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8月21日午夜，陰謀的氣息在暗夜中彌散。淩晨3點半，侵華日軍華北方麵軍司令部陸續召集他們控製之下的使館、領事館、華北交通、華北政務委員會、北平市衛生局、警察局的相關人員，召開了一次緊急會議。

    時任日軍第一軍醫部部長的石井四郎，在會上做了一個耐人尋味的報告，內容是“關於華北防疫強化對策”。

    石井四郎的另一個身份，是原關東軍731部隊隊長，日本細菌戰最高權威。

    那個夜晚的更多細節已經湮沒在半個多世紀的煙塵裏，被記錄下來的隻有一份簡短的會議報告記錄。

    石井四郎描述了華北地區北平、山東、河北、河南等地發生了虎列拉——也就是霍亂——的狀況，“19、20兩日內發生11名（其中死亡6名）新患者，由此計算，自發生虎列拉以來的總患者總計達到188名（其中死亡126名）”。

    石井四郎繼而發布了六項必須從8月23日開始實施的《華北防疫強化對策規定》，核心內容就是禁止在發生霍亂區域乘車乘船，這些地區的果物蔬菜也禁止向外運輸。

    山東地方史研究者崔維誌分析，這份報告所使用的其實是“隱詞”，隱藏著日軍一個慘無人道的屠殺陰謀——“加強防疫華北虎列拉的意思，其實正是實施魯西細菌戰”。

    那些禁止通行的區域，比如“禁止在石門—新鄉（不在內）、石門—德縣、濟南—德縣（不在內）之間的各站及北平、張家口、大同、包頭、懷來各站乘車;石門—新鄉，大同（沿著鐵道線的道路以南）、衛河以西的汽車禁止通行;禁止白河、子牙河、滏陽河、南運河、衛河的航行。”

    崔維誌說，“其實就是實施魯西細菌戰有可能蔓延的區域。”這份午夜的報告，“實際上是實施魯西細菌戰的動員令”。

    果然，石井四郎作這個報告後沒有幾天，日軍就實施了代號為“華北方麵軍第十二軍十八秋魯西作戰”的霍亂作戰陰謀——這也是侵華日軍在中國實施的規模最大的細菌戰。

    1943年是日本昭和18年，所以這次的細菌戰被稱為“十八秋魯西作戰”。日軍59師團參謀是計劃的製訂者，該師團成立了“防疫本部”作為具體的指揮機關，作戰時間為8～10月。

    在8月21日夜晚的密謀之後，日軍航空兵、步騎兵向衛河及魯西各縣撒放了大量的霍亂菌。

    但整個計劃如此隱秘，除了極個別人員，參戰日軍也被蒙蔽，指揮者隻是宣稱魯西有霍亂疑似患者，為了防止感染，全軍要進行防疫準備，部隊進入疫區之後必須遵循一係列的衛生守則。

    日軍所有的參戰部隊都注射了預防霍亂接種液，分發了預防感染藥物，而無辜的魯西民眾對於即將到來的災難卻沒有任何準備。

    直到死亡襲來，陷入霍亂之災的衛河流域，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也一直以為遭受到的不幸隻是一場天災。

    衛河發源於河南省輝縣西北，經河北流入山東省，由館陶、臨清、德州，再向東北注入渤海灣。衛河臨清至德州段與京杭大運河重疊，從這裏乘船北可去天津，南可達杭州。

    這裏成為山東與河北兩省物資交易的通路，臨清也因此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成為山東省僅次於濟南的繁華城市。

