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2月，第三十二集團軍總司令上官雲相悄悄住入了駐在上饒的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家中。

    二人密議了一個晚上，第二天清晨，上官雲相又悄悄地返回皖南。

    不久，三戰區任命上官雲相全權指揮駐在皖南的軍隊。曆史檔案記錄了上官雲相這一段時間的活動，把皖南事變的真相大白於天下。

    1940年10月19日（皓日），蔣介石以國民政府參謀總長的名義，發電報給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新四軍軍長葉挺、副軍長項英，誣稱八路軍新四軍破壞團結和抗戰，並強令長江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一個月之內撤到黃河以北地區。

    同時，蔣介石又密令湯恩伯、李品仙、韓德勤等部30萬軍隊，加上三戰區顧祝同部，準備在華中和華東地區向八路軍、新四軍發起進攻。

    中共方麵則於11月9日（佳日）複了一電給何應欽和白崇禧，駁斥了國民黨的汙蔑，表示堅決拒絕將武裝力量撤出華中。

    但為了顧全大局，中共方麵作出讓步，同意將皖南的新四軍全部北調。

    1940年10月，時值國共合作時期。駐紮在皖南的新四軍萬餘人，除了在正麵抗擊蕪湖、繁昌一帶的日軍外，其他的三麵已被國民黨軍5萬人“嚴加防範”。

    其公開任務美其名曰，是“掩護新四軍北撤”，但同時卻在調兵遣將，將新四軍重重包圍。

    其一〇八師、五十二師、一四四師、一四五師，已到達指定位置，隨時準備執行阻擊新四軍所謂南竄的“三山計劃”。

    所謂“三山計劃”，就是國民黨到處散布的新四軍拒絕北撤，而要“竄入”黃山、天目山、四明山，以此作為根據地的謠言。

    與此同時，國民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為消滅新四軍，采取了一係列的措施。

    第三戰區長官部駐在上饒，距重慶較遠，通話要經過贛州、衡陽、桂林、貴陽等地，不僅聲音不清晰，而且容易泄密。

    長期以來，上饒與重慶的聯係，是靠一條電話線和專用無線電台進行聯絡的，從來沒有加以改進。

    但在1940年秋，突然有一批工程人員帶了一批當時最先進的通話設備進駐上饒，為三戰區與重慶間加裝了美國生產的載波電話。

    更令人費解的是，顧祝同曾多次親臨施工現場，督飭限期完工。

    載波電話工程在1940年12月完工，專線一直通到顧祝同家中。此後，顧祝同就在家裏多次與蔣介石直接通話，而不去長官部打電話了。

    更深層的陰謀出籠於1940年12月的一天夜裏。第三十二集團軍總司令上官雲相突然從皖南秘密來到上饒三戰區長官部，一反常態地悄悄住入了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的家中。

    二人整整密議了一個晚上，未見任何人，第二天清晨，上官雲相又悄悄地返回皖南，連戰區長官部的人都不知道。

    之後，長官部對戰區高級軍官傳達的命令是，不管是掩護新四軍“北撤”，還是防堵“南竄”，都要有一個統一的指揮。

    不多久，三戰區就任命上官雲相全權指揮駐在皖南的軍隊，連軍階、資曆均高於上官雲相的三戰區副長官唐式遵等高級軍官都不知道其中的內情。

    後來顧祝同在電話中對唐式遵說，這次就委屈一下唐副長官了。

    上官雲相回去後，立即在徽州秘密召開高級軍事會議。出席會議的有第二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唐式遵，五十軍軍長範子英、二十五軍軍長張文清、五十二師師長劉秉哲、四十師師長方日英、七十九師師長段霖茂、一四六師師長戴傳薪等。

