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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納起來，就是“五統一”吧。首先是統一文字。
    中國古代，有文字證明的曆史是從商朝時起，可見文字是在商朝以後普及起來的。到春秋戰國，文字已經從甲骨文進化到“金文”，也就是鍾鼎文，刻在青銅器上的。
    這種金文，形製華美，各諸侯國在使用時，筆畫也比較一致。可是其他刻或寫在兵器、陶器、竹簡和絲帛上的文字，就大不同了，有的字差異很大。如果齊國人讀不懂趙國的字，那太正常了。這就是《說文解字》上說的，“語言異聲，文字異形”。
    秦一統天下後，這事兒就顯得比較麻煩，說方言咱管不啦，可是皇帝的詔書發到南邊的桂林郡，當地官員全不認識，那還怎麽工作？秦始皇覺得這是大問題，就交代李斯他們來做統一文字的工作。
    李斯等人領命，以老秦人習慣用的“大篆”為基礎，吸收了齊魯一帶流行的蝌蚪文，創造了“小篆”，其優點就是筆畫簡略好寫。為了普及，李斯用小篆寫了《倉頡篇》、趙高寫了《爰曆篇》、胡毋敬寫了《博學篇》，作為兒童識字課本，發到全國去。
    在文字上更進一步的改革，是出現了更簡單的字體“隸書”。這種新文字的創始人，是一位叫程邈的衙門小吏，因犯了罪，在監獄裏呆了10年，沒事兒就琢磨文字演變，大有成就。秦始皇認為他太有才了，開恩予以釋放，還把他提拔為禦史。
    秦始皇大概是批複公文批得太累了，認為寫篆字跟畫畫一樣，不科學，就命程邈發明一種更簡便的新字體。
    程邈這一研究，就不得了啦。他把篆字筆畫轉折處的圓弧形，全部改為直角轉折，成為後世“方塊字”的起源。從此，華夏主體文字就變得橫平豎直，方方正正，與世界上絕大多數文字的曲裏拐彎分道揚鑣。
    當時秦朝實行嚴刑峻法，征發民夫、派遣戍役、監獄斷案這類事特別多，文書工作繁重。這種新字體，因為易寫，深受當時抄寫文書的“徒隸”歡迎，一下就流行開來，後世也就把它命名為“隸書”。到漢朝，隸書已上升為主流字體。
    秦始皇對文字的改革，有著劃時代的意義，隻可惜這文字後世並未冠名為“秦字”，反而給了承襲者冠名權，叫成了“漢字”。
    文字的統一，有利於建設強勢文化，在後世還曾影響到周邊國家。華夏族群之所以有強大的凝聚力，統一文字的作用，怎麽估計也不會過高。至於說我們今天還在受用秦始皇的恩惠，這不就是很好的例子麽？
    秦始皇的第二功，是統一度量衡。
    度量衡，也就是計量標準，關於長短、容積、輕重什麽的——斤兩，鬥升，尺寸。這東西既跟國家稅收有關，也跟老百姓過日子、做生意有關。秦國從商鞅變法起，就對計量標準進行了統一規定，官府每年都要校準一次。秦國的量製（升鬥）也比較科學，是十進位製，不像齊國是四或五進位製。
    秦始皇的統一意識特別強，他就是要把秦國的先進標準推廣到所有的“新區”去。
    在統一的當年，他就下了詔令統一度量衡，俗稱“四十字詔”，把這個詔令加刻到秦國原先的所有量器上。現存於世的“大良造商鞅方升”等文物，就刻著這個詔書。
    戰國時，六國各自為政，老百姓和官府約定俗成，度量衡各自不同，國與國之間的交易要經過複雜換算，算得人頭暈。秦始皇的這一整頓，不用說，大大方便了群眾，促進了商貿發達。
    秦始皇還規定，六尺為步，240步為一畝，這個算法後來延續了千年，大致不變。
    他的第三功，是統一貨幣。
    春秋戰國的貨幣之亂，也足以讓人頭暈，可以寫一部書了。像齊、燕用的是“刀幣”，三晉用的是“布幣”，楚國用的是“蟻鼻錢”，五花八門。這些錢幣，當成藝術品來看是絕佳，如果互相要兌換，一個人的腦袋還真是算不過來。
