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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委辦公室主任王庭說：“甘彩霞剛消停了兩個月，就又開始上訪了。”
    “這次，她又是因為什麽事情呢？”我問。
    “生活困難啊。”
    “生活困難？甘彩霞那麽年輕，文化程度還不錯，為什麽不自力更生，自己找點事做，自食其力呢？”我問。
    “如果能這樣，那就不是甘彩霞了。甘彩霞的上訪專業戶不是‘浪得虛名’，是實打實‘獲得’的。”王主任有些幽默地說。
    “你不是說，甘彩霞有些生活來源嗎？怎麽又上訪啊？”我問。
    “原來說第一條生活來源，是家裏的自留地。如今她住在縣城，每天要送小孩上學，跟小孩做飯，就沒有多少時間回鄉裏去種地了。僅僅靠她的父母幫忙種，也弄不了幾個錢。過去她住在自己家裏的房子裏，不用交房租，不用交水電費。自己家裏種的蔬菜，也不用花錢買。進城就不一樣了，首先要付租金，付水電費、煤氣費、閉路電視收視費、物業費等各種費用，付小孩的中餐費，還要每天花錢買菜吃，動不動就要花錢，她怎麽受得了呢？她又不能像別的女人一樣，勤扒苦做，隻有上訪找各級黨組織和人民政府了。”
    “唉……。”我長歎了一口氣。
    “我們不能說，上訪是她的發財之路。但可以說，上訪是她的唯一生存之路。”王主任說。
    “你慢慢說，這次甘彩霞是使的什麽本事，弄到錢的？”
    “甘彩霞沒本事，她的本事就是臉皮比城牆還厚。她先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峽光鄉，找峽光鄉政府，說自己不爭氣，孩子又沒爹，實在沒有辦法，隻有到處上訪，跟鄉裏添了不少麻煩，讓鄉裏**不少心，實在對不起鄉裏。這次搬到城裏去了，以後不會再給鄉裏添麻煩了。但搬到城裏花費多，開銷大，希望鄉裏能給點生活費，算是送行。”王主任說。
    “鄉裏聽說甘彩霞搬走了，送走了一個‘瘟神’，大為高興。立馬答應給了甘彩霞2000元錢，讓她寫了保證書，簽字畫押，以後再不找鄉裏麻煩了。甘彩霞領走了2000元後，的確按保證書寫的，再也沒有找鄉裏的麻煩，鄉裏也算是最終‘解脫’了。”
    “2000元？”我在想，十餘年前的2000元是一個什麽概念。
    “別小瞧這2000元，十幾年前的這2000元，還是一個很有分量的數字。峽光鄉也算做到仁至義盡了。”王主任說。
    我說：“現在也有分量啊。”
    “甘彩霞離開了峽光鄉政府後，就到了城關鎮鎮政府，說明了自己的生活情況，總之是很困難，請鎮裏給點生活補助費。”
    “城關鎮鎮政府怎麽處理？”我問。
    “甘彩霞的‘名氣’很大，城關鎮的工作人員一聽說是她，很煩她，就讓她回峽光鄉去要補助費。甘彩霞說，已經搬到城關鎮來了，應該找城關鎮要。城關鎮要她出示證明，她拿出了租房協議，城關鎮說，租房協議無效，應該拿戶口來。戶籍所在地在哪，就找哪裏要。就這樣把甘彩霞打發走了。”
    “那甘彩霞再去哪要？”
    “甘彩霞想，孩子在城關鎮上小學，以後還要在城關鎮上初中，高中，城關鎮的經濟條件比老家峽光鄉好，要困難補助費肯定容易一點，肯定可以多要一點，必須要與城關鎮掛鉤，峽光鄉的戶口肯定是不行的，必須想辦法把戶口轉到城關鎮來。於是，她就到了城關鎮派出所，問怎麽轉戶口。派出所明確說，不能轉。她聽不進去，就去找縣公安局，公安局的人也說不能轉。隔天一大早，甘彩霞去了市公安局，市公安局照樣說不能轉，甘彩霞就賴在市公安局接待大廳不走，說不轉戶口堅決不走。”王主任說。
    “市公安局知道甘彩霞是個潑皮無賴，堅決不給一點空子鑽。經過反複做工作，仁至義盡後，甘彩霞就是不走，還說不轉戶口就永遠不走，就死在這裏。”
    “市公安局怎麽辦？”我問。
    “市公安局可不是其它的局，任由她胡來，拿她沒辦法。最後問了一次走不走，甘彩霞回答不轉戶口堅決不走。好話說盡，甘彩霞依然故我。市公安局沒辦法，隻好以妨礙公務為名，給她開了個七天的行政拘留單。叫來警車，把她扔進了看守所。”
    “甘彩霞怎麽辦？”我問。
    “甘彩霞剛開始還穩得住神，一想到要在看守所關七天，就慌了神，要放她出去，因為她的孩子放學後沒人管。但看守所的人根本不理她，這種事看守所見得多了。”王主任說。
    “她就大哭大叫，關在同一個房裏麵的人都嫌她吵，很煩她，就群體動手，狠狠打了她，打的她哭爹叫娘，說再叫就掐死她。這下，甘彩霞徹底焉了。在看守所裏，大氣不敢出，老老實實呆了七天。”王主任說。
    “不僅如此，看守所的‘牢頭’還對甘彩霞頤指氣使，讓她拖地、搽桌子、抹窗戶、洗衣服等，總之，所有的雜事都讓她幹。幹彩霞稍有反抗，就馬上迎來了一頓拳打腳踢。”王主任說。