    另有幾個師長在前線未能趕回。

    第三戰區長官部參謀長嶽星明傳達顧祝同的指示說，根據情報，新四軍“北撤”可能性不大，肯定是“南竄”，南竄必須堵住。

    還說，唐副長官負責正麵，負擔已很重。總指揮權由上官總司令總負其責。如果新四軍不按路線在年底渡過長江，或仍是按兵不動，我們就用武力堅決將其消滅。

    1940年，新四軍曾多次派人到上饒長官部，要求盡快補充糧彈器材，以完成北上任務。

    戰區參謀處將報告呈送顧祝同後，顧對下屬說，糧食可以分批發放，器材也可酌情解決，彈藥則堅決不給，就對他們（新四軍）說，不發彈藥可以減輕北上負擔嘛。

    其意圖不言自明。上官雲相曾說，糧秣可以按時發下，這樣可以麻痹他們。彈藥決不能給，否則不是讓他們用我們的子彈來打我們嗎？

    徽州軍事會議後，上官雲相的部署已經完成。其作戰要旨的核心是：

    皖南雲嶺一帶有新四軍萬餘人，如果在年底前新四軍不渡江，就集中優勢兵力加以包圍和殲滅，迫使他們北開；如新四軍大部隊渡江，勢必遭日軍襲擊消滅。

    如新四軍按兵不動，則趁日軍每季度掃蕩一次的間歇時間，就地包圍消滅。

    總共投入兵力為7個師又1個旅，計52500人。除留一小部分對日軍加以監視外，全部兵力都投入與新四軍的作戰。

    全部行動要絕對保密，至最前沿的部隊全部著便衣，宜速戰速決，不然，輿論極為不利。

    圍殲行動一結束，立即發布新聞，羅列新四軍違抗中央命令，襲擊國軍，破壞抗戰的罪名等等。

    1941年1月4日，新四軍軍部及所屬的支隊9000多人由雲嶺出發北移。

    6日，行至皖南涇縣茂林時，遭到國民黨軍襲擊；新四軍奮戰七晝夜，彈盡糧絕。

    12日前後，戰場上的槍炮聲已經沉寂下來。

    14日，葉挺及隨行人員在鹿角山西側被五十二師“俘獲”，接著被送往上饒三戰區總部。至此，整個作戰結束。

    此次，上官雲相向三戰區匯報了戰果：

    一、生俘新四軍軍長葉挺，擊斃副軍長頂英及袁國平、周子昆等高級將領，新四軍官兵死傷2000～3000人，俘虜官兵4000餘人。

    二、繳獲各種槍支4000～5000支，以及少量迫擊炮，沒有山炮等重武器。

    三、繳獲“新編第四軍司令部關防”一顆（已截角），大小電台4部等。

    戰後，顧祝同報請軍委會對上官雲相進行了特別嘉獎，獎賞三十二集團軍總部法幣5萬元（當時一個上校的月薪才120元）。

    獎賞作戰特別有功的五十二軍法幣5萬元。對於有功的主官幕僚及戰鬥人員均論功行賞，並請領了勳章獎章。

    在三戰區的慶功宴會上，上官雲相得意地說，這次作戰非常順利，似有天助。新四軍困在山穀，前有隘路，後是激流，進退不得。

    在日軍掃蕩間隙半個月不到的時間裏，就完成了一個會戰，可謂經典；而且部隊是拚湊的，如果是我的基本部隊，仗打得還要漂亮。

    1942年春，重慶國民政府舉行參謀長聯席會議。三戰區總部準備在會上匯報皖南圍殲新四軍的作戰材料。

    上官雲相得知後趕緊加以製止：“在會上一個字也不要說，會上有第十八集團軍（即八路軍）的參謀長參加，還有蘇聯顧問，這不是自找沒趣嗎？這是內戰，是自相殘殺，在整個抗戰大局中是理屈的，哪能擺上桌麵呢？”

    這真是不打自招！

    其實上官雲相此人是北洋餘孽，半路出家投靠蔣介石，卻得到了重用。

    皖南事變中，國民黨預計3個月剿滅皖南新四軍，此人隻用了半個月就做到了。

    由於害怕自己的暴行被世人指責，不敢撰寫皖南事變的作戰報告。國民黨也卸磨殺驢般的給了其一份上將參議的閑差，讓其養老。

    此人就是皖南事變的劊子手上官雲相。

    上官雲相，字紀青，1895年生於山東省濟南市商河縣小街子村一戶普通農民家庭。由於上官雲相長得濃眉大眼，又聰明伶俐，其父不昔變賣田產供其讀書上學。

    1917年，上官雲相進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六期步兵科學習，和顧祝同、葉挺是同學。

