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西、冀魯豫邊兩區合並後，區黨委召開了全區高級幹部會議。

    會議中，初步檢查了存在於主力部隊中的忽視根據地建設，不注意培養、扶植地方武裝，不善於運用鬥爭策略的問題。

    明確認識到邊區的形勢正在向著更加嚴峻的形勢發展；一致認為必須堅持冀魯豫邊平原抗日根據地，而且隻要緊緊依靠廣大人民群眾，克服缺點錯誤，改進鬥爭策略，也是能夠堅持的。

    會議決定，加強軍區工作，單獨建立軍區工作係統，專負地方武裝、人民武裝的組織領導責任，立即著手整頓地方武裝。

    主力部隊擺脫頑軍鉗製，推向邊沿區展開反封鎖、反“蠶食”鬥爭，力爭軍事鬥爭的主動權。

    1941年7月至10月開展的邊沿區反封鎖、反“蠶食”鬥爭，有力地打擊了日偽軍，遲滯了敵人的“蠶食”和分割，使邊區局勢一度有所緩和。

    但因敵人實行重兵封鎖、“蠶食”，局勢又很快惡化起來。

    正當邊區軍民苦戰之際，頑軍孫良誠、高樹勳部先後向邊區的巨南、範觀中心區進犯，軍民不得不進行反擊。

    1942年春，在日軍的逼迫之下，孫良誠率2.5萬餘人通電降日；高樹勳率部退至隴海鐵路以南，邊區周圍已沒有國民黨主力部隊。

    高部在撤退中，邊區軍民掩護其在根據地內進行休整。

    冀魯豫邊區的社會情況比較落後、複雜，會道門較多。許多會道門，或在日軍的政治引誘、軍事壓迫下，或在頑固封建勢力的操縱下，充分顯現出落後性和反動性，它們瘋狂地破壞根據地軍民的抗日鬥爭。

    邊區黨組織區別不同情況，分別采取爭取、瓦解、打擊的辦法，並以爭取、瓦解為主，以打擊為輔，解決反動會道門。

    為了適應日趨嚴峻的客觀形勢，邊區軍民一邊艱苦進行鬥爭，一邊探索轉變組織形式和鬥爭方式。

    1941年底至1942年春，采用組織遊擊支隊的形式開展反“蠶食”鬥爭。

    1942年夏，采用軍事政治攻勢的方式打擊日偽軍。

    與此同時，對黨政軍組織進行了兩次精兵簡政。通過多方麵的鬥爭，對敵鬥爭形勢又有所緩和，但是不久形勢又緊張起來。

    1942年9月下旬，日軍調集重兵對邊區的濮範觀中心區進行了大規模的“鐵壁合圍”式的“掃蕩”。

    10月中旬，日軍在“掃蕩”中心區後，轉而對泰西、運東、直南、豫北進行分區性的輪回“掃蕩”和清剿。

    12月下旬，日偽軍1萬多人對10月份劃歸冀魯豫邊區的湖西根據地進行“拉網”式“掃蕩”。

    由於敵人的連續“掃蕩”和“蠶食”、封鎖、分割，冀魯豫邊抗日根據地變成了“格子網”，尤以泰西、湖西為嚴重。

    據1942年底統計（缺湖西），全邊區有日偽軍據點和碉堡1098個，有日軍6300人、偽軍6萬多人。

    此時，根據地中心區被敵包圍，大部分地區變為遊擊區。邊區軍民就是在這樣嚴峻的局勢下艱難地鬥爭著。

    客觀形勢要求邊區黨政軍領導人必須冷靜、全麵地分析、認識邊區的實際情況，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扭轉嚴峻的鬥爭局勢。

    在冀魯豫邊抗日根據地進入最困難時期的關鍵時刻，中共中央領導人和北方局先後多次作出重要指示。

    1942年6月30日，北方局發出《對目前冀魯豫工作的指示》，指出：邊區已進入空前艱苦的時期，但根據地仍可堅持；邊區過去工作薄弱之處是群眾未曾較好地發動，而現在堅持根據地的基本條件就是發動群眾、開展群眾性遊擊戰爭。

