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軍共7個師，第七師人不多地盤也小，卻為何最富裕？

    當年新四軍中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一師打的仗多，二師造的香煙多，三師拔的據點多，四師的騎兵多，五師占的的地方多，六師吃的苦多，七師上交的銀子多。”

    從這句話可以看出，在新四軍幾個師中，七師的經濟狀況最好，上交的經費最多。

    這是為何呢？事實上七師的人數並不多，駐地皖江抗日根據地範圍也不大，為何能上交最多的經費呢？

    這裏麵供給部副部長葉進明的功勞最大。

    葉進明，浙江餘姚人，17歲參加革命，18歲入黨，曾在上海長期從事地下工作。

    1937年12月新四軍成立時，他就參與了籌建工作，後來擔任了新四軍總兵站站長。

    皖南事變後，兵站改為供給部，他又擔任副部長，一直負責財政和供給工作。

    1944年12月，新四軍參謀長賴傳珠找到了葉進明，安排他前往七師為軍部解決物資和經費問題。

    新四軍一共七個師，為何單單挑選七師呢？

    原來雖然一師地處蘇中糧倉，但那裏日偽勢力強大，還有不少頑軍，幾乎是個兵窩子，老百姓的糧食往往不到成熟就被搶光。

    三師地處蘇北，東臨黃海，靠海的幾個縣都是鹽堿地，年年減產，老百姓糧食不夠吃。

    另外幾個師所在地的經濟狀況就更差了，因此軍部決定，將七師的駐地巢湖、無為、蕪湖等地設為籌糧籌款的重點。

    這一帶自然環境好，風調雨順，稱得上是魚米之鄉，並且這裏日偽勢力相對其他根據地來說較弱，便於開展工作。

    巢湖、無為地區曆來是兵家必爭之地，這裏不僅地勢險要，而且自古就是屯糧要地。

    三國時期孫權建都金陵後，首先派兵控製這裏的糧食；唐末天下大亂，也是首先搶占這裏；到了明初朱元璋與陳友諒作戰，在這裏存夠了足夠三年的糧草。

    到了近代，太平軍攻打南京，途徑此地休整征糧；後來清軍鎮壓太平軍，也是首先控製這裏，卡斷了太平軍的糧道。

    日本侵略者當然也明白這個道理，也經常派兵在這裏收集糧食。

    葉進明知道自己的任務很重，不但要收集糧食，還要將糧食換成錢款和軍需物資。

    但葉進明並沒提什麽困難，第2天就帶著五六個助手，在警衛部隊護送下，輾轉500裏到了七師師部駐地無為團山。

    葉進明到了之後，了解到七師並不缺糧食，難題是如何把糧食變成錢和軍需物資。

    雖然附近湯溝鎮貿易發達，偽軍也不敢嚴查新四軍暗中賣糧，但是這樣小打小鬧速度太慢，而且很難買到軍需物資。

    在七師首長介紹完當地情況後，葉進明知道不能蠻幹，利用當地漢奸汪子東的身份做掩護，利用他替新四軍“做買賣”，是個不錯的選擇。

    汪子東，浙江紹興人，曾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畢業回國後，和同為紹興的汪精衛搭上了老鄉關係，論起輩分兩人的太爺爺之前還是拜把子兄弟。

    汪子東留學日本，學的是經商專業，又會一口流利日語，而汪精衛的偽政府剛成立，急需用人，就任命他為商業部糧食科副科長兼蕪湖軍糧收購站站長。

    汪子東到蕪湖後如魚得水，同當地日偽、國民黨混的很熟，不但辦起了公司和商鋪，還建了汪公館。

    汪子東雖然做了漢奸，但風評不算太惡，屬於是可以爭取的對象。

    葉進明到達後，恰逢汪子東母親剛剛過世，正好可以借吊唁的機會混進汪公館和他見上一麵，希望能在其身上打開缺口。

    汪子東辦喪事的第3天上午，葉進明一行幾人來到汪公館，送上一擔禮品和50塊銀元，然後以汪子東堂兄汪子安的名義，前往靈堂上香。

    汪子東正疑惑從沒見過這位堂兄，就被一支槍頂住了腦袋，這時才明白來的是新四軍。

    葉進明開門見山表明了來意：“此次登門隻是想拉你一把，眼下蘇聯紅軍要攻打柏林，日寇成了秋後的螞蚱，蹦達不了幾天，中國必勝，日本必敗已成定局。你考慮過沒有，日本投降後你怎麽辦？我勸你此時不要再為日本人賣命了，要好好考慮考慮你的前途。我們並非要你的腦袋，也不會讓你為難，隻是想和你做生意，讓你成為我們生意上的合作夥伴，我們當然不會讓你吃虧，可以讓你的生意越做越大。”

