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2月，林欣兒回到了老部隊一一新四軍一支隊二團。

    其時支隊己經東進至江蘇境內，在丹陽、武進一帶進行遊擊戰爭。

    林欣兒的到來，令林凱之、易雲珍、林闖他們激動萬分。

    因為林欣兒任二團副團長兼三營營長，所以陳毅司令員特地來到二團，與二團團長一同送林欣兒去三營。

    陳毅司令員對林欣兒的歸隊尤為高興。林欣兒早在紅軍初期就是一位叱吒風雲的戰將。在中央根據地一至三次反圍剿中，林欣兒率領紅四團屢建奇功。

    林欣兒後來奉命返回湘贛根據地，更是建立了卓越的功勳。她的部隊後來發展到一個支隊的規模，為紅六軍團輸送了寶貴的血液。

    難能可貴的是，林欣兒不計名利得失，以湘贛軍區副司令的身份屈居一個副團長、營長的位子。相比之下，有些人為爭名利地位，居然無視黨紀，做出與共產黨員稱號格格不入的事情。

    本章為讀者講述從八路軍調到新四軍的3個將領，因不服從分配引發的不良後果的事情。

    1937年，項英利用到延安向黨中央匯報工作的機會，正式向中央提出申請，要求中央派得力幹部來新四軍加強領導力量。

    中央考慮到新四軍的實際情況，批準了項英同誌的請求。

    1938年春，一支由袁國平同誌帶隊，一行53人的八路軍幹部團由延安出發了，這裏，就包括葉道誌、陳康和徐長勝。

    他們星夜兼程，穿越了日軍的多道封鎖線，終於勝利地來到了皖南岩寺新四軍軍部。受到了軍長葉挺、副軍長項英的熱烈歡迎！

    當時，除袁國平事先被黨中央任命為新四軍政治部主任，周子昆被任命為新四軍副參謀長外，其餘幹部皆由新四軍軍委會另行分配工作。

    這些幹部的到來，對新四軍建設來講自然是雪中送炭，但是，要適當地安排好這些幹部的職務卻沒有那麽容易！

    按照國民政府和國民黨軍委會的命令規定，新四軍是國民革命軍第三十二集團軍下屬的一個小軍，一個遊擊兵團。

    該軍沒有師的建製，軍以下編四個支隊，每支隊下屬編兩個團。支隊在當時是旅一級建製。

    在幹部的配備上僧多粥少，甚至連陳毅這樣的革命元老也隻能安排為第一支隊長。

    而各團團長都是各個遊擊區的主要負責人，如一團團長傅秋濤就是湘鄂贛遊擊區的政委。

    安排延安來的這批幹部合適的職務困難很大，新四軍不可能把原來配好的幹部撤下來再分配。

    在這樣的背景下，延安來的幹部隻有降職使用，別無辦法。客觀地講這是正常的組織行為。

    陳康被任命為新四軍補充營營長，以後又調整為軍部訓練隊隊長。這些都是一個營級建製主官，對於陳康原來在紅軍時期的職務來講已經降了兩級。

    同一時間，被降級使用的還有一同來的葉道誌等許多幹部。葉道誌同誌早在紅軍時期就擔任了紅四方麵軍的師長，被派到新四軍後安排到二支隊四團任副團長。

    原紅三十一軍九十二師二七六團副團長徐長勝更慘了，竟然安排不上職務，被分配在軍部特務營當參謀。

    幹部被降職使用，這在抗戰初期是正常的事情。

    當時，中央紅軍從三個方麵軍被整編為一支隻轄三個師的集團軍（八路軍），許多方麵軍的領導幹部都被降職為八路軍的師長，如劉伯承、賀龍、林彪分別是129、120、115師長。徐向前還是129師副師長。

