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快更新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
    中央委員會“公社戰士”療養院旁有一座屬於中心醫院的大花園，這是療養員從海邊回來的必經之路。花園裏，一堵米色的石頭高牆邊長著一排枝繁葉茂的法國梧桐。保爾喜歡在梧桐樹蔭底下休息。很少有人來這個角落。在這裏可以看到三三兩兩的人們在花園的林蔭小道上來回漫步；傍晚可以聽會兒音樂，避開大療養區令人煩躁的喧擾。
    這不，保爾今天又尋到這兒來了。洗過海水浴和日光浴後，他感到疲勞。現在他正舒適地躺在藤搖椅上打盹兒，旁邊的一把藤搖椅上擱著一條厚毛巾加一本沒讀完的富爾曼諾夫的小說《叛亂》。初來到療養院的那幾天，他依舊感到緊張、頭痛。教授們一直致力於研究他的這種較罕見的疑難病症。接二連三的叩診、聽診使保爾煩透了。住院醫生是個和藹的女黨員，她有一個十分奇特的姓：耶路撒冷齊克。她費盡周折才找到這個病人，並耐心地勸說他隨自己去見這位或那位專家。
    “說老實話，我煩透了這一切。”保爾坦言，“無非就是那麽幾個問題，每天得回答五遍。您的祖母是不是瘋子？你的曾祖父是否得過風濕病？天知道他得過什麽病，我壓根兒就沒有見過他！這也就算了，他們每個人還試圖勸我承認患過淋病，或是某種更難以啟齒的疾病。坦白說，我真恨不得敲敲他們的禿腦袋。讓我安靜地獨自呆會兒吧！一個半月如果老是這樣沒完沒了地研究我，那我真的要變成擾亂社會治安的瘋子了。”
    耶路撒冷齊克麵帶微笑，專挑一些逗趣的話來回答保爾。沒過多久，她已經挽起保爾的胳膊，一麵走一麵講著奇聞趣事，帶他去見外科醫生。
    看來今天不必檢查了，離吃中飯還有一小時。保爾在睡眼朦朧中似乎聽見了腳步聲，他還是閉著眼睛。“來人以為我睡著了，就會自己走開。”但他想錯了，那人吱呀一聲坐了下來，淡淡的香水味表明是個女性。保爾睜開眼，最先看到的是耀眼的白色連衣裙，黝黑的小腿和羊皮便鞋，然後是頭發剪得跟男孩似的腦袋、一對大眼睛和兩排整齊的牙齒。她抱歉似地笑著。
    “對不起，也許我打擾您了？”
    保爾不言語。這有些不禮貌，但他還是希望坐在身旁的人走開。
    “這書是您的吧？”她翻了翻小說問道。
    “對，是我的……”
    又是一陣沉默。
    “同誌，請問您是‘公社戰士’療養院的吧？”
    保爾不耐煩地稍微欠了欠身子，心想：“她是從哪兒冒出來的？我沒的休息了，大概馬上會問我得的是什麽病。我還是躲開為妙。”保爾這樣想著，硬梆梆地答道：
    “不是。”
    “但我好像在哪兒見過您。”
    保爾站起身來正準備走，後麵忽然傳來一個渾厚而響亮的女音：
    “朵拉，你怎麽躲到這兒來了？”
    這女人頭發淺黃，體態豐滿，黑黝黝的，穿著療養院的浴衣，坐在藤搖椅的邊沿上。她瞟了一眼保爾。
    “同誌，我們在哪兒見過麵的。您是不是在哈爾科夫工作？”
    “是的，在哈爾科夫。”
    “您做什麽工作？”
    “開運糞車的。”
    兩個女人哈哈大笑，倒使保爾嚇得打了個寒戰。
    “同誌，您這可算不上禮貌吧？”
    他們的友誼就是這樣開始的。朵拉在哈爾科夫市黨委常委工作，她後來每每回想起初次相識的可笑場麵。
    午後，保爾在“塔拉薩”療養院的花園裏看歌舞表演，意外地遇見了伊萬·紮爾基。
    說來也怪，使他倆見麵的，竟然是一場孤步舞。
    一個胖歌女搔首弄姿地唱了一首《消魂之夜》。之後，有一男一女跳上舞台。
