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一十六章務虛的問題（二）

    “黎明前的黑暗嗎……”

    張世德喃喃地念叨了一下，思索了許久。

    最終，他偏頭看向了王京雲：“小王，你聽了有什麽感想？”

    “我……”王京雲似乎愣了一下，但下一刻，卻又兀自笑了一聲，“首長說的是，我也擔上了中關村的擔子，經濟方麵的問題，我也應當認真獨立思辨。首長，就我個人不成熟的看法來說，文謙剛才的一席話，在我們國家和整個世界這十年的經濟領域裏，也許……就像……”又猶豫了一下，王京雲還是認真地點了頭，“就像38年時的《論持久戰》。”

    噗……

    我勒個去，你比黎華更會吹啊！

    畢文謙睜大了眼睛，仿佛不認識似地盯著王京雲。他卻正和張世德交匯著眼神。

    略微的驚訝之後，張世德忽然爽朗地笑了起來，他甚至拍打了兩下身邊的沙發皮扶手：“哈哈，是有點兒像。《論持久戰》之後，中國必亡論和中國速勝論都被批駁和抵製了。但主席的文章，除了戰略上的持久戰的論斷，還具體提出了運動戰和遊擊戰的戰術手段。”說著，他伸手扶了扶眼鏡，鏡片背後的眼睛光芒熠然，身子稍微前傾著，“畢文謙，接下來，說說咱們自己內部的建設問題吧！計劃經濟和公有製。最近出的事情，我們這個時代走過來的人裏，竟然有想把四項基本原則拿掉的，可以說令人痛心疾首！會出這樣的事情，本身更值得極度警惕，我們在理論建設上，有不少人喪失了自信。畢文謙，我以前沒有機會和你深入交換意見，但間接聽到的你的想法，一直以來，既和這些年我們自己的不同，也和外麵傳來的不同，你的意見，很有聽取的價值。”

    拜托！你越這麽說，我越不敢輕易開口啊！

    內心裏吐槽著，畢文謙慢吞吞地喝著水，醞釀了很久。無論是在場的張世德和王京雲，還是電話那頭的黎華以及旁聽的畢希臻，都極其耐心地等待著。

    直到，畢文謙緩緩放下幾乎沒有少水的杯子，右手搭在了那紅木鎮紙上。

    “說起公有製和計劃經濟的話題，記得，我以前就和黎華他們說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國家資本主義，在很多細節上有著相似之處，而兩者的本質區別，有兩個，一個是，究竟是國家控製資本，還是資本控製國家；另一個是，究竟是追求普及精英教育以發展生產力，還是追求少數精英教育以固化階級。”

    “和公有製對立的，是私有製。顯而易見的，公有製有利於國家控製資本，私有製有利於資本控製國家，這是兩個不同製度區別基本區別之一。那麽，究竟是公有製更好，還是私有製更好？這個問題，對於在座的諸位這樣的國內黨員，也許並不值得疑問。但如果要從理論上得出一個可靠的答案，則需要先拋開天然的立場。這種態度，既是研究理論的必要條件，也能夠收獲真正的同誌，而不是盲信徒。”

    “早在申城和長者邂逅的時候，我就朦朧地提出過，後來，我也再次強調過，我們應該始終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始終代表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愛爾蘭時，我也對大曉琳說過，世上從沒有什麽歲月靜好，隻有能夠被具體到時代的生產力水平所允許的溫情，才有資格成為一個時代的道德準繩——同樣的，公有製和私有製好與不好，隻有在具體到時代的生產力水平下，才有討論選擇的意義。”

    “換句話說，公有製好不好？我們不能說，因為公有製對人人都公平，沒有人與人之間的剝削，所以它就一定是好的。建國以來吃大鍋飯的製度在不同地方出現過的問題，我相信，眼前的張常委和電話那邊的畢書記這樣的親曆者，一定比我們這些年輕人更有深刻的了解和體會。如果在一個時代，公有製不能從全局上良好促使生產力高速發展，那麽公有製在那個時代就不是好的。”

    “公有製如此，私有製也是如此。我這裏就不用現實的事情舉例來說明私有製的壞處了，那太多了。”

    “就一個國家的生產力水平來說，當初，我和黎華說過，在高時間跨度的尺度下，一種具體而全麵的社會製度，將會決定運行這個社會的必要經濟成本。如果成本高於積累速度，整個社會就會衰退，如果成本高於庫存，社會就會陷入動亂。而對於扣除運行成本之後還有節餘的國家來說——這本也是一個良性發展的國家應有的常態——節餘的生產力將投入到哪裏去，不僅同樣被社會製度所決定，更是不同社會製度之間高下的重要判斷依據。”