    汪子東被槍頂著腦袋，毫無辦法，又聽說新四軍隻想和自己做生意，隻能說怎麽安排他就照辦。

    葉進明見汪子東還算老實，就和他約定第二天晚上11時，在南街大河沿見麵，商談用糧食換銀元和軍用物資的具體條款。

    哪知道第二天晚上葉進明一行在約定地點等了一個多小時，也沒見到汪子東的身影，等到最後才來了一個汪子東的信使。

    信上說“自己雖然遭人唾罵，但畢竟享盡了榮華富貴，新四軍雖然正義在手，但是風餐露宿苦不堪言。自己不敢和新四軍做生意，一旦讓日本人知道自己的小命就沒了。”

    葉進明這才發現，汪子東雖然不算是鐵杆漢奸，卻也沒這麽容易就範，想讓他乖乖和新四軍合作，看來還是要再加把勁兒。

    第二天一早，一艘大輪船拖著載滿大米的10隻木船，在前往蕪湖的江麵上被炸了，押運大米的偽軍全成了俘虜。

    與此同時，附近下鄉買糧搶糧的偽軍，也中了新四軍的埋伏，所有大米都被新四軍截獲。

    這不算完，湯溝鎮連續兩天晚上槍聲四起；汪公館門口的石獅子也被炸得缺頭少腿；汪公館的電話線也被切斷，同外界徹底失去了聯係。

    新四軍還用武力封鎖了江麵和路口，連續三天不讓一粒糧食進入汪公館，更不讓一粒糧食流出湯溝鎮。

    這下汪子東算是嚐到了新四軍的厲害，第四天他終於坐不住了，不得不派副官與警衛團副團長前往七師，認罪求和。

    這次汪子東不敢再耍任何花樣，同新四軍達成了協議，替新四軍采辦三類物資。

    第一類是軍火：20噸炸藥、5萬支雷管、50挺機槍、40門迫擊炮、20部無線電發報機。

    第二類為金屬材料：5噸鋼材、3噸銅、5部車床。

    第三類為工業日用品：20噸鹽、100箱火柴、30箱幹電池、50箱西藥。

    新四軍則以糧食和山貨作價，其中糧食占70%，山貨占30%。就這樣，汪子東成為了新四軍的“地下供給部長”。

    另外葉進明還打著汪子東的牌子，在蕪湖開設了“利德雜糧部”，由汪子東擔任名譽經理，七師的地下黨員汪侖任副經理。

    巧的是雜糧部成立後，上海的日軍第13軍得到這個消息，也想在蕪湖籌糧運回日本，還派了一個中佐來任副經理。

    就這樣雜糧部三個正副經理，一個代表汪偽，一個代表新四軍，一個代表日軍，好在平時汪子東和日軍中佐都不來，實際負責的是新四軍的汪侖。

    這個店被汪侖經營得紅紅火火，每天的盈利相當於10根金條，汪侖擅長做賬，每月都能抽出25根金條派人送回師部。

    而湯溝鎮在新四軍的經營下，生意也越做越大，到1945年2月，新開的米行增加到10家、鹽鋪20多家、木柴店15家、煤炭店18家等等。

    這些店鋪老板全是七師派來的幹部，整個湯溝鎮的商鋪幾乎全是新四軍的。

    更加神奇的是，葉進明為了將各種軍需物資運回新四軍軍部，還利用汪子東的關係，在南京、蕪湖、鎮江、揚州等地建立軍需物資轉運站。

    這些轉運站表麵上掛著汪子東的牌子，自由進出日本的金融機關，購買各種軍用物資，然後光明正大地將這些東西運回新四軍軍部。

    汪子東之所以這麽配合，其實也有他的原因：

    第一，通過首次教訓，他知道新四軍的厲害，不配合新四軍的工作就是自討苦吃。

    第二，通過一段時間的交往，他發現新四軍辦事公平合理，自己也不吃虧，而且風險也不大，可謂是一舉兩得。

    第三，他心裏也明白，日軍已是日薄西山，抗戰勝利已成定局，他也在為自己找條後路。

    葉進明到達七師後，迅速解決了新四軍的經費問題，其功勞得到了首長的肯定。

    解放戰爭時期，葉進明還是從事自己擅長的工作，先後擔任山東野戰軍後勤部長、華東野戰軍兵站站長。新中國成立後，又被任命為上海市人民政府公用局局長、上海市人民政府顧問等。