    不僅如此，衛河流域也有極其重要的戰略地位，是連接山東、冀南、冀中和太行山抗日根據地的中心區域，八路軍冀魯豫軍區、中共冀魯豫邊區黨委和行署就駐在這裏。

    崔維誌分析，日軍選擇在魯西實施細菌戰，正是因為看到了這裏戰略上的重要性，而那一年山東異常的天氣也為日軍的陰謀提供了方便。

    8月21日這個密謀夜晚是否曾經下雨，不得而知，但是根據被保留下來的史料，進入8月以來，山東的天氣就有些反常。

    持續幾年大旱的山東西部地區普降大雨，並且一連下了十幾天，衛河等河流的水位迅速上漲，這成為密謀者石井四郎和他的上司岡村寧次期盼中的良機。

    因為魯西過境的衛河等河流河床高於西岸地麵，利用汛期決堤放水，陰謀者有多重盤算，一方麵是憑借洪水的泛濫迅速傳播霍亂病菌，一方麵還指望能夠借洪水淹沒冀魯豫邊區和冀南根據地，“把其中的八路軍和農民一舉消滅掉”。

    第三個重要原因，是因為衛河水位的上漲，嚴重威脅著日軍控製的津浦鐵路和後方重要軍事基地德州的安全，而津浦鐵路是日軍的生命線。

    崔維誌說，“博山、淄川、華豐、新泰的煤，金嶺鎮的鐵，南定的鋁礬土和油母頁岩等地下資源，以及號稱‘穀倉’的山東省的農產品”，向日本本土和偽滿運送，都離不開津浦線，將衛河決堤，把水放於地勢低窪的西岸，既能保住津浦線，又能保住德州。

    衛河大堤被日軍53旅第44大隊掘開，大隊長廣瀨利善率領60人抵達臨清大橋附近的衛河西堤，7人負責掘堤，其餘人員警戒。附近村民得知掘堤的動靜，趕來哀求日軍住手，都被日軍打翻在地。

    在村民與日軍廝打的時候，水流湍急的拐彎處已經被掘開半米寬、半米深、5米長的口子，洶湧的洪水向西堤一瀉千裏，轉眼間堤壩被衝垮150多米。河水奔騰，人們根本無法逃避。

    崔維誌花了很長時間考證當年的災難情境，“田裏待收割的穀子轉眼就不見了，正在地裏幹活的一群年輕人被淹死，正在臨清舊城門玩耍的5名兒童，一齊驚呼媽媽，轉眼就被洪水吞噬，從村裏逃出來的一群群背負包裹的人，也被洪水追得走投無路……”

    駐紮在武城縣官寨二十裏堡的日軍一個分遣隊也因逃避不及，全部被淹死。漳河、滏陽河等河流的大堤，在接下來的日子裏陸續被日軍掘開。洪水攜卷著日軍投放的霍亂菌在這片土地上肆虐。

    這次細菌戰究竟使用了多少霍亂菌，目前依舊沒有準確統計。根據濟南防疫給水部日本戰犯竹內豐供述，僅1943年8月，參謀部就來取過三次細菌。

    “8月上旬一次，同月20日左右一次，月底一次”，“數量具體不知道，隻知用玻璃製的口徑約40厘米、高50厘米的圓桶裝運了5桶，3次一共15桶”。

    事實上，就在8月21日密謀這一天，竹內豐還在解剖室裏殘忍地將俘獲的一名八路軍戰士做了活體解剖。

    根據始作俑者廣瀨利善大隊的調查，僅臨清大橋決堤，就造成960平方公裏以上的地區浸水，約40萬噸以上的農作物和9.6萬公頃的耕地遭到破壞，6000戶以上的中國人房屋被衝倒，因霍亂、水淹、饑餓，中國居民死亡約3萬餘人。

    洪水過了一個月才慢慢退下去，連廣瀨利善自己也承認，“美麗富饒的衛河左岸已經變成了人間地獄”。

    館陶縣社裏堡村的幸存者，70多歲高齡的井富貴老人依舊清晰地記得災難的樣子。

    “8月裏河決口，9月裏鬧霍亂，半個月裏大批村民死亡，記得當時全村一片哭叫聲，基本上家家都有出殯的！”

