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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高大身材，長頭發，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總像在渺視。他蹲在席子上，我發言大抵就反對；我早覺得奇怪，注意著他的了，到這時才打聽別人：說這話的是誰呢，有那麽冷？認識的人告訴我說：他叫範愛農，是徐伯蓀的學生。
    我非常憤怒了，覺得他簡直不是人，自己的先生被殺了，連打一個電報還害怕，於是便堅執地主張要發電，同他爭起來。結果是主張發電的居多數，他屈服了。其次要推出人來擬電稿。
    “何必推舉呢？自然是主張發電的人囉。”他說。
    我覺得他的話又在針對我，無理倒也並非無理的。但我便主張這一篇悲壯的文章必須深知烈士生平的人做，因為他比別人關係更密切，心裏更悲憤，做出來就一定更動人。於是又爭起來。結果是他不做，我也不做，不知誰承認做去了；其次是大家走散，隻留下一個擬稿的和一兩個幹事，等候做好之後去拍發。
    從此我總覺得這範愛農離奇，而且很可惡。天下可惡的人，當初以為是滿人，這時才知道還在其次；第一倒是範愛農。中國不革命則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須將範愛農除去。
    然而這意見後來似乎逐漸淡薄，到底忘卻了，我們從此也沒有再見麵。直到革命的前一年，我在故鄉做教員，大概是春末時候罷，忽然在熟人的客座上看見了一個人，互相熟視了不過兩三秒鍾，我們便同時說：
    “哦哦，你是範愛農！”
    “哦哦，你是魯迅！”
    不知怎地我們便都笑了起來，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他眼睛還是那樣，然而奇怪，隻這幾年，頭上卻有了白發了，但也許本來就有，我先前沒有留心到。他穿著很舊的布馬褂，破布鞋，顯得很寒素。談起自己的經曆來，他說他後來沒有了學費，不能再留學，便回來了。回到故鄉之後，又受著輕蔑，排斥，迫害，幾乎無地可容。現在是躲在鄉下，教著幾個小學生糊口。但因為有時覺得很氣悶，所以也趁了航船進城來。
    他又告訴我現在愛喝酒，於是我們便喝酒。從此他每一進城，必定來訪我，非常相熟了。我們醉後常談些愚不可及的瘋話，連母親偶然聽到了也發笑。一天我忽而記起在東京開同鄉會時的舊事，便問他：
    “那一天你專門反對我，而且故意似的，究竟是什麽緣故呢？”
    “你還不知道？我一向就討厭你的，——不但我，我們。”
    “你那時之前，早知道我是誰麽？”
    “怎麽不知道。我們到橫濱，來接的不就是子英和你麽？你看不起我們，搖搖頭，你自己還記得麽？”
    我略略一想，記得的，雖然是七八年前的事。那時是子英來約我的，說到橫濱去接新來留學的同鄉。汽船一到，看見一大堆，大概一共有十多人，一上岸便將行李放到稅關上去候查檢，關吏在衣箱中翻來翻去，忽然翻出一雙繡花的弓鞋來，便放下公事，拿著子細地看。我很不滿，心裏想，這些鳥男人，怎麽帶這東西來呢。自己不注意，那時也許就搖了搖頭。檢驗完畢，在客店小坐之後，即須上火車。不料這一群讀書人又在客車上讓起坐位來了，甲要乙坐在這位子，乙要丙去坐，做揖未終，火車已開，車身一搖，即刻跌倒了三四個。我那時也很不滿，暗地裏想：連火車上的坐位，他們也要分出尊卑來……。自己不注意，也許又搖了搖頭。然而那群雍容揖讓的人物中就有範愛農，卻直到這一天才想到。豈但他呢，說起來也慚愧，這一群裏，還有後來在安徽戰死的陳伯平烈士，被害的馬宗漢烈士；被囚在黑獄裏，到革命後才見天日而身上永帶著匪刑的傷痕的也還有一兩人。而我都茫無所知，搖著頭將他們一並運上東京了。徐伯蓀雖然和他們同船來，卻不在這車上，因為他在神戶就和他的夫人坐車走了陸路了。
    我想我那時搖頭大約有兩回，他們看見的不知道是那一回。讓坐時喧鬧，檢查時幽靜，一定是在稅關上的那一回了，試問愛農，果然是的。
