團在海寧的後宅管理上已經頗為用心，即便他不在這裏，包括華英在內的許多人似乎也知道該做些什麽，他們甚至已經開始給這些伴侶們科普海寧最近情況研究的一些課題。

    自從決心給中華文明，尤其是中國的發展現狀在歐洲正名，以避免被某些被有用心的人妖魔化之後，海寧和環球集團在各類報紙上與對方進行的罵戰也逐漸變得多了起來，這個時候，有一些人，尤其是不列顛島上的，某些人驚訝的發現有出版物之詞，果然在發表觀點和指導輿論上是有著最大優勢的，不過即便如此，環球集團在這方麵仍然擁有著巨大的話語權。即便是那些物業電腦上的小報社和印刷廠也需要看海寧的臉色行事，如果有什麽被他定義為虛假信息的文章要發布的話，是很有可能會被直接打回去的。而且海寧的這種規定，甚至還贏得了一些相對嚴謹的人的支持，就連英國內閣當中也有不少人對此稱讚有加。

    不過即便如此，事態的演變也開始向著其他方向發展起來。在文學方麵展開激烈的爭鬥，並出版了大量的紀實作品之後，環球集團開始將自己的觸手延伸到學術領域當中。想要真正的改變歐洲對於現在中國的認知，不光要打倒那些搖筆杆子的投機分子和普通作家，還要在學者當中打造出自己的學術旗幟。

    為此海寧在離開之前已經開始琢磨如何在更嚴謹的方麵為中國的去妖魔化而戰鬥了。

    想要論述一個聞名的現狀及其發展的底層邏輯，你讓人們相信這個文明確實是這樣的，那恐怕不可避免的要從這個文明的起源說起來，而這卻是一個浩瀚的工程。

    在古代世界各民族文明的起源問題上，素有兩派不同的基本觀點存在：一元論和多元論。一元論相信上古各族文明有著一個共同的源頭，多元論則反是，認為各種文明可以各自獨立地產生。

    隨著地理大發現以及其後新時代的到來，各民族、各國家之間的交往空前增加，致使“地球變小”。在向現代世界疾進的競賽中，歐洲人成功地領先一步。於是他們的足跡和眼光遍及全世界，文明起源問題上的一元論也隨之盛行起來。當人們在遠隔萬裏的不同國度的曆史上發現一些相同或相似的事物或觀念時，產生一元論的思想，並進而試圖探明這一共同的源頭何在，本來也是相當自然的。但是這種一元論很容易招致被選為“源頭”之外的民族的反感情緒。在競爭中失利的人往往是神經過敏的。特別是當雙方都摻入了民族沙文主義情緒之後，學術爭論很快就會滑入歧途。

    從邏輯角度來看，一元論者給自己招來的任務實在是過於艱巨繁重了。既然相信諸古老文明同出一源，則至少要向人們闡明從源頭向各處擴散傳播的機製、動力和途徑——而這樣的任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在此過程中必然會遇到無數難以解釋的細節，並隨時遇到難以完滿答複的駁難。相比之下，多元論者認為文明可以各自獨立產生，則回避了上述一切困難，自然很容易從理論上守住陣腳。再加上隨著學術的成長，西方學者也逐漸從沙文主義色彩的自我優越感中解脫出來。十八、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初期流行的“泛巴比倫說”“泛埃及說”等一元論派理論，如今都已退潮。

    但是，一元論的基本思想看來仍未失去其魅力。一元論學說經過一些收縮和精致化，依然得到不少學者的支持。這些學者中包括李約瑟，茲舉他的一段論述為例：

    確實，諸如在戈登·蔡爾德著作中提出的、並由維達爾·德·拉·布拉什精細概括的見解，已經成為公認的看法，這就是：所有最古老的和最基本的發明，例如火、輪子、耕犁、紡織、動物馴養等，隻能想象為是由一個中心地區起源，而後再從那裏傳播出去。美索不達米亞流域最早的文明被認為是極可能的中心。……確實很難令人相信，青銅的冶煉曾經過多次的發明。但是到了晚得多的時期，如在公元後第一千紀期間，對於較複雜的發明，例如手推轉磨、水輪、風車、提花機、磁羅盤和映畫鏡等，人們也有同樣的想法。這些東西當中的任何一種，都很難想象會有兩個起源。

