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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倘若這種馬到現在仍舊存在，隻是數量少一點，或許每一個博物學家對於其稀少根本不會覺得驚訝；這是由於稀少現象是任何地方的一切綱的大部分物種的屬性。倘若我們自己問自己，為何此物種或者彼物種會稀少呢。那麽可以用是因為有一些不利於它們的生活環境存在來回答；然而，是哪些方麵的不利呢，我們卻不容易說出來。假設那種化石馬到現在依然作為一個物種存在，隻是數目比較稀少，我們按照與一切別的哺乳動物（連繁殖率低下的象也包括在內）的類比，以及按照家養馬在南美洲的歸化曆史，一定會認為倘若它在更為有利的環境下，絕對會在不長的時間內遍布所有陸地。然而我們說不出阻撓其增加的不利條件為何，是因為一種突發事故呢，還是因為幾種突發事故，也說不出這些生活環境在馬一生中的何時、在何種程度上各個發生作用的。倘若這些條件逐漸變得不利，無論怎樣徐緩，我們的確也難以感覺到這種情況，但是那種化石馬必然要慢慢地變少，乃至滅絕--這樣那些勝利的競爭者就代替了其位置。
    我們不容易時時記住，每種生物的增加是持續地被無法察覺的敵對作用壓製的；而且這類無法察覺的作用絕對足以使其變得極其少，乃至最終滅絕。由於我們對這個問題了解得太少，因此我曾聽到一些人對柱牙象和更古的恐龍那種大怪物的滅絕不斷感到驚奇，他們似乎覺得隻要擁有巨大的身體就可以在生存競爭中奪得勝利。正好相反，如歐文所闡明的，單單是身體大，在某些情況中，因為需要很多的食物，反而會加快其滅絕。在人類沒有居住於印度或者非洲之前，一定有一些原因曾經壓製了現存象的不斷增加。才華橫溢的鑒定者福爾克納博士認為，昆蟲對象的不停地折磨將其削弱是壓製印度象增加的主要原由，對於阿比西尼亞的非洲象，布魯斯也得出相同的結論。昆蟲和吸血蝙蝠事實上對南美洲幾個地區的進化了的大型四足獸類的存在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在更近的第三紀地質層中，我們發現很多先變得極其少然後滅絕的情況；而且我們了解到，通過人為的作用，某些動物的一定區域的或全體的滅絕經過，也是相同的。我想重複一下我在1845年發表的論文，那篇論文認為物種通常是先變得很少，隨後滅絕，這就如同病是死的序幕那樣。然而，倘若對於物種的稀少並不覺得驚奇，而當物種滅絕的時候卻驚奇萬分，這就如同對於疾病並不覺得驚奇，而當病人逝去時卻覺得驚奇，甚至懷疑他是因某種暴行而死一樣。
    自然選擇學說是建立在下麵的觀念之上的：每個新變種，最終是每個新物種，因為比其競爭者具有某種優勢而被形成並存活下來；而相比起來沒有優勢的類型的滅絕，差不多是無法避免的。在我們的家養生物中也存在相同的情況，假使一個新的稍稍改進的變種被培養出來，它一開始就要把它近旁的改進相對少一些的變種排除掉；當它被改進很多的時候，就會如同我們的短角牛一樣被運至不同的地方，並在別處取代另外的品種的位置。於是，新類型的產生與舊類型的消亡，不管是自然條件下形成的還是人為的，就被結合起來了。在茂盛的群中，相當時間內形成的新物種類型的數量，在有些時期或許要比已然滅絕的舊物種類型的數量要多；然而我們了解，物種並非沒有限製地不斷增加的，起碼在最近的地質時代內是這樣，因此，倘若觀察一下晚近的時代，我們就能相信，新類型的形成曾經導致數量近乎一樣的舊類型的滅絕。
    正如前麵所闡述過並以事例闡明過的一樣，在每個方麵相互最相似的類型之間，鬥爭也往往發生得最為激烈。所以，一個改進了的和變異了的後代往往會使得親種滅絕；並且，假使很多新的類型是由隨便一個物種發展而來的，那麽與該物種最近的親種，也就是同屬的物種，最易於發生滅絕。所以，正像我相信的，由某一物種遺傳下來的一些新物種，也就是新屬，最後會排除掉同科的一個舊屬。但也經常有這樣的情況發生，即一個群的某一新物種占有了別的群的某一物種的位置，從而使其滅絕。
    倘若很多相似類型是由勝利的入侵者發展而來的，肯定有很多類型要把它們的位置讓出來，滅絕的往往是相似類型，原因是它們通常因為相同地遺傳了某種不良性而遭到損傷。然而，給別的變異了的和改進了的物種的讓位的那些物種，不管是屬於同綱還是異綱，總還是有一小部分能夠生存到一個比較長的時期，原因是它們適應了某些特殊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它們生活在偏遠的、孤立的地方，而避開了激烈的鬥爭。比如，三角蛤屬是第二紀地質層中的某個貝類的大屬，其有些物種還殘留在澳洲的海中，並且硬鱗魚類這個近於滅絕的大群中的小部分成員，到現在還在我們的淡水裏生活。因此就像我們見到的，全群的滅絕經過要比其形成經過徐緩一些。