    “我真不懂你們帶這東西做什麽？是誰的？”
    “還不是我們師母的？”他瞪著他多白的眼。
    “到東京就要假裝大腳，又何必帶這東西呢？”
    “誰知道呢？你問她去。”
    到冬初，我們的景況更拮據了，然而還喝酒，講笑話。忽然是武昌起義，接著是紹興光複。第二天愛農就上城來，戴著農夫常用的氈帽，那笑容是從來沒有見過的。
    “老迅，我們今天不喝酒了。我要去看看光複的紹興。我們同去。”
    我們便到街上去走了一通，滿眼是白旗。然而貌雖如此，內骨子是依舊的，因為還是幾個舊鄉紳所組織的軍政府，什麽鐵路股東是行政司長，錢店掌櫃是軍械司長……。這軍政府也到底不長久，幾個少年一嚷，王金發帶兵從杭州進來了，但即使不嚷或者也會來。他進來以後，也就被許多閑漢和新進的革命黨所包圍，大做王都督。在衙門裏的人物，穿布衣來的，不上十天也大概換上皮袍子了，天氣還並不冷。
    我被擺在師範學校校長的飯碗旁邊，王都督給了我校款二百元。愛農做監學，還是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談閑天。他辦事，兼教書，實在勤快得可以。
    “情形還是不行，王金發他們。”一個去年聽過我的講義的少年來訪我，慷慨地說，“我們要辦一種報來監督他們。不過發起人要借用先生的名字。還有一個是子英先生，一個是德清先生。為社會，我們知道你決不推卻的。”
    我答應他了。兩天後便看見出報的傳單，發起人誠然是三個。五天後便見報，開首便罵軍政府和那裏麵的人員；此後是罵都督，都督的親戚，同鄉，姨太太……。
    這樣地罵了十多天，就有一種消息傳到我的家裏來，說都督因為你們詐取了他的錢，還罵他，要派人用手槍來打死你們了。
    別人倒還不打緊，第一個著急的是我的母親，叮囑我不要再出去。但我還是照常走，並且說明，王金發是不來打死我們的，他雖然綠林大學出身，而殺人卻不很輕易。況且我拿的是校款，這一點他還能明白的，不過說說罷了。
    果然沒有來殺。寫信去要經費，又取了二百元。但仿佛有些怒意，同時傳令道：再來要，沒有了！
    不過愛農得到了一種新消息，卻使我很為難。原來所謂“詐取”者，並非指學校經費而言，是指另有送給報館的一筆款。報紙上罵了幾天之後，王金發便叫人送去了五百元。於是乎我們的少年們便開起會議來，第一個問題是：收不收？決議曰：收。第二個問題是：收了之後罵不罵？決議曰：罵。理由是：收錢之後，他是股東；股東不好，自然要罵。
    我即刻到報館去問這事的真假。都是真的。略說了幾句不該收他錢的話，一個名為會計的便不高興了，質問我道：
    “報館為什麽不收股本？”
    “這不是股本……。”
    “不是股本是什麽？”
    我就不再說下去了，這一點世故是早已知道的，倘我再說出連累我們的話來，他就會麵斥我太愛惜不值錢的生命，不肯為社會犧牲，或者明天在報上就可以看見我怎樣怕死發抖的記載。
    然而事情很湊巧，季弗寫信來催我往南京了。愛農也很讚成，但頗淒涼，說：
    “這裏又是那樣，住不得。你快去罷……。”
    我懂得他無聲的話，決計往南京。先到都督府去辭職，自然照準，派來了一個拖鼻涕的接收員，我交出賬目和餘款一角又兩銅元，不是校長了。後任是孔教會會長傅力臣。
    報館案是我到南京後兩三個星期了結的，被一群兵們搗毀。子英在鄉下，沒有事；德清適值在城裏，大腿上被刺了一尖刀。他大怒了。自然，這是很有些痛的，怪他不得。他大怒之後，脫下衣服，照了一張照片，以顯示一寸來寬的刀傷，並且做一篇文章敘述情形，向各處分送，宣傳軍政府的橫暴。我想，這種照片現在是大約未必還有人收藏著了，尺寸太小，刀傷縮小到幾乎等於無，如果不加說明，看見的人一定以為是帶些瘋氣的風流人物的裸體照片，倘遇見孫傳芳大帥，還怕要被禁止的。
    我從南京移到北京的時候，愛農的學監也被孔教會會長的校長設法去掉了。他又成了革命前的愛農。我想為他在北京尋一點小事做，這是他非常希望的，然而沒有機會。他後來便到一個熟人的家裏去寄食，也時時給我信，景況愈困窮，言辭也愈淒苦。終於又非走出這熟人的家不可，便在各處飄浮。不久，忽然從同鄉那裏得到一個消息，說他已經掉在水裏，淹死了。