    男的半裸，戴一頂紅色圓筒高帽子，大腿周圍擺動著彩色扣環，上身卻穿著白得刺眼的胸衣，還套著一根領帶。總之他是想打扮成野蠻人，但搞得不倫不類。女的長得並不醜，但渾身飄蕩著許多碎布條條。一撮新經濟政策的暴發戶站在療養員的圈椅和鐵床後麵。他們伸長牛脖子，吆喝著捧場。這對男女在他們的起哄聲中扭著屁股跳起了孤步舞。戴傻瓜圓筒帽的胖子和女人緊貼在一起晃扭著，做出種種猥褻下流的姿勢，場麵十分粗俗，不堪入目。一個肥頭大耳的胖子在保爾背後看得呼哧呼哧直喘粗氣。保爾正要轉身離開，忽然有人在緊靠舞台的前排站起，厲聲怒斥：
    “不準再賣淫了，給我滾出去！”
    保爾認出那是紮爾基。
    鋼琴不彈了，小提琴尖叫一聲，也沒了聲響。舞台上的那對男女也停止了扭擺。站在椅子後麵的那些暴發戶悻悻地發出噓聲，向紮爾基罵道：
    “搗什麽蛋？好戲全給攪了！”
    “整個歐洲都在跳！”
    “去他媽的，太可惡了！”
    這時，來自“公社戰士”療養院的觀眾，切列波維茨縣的團委書記日巴諾夫，像一個闖蕩江湖的俠客，把四個手指伸到嘴裏吹出尖厲的口哨。其他療養員紛紛效仿，就像是一陣狂風把台上的一對男女刮下了台。報幕的小醜就像是見風使舵的堂倌，馬上向觀眾宣布他們這個歌舞團即將離開。
    “一根小香腸，沿街碌碌滾！對你爺爺說，快去莫斯科！”在眾人的笑罵聲中，一個身穿療養服的小夥子編了一段順口溜，轟走了小醜。
    保爾找到在前排的紮爾基。倆人在保爾的房間裏談了很長一段時間。
    如今伊萬·紮爾基是一個地區黨委會宣傳鼓動科的負責人。
    “你還不知道吧，我已經有了妻子，而且不久便會有個兒子或女兒了。”紮爾基說道。
    “哦，那她是誰？”保爾感到突然。
    紮爾基從上衣口袋裏掏出一張小照片，遞給保爾。
    “你認識嗎？”
    照片上是他和安娜。
    “那麽杜巴瓦呢，他去了哪兒？”保爾更覺驚訝。
    “他在莫斯科。他被開除出黨後離開了共產主義大學，現在在莫斯科高等技術學校學習。聽人說他又恢複了黨籍，但這沒用的，他是無可救藥了……你知道潘克拉托夫在哪兒嗎？他現在當上了造船廠的副廠長。至於其他人的情況，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大家分散在全國各地，要是能歡聚一堂暢談往事，那該多好。”
    朵拉走進保爾的房間，隨他同來的還有幾個人。來自坦波夫地區的大高個子檢查員把門關上了。朵拉看了看紮爾基胸前的勳章，問保爾：
    “你的這位同誌是黨員嗎，他在哪兒工作？”
    保爾不知出了什麽事，就簡單介紹了一下紮爾基。
    “那就留下他吧。有幾位剛剛從莫斯科來的同誌，要給我們說說黨內的近況。我們決定借用貴處開個會，也可說是內部會議吧。”朵拉作了一番解釋。
    除了保爾和紮爾基，與會的幾乎都是老布爾什維克。莫斯科市監察委員會委員巴爾塔舍夫談了以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為首的新反對派的一些情況。
    “在這節骨眼上，我們必須堅守在各自的崗位上。”巴爾塔舍夫最後說，“我明天就趕回去。”
    在保爾房間裏開會後的第三天，療養員們都提前出了院，保爾也是療養期沒滿就走了。
    他在團中央並未呆多久，便被委派到一個工業區擔任共青團地委書記。市裏的團員積極分子聽到他的首次講話，是在一周以後。
    深秋。那天保爾同兩名陪同乘上地區黨委會的汽車，去離城裏很遠的一個區。汽車翻進了路邊的溝裏。
    車上的人都傷得不輕。保爾的右膝蓋被壓壞了。幾天後，他被送進了哈爾科夫外科醫院。醫生為他診斷，檢查腫脹的膝蓋，看了x光片後主張立即手術。
    保爾表示同意。
    “那就明天早上吧。”主持會診的胖教授拍板，然後走了。其他的醫生也跟著他離開。
    不大的單人病房裏明亮而幹淨，散發出一種保爾忘卻已久、醫生所特有的氣味。保爾環顧四周，全部的擺設隻有一隻鋪著幹淨桌布的床頭櫃和一張白色的凳子。