    這次的災難，使得包括魯西、冀南24縣在內的中國軍民死亡數字高達42.75萬人。

    細川中康、江田稔、廣瀨三郎事後簽發了一份《關於霍亂停止發生的報告》，隱瞞日軍撒布毒菌造成瘟疫的真相，還把發病原因說成是從中國人那裏感染的。

    更令人驚訝的是，日軍12軍軍醫部於1943年11月上旬在濟南召開“魯西霍亂原因討論會”。

    與會者在所謂的研討之後，竟一致認為“一是由於當時在廈門和香港流行霍亂，從南方傳來此地;二是因霍亂菌可以越冬，原來此地就有霍亂菌”。

    上世紀50年代初，部分日本戰俘才吐露出了真相，但卻因為曆史的原因被湮沒在一堆史料之中。

    直到1993年，山東地方革命史研究專家崔維誌和他的夫人唐秀娥，為征集他們所著的《山東抗日戰爭紀實》一書，在南京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查檔，發現了魯西細菌戰的線索，此後費勁周折，最終在中央檔案館查到了當年日軍細菌戰犯交代的口供、筆錄及揭發材料，災難的真相才大白於天下。

    同樣是8月21日這一天，山東版圖的另一片區域，魯南地區的故事，更適合交給棗莊市薛城區的張靜波老人來回憶——一個血與火交織的戰鬥記憶，和他曾經曆過的絕大多數戰鬥年月一樣，勝利的喜悅交織著失去戰友的哀慟構成全部基調。

    現年85歲的張靜波曾經是魯南鐵道隊長槍隊的隊長，或許魯南鐵道隊這個名字會讓很多人覺得陌生，那麽換個稱呼——鐵道遊擊隊——是不是可以喚起更多熟悉的記憶？

    伴隨了一代人成長的《鐵道遊擊隊》並不隻是一個故事，人物原型和曲折的情節其實全部來源於真實，是作者劉知俠先後兩次深入魯南鐵道隊，與戰士們朝夕相處得來的革命史實。

    在棗莊市黨史辦主任趙世欽的指點下，記者找到了薛城區臨山公園裏矗立的鐵道遊擊隊紀念碑，高達33米，正麵是鐵道圖案，碑文上銘刻了這支傳奇部隊的戰績——

    “協同主力依靠群眾與日偽展開殊死搏鬥，截軍列打洋行毀鐵路炸橋梁……民心由此而大振”，“辟通華中山東赴延安之要道，護送劉少奇、陳毅、羅榮桓等千餘名指戰員安全過境”，被原山東軍區政治部主任肖華譽之為“懷中利刃，袖中匕首”。

    抗日戰爭以前的棗莊已經是全國聞名的煤炭基地，盛產優質煤，交通方便，與津浦線的重鎮臨城（今薛城）、隴海線的趙墩，有鐵路支線相接。與臨沂、台兒莊和滕縣有公路相連。

    1938年3月棗莊淪陷，日軍進駐的兵力在一個聯隊以上，還收羅了大批礦警、偽軍及便衣特務。

    同年8月，中共蘇魯豫皖邊區特委直接領導的人民抗日義勇總隊由棗莊撤往抱犢崮東部山區，為即時獲得棗莊敵偽情報，抽調洪振海、王誌勝兩名排長回到陳莊建立了抗日情報站。

    1939年11月，洪振海領導的棗莊抗日情報站發展到8名情報員，他們將合夥從日軍列車上扒下來的煤炭換成錢，作為主要基金，又自籌了部分錢款，在距棗莊火車站不到百米的陳莊辦起了商號為“義合炭場”的煤炭經銷部，解決了大量活動資金，同時也獲得了更多的敵人情報。

