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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漪蘋的母親董世琪是個上海人，當年為了愛情，跟著任漪蘋的父親任中源來到了h省，在上海千裏迢迢之外的h市落戶成家。
    盡管董世琪和任中源兩情相悅，婚後生活非常美滿，也有了這麽可愛的女兒，可是董世琪總是思念著上海，希望有個上海女婿。
    任中源和董世琪都是h市的民建組織成員。
    中國民主建國會是主要由經濟界人士組成，是中共政治協商製度中的參政黨。
    任中源和董世琪都是科技人士，怎麽會和民建這樣的政治組織掛上鉤哪？
    董世琪的母親榮婷婷，似乎沒有什麽名聲，可是提到她的堂兄榮毅仁，也就無人不曉了。榮婷婷是榮毅仁嫡親的堂妹，共一個祖父榮宗敬，都是出自無錫梁溪的榮氏家族。而且，榮婷婷出自大房，榮毅仁其實是出自二房。
    榮毅仁的祖父榮宗敬在上海創下了基業，主要是在麵粉和紡織上，成為上海最有錢有名的商人。
    正如美國學者費正清在《劍橋中國史》中所說，“在中國這部曆史長劇中，商人階層隻是一個配角，也許有幾句台詞，聽命於帝王將相、宣傳家和黨魁的擺布。”
    在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的野蠻擴張下，使得中國的工商業群體舉步維艱，抗戰後日益尖銳的官民經濟矛盾，最終將中國的工商業群體推向了主政黨這一邊。
    至於榮德生、榮毅仁父子，在抗戰勝利後接連發生的牢獄之災，軍警法庭的敲詐勒索，青幫流氓的不法橫行，金融體製的混亂和沒落……這一切，使他們逐漸對舊權黨n政權失去了信任。
    上海解放以後，考慮到榮家在工商界的地位和國內外的影響力，陳毅和上海市政府對留在大陸的榮德生尤為關切，對年輕的“紅色小開”榮毅仁尤其刮目相看，希望他們在工商界起到榜樣作用。
    榮毅仁被視為新政府和工商界“橋梁”的民建上海市委的常委，榮婷婷也成為民建的委員。
    1952年，一把針對工商界的“反行賄、反偷稅漏稅、反盜竊國家財物、反偷工減料”的熊熊大火燒到黃浦江畔。
    這是中共建國以來對中國工商業資本家的第一次重大運動。也是一年前“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三反運動的繼續。
    根據軍管會的精神，上海民建分會會員被分成6組，限期10天之內坦白交代違法事實。
    隨著生產停頓、資本家自殺事件上升，薄一波受命到上海指導運動。在他建議下，毛澤東批準了上海對“五反政策”的特別的調整方案。
    新方案特別提到，“考慮到統戰需要及經濟生產等種種因素”，對榮毅仁、郭棣活、劉鴻生、經叔平、吳蘊初一類大資本家實行保護過關的政策。
    新方案的第一個保護對象，就是榮毅仁。
    薄一波和陳毅反複商量後，把榮毅仁家定為基本守法戶，當即匯報中央。
    毛澤東大筆批複：再大方一點，劃分為完全守法戶。
    1956年1月20日，身為上海市工商聯副主席的榮毅仁代表全市私營工商業者向當時的曹荻秋副市長提交了上海市資本主義工商業公私合營申請書。
    那天的聯歡晚會上，榮毅仁清唱了一曲《草橋關》，講的是東漢劉秀赦免功臣姚期父子的故事。
    之後，榮毅仁的上升更是一路綠燈：先全國人大代表，後上海市副市長，1959年調任北京，任紡織部副部長。
    改革開放以後，榮毅仁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副主席，第六、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原主席，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董事長。
    在種種力量的助推下，榮毅仁逐漸化身為紅色中國的一個特殊政治符號，榮氏家族也成為一個特殊的家族。
    董世琪和任中源雖然是科技人士，由於有這層關係，也成為了h市的當然不可或缺的民建基本成員，董世琪還是市政協的委員。
    董世琪希望女兒能找個上海對象，為此，也把這個念想向上海的母親榮婷婷匯報。作為外祖母，榮婷婷當然把這事放在心的最中間，於是經常給女兒寄來一些年輕俊傑的照片，任憑外孫女挑選。
    可是，任漪蘋卻不以為然，她喜歡自己找對象。
    董世琪也沒法子，隻是對任漪蘋在h市找對象一事，嚴加監督。
    那天，任漪蘋去了林家，回家告訴了母親。
    董世琪既然是市政協委員，當然知道房幗英。
    當年，房幗英雖然是市政協副主席，可是她是代表主政黨的，其實，房幗英才是市政協真正的組織者和領導者。
    董世琪和房幗英打過多次交道，對老人家印象很好。
    房幗英的身上一點也沒有老子黨的咄咄逼人的架子，和其他民主黨派溝通時謙虛大方，為人真摯誠懇。
    對榮家也很尊重。
    所以，今天看見了女兒任漪蘋穿著盛裝去約會，得知對方是林德明，是房幗英的嫡親孫子，董世琪隻是看了看任中源的眼色。
    見任中源毫無反對阻攔之意，董世琪也落得大方。
    隻是關照女兒早點回家，不要搞的太晚，畢竟明天還要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