    “萬鵬在蘇聯，親眼見過，物價倒掛的蘇聯，農民用白麵包喂牲口。這個現象，直觀地說明了，公有製下的蘇聯，有不可忽視的生產力被浪費了。我們自己吃大鍋飯的時代，也在各地不同程度的出現了躺著坐享其成的局麵，全國各地的個別積累起來，同樣是不可忽視的浪費。在公有製的環境下，其他方方麵麵的問題，不用一一贅述。既然公有製中出現了諸多的問題，那麽，為什麽掌握的經濟圈遠小於美國的蘇聯，能依靠全麵劣勢的人口、工業起點、自然資源、國土麵積，和美國持續了幾十年的冷戰，有來有回？為什麽一窮二白的新中國能夠用不到三十年時間在經濟封堵的大環境下從徹底的農業國建立起了初步完整的工業體係，大幅度地縮小了和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巨大差距？”

    “答案顯而易見——對於這個時代來說，公有製從全局上比私有製更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具體地說，公有製下，生產資料不屬於個人，私有製下，生產資料屬於個人。這個區別，意味著對於生產資料的處置權的不同。而在我提出的生產力的計算模型中，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是能夠相互轉化的——這本來就是顯而易見的事情。如果換成資·本主義的語境，也許可以把生產資料說成是資本，把生活資料說成是消費。當然，這兩者都是廣義的。一方麵，大家都知道，同一時間，資本和消費的總和是確定而有限的，最高效的發展生產力的辦法，必然是極端壓縮消費，把生產力轉化為資本，用於再生產、科研創新、教育培養，改革開放之前的新中國就是那麽做的。其實，我們的公有製，也並不是絕對的公有製，我們公有的隻是生產資料，生活資料雖然也有很多方麵是配給製，但並沒有完全覆蓋人們生活的所有角落。這樣的公有，其目的就是高效地壓縮生活資料的消耗，竭盡所能擴大生產資料的積累，說白了，就是剝削。要說剝削嚴重，那幾十年是最嚴重的，但全國人民從上到下，幾乎所有人的消費都被壓縮之後，生產力的節餘，切實地轉化成了資本，投入了最該投入的地方。對落後有深刻認識，對落後就會挨打更有深刻認識的中國人，普遍接受了這樣的剝削，哪怕幾乎人人都挨過餓。因為大家都知道，自己勞動創造的財富，用到了將來，用到了後人身上，遲早會開花結果。從前年開始，我們國家正式頒布了義務教育法，就是標誌性的成果之一。另一方麵，人都是有物質需求的，不同精神水平的人，對於物質需求的質和量，是不同的。就像我不止一次說過的，建國以前接受過戰爭洗禮的人們，平均的精神境界比建國後在和平環境下成長的人高得多，所以，隨著建國後出生的人占全國人口比例的不斷提高，人民對物質文化的需求日益增長，其中，對於物質的需求特別旺盛。也就是說，改革開放之前的那種極度壓縮消費的經濟政策和製度，已經漸漸不可能持續下去了。”

    “所以，將原有的經濟政策和製度進行順應時代需求的改革，是必須要做的事情。”

    “那麽，該怎麽改革呢？毫無疑問，我們不能選擇全麵的私有製。個人如果擁有了處置資本的絕對權力，這就涉及了一個操守的問題。好逸惡勞的人會過度地把資本轉化成消費，這是人人都能意識到的問題，而更嚴重的問題在於——沒有政府性質的信息匯總機製，而是在商業機密原則下，信息必然會分割破碎，個人對於再生產的決策水平以及遠期規劃能力，必然會被公有製政府碾壓。而如果個人資本聯合起來間接甚至直接竊取了政府的權力，甚至資本的所有權已經凝聚到了一個人，那麽對於信息的集散和處理能力就成了關鍵。就像我說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國家資·本主義的極致很有相似之處，極度集中並且竊取了政權的個人資本，在直接的經濟層麵上，非常像社·會主義。個人資本不夠集中時，私有製的長遠規劃能力被公有製碾壓；個人資本足夠集中時，私有製就形成了實質性的獨裁。如果我們能夠相信個人的操守，相信掌握資本的人一定不會把資本轉化為不必要的消費，那麽私有製還有什麽意義？少數人窮奢極侈的現象，過去的曆史書，當今的外國，簡直不一而足。”