    但是上官雲相是個思想保守的人，畢業後進入北洋軍孫傳芳部，和南方革命黨為敵。

    1923年，因為在江浙一帶作戰有功，升團長。次年擊敗奉係張宗昌部白俄軍，升旅長。

    1926年南方革命軍北伐，孫傳芳、吳佩孚等北洋軍閥節節敗退。

    1927年，時任北洋軍第41師師長的上官雲相向學長蔣介石（1907年保定軍校炮兵）輸誠，投靠了北伐軍，任國民黨陸軍第四十七師第一四一旅旅長。

    上官雲相是個非常反動的軍人，跟隨蔣介石參加軍閥混戰，圍剿紅軍。先後升任第9軍軍長、湘鄂川邊區“剿匪”總部第一路軍總指揮，1935年4月晉升陸軍中將。

    1939年，上官雲相調任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兼32集團軍司令，對日作戰的同時，負責監視皖南新四軍的一舉一動，堅決防止新四軍向南發展。

    當時新四軍軍長是上官雲相的老同學葉挺將軍。雖然名義上是老同學，但上官雲相可沒有給葉挺任何關照，反倒隨時蠢蠢欲動，必欲置新四軍於死地而後快。

    1940年10月，國民黨當局已經決定向皖南新四軍下黑手。蔣介石親自給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下命令，並指定上官雲相為戰役的指揮官。

    為了保密，上官雲相調走了所有和新四軍關係親密的國軍將領，並要求顧祝同給予其調用更多軍隊的權利。

    這樣，原本擬定合圍皖南新四軍的6個師增加到8個師。上官雲相磨刀霍霍，準備向老同學葉挺下黑手。

    上官雲相原來對新四軍的編製、裝備、兵力、部署等均不了解。

    1940年12月中旬，他派往新四軍的聯絡參謀聞援匆忙回到第三十二集團軍總部，偷得新四軍兵力部署圖稿，得悉雲嶺附近的新四軍戰鬥部隊有萬餘人。

    這樣，知悉新四軍兵力情況的上官雲相就更是如虎添翼了。為了防止戰鬥打響後蘇北新四軍救援皖南新四軍，上官雲相甚至抽調了原本和日軍對峙軍隊阻止蘇北新四軍救援，而僅僅留下少量兵力監視日軍。

    1941年1月5日，離開雲嶺根據地北上的新四軍先頭部隊與國民黨方日英部首先交火。

    新四軍軍長葉挺以為是誤會，還找方日英交涉，卻沒有想到自己已經陷入了國民黨軍的重重包圍。

    屋漏偏逢下雨天，原本兵力處於劣勢，天時、地利都不占優的皖南新四軍，主力部隊突圍時又因為向導的失誤而耽誤了戰機，沒有能夠突圍成功。

    連日的下雨天給新四軍的突圍作戰又增加了重重困難。

    最後，葉挺軍長下山找國民黨軍交涉時被扣押，副軍長項英、參謀長周子昆被叛徒殺害，隻有傅秋濤部2000餘人分散突圍，其餘大部分壯烈犧牲。

    皖南事變發生後，皖南新四軍全軍覆沒。

    在皖南事變中，上官雲相全權負責指揮，在戰鬥最緊張的7、8、9、10日，上官雲相在總指揮部夜以繼日躺在鴉片燈旁邊，床邊安放電話，靠鴉片提神，使出渾身解數，精心指揮部隊在不到10天的時間內，基本圍殲了皖南新四軍。

    皖南新四軍覆滅的消息使蔣介石欣喜若狂，立即嘉獎各有功部隊和人員。

    上官雲相“戰功卓著”，其第三十二集團軍獎法幣5萬元，第二十五軍作戰特別賣力，也獎法幣5萬元。第四十師師長方日英，堵截新四軍有功，相繼晉升為副軍長、軍長。

    第五十二師師長劉秉哲扣押下山談判的葉挺有功，也晉升為軍長;其他團長、副團長晉升師長、副師長者大有人在，其他戰鬥部隊，則一一準予獎賞。

    也許是知道自己做了違背民族大義的事情，上官雲相拒絕將皖南事變戰役報告列入各軍參謀長會議。

    他向上級辯解說：“這次全國參謀長會議，一定有八路軍的人員參加，若在會上談到對新四軍作戰的情況，豈不是自找沒趣!這是內戰，在抗日戰爭民族大義是理屈的，擺不到桌麵上的事，怎能列入報告呢？”