    秦國使用的貨幣，是方孔圓錢。秦始皇統一後，製作了法定貨幣“秦半兩”圓錢，與黃金並用。其他商周以來作為古老貨幣流通的珠寶、龜甲、貝幣、銀子等等，統統退出流通領域。
    從此，銅製的方孔圓錢作為主流錢幣，在我國流行2000年，直到清末才退出貨幣體係。
    秦始皇的第四功，是統一交通。
    交通在古代，不光是關乎老百姓出行方便，還關係到國家的稅收、征戰、行政效率、信息傳遞、維係邊疆等等，可說是政治、文化的大動脈。
    在沒統一之前，各國道路不一般寬，車輛也不一般寬。諸侯為防止外敵侵入，還設了很多關卡，就如現代的“柏林牆”。
    於是，秦始皇在實行“書同文”之外，又下令“車同軌”，車道寬度為六尺，全國一樣，六國的所有關塞統統拆毀。
    統一之後的第二年，他又下令：以鹹陽為中心，修建古代的高速路——“馳道”。路寬五十步，路基寬厚，埋有金屬標杆，兩旁遍植青鬆，壯麗無比。
    從統一第三年起，他就在這條高速路上出巡全國，第一次就去了今日的山東半島，登上了泰山，然後轉到琅琊、彭城，看完了南嶽衡山才回去。這條路線，就是今天開汽車跑一趟，也不輕鬆。
    為了防禦匈奴，秦朝還從鹹陽往北，修了通往邊境的“直道”，用以運兵運糧。後來司馬遷去北方旅遊，走過這條路，看見道路鑿山填穀，感慨始皇帝太不愛惜民力。不過這個問題，就看怎麽看了。就防禦匈奴而言，比較一下秦的氣壯和漢初的窩囊，不能不承認秦始皇還是夠有氣魄的。
    秦朝後來又平定了西南，設置了桂林、南海、象郡，涵蓋今日的廣東、廣西和越南北方地麵。為了經略這些嶺南之地，又專門修建了“新道”。
    始皇帝所建設的這個道路網，就是擱到今天，也堪稱偉大的實用工程。
    秦始皇的第五功，是“統一法令”，這是諸統一中最根本的一個統一。六國滅後，秦國蛻變為史無前例的大帝國，如何去統治，如何去管理，沒有統一的禮法製度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統一之初，秦始皇就廢除了六國五花八門的禮儀和法律，實行商鞅之法，“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
    秦始皇廢除分封製，等於鏟除了春秋以來混亂分裂的根源，後來的事實也證明，郡縣製保障了古代中國以千年為單位的超級穩定統一。
    自從鴉片戰爭清政府戰敗以後，現代中國人對古代的超穩定結構頗有非議。其實，穩定當然要比動蕩好，起碼古代中國人享受到了當時歐洲人連想也不敢想的經濟、文化繁榮。一千多年的好日子，誰不想過？
    可是古代人也有思維定勢，凡事不問好不好，隻問習慣不習慣。秦帝國統一之初，丞相王綰就曾提出，燕、齊、楚故地離中央太遠，應考慮當地人民習慣，保留分封製，設置國王。群臣都認為這個一國兩製很方便，隻有李斯反對置諸侯。
    秦始皇肯定了李斯的意見，說：“天下之所以苦鬥不休，是因為有王侯分封，現在天下初定，又複立國，不是自己找亂子嗎？”
    不料，統一八年後，也就是秦始皇三十四年，郡縣製好還是分封製好，這個古代的“姓社姓資”問題又成了輿論焦點。
    這就牽出了一個與“秦始皇”這個名字緊緊相連的成語“焚書坑儒”。
    據記載，這一年秦始皇在鹹陽宮設宴，召集博士70人前來祝賀。秦在滅六國過程中，有意搜羅了各國的博士70人和諸生2000人，由公家養著，但豢養他們不是為了讓他們議政，而是讓他們歌功頌德。以今日眼光觀之，這也沒什麽大錯。
    問題在於，這些博士是喝著六國的文化乳汁長大的，就有一個習慣的問題。祝酒這天，仆射（官職名、位置較高）周青臣先站出來唱主旋律，說：“以前秦地不過千裏，全賴陛下神明，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耀之地，莫不臣服。廢諸侯、置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以來的帝王，都不及陛下的盛德呀！”