    魯南鐵道隊就是在這個情報站的基礎上發展起來。

    根據鐵道隊第六任政委鄭慎的回憶，1943年春，全大隊已經有150餘人，編為3個短槍中隊和3個長槍中隊。

    這一年，因對敵鬥爭需要，魯南鐵道隊的主要使命由截擊敵人物資、破襲敵人交通等轉為保護由黨中央所在地延安經山東至華中（其間主要穿過津浦鐵路）的戰略交通線。

    例如護送幹部、傳遞文件、運送軍用物資等。人們所熟悉的那些傳奇般的鬥爭事跡，多是圍繞著為完成這一重大戰略任務而湧現出來的。

    張靜波老人還能清晰講述1943年11月護送陳毅的故事。魯南鐵道隊接到軍區首長的指示，最近有重要首長過路。

    楊廣立、杜季偉、劉金山商量後做了分工，楊負責鐵路西，其餘兩人負責鐵路東，同時湖上也準備好了船隻。

    等見到之後，才知道是新四軍軍長陳毅同誌，他是路過這裏去延安，參加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

    鐵道隊的活動範圍是魯南津浦鐵路兩側，這裏敵偽戒備森嚴，惟一比較安全的地帶是微山湖。

    陳毅住在湖心的一隻小船上，每天劃著船在湖上轉一轉，每當隊員去看望他，向他匯報工作時，他總是講堅持3年遊擊戰爭的故事，並且強調說，“你們這條交通線很重要，現在有許多負責幹部經過你們這裏到延安去學習，去參加黨的七大”。

    最後離開的時候，陳毅還讓警衛員把僅有的5支駁殼槍選了兩把送給鐵道隊。

    1944年冬，日軍專門組織了一個所謂三角部隊，采用“剔抉”戰術，和鐵道隊對抗，但也隻是落得個損兵折將的下場。

    在屢遭失敗之後，日軍又使出軟辦法，派沙溝車站“愛路段”特務平野，向鐵道隊乞求談判，結果被義正詞嚴地訓斥了一頓，這個名牌特務隻好灰溜溜的回去，這在抗日戰爭史上也屬罕見。

    曆經7年的堅持與抗爭，魯南鐵道隊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8月21日的深夜密謀，引發的同樣是山東抗日根據地的連鎖反應，一方麵是洪水與瘟疫的肆虐，另一方麵，是應對日軍大規模“掃蕩”的艱難戰鬥。

    為了配合殘忍的細菌戰計劃，日軍調集了3萬餘兵力，對冀魯豫、冀南根據地進行大“掃蕩”，妄圖殲滅抗日根據地的八路軍主力。

    八路軍冀魯豫軍區司令員楊得誌，政委兼區黨委書記黃敬，參謀長華卓然，掌握了日軍秋季大“掃蕩”的計劃，於9月1日向全區發出《關於準備“反掃蕩”的指示》，號召全體軍民總動員，緊急備戰。

    根據毛主席的遊擊戰方針，主力部隊有計劃地轉移到外線，向敵人薄弱部位出擊，威脅其後方;留少量主力在中心區，會同地方武裝堅持鬥爭。

    但是當時對於日軍大規模霍亂作戰的陰謀，卻並不知情。

    事實上1943年的山東，正是日偽軍“蠶食”和八路軍反“蠶食”鬥爭異常尖銳的一年，日偽軍蠶食的重點，是清河區和魯南區。

    日軍繼1月用1.2萬人掃蕩清河區之後，又於4月22日以2萬餘兵力進行“鐵壁合圍”，企圖消滅清河根據地八路軍主力部隊和領導機關。

    這次掃蕩曆時5天，連續合圍3次，並出動飛機艦艇配合作戰。

    4月24日，羅榮桓、黎玉向各軍區發出《對保衛夏收與反蠶食戰役的命令》。

    根據山東地方史研究者統計的數據，僅1943年8月至11月，根據地軍民在中共北方局和八路軍總部領導下，先後與日偽作戰355次，殲滅日偽軍4110人，繳獲大批槍支彈藥，攻克敵據點、碉堡74座，攻入或襲擊日軍占據的東平、東明等6座縣城，恢複、開辟部分地區，徹底粉碎了敵人的大掃蕩。