    而汪子東則在抗戰勝利後，舉家搬遷去了日本，新中國成立後，他和葉進明還一直有書信來往。

    改革開放之後，汪子東回國來到上海，時隔幾十年後與葉進明重新相聚，葉進明對他抗戰時的表現表示感謝。

    汪子東卻說：“我要感謝新四軍，是新四軍讓我過上了一段有意義的日子，與新四軍合作的那段日子是最值得我晚年回憶的好時光。”

    除了葉進明，還有一個蔡輝。

    蔡輝（1913－1952），又名蔡誌倫、蔡悲鴻，農民家庭出身，江蘇省鹽城市濱海縣新港鄉人。

    蔡輝年幼時，在家鄉和川沙讀小學，1927年進入黃渡師範學校。因鬧學潮被開除，後轉入上海吳淞中學。

    1928年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1930年蔡輝考取新陸師範學校插班生，繼續讀書，並從事學生運動。

    1932年，蔡輝於新陸師範畢業後，擔任川沙縣民眾文化教育館館長，因搞革命活動，不久被免職，遂去上海從事工人運動，於1933年轉為中共正式黨員。

    1934年蔡輝回本縣組織了社會科學研究社，但不久被迫解散。

    1936年，蔡輝在上海因出版秘密刊物《求生》而被法租界逮捕，判刑1年，抗日戰爭前夕出獄。

    1937年冬，蔡輝在浦東從事抗日活動，成立“浦東抗日救國宣傳團”，並任團長。

    1938年，蔡輝又在奉賢縣籌建奉賢縣人民自衛團，自任團長。因處境困難，自衛團隻存在兩三個月便自行解散。

    1940年，蔡輝任江南抗日救國軍司令部的財經處處長，兼任沙洲縣長。

    期間，他領導反對日軍經濟封鎖的鬥爭，取得了顯著的成績。

    1941年，蔡輝撤到蘇北後，擔任新四軍六師後方辦事處主任。

    1942年秋，皖江貿易管理總局正式成立，蔡輝任局長。1945年2月，新四軍七師的皖江貿易局改為“大成貿易公司”，蔡輝任經理。

    他為解決新四軍和根據地所需的醫藥器材、藥品而忘我工作。國共和談破裂後，大成公司奉命北撤到山東。

    1948年8月，膠東解放，大成公司宣告結束，蔡輝轉任山東省政策研究所主任。

    全國解放後，蔡輝任華東軍政委員會財委辦公室主任。1951年的“三反、五反”運動中，蔡輝被審查，並於1952年1月15日含冤去世，終年39歲。

    1982年，中共中央組織部委托上海市委給蔡輝複查平反，恢複黨籍，恢複名譽。

    蔡輝和葉進明與七師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

    抗日戰爭時期，隨著新四軍第七師的的建立和發展，皖中抗日根據地（後稱皖江抗日根據地）所需之行政費用、武器裝備、穿衣吃飯等支出，也都與日俱增。

    麵對這一嚴峻的現實，1943年初，皖江行政公署財經處成立，葉進明兼任處長。

    其後，軍部又委派原在蘇南地區江抗總辦事處任財經處長的蔡輝來皖江任行政公署財經處副處長兼皖江貨物管理總局局長。

    1943年4月皖江貨物管理總局易名為皖江貿易管理總局，總局局長仍由蔡輝兼任。

    為搞活經濟流通，加強根據地對外聯係，1943年4月，在行政公署財經處和師部供給部的大力支持下，總局在湯家溝鎮的萬字會內興辦了“集成號”商行，蔡輝化名張光華，兼任商行總經理，還聘請了愛國人士唐曉光的嶽父沈益民任經理。

    為了取得反封鎖的新突破，蔡輝通過可靠的社會關係，結識了江蘇省旅蕪民船同業公司會會長楊大炎。

    蔡輝主動向楊大炎發出邀請，在楊來湯家溝期間，我方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予以啟發，爭取他為抗日救國做出貢獻。

