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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邊的第三個人是潘科夫，外形俊美像古希臘雕像，他正埋頭苦讀一本德文雜誌，不時托托架在鼻子上的角質大眼鏡。令人無法置信的是這位三十歲的大力士抬起自己那條不聽話的腿時異常困難。米哈伊爾·瓦西裏耶維奇·潘科夫是編輯、作家，是教育人民委員會的一名幹部。他會幾門外語，熟悉歐洲，知識廣博，連切爾諾科佐夫都敬他三分。
    “那個是你的室友嗎？”日吉廖娃低聲問切爾諾科佐夫，揚揚下巴指著坐在輪椅上的保爾。
    切爾諾科佐夫放下報紙，立刻神情明朗起來。
    “對，他就是保爾·柯察金，您不妨跟他認識認識。他受病痛摧殘動不了了，不然他要是去開展工作有麻煩的地方，一定能打開局麵。他是第一共青團員，隻要大家幫他，他就還有工作，我打算幫他一把。”
    潘科夫聽著他們的對話。
    “他得了什麽病？”日吉廖娃又低聲問。
    “1920年受傷留下的後遺症，傷了脊椎骨。這裏的醫生擔心這暗傷會引起全身癱瘓。多傷腦筋呀！”
    “我現在就把他推到這邊來。”日吉廖娃說。
    他們就這樣成了朋友。令保爾意想不到的是，日吉廖娃和切爾諾科佐夫這兩個人後來成了他的知己，在他重病纏身的幾年裏給了他無私的幫助。
    日子過得緊張而有規律，達雅上班，保爾學習。他剛要抓一個小組的工作，新的不幸又悄然而來。他的雙腿全癱了，隻剩下右手還能動。保爾費盡心力還是寸步難行，連嘴唇都咬出了血。達雅束手無策了，她痛苦萬分，因為不能幫他。然而她從不表露出這種無奈和痛苦。
    保爾內疚不已，他微笑著說：
    “達尤莎，咱們該離婚了，好在當初沒約定這麽倒黴也得共同生活，好姑娘，今天我得想想這件事了。”
    達雅製止了丈夫的話。她緊緊摟住丈夫的頭痛哭失聲。
    阿爾焦姆知道後便寫信通知了母親。母親拋開一切來到小兒子家裏。三個人住在一起，婆媳之間關係很融洽。
    保爾仍在堅持學習。
    一個陰雨連綿的冬天的晚上，達雅帶回喜訊——她當選為市蘇維埃委員了，從此保爾就很少見到她了。達雅在療養院食堂做洗碗工，下班後經常直接趕去市蘇維埃的婦女部，直忙到深夜才一臉疲倦地回來，但腦子裏裝滿了新情況。吸收她為預備黨員的日子一天天臨近，她心情激動地盼望著這一天的到來。誰知，新的災禍降臨了：保爾的病情進一步惡化。先是左眼發炎，疼得像火燒，不久，右眼也被感染了。保爾有生以來第一次知道了失明的含義——周圍的一切都罩上了黑紗。
    保爾前進的道路被難以搬開的巨大路障擋住了，母親和達雅痛苦萬分，但他自己卻鎮定下來，暗下決心：
    “再等等看，如果確實再也無法前進，如果失明使所有為恢複工作而進行的努力成為白費功夫，再也不能歸隊了，那麽，就該做個了斷了。”
    保爾給大家寫信。朋友們紛紛回信，鼓勵他頑強鬥爭下去。而在這境遇最艱難的時候，達雅興高采烈地告訴他：
    “保夫魯沙，我被吸收為預備黨員了。”
    保爾邊聽她講述她如何被接納的情形，一邊回想著自己入黨前後的日子。
    “柯察金娜同誌，這樣的話咱們就能成立一個黨小組了。”保爾緊緊握住她的手。