    9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華中局書記劉少奇由山東返回延安途中，聽取了冀魯豫邊區黨委的工作匯報後指出：

    “你們沒有被敵人打垮、擠走，保持了華中與華北根據地的聯係，是很大的成績。要鞏固抗日根據地，就必須放手發動群眾，開展減租減息運動。”

    10月20日，北方局再次發出《對冀魯豫區黨委、軍區工作指示》，集中闡述了3個問題。

    一是對邊區形勢和過去工作的估計，二是關於鞏固抗日根據地的建設工作，三是對日、偽、頑、匪、會道門鬥爭的原則。

    同時決定湖西劃歸冀魯豫邊區領導，調原冀中區黨委書記黃敬任冀魯豫邊區黨委書記。

    1942年11月至12月，黃敬主持召開了邊區高幹會議。他根據劉少奇和北方局的指示，結合自己調查研究的認識，作了題為《邊區的形勢與任務》的報告。

    報告認為，邊區的特點，是處於接合部，處在日、偽、頑、會、匪的夾擊之中；邊區工作的問題，是沒有下大氣力開展民主民生鬥爭，對基層政權的改造重視不夠；邊區工作的基本方針，是抓緊目前短暫時機，進行鞏固根據地的工作。

    同時開展敵占區和接敵區的工作，折散偽、頑、會、匪與日軍的聯合，盡可能緩和其對我們的關係，保存與積蓄力量，為反攻與建國完成一切應有的準備。

    邊區工作的中心任務，是發動群眾，使群眾從關心切身利益的經濟鬥爭上升為政治鬥爭、武裝鬥爭。

    邊區工作的又一重要任務，是堅決改造區、村政權，進行初步的財政經濟建設；邊區軍事鬥爭和武裝工作的方針，是開展高度分散的敵後遊擊戰爭，實行敵進我進，扭轉對敵鬥爭的被動局麵。

    邊區對日、偽、頑、會道門、土匪鬥爭的策略，是從堅持長期戰爭的方針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立場這兩點出發，拆散他們的聯合。

    黃敬提出的扭轉邊區困難局勢的一係列正確方針和策略，獲得了與會者的一致讚成，從而統一和提高了邊區黨的思想認識水平。

    這次邊區高幹會議，標誌著黨組織的指導思想的重大轉變。這一轉變，是對建設邊區平原抗日根據地規律認識深化的結果，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根據地建設思想的一次質的飛躍。

    沒有過去5年鬥爭的實踐，不可能有這次轉變。沒有這次轉變，不可能鞏固以往根據地建設的成果，也不可能勝利開創未來的新局麵。

    高幹會議中，蘇振華作了《冀魯豫區小部隊建設問題》的報告，將小部隊建設提到敵後抗日戰爭的戰略高度來認識。

    高幹會議結束時，作出了實現邊區黨的一元化領導和第三次精兵簡政的決定：

    （一）實行黨的統一領導，撤銷各部隊中的軍政委員會，由區黨委、地委、縣委書記兼任同級部隊的政治委員。

    （二）調整區黨委、軍區、行署領導班子。區黨委常務委員由黃敬、張霖之、張璽、蘇振華、崔田民、信錫華6人組成，執行委員由段君毅、張承先、劉晏春、楊得誌、閻揆要5人組成，黃敬任書記兼宣傳部長，張霖之任副書記兼組織部長，劉晏春任民運部長。楊得誌任軍區司令員，黃敬兼任政治委員，楊勇任副司令員，蘇振華任副政治委員，華卓然任參謀長，崔田民任政治部主任。晃哲甫任行署主任，徐達本、賈心齋任副主任。

    （三）加強地委一級的領導。調張璽任直南豫北地委書記，段君毅任運西地委書記，張承先任魯西南地委書記。

    （四）實行正規軍地方化，取消旅的番號，統一於軍區建製。

    （五）徹底實行精兵簡政。上述決定的實施，較好地適應了根據地被敵嚴重分割、日益縮小的形勢和開展廣泛的遊擊戰爭的需要，有力地保證了高幹會議確定的一係列正確的方針和策略的實行。