    要對這段論述作出評判並非易事。

    對於中國文明的起源問題，也曾提出過許多理論。但這些理論通常不是假定華夏區域的土著接受某種西方文明，而是作釜底抽薪之論——論證中華民族係從西方遷來。最早出現者為埃及說，發端於耶穌會士柯切爾，柯氏曾發表《埃及之謎》（羅馬，1654）和《中國禮俗記》（阿姆斯特丹，1667）兩書，從中文與埃及象形文字的相似之處出發，論證中國人為埃及人之後裔。1716年法國主教尤埃著《古代商業與航海史》，主張古埃及與印度早有交通，故埃及文明乃經印度傳入中國，進而認為印度與中國皆為古埃及人之殖民地，兩國民族則大都為埃及血統。著名的法國漢學家德經也力倡埃及殖民地之說，他大約是持中國文明源於埃及說者中最著名的人物。德經於1758年11月14日發表題為《中國人為埃及殖民說》之演講，從漢字與古埃及象形文字之相似立論，進而稱中國古代史實即埃及史，甚至考證出埃及人遷居中土之具體年代（1122b.c.）。——這一觀點迅速引起了海寧的激烈反對，即便他當時還在西域籌劃作戰，仍然特地讓人在環球集團的嫡係報刊上發表了一係列反駁文章，文章當中他一針見血的指出，某些學者的觀點簡直就是自我想象的主觀臆想。

    此外持類似觀點的還有德梅蘭、華伯頓、尼特姆等人，立論之法各有異同。但在同時，反對者也有不少。而到二十世紀，這些學說都已失去其影響力。

    當埃及說逐漸衰落時，又出現巴比倫說，主張中華民族源於巴比倫。十九世紀末，倫敦大學教授、法國人拉克佩裏發表《中國上古文明西源論》一書。認為中華民族係由巴比倫之巴克族東遷而來，且將中國上古帝王與巴比倫曆史上之貴族名王一一對應，如謂黃帝即巴克族之酋長，而神農則為薩爾貢王，等，並找出雙方在文化上大量相似之處。拉氏之說出後，響應者頗多，1899年日人白河次郎、國府種德合著《支那文明史》，發揮拉氏之說，且列舉巴比倫與古代中國在學術、文字、政治、宗教、神活等方麵相似者達七十條之多，以證成其說。1913年英國教士鮑爾又作《中國人與蘇美爾人》一書，也持同樣之說。

    與埃及說問世之後的情況不同，巴比倫來源說問世後竟然大受中國學者的歡迎。一時間響應之作紛起，如丁謙之《中國人種從來考》、蔣智由之《中國人種考》、章炳麟之《種姓編》、劉師培之《國土原始論》、《華夏篇》、《思故國篇》、黃節之《立國篇》《種原篇》等，皆讚成或推揚拉氏之說。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方豪的解釋是：

    此說最受清末民初中國學人之歡迎，以當時反滿之情緒甚高，漢族西來之說，可為漢族不同於滿族之佐證。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到人民解放戰爭取得勝利之後之後，在共和國一流學術權威的著述中，巴比倫來源說仍未受到斷然拒斥。例如，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一書，初版於1931年，共和國成立之後又曾三次重印——人民出版社，1952；科學出版社，1961、1982——其中仍可見到如下的論述：

    似此，則商民族之來源實可成為問題，意者其商民族本自西北遠來，來時即挾有由巴比倫所傳授之星曆智識，入中土後而沿用之耶？

    由此可見巴比倫來源說確有相當的生命力。當然，此說同樣有許多反對者。

    但當時，因為還沒有人類基因學這種足可以給這些假設提供客觀依據的學科誕生並崛起，因此雖然反對者眾多，而且也可以從主觀臆斷者所汲取證據的領域搜集到更多的反對證據，但是卻始終無法徹底的撲滅這些人的怪異理論。

    不過海寧是一個在這方麵素來很任性的人，他甚至幹脆了當的不顧保守勢力的反對，而在報紙上科普了基因學說及其在這方麵可能會起到的作用，雖然這些作用即便到了21世紀，也沒能徹底的還原一張人類遷徙的藍圖和文明發展的概要，但海寧已經展現出了驚人的決心，他準備在18世紀就完成人類21世紀還沒有完成的科學內容。（www.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