    第二天，保爾給區委書記寫信，請他來見一次麵。傍晚時分，區委書記沃利梅爾乘著一輛沾滿泥漿的汽車來到他家。區委書記是拉脫維亞人，五十開外，是個大絡腮胡子。他握著保爾的手說道：
    “啊，過得怎麽樣？你怎麽還不快起來？我們要派你下地幹活兒了！”他大笑。
    他們談了兩個小時，書記連夜裏的會議都忘了去開。他不停地踱步，傾聽保爾的講話。然後他說：
    “先別提抓小組的事。你必須休息，把治眼睛放在首位。或許去趟莫斯科會有用，你該思量思量……”
    保爾打斷了他：
    “沃利梅爾同誌，我需要人——活生生的人！我不能脫離大家，我比任何時候都想與別人接觸。派些較年輕的人來吧。現在農村的小青年有些左傾，搞集體農莊過不了癮，就想弄公社。一不小心這些年輕團員就想瞎衝，這是冒進。我明白得很，因為我也這麽幹過。”
    沃利梅爾站住了：
    “你怎麽知道？這情況昨天才反映上來。”
    保爾笑道：
    “記得我的愛人嗎？她昨天剛成為預備黨員，是她告訴我的。”
    “哦，是洗碗工柯察金娜？你愛人？啊哈，我都不知道！”沃利梅爾想了想，拍著前額說：“那麽讓列夫·別爾謝涅夫來看看你。他最合適，你們倆性格相近，都有些像高額變壓器，你可能不知道我原是電工，所以這種名詞、比喻常從嘴裏跑出來。對了，他能幫你裝個收音機，他可是個無線電專家。我經常在他家聽耳機直到半夜兩點。我妻子居然狐疑地問我：‘三更半夜的，你這老頭子跑哪兒去了？’
    保爾笑著問道：
    “別爾謝涅夫的具體情況呢？”
    沃利梅爾累了，他坐到椅子上：
    “他是咱們區的一名公證人，不過就跟我跳芭蕾一樣，他當公證人也是大外行一個。以前他是個大幹部。1912年參加革命，十月革命時入黨。國內戰爭時期任軍級幹部，曾在第二騎兵集團軍革命軍事法庭工作過，還和曾是騎兵師長、軍長的日洛巴一起剿過白匪。他去過察裏津、南方陣線，在遠東領導過一個共和國的最高軍事法院，可惜積勞成疾，年級輕輕地讓肺結核擊倒了。他從遠東來這裏，在高加索任過省法院院長、邊長法院副院長。結果病情危及生命了，才硬被調到咱們區，他來頭不小，因為職務清閑，所以還活著。到這兒後，先是偷偷交給一個政治學校，還請他加入了監察委員會。他是處理疑難問題特別委員會的常務委員。此外，他喜歡打獵，是個無線電迷。他雖然少了一個肺，別人卻很難看出他是個病人。他幹勁兒很大，估計死去的地方也是在從區委到法院的路上……”
    保爾打斷他的話，口氣尖銳地問：
    “你們為什麽給他那麽多擔子？讓他比以前還要忙……”
    沃利梅爾眯著眼睛，瞥他一眼：
    “哈，那麽給你一個小組，再加上些別的，別爾謝涅夫也會責問：‘你們為什麽給他那麽多擔子？’但對自己卻說：‘與其慢慢悠悠拖五年，不如轟轟烈烈幹一載。’”
    “說的好，我也讚同。不過有時我們確實是在浪費精力。如今明白，這並不是英雄的做法，而是缺少自製力和責任心的表現。一個人無權這麽糟踐自己的身體。要是不蠻幹，也許我還能多撐幾年。總而言之，就我而言，‘左派幼稚病’是個大危險。”
    “嘴上說說罷了。你要是真的能站起來，肯定又會不管不顧大幹特幹了。”沃利梅爾暗中思量，但沒說出來。
    第二天晚上，別爾謝涅夫來看保爾，
    兩人一見如故，一直待到深夜。別爾謝涅夫離開新夥伴時感覺像找到了多年不見的弟弟。