    “這也是我說價格雙軌製是望山跑死馬的原因所在：如果絕大多數人的操守足夠可靠，那就意味著我們的教育水平以及達到了極其可觀的高度，我們的信息集散和處理能力早就根本不用實行什麽價格雙軌製了。而在多數人的操守並不能保證的現實下，中國現在的經濟問題是中央政府根本沒有能力做好真正的計劃經濟，隻能下達一個粗糙的目標，具體細致的決策隻能大多數都下放。價格雙軌製的結果，必然是有經手權力的人和企業，傾其所能，為自身謀取利益。在計劃外價格必然高於計劃內價格的情況下，一個產能有限的企業，必然會想方設法減少計劃內產品的數量，從而多生產計劃外產品的數量，創造更高的利潤。而中央製定計劃是以從基層匯總而來的信息為依據的——於是，這在實質上就是逼迫企業不上報真實產能，從而導致中央下達的計劃內產量不增加，甚至下降。所謂村騙鄉，鄉騙縣，一級一級往上騙，一直騙到國wu院，就是一個讓人笑不起來的笑話。而具體到個人的時候，有計劃內產品分配權的人，必然炙手可熱。俗話說財帛動人心，很多原本並沒有劣跡的人，在巨大的利益誘惑之下，在國家政策也在事實上縱容的情況下，墮落，對很多人來說，隻是一個遲早的問題。”

    “84年9月，莫幹山會議召開。85年1月，國家出台文件，對計劃外價格的上限取消：超產部分的價格由供需雙方自由議定，國家不加幹涉。從這一刻開始，現在國內的很多經濟問題，就開始醞釀發酵了。如果僅僅考慮經濟層麵，倒可以說為了刺激基層企業努力擴大生產，價格雙軌製造成的經濟混亂，是可以接受的痛苦，這幾年直接的經濟增長數據可以為證。然而，現實中，擁有企業生產規劃權，和擁有計劃內產品分配權的人，往往都是國家幹部，甚至是高幹子弟。當人民群眾發現價格雙軌製導致了損公肥私的結果，並且肥的都是怎樣的一群人時，人民群眾的怒火，必然開始醞釀——信息不對等的人民群眾，沒有辦法去統計那些損公肥私的人究竟占了整個群體的總數的多少，人民群眾隻能看到身邊那些損害國家利益卻有大搖大擺逍遙法外的人究竟是屬於哪個群體，隻能得出當初那個身先士卒搞建設的領路人變成了苟且營私顧自己的壞榜樣的結論——無論這樣的結論有多片麵，一旦在人民群眾心裏生根了，整個國本，就開始動搖了。”

    畢文謙平靜地說著不平靜的話，目光漸漸轉移向了眼前的電話上，腦袋也稍微那前麵伸過去了一點兒。

    “所以，我們在製定經濟政策時候，決不能醉心於僅僅停留在經濟模型上，停留紙麵上理想的理論。充分考慮多數人現有的受教育水平、平均操守境界，以及現有的信息集散和處理能力，是必須做的先決步驟。脫離這些現實而提出具體的政策的人，要麽是在象牙塔裏學傻了不接地氣的巨嬰，要麽是別有用心的壞人，要麽……根本就不具備足夠的專業水平。”

    “不過，這些都隻算是小層麵的問題了，充其量算是戰役層麵的得失，離戰略還有距離。在分析社·會主義的公有製和國家資·本主義的私有製的優劣時，真正決定性的係統性問題在於，經濟體越龐大，信息就越複雜，良好運行所需要的人才，科研水平繼續發展所需要的人才，在數量上會幾何性的增長——此時，對待教育的態度，就分了高下。”

    “我在愛爾蘭對大曉琳說過，雖然話有些冷酷，但卻是冰冷的現實：現代社會裏，能夠參與投入高效生產過程的人，是資源；有能力參與高效生產的人，是潛在資源；沒能參與的人，是負擔。”

    “在科技不夠發達的時代，不管多數人死活的國家資·本主義，很容易戰勝管所有人死活的社·會主義，因為那是極其沉重的負擔；而在科技足夠發達的時代，社·會主義必然碾壓國家資·本主義，因為國家資·本主義培養不出足夠多而合格的人力資源。從這個層麵來看，蘇聯崛起的代價之一，是烏克蘭上千萬的累累白骨；新中國崛起的代價之一，是將近三十年來，全國人民都餓肚子。嗯，這麽說起來，相比鋼鐵大胡子，咱們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強得多了！”

    自顧自地從嗓子裏發出自豪的笑聲，畢文謙摸著紅木鎮紙上的龍頭，笑了好一會兒，才繼續說了下去。

    “好吧，為前人創造的奇跡而驕傲，是應該的，但也更意味著，我們後人肩負著先輩的殷切希望和沉重的曆史責任。”

    “單純的市場經濟是死胡同，私有製也正處在漸漸落後於時代水平的關口。雖然張常委您提的問題是計劃經濟和公有製，我卻先後分析了我們為什麽不能選擇單純市場經濟和徹底的私有製。這雖然還是有些文不對題，可是，在這個必然選擇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相結合，必然選擇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時代，這些，的確都是在提出具體的意見之前必須要有的前期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