    紅軍時期的一些師長在當時個別的能安排為旅長，如陳賡就是386旅旅長，大部分則安排為團長。

    這樣的事情，放在八路軍誰也沒有意見。可在新四軍情況就不同了，從中央紅軍抽到這裏來支援新四軍建設，大老遠的不升級就罷了，竟然還要降級，實在是想不通！

    偏偏這些被降職幹部又遇上對環境不適應的困難。首先是語言不通，如葉道誌所在二支隊四團是由三支地方遊擊隊合編而成的：

    一支是粟裕、劉英領導的以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為基礎的紅軍閩浙軍區挺進師為骨幹力量的遊擊隊。

    另一支是鄧子恢、張鼎丞領導的福建龍岩、永定、上杭等地農民起義武裝發展起來的閩西南抗日討蔣軍組成的遊擊隊。

    還有一支是福建漳州農民起義後建立的閩南獨立三團。

    這些幹部戰士大多來自閩浙一帶，說的都是地方方言，各團的語言也不相通，葉道誌對戰士們的話幾乎一句也聽不懂。

    陳康的語言工作環境稍微好一點，但與葉道誌大同小異。

    另外與正規部隊相比，遊擊隊紀律散漫，裝備也很差。

    在這樣不熟悉、不理解的環境裏，有的幹部不同程度地滋生了消極情緒，他們思念自己的老部隊，思念八路軍。

    俗話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幾位對分配工作有意見的同誌經常在一起發個牢騷，甚至密謀一起離開新四軍回八路軍原部隊去工作。

    1938年７月３１日，葉道誌、陳康、徐長勝三人在一起經過周密地計劃，決定每人帶一支短槍離開新四軍部隊，計劃取道黃山經祁門穿江西上饒過九江到武漢找八路軍辦事處去。

    為了遮人耳目，他們以看地形為名，讓軍部特務營營部通信班副班長楊紹良同誌帶路，各自帶短槍離開部隊。

    當4人走到了皖南祁門縣大山裏頭時，葉道誌感到目的已達到，再讓楊紹良跟著可能會影響自己的行動計劃，就對楊紹良同誌說：“我們不回去了！”

    楊問：“你們到哪裏去？”

    葉說：“我們回八路軍那裏去，你願意去的話就跟我們一塊走，不願意去你就回去。”

    楊紹良是新四軍土生土長的戰士，對新四軍有深厚的感情，況且，對他們所說的到八路軍那裏去也表示懷疑。

    楊紹良當即表示不願意跟他們一起走，轉身回到新四軍司令部，並向軍部報告了這個情況。

    葉道誌、陳康、徐長勝三位幹部攜槍離隊出逃的事情震驚了新四軍領導。當時副軍長項英不在家。副參謀長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立即報告了軍長葉挺。

    由於此事事關重大，牽扯到兩軍（八路軍、新四軍），也牽扯到東南局和中央等方方麵麵的關係，軍長葉挺會怎樣對待呢？

    葉軍長知道了這件事後火冒三丈。嚴令副參謀長周子昆立即派人限期把逃跑的三人抓回來。

    事已至此，周子昆即刻命令軍部偵察科長李誌高立即帶人去追捕。

    李誌高等人在楊紹良的帶領下，沿他們三人出逃的路線追到江西景德鎮山區，終於發現了葉道誌等人。

    經勸說無效後，雙方動武，徐長勝拒捕在當場被擊斃，陳康因為平時善跑，看看形勢不對，掉頭跑掉了，李誌高隻抓到葉道誌一人，押回軍部。

    葉挺軍長認為這三人是戰場逃跑，為嚴肅軍紀，報請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批準槍決。