    高幹會議期間，北方局決定水東（河南省東部）地區劃歸冀魯豫邊區領導。

    高幹會議之後，全邊區貫徹“敵進我進”方針，堅持和恢複抗日根據地。

    這主要是：積極派遣小部隊，深入敵占區和接敵區，開展反“蠶食”鬥爭；主動發起朝（城）南、衛（河）南戰役，粉碎大股偽軍的“蠶食”進攻；勝利粉碎了日偽軍對邊區空前絕後的秋季大“掃蕩”；奔襲偽軍孫良誠總部，粉碎孫部對邊區中心區的“蠶食”。

    與此同時，加強了民兵、自衛隊建設，廣泛開展群眾性遊擊戰爭；大力開展日偽軍工作。

    高幹會議之後，區黨委緊緊抓住開展民主民生運動，深入發動群眾這一中心工作。

    首先在運西中心區的範縣、濮縣進行試點，繼之在全邊區推開，從而形成了一個以減租減息、增資增佃、反貪汙、查黑地、改造區村政權的群眾運動。

    高幹會議之後，區黨委、行署開展了與對敵鬥爭、發動群眾同等重要的生產自救和財政經濟建設工作。

    進入1941年，邊區經過4個年頭的戰爭，物質基礎受到了極大的削弱，加之持續出現的幹旱，造成了嚴重的災荒。

    為了生存，為了抗戰，全邊區開展了以生產自救為基本方針的救災運動。

    與此同時，發展公私貿易，開展對敵、對頑的貿易和貨幣鬥爭，整理財政經濟，增加收入，節約開支。

    經過1年的戰鬥和工作，邊區黨委於1943年11月至翌年1月再次召開了高幹會議。

    會議係統地總結了1943年的對敵鬥爭和根據地建設的成績及問題。

    會議認為，軍事鬥爭總的方麵是成功的，全年共攻占日偽軍碉堡、據點529處，比1942年增加427％，比1941年增加814％；擴大根據地和遊擊區4000多個村莊（不包括魯西北）；結合軍事鬥爭開展的對日偽工作和建立兩麵政權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績，但廣泛開展分散性、地方性、群眾性遊擊戰爭不夠。

    會議認為，發動群眾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調動了廣大基本群眾的抗日、生產積極性，同時，鞏固、擴大了群眾團體，鞏固、發展了黨的組織，鍛煉、培養了幹部，為敵後遊擊戰爭的開展和抗日根據地的鞏固提供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資源，但對實際情況認識不足，存在著包辦代替的問題。

    會議總地認為，1943年，是轉折的一年，勝利的一年，抗日根據地鞏固、恢複、部分地區有所發展的一年。

    會議根據中共中央製定的十大政策和北方局確定的1944年工作方針，提出了今後的4大任務：

    （一）展開全麵對敵鬥爭；（二）開展大規模生產運動；（三）繼續發動、深入開展群眾運動，把群眾普遍地充分地發動想來；（四）進行深入的整風運動。

    值得指出的是，曆史學家認為，邊區部隊於1943年夏季發起的朝南、衛南戰役的勝利，同山東抗日根據地部隊勝利進行的清河區反“蠶食”、奪取諸日莒和沂魯山區戰役，太行、冀南抗日根據地部隊勝利進行的林南戰役，共同揭開了敵後抗日根據地戰略進攻的序幕。

    在冀魯豫邊區高幹會議舉行期間，中共中央決定成立冀魯豫分局（又稱平原分局），統一領導冀南、冀魯豫邊兩區的工作。

    黃敬、宋任窮、李菁玉、蘇振華、楊勇、華卓然為委員，黃敬任書記，宋任窮任組織部長，李菁玉任宣傳部長，張霖之任民運部長兼組織部副部長，張璽任秘書長，分局直屬北方局領導。