    “甘彩霞關進看守所後，她的小孩怎麽辦？”我問。
    “實話實說，有時甘彩霞讓人痛恨，有時又讓人可憐。她的女兒放學後，見沒人接她，一個人在學校門口哭。她女兒的班主任問清情況後，就把她女兒帶回了承租屋。”王主任說。
    “班主任很盡職，見不到家長，不放心，就把她女兒帶到城關鎮派出所，請城關鎮派出所通知峽光鄉派出所，讓峽光鄉派出所想法通知甘彩霞的父母，趕快來人照顧孫女。”王主任說。
    “甘彩霞的父母接到通知後，知道甘彩霞沒回，肯定是到外地上訪了。就雙雙不慌不忙來到城關鎮派出所，把甘彩霞的女兒接回了承租屋，一直照顧了八天，直到甘彩霞回來。”王主任說。
    “那下一步，甘彩霞怎麽辦？”我問。
    “生活還得繼續啊，繼續還得繼續要錢啊。甘彩霞眼看自己手中的錢越來越少，就又上訪。公安局她是不敢去了，她去了縣民政局，一把鼻涕一把淚叫苦叫窮，請求困難補助。縣民政局對她很頭疼，不給錢甘彩霞又不走，無奈之下，給了她1000元，打發她走了。”
    “甘彩霞再往哪裏走？”我問。
    “甘彩霞自己在不斷地總結上訪的經驗教訓，她把自己的父母請來照顧自己的孩子，先到了市信訪局，輕車熟路，要市信訪局給市民政局開一個單子，寫上請書麵回複的字樣。甘彩霞就拿著單子找到市民政局，要求市民政局給予生活困難補助。”王主任說。
    “市民政局知道她的德性，也采取了輪班製，每天兩班倒，不斷換人陪她聊。甘彩霞耗了幾天後，發覺這樣不行，就要市民政局書麵回複市信訪局。市民政局的接待人員馬上寫了一個回複，回複的最後意見是建議向基層民政部門提出申請，由基層民政部門酌情考慮。”王主任說。
    “回複意見封好後，交給了甘彩霞，要甘彩霞轉交給市信訪局。甘彩霞老老實實地把書麵回複送到了市信訪局，市信訪局看了回複意見後，請甘彩霞回去，找縣民政局解決。”
    “甘彩霞怎麽辦？”我問。
    “甘彩霞坐火車到了北京，又坐地鐵到了天安門廣場，然後向新華門走去，還沒到新華門，幾個便衣就過來問她幹什麽？甘彩霞舉著身份證說，上訪。便衣馬上呼來了一輛車，把甘彩霞弄上車，送到一個很大的院子裏。”王主任說。
    “在那個院子裏，有很多全國各地的上訪者，他們排隊等著申訴上訪理由。上訪者邊排隊邊聊，交流著上訪的經曆和經驗。”王主任說。
    “輪到甘彩霞了，她講著講著就哭起來了，接待的工作人員讓她別哭，馬上把她交到了國家信訪局的工作人員，國家信訪局的人員沒有耽誤甘彩霞一分鍾，也沒要甘彩霞繼續等候，等到一個省的上訪人員集中後，再統一辦理。而是特事特辦，馬上給省駐京辦打電話，讓駐京辦來人，並妥善解決甘彩霞的生活困難問題。”王主任說。
    “省駐京辦來人了嗎？”我問。
    “省駐京辦馬上來人了，從車上下來兩個人，一人夾著甘彩霞的一隻胳膊，把甘彩霞扔進車裏，帶到了省駐京辦，然後問都沒問，很不耐煩地通知市駐京辦來人，把甘彩霞弄回去。”
    “市駐京辦來人了？”
    “當然，市駐京辦很快來了人，辦完了人員交接手續後，一聲不吭把甘彩霞帶到了市駐京辦，問都沒問甘彩霞，就通知月光縣信訪局來北京領人。”王主任說。
    “縣信訪局怎麽辦？”我問。
    “縣信訪局跟領導匯報後，確定信訪局一名副局長帶隊，民政局，峽光鄉各派一人到北京領人。民政局同意派人，但峽光鄉堅決不同意派人，還‘幸災，甘彩霞已經搬走了，以後甘彩霞所有的事情都與峽光鄉無關了，峽光鄉也不會再派人了。”王主任說。
    “信訪局就請示領導，領導就讓城關鎮派人。城關鎮深知，這人一派，以後甘彩霞的事，就落到自己頭上，摔都摔不掉了，就堅決不同意派人。說人是峽光鄉的，應該由峽光鄉派人。”王主任說。
    “信訪局沒辦法，又請示領導。領導問，按照規矩，到底應該由誰派人？信訪局說，根據屬地管理原則，按照目前的現狀，城關鎮派人恰當些。領導就給城關鎮負責人打電話，說不派人就換人。城關鎮無奈，隻好派人了。”
    “這麽說，甘彩霞的事，就框到城關鎮頭上了，以後想摔也摔不掉了？”
    “是的。”
    “那月光縣派人到北京把甘彩霞領回來了嗎？”
    “領回來了。”
    “什麽條件呢？”我問。
    “兩條，第一，報銷甘彩霞往返北京的交通費。第二，一次性給7000元的生活困難補助費。如果這兩條不答應，甘彩霞就天天到天安門廣場去哭。帶隊的信訪局副局長請示來請示去，得到了明確的答複後，就把甘彩霞領回來了。”王主任說。
    “怎麽甘彩霞要的是7000元呢？”我問、
    “我分析了一下，甘彩霞心裏也有個小九九。她可能確定了10000元的目標，先找峽光鄉要了2000元，後來又找縣民政局要了1000元，這次要7000元，正好是10000元。”王主任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