    臨刑前召開公審大會，批判葉道誌、陳康、徐長勝逃跑是要去投降張國燾。

    葉道誌承認：不經組織允許擅自帶槍離隊是錯誤的，願意接受組織上的任何處罰。

    但辯稱不是叛變革命，更不是去投靠張國燾，而是對分配工作有意見，認為新四軍看不起他們，排斥延安來的幹部，特別是排斥原紅四方麵軍的幹部，所以想回八路軍工作。

    當時多數人認為葉道誌應該槍斃，也有幾個人主張不要槍斃，張道庸（陶勇）等人還寫了保狀，要求不要槍殺葉道誌。

    但結果葉道誌還是於８月３０日被槍決了。軍直屬黨總支擴大會議，還批評了張道庸等幾個聯名寫信保葉道誌的同誌。

    這就是新四軍曆史上，第一起經國民黨三戰區批準錯殺我黨自己幹部的事件。

    此後，1939年6月24日，又發生了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根據國民黨政府軍委會所謂“奉委座電令，所請將高敬亭處以槍刑照準“的電報，將新四軍四支隊司令員高敬亭處死，由葉挺帶到江北的警衛班執行。

    這兩個事件的發生，反映了當時新四軍錯綜複雜的政治曆史背景和水火不容的人事關係。

    也反映了新四軍和八路軍在統戰問題上對國民黨政府的不同態度。在八路軍對國民黨軍委會隻是應付，根本不存在向他請示如何處理自己幹部的事情！

    話分兩頭，陳康死裏逃生，他一口氣跑到了武漢，找到了八路軍辦事處，被葉劍英同誌狠狠地痛罵了一頓。

    陳康低著頭不吭聲，默默地承認自己錯了。考慮到事情已經發生，將陳康送到新四軍肯定是死路一條，葉道誌就是榜樣。

    事實上，葉道誌、陳康、徐長勝的出走首先是思想認識問題，其所犯的錯誤是違反組織紀律的性質，跟臨陣脫逃是兩回事，更不是叛變。

    有鑒於此，為了教育和保護幹部，葉劍英將陳康送回了八路軍。

    鑒於陳康所犯的錯誤，組織上分配他擔任八路軍第129師隨營學校副營長兼主任教員。

    一年後1940年10月，由於前線缺少有經驗的軍事幹部，陳康被調任八路軍386旅17團副團長，1941年10月任17團團長。

    1942年5月又任386旅772團團長。在抗日戰爭中後期，陳康擔任了太嶽軍區第四軍分區副司令員，指揮千軍萬馬浴血奮戰，屢建奇功，受到我軍高級將領陳賡的賞識和器重。

    解放戰爭時期，他成為劉鄧大軍晉冀魯豫軍區第四縱隊13旅旅長，緊隨第四縱隊司令員陳賡之後，縱橫10餘省、馳騁數萬裏，先後參與上黨、晉西南、洛陽、淮海戰役、渡黃河，越長江，挺進大西南，保衛邊防，把勝利的旗幟插到祖國的西南邊陲。

    陳康將軍於昆明軍區任職二十五年，悉心研究亞熱帶叢林作戰，其“大炮上山，小炮上樹”等戰法威鎮南疆。

    建國後，北越戰鬥骨幹大多為陳康之十三軍訓練。據說，1979年南疆之役，凡越軍聞十三軍部隊上來，不戰自退，並曰：“哪有徒弟打師傅之理！

    贅言不多說，還是回到原話：陳毅送林欣兒到三營。

    陳毅在三營親自向林欣兒介紹了目前新四軍的情況，以及軍部對抗戰的部署安排。

    這樣的介紹，讓林欣兒心中為之一亮。她覺得自己應該盡快投身於工作之中。

    原來，1938年初，新四軍完成組建，共轄4個支隊10個團和1個特務營，全軍1萬多人。同年開赴敵後戰場，進行廣泛的遊擊戰，擾亂日軍後方，牽製和分散其兵力，配合主力部隊正麵作戰。

    5月中旬，新四軍第一支隊在司令員陳毅的率領下，挺進蘇南地區，在江南抗日自衛總團和群眾的積極配合下，向京滬鐵路（南京至上海）及各公路沿線守備薄弱的日軍據點展開襲擊和破擊作戰。

    中旬，第一支隊獲悉鎮江至丹陽間的新豐車站有日軍1個小隊守備。該火車站雖然是個小站，但因處於大運河與京滬鐵路的交叉點，既可運軍火又可運兵，因此日軍十分重視，在車站旁邊的營房頂上修築了瞭望塔，三麵均有射擊孔。