    有關整個科或整個目的顯著忽然滅絕，如古生代後期的三葉蟲及第二紀後期的菊石，我們應當記住之前曾經提到的情況，也就是在連續的地質層之間可能相隔著漫長的年代，並且在這些相隔的時間裏，滅絕可能是相當徐緩的。此外，倘若一個新群的很多物種，因為忽然的遷入，或者因為極其快速的發展，而占有了一個區域，那麽，大部分的舊物種將以對應的高速度滅絕；如此讓出自己位置的類型往往都是那些相似類型，原因是它們一起具備相同的劣性。
    所以，在我看來，單一物種和物種大群的滅絕形式與自然選擇學說是非常符合的。對於物種的滅絕，我們沒有必要驚奇；倘若非得要感到驚奇的話，那麽還是對我們的夜郎自大--突然想象我們了解了決定每個物種存在的諸多繁複的偶然事情，感到驚奇吧，諸物種都有過度增長的趨向，並且經常存在我們不容易感覺得到的某種抑製作用在活動，倘若我們什麽時候忘了這一點，就會根本無法理解所有的自然結構。隻有等到我們能夠清楚地解釋為何此物種的個體數量會多於彼物種的個體數量；為何此物種，而非彼物種可以適應某一地區時，才可以對於我們為何無法闡明任意一個特別的物種或物種群的滅絕，有理由感到驚奇。
    全世界的生物類型差不多一起發生改變
    生物類型在全世界差不多一起發生改變，一切古生物學的發現中幾乎沒有比此種情況更為動人的了。比如，在完全不一樣的氣候下的、盡管尚無任何白堊礦物碎塊被找到的很多遙遠地區，比如在北美洲，在赤道範圍的南美洲，在火地，在好望角，還有在印度半島，我們歐洲的白堊層都可以被辨認出來。原因是在這類遙遠的地區，有些岩層中的生物遺骸與白堊層中的生物遺骸表現出了顯著的相似性。所發現的並不一定是相同物種，因為在有些情況下所有的物種都不是完全一樣的，不過它們歸於同一科、同一屬和屬的亞屬，並且某些時候隻在很微小的地方，比如外表上的斑條，擁有類似的性狀。此外，在歐洲的白堊層中沒有被發現過的、然而在其上段或下段地質層中發現的別的類型，也在這類地球上的遙遠地區被發現。一些作者曾經在俄羅斯和歐洲西部以及北美洲的很多連續的古生代層中考察到生物類型具備相似的平行現象；根據萊爾的看法，歐洲與北美洲的第三紀沉積物也如此。即便全然不管“舊世界”和“新世界”所一起具有的一小部分化石物種，古生代和第三紀時期的各代生物類型的普通平行現象依然是明顯的，並且某些地質層的彼此關係也不難被確認下來。
    但是，這類考察都是有關地球上的海棲生物的：我們尚未有足夠的事實能斷定在遙遠地區的陸棲生物和淡水生物是不是也相同地有過平行的改變。我們能夠懷疑它們是不是曾經如此改變過：倘若把大懶獸、磨齒獸、長頭駝（馬克魯獸）和弓齒獸從拉普拉塔運到歐洲，而不講明其地質上的位置，或許無人會推測它們曾經與所有現存的海棲貝類一起生活過：然而，由於這類非同尋常的怪物曾經與柱牙象以及馬生活於同一時代，因此起碼可以推斷它們曾經生活在第三紀的某一最近時期。
    如果我們說整個地球上的海棲的生物類型曾經一起發生改變，一定不能假設這種看法是指同年，相同世紀，甚至不可以假設它有十分嚴明的地質學意義；原因是倘若將目前生活在歐洲的與曾經在更新世（如以年代來計算，這是一個包含全部冰期的很遼遠的時代）生活在歐洲的所有海棲動物與目前生活在南美洲或澳洲的海棲動物進行對比，即使是經驗最為豐富的博物學家，可能也不容易說出十分緊密相似於南半球的那些動物屬於歐洲的更新世動物還是歐洲的今存的動物。還有幾位優秀的觀察者認為，美國的現存生物和曾經生活在歐洲第三紀末期的有些時期的生物之間的關係，與它們跟歐洲的現存生物之間的關係相比，更加緊密；假如真是如此，那麽，將來明顯應該將如今沉積在北美洲海岸的化石層，同歐洲較古的化石層劃分為一類。即便這樣，倘若展望遼遠的未來時代，我們能夠確定所有相對近代的海成地質層，也就是歐洲的、南北美洲的以及澳洲的上新世的上部、更新世層和嚴明的近代層，因為它們包含部分相似的化石遺骸，因為它們不包含僅僅在較古的下層沉積物中才能看到的那些類型，從地質學的意義這個角度上來說是能夠確切地被歸入一個時代的。
    在上麵所說的普遍意義裏，在地球上相隔甚遠的各個地區生物類型一起發生改變的情況下，曾經極大地觸動了那些可敬的觀察者們，比如得韋納伊和達爾夏克。他們談完歐洲每個地方的古生代生物類型的平行現象以後，又說：“倘若我們被這種奇特的程序觸動，並將目光轉移到北美洲，而且在那裏看到一係列的相似情況，那麽能夠確定一切這類物種的變異，其滅絕和新物種的產生，明顯決非隻是因為海流的改變或別的一些部分的與臨時的別種原因，而是按照控製全動物界的共同規律的。”意思差不多完全一樣的話巴蘭得先生也曾經堅定地說過。那種認為海流、氣候或別的物理條件的改變，是導致處在十分異常氣候下的全世界生物類型產生此種重大改變的看法，確實是太草率了。恰如巴蘭得所提出的，我們應當去尋找其所遵循的某一特別規律。倘若我們探討到生物的如今的散布情況，同時見到每個地方的物理條件與生物本性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細微，我們將會愈加明白地理解上述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