    早上，幾個人爬上了屋頂架天線，別爾謝涅夫一邊在屋裏安裝收音機，一邊講著自己有趣的經曆。保爾看不見他，隻能根據達雅的描述，知道他頭發淡黃，眼睛淺藍，身材勻稱，動作敏捷，也就是說，正好與保爾同他初次見麵時想象的一樣。
    傍晚，三隻小信號燈亮了，別爾謝涅夫鄭重地把耳機放在保爾手裏。宇宙裏充斥著雜亂的噪音。港口的英爾斯電報機正嘰嘰喳喳地叫著，輪船上的無線電台正在某一個地方(很明顯是近海)發報。就在這片嘈雜中，可變電感器的線圈接收到了一個凝重而充滿自信的聲音：
    “請注意，請注意，莫斯科廣播電台正在播音……”
    通過這台小巧的收音機可以收聽世界各地六十個電台的節目。嚴重傷殘阻隔了保爾與外界的聯係，但此時此刻，外界的訊息正通過耳機內鐵的膜片傳播進來。保爾聽到了生活強有力的脈博。
    望著保爾喜悅的表情，疲憊的別爾謝涅夫由衷地笑了。
    全家人都睡了。達雅煩躁地講著夢話。她經常又緊又冷地很晚才回來，兩人不怎麽能碰麵了。她越積極工作，晚上的空閑就越少。保爾禁不住想到別爾謝涅夫的話：
    “要是一個布爾什維克的愛人也是黨員，兩人就很難見麵，這倒是有兩個好處：相互不討厭，也不會吵架，因為沒時間！”
    他怎麽可能去妨礙妻子前進的進程呢？這不正是他原先所期望的嗎？以往，達雅把每一個夜晚都用來陪伴他，那時她要更溫柔更體貼些。然而她當時隻扮演妻子一個角色。現在，她已經是他一手教出來的學生和黨內的戰友了。
    他早就有此覺悟：隨著達雅的不斷成長，她陪伴他的時間也就越來越少。他明白這是無法避免且理所應當的。
    保爾擔起了負責一個小組學習的擔子。
    於是每天一到晚上，家裏又變得熱鬧非凡了。保爾同一群小青年一起度過幾個小時時光後，就像充過電一樣，又變得精神煥發了。
    除此之外的時間保爾用來聽收音機。母親要喂他吃飯，得先想辦法摘下他的耳機才行。
    靠著收音機，他被失明奪去的東西如今又回來了，他又能學習了。於是，他以一種旁人難以想象的勁頭廢寢忘食地學習，忘了身邊的一切：忘了頻繁發作的高燒和痛楚，忘了因發作而疼痛無比的雙眼，忘了殘酷無情的命運。
    廣播帶來了喜悅：在馬格尼托戈爾斯克風鐵聯合企業建築工地工作的年輕人，接過了柯察金那一代共青團員手中的青年共產國際的大旗，建立了豐功偉業，這個好消息讓保爾欣喜萬分。
    他的腦海裏閃過一幅畫麵：是暴風雨，如狼似虎凶猛的暴風刮去了一切，背景是天寒地凍的烏拉爾。在大雪紛飛、狂風呼嘯的冬夜，由第二代共青團員組成的突擊隊，在刺眼的弧光燈的籠罩下，正在高大的建築物上麵安裝玻璃。他們戰嚴寒鬥風雪，保衛了剛剛建好的大型聯合企業的首批車間。遙想當年，基輔的第一批共青團員也是在這樣的天氣裏，在築路工地上同暴風雪英勇搏鬥的。比起現在的聯合企業，那個築路工程小多了，國家在一步步走向強盛，人也在不斷地成長。
    堤壩上的驚濤巨浪衝破了鋼閘，吞沒了人和機器，又是共青團員們整整兩個日夜的奮勇搏鬥，連覺都沒睡，終於遏製了波濤洶湧的大河，把肆虐的水流趕進鋼閘。衝在這場驚天動地的鬥爭最前列的，又是新一代的共青團員。而保爾則高興地在英雄人物的名單裏聽到一個熟悉的名字——伊格納特·潘克拉托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