    新豐車站南距丹陽縣城僅約8公裏，北距鎮江也隻有20餘公裏，一旦受到進攻，丹陽和鎮江的敵人都可能隨時增援。

    第一支隊二團多次派出偵察員潛伏在車站，查明守備日軍的常規部署，畫了草圖，由二團政治處主任蕭國生和一營營長段煥競向第一支隊司令員陳毅作了匯報。

    經過認真考慮，陳毅決定由二團一營負責對新豐車站發起夜襲，殲滅該站守敵。

    同時決定由二團偵察參謀張銍秀負責指揮部分戰士，在自衛總團和群眾的配合下佯攻丹陽，乘勢對新豐車站附近鐵路及沿線通訊設施展開破襲，並阻擊敵人援兵。

    按照既定部署，6月30日下午，蕭國生和段煥競率領第一營從丹陽縣延陵鎮進至新豐以南的東崗附近隱蔽待機。

    7月1日23時許，一營一部乘夜暗迫近新豐車站，20餘名戰士悄悄摸進守敵營房。在前進中，有戰士觸碰到日軍秘密設置的警鈴，驚醒的日軍立即組織抵抗。

    激戰中，日軍10餘人竄出房屋，企圖突圍。新四軍突擊隊員當即揮舞大刀與日軍展開白刃戰，僅用10分鍾便將這夥敵人盡數殲滅，部分戰士乘勝衝進營房。

    殘餘的日軍立刻退據樓上，利用堅固工事做掩護，向圍攻的新四軍突擊隊瘋狂射擊，妄圖死守待援。

    由於殘敵對樓口實施火力封鎖，突擊隊員一時無法衝上去，戰鬥呈現相持狀態。

    不久，前方突擊隊員報告說，發現敵人的火力之強超出了原先的估計——原來當晚有一夥日軍從南京去上海，臨時停留在新豐車站候車，使敵人的防守力量幾乎增加了一倍。

    由於沒有攻堅武器，日軍火力又猛，硬衝一定會造成很大傷亡。為了速戰速決，一營長段煥競一麵命令集中火力壓製日軍的機槍掃射，一麵立即指揮改用火攻。

    戰士們迅速找來煤油、稻草，在車站大樓的門窗旁、樓梯口，倒上煤油，點火後迅速撤離。火借風勢很快燒上了牆頭、窗戶、屋頂，沒幾分鍾整個兵營成了一片火海。

    頓時，烈火濃煙吞噬了整個車站大樓，樓上的敵人亂作一團，不久便紛紛斃命，有幾個企圖跳窗逃命，也被埋伏在外的新四軍戰士盡數擊斃。

    與此同時，二團偵察參謀張銍秀指揮一營部分戰士一麵佯攻丹陽縣城的4個門，一麵在抗日自衛總團和當地群眾1000餘人的配合下展開破路基、拆鐵軌、拔電杆、割電線等破襲戰，徹底切斷了日軍的交通和電話聯係。

    丹陽等地的日軍因情況不明，雖見新豐車站方向火光衝天，也不敢貿然在夜間出兵增援，隻是龜縮在城中，向外胡亂射擊。

    此次夜襲戰，新四軍一支隊二團一營殲滅守敵58人，燒毀新豐火車站，燒毀大部槍械，繳獲步槍十餘支和一批軍需物資，扒毀丹陽至新豐、新豐至鎮江鐵路各1公裏多，挖斷了鎮澄公路，砍斷電線杆幾十根，收割電線幾百斤，京滬鐵路和公路交通也因此中斷。

    7月2日拂曉，日軍援兵1000餘人從各地趕到新豐車站時，新四軍早已勝利轉移。

    這次戰鬥雖然規模不大，但在當時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有力地打擊了侵華日軍不可一世的囂張氣焰，極大地振奮了蘇南人民的抗日信心和決心。(www.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