    這時，冀南區同冀豫邊區相比，敵情要嚴重得多。中央鑒於這種南緩北緊的形勢，為了統一和增強對敵鬥爭力量，而作出這一決定。

    1944年5月，兩區黨委為了進一步實現統一，一致建議並經中共中央北方局批準，撤銷兩個區黨委機構，由冀魯豫分局直接領導各地委，這樣兩區實現了合並。

    合並後成立了新的冀魯豫軍區，直屬八路軍總部領導，宋任窮任司令員，王宏坤、楊勇任副司令員，黃敬兼任政治委員，蘇振華任副政治委員。

    兩區行署於6月實現了合署辦公，聯合下達法令和指示。在近1年後的1945年5月，兩區行署才合並為冀魯豫行署，孟夫唐當選為主任，徐達本、賈心齋當選為副主任。

    行署直屬晉冀魯豫邊區政府領導。

    兩區合並後，所屬地委、軍分區、專署的序列作了相應調整。

    原冀魯豫邊第一地委仍稱第一地委；原冀南第一地委撤銷，第2、3、4、5、6、7地委稱冀魯豫第2、3、4、5、6、7地委；原冀魯豫邊第2、4、5、6地委改稱第8、9、10、11地委；原冀魯豫邊水東地委改稱第12地委。

    原冀魯豫邊第3地委早在1943年7月就劃歸冀南，稱冀南第7地委。軍分區和專署的序列同地委相同。

    1945年5月，冀魯豫分局、軍區、行署又增加了第13個單位--水西地委、軍分區、專署。

    此時的冀魯豫平原抗日根據地，北起德石鐵路，南跨隴海鐵路；東起津浦鐵路，西越平漢鐵路，是名符其實的敵後最大抗日根據地。

    中共中央冀魯豫分局成立後，根據中央的十大政策、北方局的1944年工作方針和原冀魯豫邊區高幹會議提出的4大任務，展開了工作。

    在軍事鬥爭方麵，抓緊有利時機，開展局部反攻，擴大抗日根據地。

    1944年，連續對敵展開了春、夏、冬季攻勢作戰，並反擊了頑軍的猖狂進攻。

    1945年，又對敵展開了春、夏季攻勢作戰，進行了著名的南樂戰役、東平戰役、陽穀戰役，以及魯西南討頑戰役。

    這期間，加強了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一年半多的局部反攻，擴大了抗日根據地，縮小了敵占區，為爭取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發動群眾、全麵深入開展民主民生運動方麵，貫徹大膽放手、以黨的政策教育群眾的方針，使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

    在運動中，全邊區下轄的12個地區中出現了兩個熱點地區，一個是運西地區，當時段君毅任書記、萬裏任副書記；一個是直南豫北地區，當時張國華任書記、趙紫陽任副書記。

    萬裏和趙紫陽具體負責民主民生運動，成為全邊區民主民生運動的能手。

    1945年春，北方局代理書記鄧小平根據中央指示，來到冀魯豫根據地指導民主民生運動。他經過調查研究後，於6月6日在分局群眾工作會議上作了重要講話。

    講話肯定了運動的主要成績，糾正了偏向，擺正了航向，保證了運動的健康發展。民主民生運動全麵、深入的開展，使農村基本群眾在經濟上改善了生活，在政治上獲得了民主和權利；使抗日的人力、物力、財力大大增強，根據地各項建設事業蒸蒸日上。

    在發展生產方麵，廣泛開展以農業為中心的大生產運動，同時發展軍工生產。與此同時，文化教育事業也蓬勃發展起來。

    隨著冀魯豫抗日根據地的日益鞏固，“三三製”抗日民主政權的建立和健全也加快了步伐。可以說，根據地的社會性質已由半殖民地半封建變為新民主主義的了。

    冀魯豫抗日根據地黨組織於1942年開始的整風運動，從1944年進入了深入階段。

    運動的發展是健康的，主要呈現出4個特點：一是聯係實際學習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二是用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立場、觀點、方法檢查工作、解剖自己；三是促進了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四是學會了正確掌握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達到了治病救人、團結同誌的目的。

    1945年8月15日，當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時，冀魯豫軍區組成的南、中、北三路反攻大軍，立即向中原大地上的日偽軍展開了全麵反攻，到9月底，控製了75座縣城。

    魯西·冀魯豫邊抗日根據地軍民，在八年抗日戰爭中，建立了一個擁有2000多萬人口的平原抗日根據地，創建了一支擁有10萬多人的人民軍隊，造就了一支具有強大戰鬥力的中共黨員隊伍，這一切，為建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奠定了厚重的基礎。(www.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