    據原山東軍區政治部主任肖華回憶，由於日軍采用“分進合擊”“鐵壁合圍”等各種毒辣手段，頻繁進行掃蕩和蠶食，根據地被分割成了若幹碎塊。

    魯南基本區被壓縮在東西長40華裏的狹窄地帶，當時僅占有村莊2700餘個，人口64000人，土地麵積2255平方公裏，日軍占據的村莊卻有5583個，人口280餘萬人，土地麵積7312平方公裏。

    根據地南北最寬的地方十餘裏，窄處僅一公裏，對麵打槍，這邊能聽到清晰的槍聲，麵對這樣的局麵，他概括了一句，“魯南的黨政軍民是站在一條線上”。

    肖華記錄下他見證的艱難歲月，“艱苦沉重的戰爭重擔，也壓在根據地人民群眾的肩上了，我們住在莊子裏，老鄉隻好用煎餅來款待，在一般群眾家裏，婦女們頭一天晚上將糠皮、紅薯根和小小的山梨泡進水裏，到雞叫時分就爬起來推轉著沉重的石磨，在小油燈下把它磨成稀漿，然後烙成一張張又酸又澀，難以下咽的煎餅來充饑，大清早起來，辛苦了半宿的女人麵容憔悴，眉眼也被柴煙熏黑了”。

    在山東根據地的艱難鬥爭中，一個值得記錄的重要人物是劉少奇。

    他一方麵通過《大眾日報》指導山東各地的減租減息，另一方麵親自深入東潘、夏莊、黑林子等村了解情況。他指示朱瑞等山東分局負責人，“目前，減租減息就是你們這裏的中心工作，所有工作都要圍繞著這一中心來做”。

    在他的努力下，山東的工作出現轉機。1942年5月4日，山東分局作出《關於減租減息改善雇工待遇開展群眾運動的決定》:“以認真實行減租減息、發動群眾為建設山東根據地的第一位鬥爭任務。”

    從5月開始，山東分局抽調300名幹部組成工作團，以莒南、臨沭為中心縣，在9個中心區、30個中心村、120多個外圍村首先展開了雙減增資的群眾運動。

    到1943年，棗莊抗日根據地和部分遊擊區普遍實行了減租減息和大生產運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農業獲得大豐收。

    有些地區自給有餘，除從經濟上繼續支援兄弟地區的抗日鬥爭外，還可以向外地區輸出，這使北海幣有了物資保證（抗日戰爭時期，在棗莊地區流行著三種貨幣，北海幣、法幣和偽幣，北海幣是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民主政府發行的貨幣。1941年4月1日由北海銀行總行發行）。

    同時也大大提高了北海幣的信譽和地位，為排擠法幣和禁用偽鈔奠定了物質基礎。

    1943年夏，北海幣同法幣的比值是1∶1，到年底，北海幣升值，已達到1∶6。

    1943年9月10日，中共山東分局還下發了關於設立工商管理局，加強對敵經濟鬥爭工作的指示，魯南行署建立了工商管理局和稅務局，統一領導對敵經濟鬥爭和大力發展魯南經濟工作。

    稅務局的主要職能是除按田地征收田賦外，還增加了集市貿易，牲畜屠宰和鹽業運銷等稅種，1943年魯南區共收入北海幣3572萬元，其中田賦占44.1%，公糧貸金占37.05%，出入口稅占15.14%，行政司法稅占2.33%，其他占1.22%。

    肖華回憶說:“在少奇的具體指導下，山東根據地的減租減息工作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了。人民從土豪劣紳如山的重負下得到了喘息，極大地激發了廣大群眾的抗戰熱忱，於是，根據地的每座村莊都變成了抗戰的堅強堡壘。”(www.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