    但是正應了那老話：飛鳥盡，良弓藏；狡兔盡，走狗烹！上官雲相反動透頂，原本以為可以升官發財，卻沒有想到國民黨當局給了其一個上將參議的閑置，讓其去“養老”。

    在解放戰爭中掛了個華中剿總副司令的虛職，基本沒有參與戰爭。

    1949年，上官雲相逃往台灣，此後信仰佛教，自號“古穆和尚”，於1969年8月8日病故於台北，終年74歲。

    在慘烈的“皖南事變”中，罹難的就有抗日有功的新四軍五團。

    1938年11月至1940年1月，五團奉命扼守皖南咽喉——銅陵、繁昌陣地。

    由於日軍要“掃蕩”皖南，必先奪取繁昌。因此，敵我雙方在此展開了反複的戰鬥，五團成功組織了五次繁昌保衛戰。

    五團駐紮繁昌期間，武器手榴彈多次被用來偷襲敵人，在戰役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五團把部隊中的投彈好手組織起來，組成投彈隊，深入銅陵、南陵、繁昌敵後以攻擊對方。

    繁昌橫山橋據點是戰略要地荻港的橋頭堡，駐紮著30多個日軍，據點之外是3道鐵絲網、3道工事，防範極為嚴密。

    1939年1月的一個深夜，隻見據點的大門敞開著，十幾個日本兵圍著烤火，投彈隊員潛伏到門前時，敵人還沒有發覺。五團投彈隊用盡全力一連投了幾十枚手榴彈進去，20多個日本兵當即倒下。等剩餘的敵人緩過神來，投彈隊員們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

    翌日深夜，投彈隊員們再次摸到敵人碉堡附近，然而，這回敵人似乎變得“聰明”起來，不僅關上了碉堡大門，崗哨也收到了裏麵。

    投彈隊員們又將幾十枚手榴彈從槍眼中投了進去。頓時火光衝天，碉堡在烈焰中崩塌，據點被五團拔除，橫山橋回到了我軍的手中。

    “繁昌大戰”曆時近1年，殲敵1100多人。城池5次失陷，五團5次收複。

    新四軍五團的戰事引起輿論關注，極大地鼓舞了抗日軍民的鬥誌。新四軍《抗戰報》發表了題為《保衛繁昌屏障皖南的偉大勝利》的社論，葉挺、項英專門致電表彰五團“苦戰肉搏，不怕犧牲”的精神。

    皖南三年，五團作為新四軍的主力團隊，先後曆經韋崗伏擊戰、延陵戰鬥、中分村血戰、繁昌五次保衛戰、塘口壩血戰，以及皖南兩次反“掃蕩”等重要戰鬥和戰役。

    然而，這樣一支在抗日戰場上屢建奇功的隊伍，卻犧牲在同室操戈的國民黨軍隊手中。

    “皖南事變”前夕，五團隻需1小時即能實現渡江北撤，但他們奉命於1941年1月3日黃昏急馳雲嶺。

    1月5日下午，部隊冒雨到達指定位置，與特務團組成右路縱隊殿後，掩護軍部和皖南部隊北上。

    6日下午，部隊進入茂林地區。“皖南事變”戰鬥打響，7日全軍後撤，五團由後衛變成前鋒。

    葉挺軍長親自向五團下達“無論如何要在高嶺堅守三天三夜，掩護軍部和大部隊向涇縣方向突圍，遇到頑軍就堅決消滅”的命令。

    五團隨後搶占高嶺，與國民黨79師展開激戰。

    10日，在完成高嶺阻擊戰後，葉挺命五團搶占東流山主峰。國民黨40師、79師兩萬多人每日對五團陣地發起10多次密集炮擊和集團衝鋒。

    13日，五團官兵戰至彈盡糧絕後，跳出戰壕與數十倍於我之敵展開肉搏，直到最後一刻。

    五團突出重圍的陳仁洪、馬長炎、王榮森、翁國讓、吳偉等30餘人，輾轉渡江北上，編入新四軍第七師，繼續活躍在華中抗日戰場上……

    盡管歲月流逝，序列變動，但光榮的新四軍“老五團”永遠留在了革命軍隊的榮譽簿上。曆史將這份殊榮永遠留給武夷山，留給這支從武夷山走出去的英雄隊伍。(www.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