    楊耳聞目睹我根據地情況，頗受啟迪，表示願意為我根據地出力。

    經磋商，他答應願和我們合作搞運輸。我方也向他表示，倘若遇到日偽刁難，可來我根據地工作或繼續經商。條件是二斤大米換一斤食鹽，二百斤大米換一匹（合100尺）“龍頭細布”。

    楊回到蕪湖後，當即聯絡了一批鹽商，把他們收購的食鹽約二萬擔和從周雲海處易進棉布約500匹運來湯家溝，我方也如約以糧食等物資相付。

    食鹽全交給我“利民號”按“官價”出售，棉布亦及時送往七師師部作軍用。

    後來，從楊大炎口中得知，曾一度擔任過蕪湖維持會會長的汪子東有新的“苦惱”。

    汪在1944年時，在專為汪偽政權采購軍糧的機構“總力社蕪湖分社”中任社長。由於我方嚴格控製糧食的流向，日偽軍又多次向他施加壓力，他正為采購任務難以完成而焦慮不安。

    為此，他央求楊大炎，想與我根據地“以物易物”。蔡輝摸準這一情報後，及時向上級作了請示。

    七師敵工部部長段洛夫、臨江聯絡站站長吳錦章和總金庫副主任譚偉等人，在皖江區黨委指示下，作了周密的研究，並決定由蔡、段、吳三人在二壩附近中路約見汪子東。

    汪在楊大炎、周雲祥陪同下與蔡輝等密談。當時，汪子東迫於壓力，要急於“交差”，我方也急需軍用物資，好打擊日偽。

    我方對汪的舉動有所戒備但仍保持貿易，結果汪首次為我方偷偷運來了一批西藥和布匹，我方以大米和黃豆交付。就這樣，雙方又連做了幾筆大“交易”。

    駐蕪湖日本人楠木，以“總力社駐蕪湖分社高級顧問”的身份常和汪子東在一起。

    有一次，汪子東派人給我方送信，說他準備邀請楠木同訪湯家溝，條件是必須做到絕密。

    “總局”經請示後，區黨委和行署同意安排這次接觸，並指示要提高警惕，在摸清對方意圖後再作具體行動。

    蔡輝、段洛夫二人先作了周密安排，才將汪子東和楠木接到中路。

    接觸之後，我方對楠木的態度作了認真分析。大家一致認為，他在日偽軍中身居要職，位置顯赫，這不能不引起我方的警惕；但他能冒著風險來我根據地，已表明對侵華戰爭的厭倦，這確實是極其可貴的。

    為此，蔡輝、段洛夫等人決定，繼續保持和楠木的接觸，進一步觀察他的行動。

    從楠木與我方接觸後，他不時為我方提供一些情報。

    1945年正月初二的拂曉，日軍向我無為東鄉發動“掃蕩”。“總局”的幹部王漁、朱革等五人不幸被俘。

    蔡輝當即找到楠木，要他迅速設法營救，並由楠木親自出麵，一口咬定這五個是日軍“登陸部隊的雇員”，還以本人名義擔保，使五個全部獲釋。

    在長期艱苦的軍需物資采購工作中，由於區黨委和行署的高度重視，有蔡輝、段洛夫、吳錦章等出色的工作與領導，我們的采購人員均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第7師的根據地皖江地區包含了蕪湖、安慶、池州等地，從明末以來便是交通便利、商業較為發達的地區，從地緣政治上而言皖江地區的位置非常優越。