    我疑心他是自殺。因為他是浮水的好手，不容易淹死的。
    夜間獨坐在會館裏，十分悲涼，又疑心這消息並不確，但無端又覺得這是極其可靠的，雖然並無證據。一點法子都沒有，隻做了四首詩，後來曾在一種日報上發表，現在是將要忘記完了。隻記得一首裏的六句，起首四句是：“把酒論天下，先生小酒人，大圜猶酩酊，微醉合沉淪。”中間忘掉兩句，末了是“舊朋雲散盡，餘亦等輕塵。”
    後來我回故鄉去，才知道一些較為詳細的事。愛農先是什麽事也沒得做，因為大家討厭他。他很困難，但還喝酒，是朋友請他的。他已經很少和人們來往，常見的隻剩下幾個後來認識的較為年青的人了，然而他們似乎也不願意多聽他的牢騷，以為不如講笑話有趣。
    “也許明天就收到一個電報，拆開來一看，是魯迅來叫我的。”他時常這樣說。
    一天，幾個新的朋友約他坐船去看戲，回來已過夜半，又是大風雨，他醉著，卻偏要到船舷上去小解。大家勸阻他，也不聽，自己說是不會掉下去的。但他掉下去了，雖然能浮水，卻從此不起來。
    第二天打撈屍體，是在菱蕩裏找到的，直立著。
    我至今不明白他究竟是失足還是自殺。
    他死後一無所有，遺下一個幼女和他的夫人。有幾個人想集一點錢作他女孩將來的學費的基金，因為一經提議，即有族人來爭這筆款的保管權，——其實還沒有這筆款，——大家覺得無聊，便無形消散了。
    現在不知他唯一的女兒景況如何？倘在上學，中學已該畢業了罷。
    十一月十八日。
    後？記
    我在第三篇講《二十四孝》的開頭，說北京恐嚇小孩的“馬虎子”應作“麻胡子”，是指麻叔謀，而且以他為胡人。現在知道是錯了，“胡”應作“祜”，是叔謀之名，見唐人李濟翁做的《資暇集》卷下，題雲《非麻胡》。原文如次：
    俗怖嬰兒曰：麻胡來！不知其源者，以為多髯之神而驗刺者，非也。隋將軍麻祜，性酷虐，煬帝令開汴河，威棱既盛，至稚童望風而畏，互相恐嚇曰：麻祜來！稚童語不正，轉祜為胡。隻如憲宗朝涇將郝玭，蕃中皆畏憚，其國嬰兒啼者，以玭怖之則止。又，武宗朝，閭閻孩孺相脅雲：薛尹來！鹹類此也。況《魏誌》載張文遠遼來之明證乎？（原注：麻祜廟在睢陽。鄜方節度李丕即其後。丕為重建碑。）
    原來我的識見，就正和唐朝的“不知其源者”相同，貽譏於千載之前，真是咎有應得，隻好苦笑。但又不知麻祜廟碑或碑文，現在尚在睢陽或存於方誌中否？倘在，我們當可以看見和小說《開河記》所載相反的他的功業。
    因為想尋幾張插畫，常維鈞兄給我在北京搜集了許多材料，有幾種是為我所未曾見過的。如光緒己卯（1879）肅州胡文炳作的《二百卌孝圖》——原書有注雲：“卌讀如習。”我真不解他何以不直稱四十，而必須如此麻煩——即其一。我所反對的“郭巨埋兒”，他於我還未出世的前幾年，已經刪去了。序有雲：
    ……坊間所刻《二十四孝》，善矣。然其中郭巨埋兒一事，揆之天理人情，殊不可以訓。……炳竊不自量，妄為編輯。凡矯枉過正而刻意求名者，概從割愛；惟擇其事之不詭於正，而人人可為者，類為六門。……
    這位肅州胡老先生的勇決，委實令我佩服了。但這種意見，恐怕是懷抱者不乏其人，而且由來已久的，不過大抵不敢毅然刪改，筆之於書。如同治十一年（1872）刻的《百孝圖》，前有紀常鄭績序，就說：
    ……況邇來世風日下，沿習澆漓，不知孝出天性自然，反以孝作另成一事。且擇古人投爐埋兒為忍心害理，指割股抽腸為損親遺體。殊未審孝隻在乎心，不在乎跡。盡孝無定形，行孝無定事。古之孝者非在今所宜，今之孝者難泥古之事。因此時此地不同，而其人其事各異，求其所以盡孝之心則一也。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故孔門問孝，所答何嚐有同然乎？……
    則同治年間就有人以埋兒等事為“忍心害理”，灼然可知。至於這一位“紀常鄭績”先生的意思，我卻還是不大懂，或者像是說：這些事現在可以不必學，但也不必說他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