    周青臣說得不完全錯。可惜秦帝國的國祚太短，後來又被漢朝有意妖魔化了，否則它留給後人的大概不會是個“暴秦”形象，如果曆史也給它兩三百年時間來糾錯，它就很可能是個光輝無比的形象。
    但拍馬屁總有點討人嫌，原為齊人的博士淳於越聽不下去了，站起來反對：“我聽說殷周的國運都長達千年，分封子弟與功臣，為中央的輔佐。現在陛下占有海內，子弟卻是平民，一旦有篡位的野心家，您沒有輔佐，如何相救？做事不效仿古製而能長久的，我沒聽說過。現在，周青臣又當麵吹捧，以加重陛下之過，他這可不是忠臣呐！”
    秦始皇被潑了一頭涼水，倒也沒怒，他把這問題發給群臣去討論。
    主張郡縣製是李斯堅持的，李斯當然要起來辯護，於是他滔滔不絕、說了一大篇反複辟宣言。
    李斯本人雖然也是學者出身，但已蛻變為掌權的政治家，對原先的同類很鄙視，斥之為“愚儒”。他高屋建瓴，不屑於跟儒生們糾纏，隻是一句話，就將淳於越等人的意見反駁了回去。
    他說：“五帝的統治術不相重複，三代的統治術不相沿襲，各個都能達到大治。這不是後來者故意要相反，而是時勢發生了變化。今天陛下創始大業，建立萬世之功，其訣竅不是愚儒所能知道的。而且說到三代那麽遠的事，怎麽能去效法呢？”
    他的駁斥，就到此為止，而後突然引申出了另外一個問題，也就是六國舊時周遊天下的知識分子，還有沒有存在的必要。
    一說起這個話題，李斯的語氣就很嚴厲，千年之下也能感受到那股殺氣。他說：“過去諸侯並爭，所以厚待遊學之士。現在天下已定，法令統一，百姓忙著務農做工，士子都學習法令以避免犯法，而諸生卻薄今厚古，非議當世，迷惑黔首。”
    接著他提出一個震鑠古今的建議：“今皇帝已兼並天下，區別黑白而定於一尊，但民間的私學還在非法教學。上麵一有法令下來，他們就用自己所學的那點東西來非議，在家裏嘀咕，到外麵巷議，吹捧君上是為博取名聲，標榜另類是自以為高明，成群結隊地造謠誹謗。這要是不禁止的話，則朝廷權威下降，在野的結成死黨。我建議，今後凡不是秦記的史書，全部燒毀。如不是博士官，天下其他人不得藏有《詩》、《書》和諸子百家著作，應命令地方官把它們全部燒掉。有敢偶語《詩》、《書》的，殺頭示眾；以古非今的，誅殺三族；官吏知情不舉的，同罪；法令下達三十日官吏不燒的，臉上刻字，罰做苦役。能留下的，隻有醫藥、占卜、種樹之書。若有想學法令的，以吏為師。”
    李斯這番話，真是駭人聽聞，與呂不韋的海納百川截然相反。他這是極端功利的法家手段，為了尊重權威，連一般的意識形態、一般的文化教育都要取消了。
    現在治秦史的專家，很奇怪，多有認為這是有道理的，說是為了結束百家爭鳴，統一法令與思想。還有人舉例說，六國就曾幹過清理圖書的事。
    但李斯建議的“焚書”，不是清理掉一點禁書，而是要把文化類圖書全消滅。要看書，就看技術書；要學習，跟官吏學法律條文就是了。
    這種極端做法，造成統治者與知識分子的關係極度緊張。知識分子當然不滿，就不會給上麵賣命，還要到處造不利輿論，使政權的合法性大打折扣。
    秦始皇想不到這些，對李斯言聽計從，於是一道焚書令發到全國，民間所有的文化典籍統統被付之一炬。好在中央府庫還有完整的藏書，不過後來也被“不讀書”的項羽在入關後，一把火給燒了。
    這個文化斷層，給漢代的文化重建帶來了巨大困難，華夏文化可說是遭到了第一次浩劫。
    可歎的是，近世居然還有“四人幫”者流，不學中外先進的統治術，偏偏去效仿李斯的幹法，禁絕豐富生動的文化，讓老百姓活得索然無味。學史學到了這個地步，他們的結局，當然也就比李斯的結局強不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