    當然第7師成立最初，新四軍軍部對他們的定位是“戰略機動部隊”，是“插在華中日軍心髒地帶的刺刀”，並且專門任命擅於打硬仗的張鼎臣為第7師師長。

    不過由於新四軍軍部後來的人事變化，張鼎臣被留在軍部協助指揮整個新四軍的作戰，並未到第7師上任。

    而軍部後來考慮第7師優越的地理位置，便對第7師的定位有所調整，從準備打硬仗的“刺刀”轉變為新四軍的“經濟印鈔機”和軍事情報中心之一。

    在抗戰初期（1937年-1940年12月），國民黨撥給新四軍的軍費總額不足220萬元（法幣），皖南事變之後更是直接不給了。

    那麽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第7師到底有多富呢？

    咱們先從新四軍第7師的後勤和裝備上來看。當時的第7師是八路軍、新四軍中軍費來源最充足的部隊。

    在八路軍、新四軍各部中，第7師的夥食標準是最高的。第7師當時士兵每月10元的標準，主食是大米，另外還發零用錢、牙膏1支、香煙3條。

    這在當時的條件下，在非蔣介石嫡係部隊裏已經算是非常好的待遇了。

    經軍部特批，第7師的軍裝是整個新四軍唯一用進口龍頭細布縫製，軍容軍貌上也最為齊整統一。

    而武器裝備上為清一色的全日式裝備。這不僅在新四軍中，更是在八路軍裏都是最好的裝備。

    光是自己富那是遠遠不夠的。第7師存在的4年多時間裏，他們對新四軍乃至全黨全軍的財政貢獻都是最大的。

    新四軍參謀長賴傳珠在他的日記中記載到，從1942年底開始算起到1945年春這段時間裏，第7師給新四軍軍部以及由軍部再轉交給第5師的款項約合5300萬法幣。

    這筆錢按照當時的價格折算約合26萬兩左右的黃金。如果按照當時蔣介石軍隊的標準，這筆錢可以養20個甲種師一年。

    這個數字再對比一下此前蔣介石給的軍費，簡直就是一個天文數字。

    而到了1944年，7師和皖江根據地的年財政可支配收入不少於1.5億元。要知道當時規定，根據地的財政收入三分之一歸地方政府，三分之一給軍部，自己留下三分之一。那麽第7師實際年收入很可能在4.5億元左右。

    1947年春新四軍撤編後，負責清賬移交的孫冶方等人回憶，當時第7師的總資產應該在1億元以上，按照當時的價格折合黃金約50萬兩。

    而且從1942年開始，蔣介石不再撥款給新四軍，新四軍軍部的軍費實際上大部分是由第7師承擔。

    第7師在抗戰時期還修建了黃絲灘江堤工程。黃絲灘江堤工程從1944年2月動工，隻經過三個月新堤便建成了——先後動員民工21萬人，挖土44.4萬方，最終修成長達15華裏、高1丈9尺、頂寬2丈4尺、底寬12丈的新江防大堤。

    黃絲灘工程保護了200多萬人的生命財產安全，300多萬良田免遭水災。《解放日報》稱“黃絲灘工程，不僅在皖中是史無前例的大工程，即在華中也是一件與人民生活切膚相關的大工程”。

    咱們現在已經知道第7師很富有，那麽問題來了，第7師為什麽這麽富？

    第7師之所以這麽富，首先要歸功於饒漱石。是饒漱石決定調整第7師的定位。

    他到了新四軍之後，認為之前對7師的定位是不合理的。第7師的根據地靠近日軍心髒地區，第7師人少兵弱，如果太活躍很快就可能麵臨日軍的重兵圍剿。

    饒漱石向中央提出了把第7師所在的皖江根據地建設成“小上海”。中央對此很感興趣，批複饒漱石大膽嚐試。

    得到了中央的支持，饒漱石就開始果斷嚐試。他派了葉進明和蔡輝去第7師，這兩個人都是新四軍裏搞經濟的好手。

    起初第7師的做法無非也是打漢奸，從漢奸手裏奪取錢財，但收效一般。

    蔡輝葉進明到任之後發現，當時日偽控製的大城市經濟不好，敵占區貨幣貶值。如果大城市的商人都通過根據地做生意，隻要收取合理的稅賦，經費問題就可以得到很大緩解。

    於是第7師以鹽糧和軍需品為突破口，連接江浙、重慶等地，第7師對過往的貨物隻征收一次稅。

    此外新四軍還對日偽地區實行全麵的糧食封鎖，漢奸要完成日軍籌糧任務隻能從第7師設立的貿易總局采購，實現了對敵占區糧食貿易的壟斷。

    而第7師的稅率不高，軍需和農業生產資料免稅，布匹、棉製品、藥品和食鹽的稅率低至5%，化妝品10%，奢侈品20%。這些對商人們來說很有吸引力。

    蔡輝在湯家溝開埠通商，一天進出貨船幾百甚至上千艘商船，一條商船有幾百噸貨物。第7師的貿易稅，收到手軟，每天稅收有幾十萬到上百萬元。

    也正是經過蔡輝、葉進明等人的經營，從1944年開始第7師和皖江根據地迎來了黃金期。(www.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