    醫護人員把晚飯送來了。
    保爾不想吃飯。他靠在床上寫信。腿上的陣痛影響了思考，胃口也沒了。
    保爾剛寫完第四封信，房門被輕輕拉開了。一個白衣女醫生來到床前。
    保爾從夕陽薄薄的餘輝中看出，她描著細細的眉毛，長著黑色的大眼睛。她一手提皮包，一手拿著紙和鉛筆。
    “我是你的責任醫生，”她說，“今天輪到我值班。現在我跟您提些問題。無論願意與否，您得說出詳細情況。”
    女醫生嫣然一笑，這使得“審問”不太令人反感了。保爾整整講了一個小時，不僅連自己，而且連祖宗三代的事情也都說了出來。
    幾個戴著大口罩的人在手術室裏頭。
    鍍鎳的手術器械閃閃發光，長長的手術台底下放著一隻大盆。保爾在手術台上躺著，教授很快洗完了手。在保爾身後，手術前的準備工作迅速進行著。他扭過頭望了望。護士在放置手術刀和鑷子，病房責任醫生巴紮諾娃給他解開腿上的繃帶。
    “別看，柯察金同誌，這會刺激您的神經的。”她低聲吩咐。
    “醫生，您是說誰的神經來著？”保爾不服氣地笑笑。
    幾分鍾後，保爾的臉部已被厚厚的麵罩遮住。教授說：
    “別緊張。這是氯仿麻醉。您用鼻子深呼吸，同時數數試試。”
    麵罩底下傳出低悶的、靜靜的聲音：
    “好。也許我會說點粗話出來，所以先說一聲抱歉。”
    教授被逗笑了。
    開始的幾滴氯仿麻醉液散發出陣陣令人窒息的怪味。
    保爾深深吸了一口氣，同時開始數數，並盡量數清楚。保爾個人的悲劇就這樣進入了第一幕。
    阿爾焦姆差點兒沒把信封撕成兩半。不知是什麽原因，他展開信紙時，竟有一種忐忑不安的心情。頭幾行字映入眼簾，他就飛快地往下讀。
    阿爾焦姆：
    我們之間難得寫信，每年也就一兩次而已。不過次數多少都不重要。你說你已經搬到了卡紮京的機車庫附近，全家都離開了舍佩托夫卡，為的是告別過去。我理解你所說的過去，指的是斯喬莎和她們家的那種小私有者的落後心理之類的東西。像斯喬莎這種類型的人，可不是輕而易舉就能改造過來的，恐怕你不一定能成功。你說“年紀大了，學習起來困難”，但實際上你學得相當不錯。可你卻一口回絕脫產當市蘇維埃主席，這似乎不太妥當。你為奪取政權鬥爭過吧？那現在就應該掌握政權。明天就接過市蘇維埃的工作，開始行動吧！
    下麵說說我自己吧！我的情況很糟糕。我時常住院，動了兩次手術，流了不少血，消耗了不少精力，而且誰也說不準這將拖到哪年哪月。
    我現在不上班了，給自己找了份新活兒幹——當病員。我承受了種種苦楚，到頭來隻落得個右膝僵硬，身上被縫了幾針。最近醫生還發現，我可能要為七年前脊椎骨受的暗傷付出極高的代價。隻要能恢複工作，我決心忍受一切。
    我覺得生活中最可怕的事就是掉隊。我簡直不敢再往下想了。正因為如此，我才什麽都不拒絕，但情況仍不見好轉，病情反而越來越嚴重。第一次手術後，我剛能下地就恢複工作，誰知很快又進了醫院。觀在我拿到了邁納克療養院的住院證，明天就動身去葉夫帕托裏亞。別擔心，阿爾焦姆，我沒那麽容易送命，我現在足以一人頂仨。咱們還得多多工作。哥哥，你自己要保重，別一下子幹得太猛。否則以後黨得花大力氣給你休養。歲月給我們經驗，學習使我智慧，可不是讓們到每所醫院去做客的。握你的手。
    保爾·柯察金
    當阿爾焦姆皺眉閱讀弟弟的來信時，在醫院裏保爾正在和巴紮諾娃告別。女醫生把手遞向保爾，問道：
    “明天您就出發去克裏木嗎？那麽今天您待在哪兒呢？”
    保爾回答說：
    “朵拉同誌過會兒就到，我會一直在她家待到明天早晨。到時她送我去火車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