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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不精彩我不知道，我隻知道根據實事實說的原則，盡量跟你們還原我生活的原生態。”市委副書記、市長盧向陽說。
    “那就請市長繼續還原吧。”縱捭集團黨委委員、黨委辦公室主任、礦業公司工作組組長沈寧西說。
    “上初中的時候，我們還是一個學校，還是一個班。不過，路程遠了，比小學遠了近一倍，大約有五公裏多。不過，這點路程，對於我們這些窮苦人家的孩子來說，算不了什麽。”盧市長說。
    “中學不再是男女同桌，基本上是男同學跟男同學坐，女同學跟女同學坐。對於我來說，跟蘭花在一起同桌六年習慣了，跟其他同學坐在一起不習慣。僅僅是不習慣而已，沒有什麽其它的想法。”盧市長說。
    “蘭花也一樣，不過她再也不是小學三年級的時候了，可以哭著找老師，找家長要求坐在一起。我們也永遠回不到小學的時光中去了，那是無憂無慮、糊裏糊塗、十分快。
    “蘭花不好意思跟老師說，要我去跟老師說。我當時還是糊裏糊塗的，蘭花一說，就跟老師說了。老師正在發愁，因為男女性別和人數問題，總有一個男同學要跟一個女同學坐。男同學不願跟女同學坐，女同學呢，也不願意跟男同學坐。”盧市長說。
    “我原來是安排跟男同學坐的，我這麽一說，老師大喜過望，立馬答應了。於是，我跟蘭花又坐在一起，成為同桌了。”盧市長說。
    “我們還是像上小學一樣，一起上學，一起回家。整個初中階段，就是上課，做作業，背課文，除了偶爾有人笑我們是小夫妻意外，好像沒有什麽事情發生。”盧市長說。
    “不對吧，小學的事就記得那麽清楚，難道初中的事就記不住了？”沈主任說。
    “你們讓我想一想，哦，想起來了。那是在初二的時候。我們每次上課，老師一進教室，就有同學喊起立，我們都站起來，說老師好。老師就說同學們好，同學喊坐下，我們就坐下來，開始聽老師上課。”盧市長說。
    “有一次，我後麵的一個男同學搞了個惡作劇。老師進來，我們站起來時，我後麵的同學悄悄地把我坐的凳子挪開了，我坐下來時，騰了空，屁股落在地上，頭撞在後麵的桌子邊上，很疼很疼。”盧市長說。
    “你當時怎麽辦呢？”沈主任問。
    “我爬起來，立馬給了還在哈哈大笑的同學一拳頭，然後把他按在地上，拳打腳踢。老師趕緊過來扯開了我，又把我後麵的那個同學拉了起來。”盧市長說。
    “那個同學剛站起來，我還沒搞清楚是怎麽回事，蘭花突然出手，甩手就給了那個同學一耳光。那個同學剛要還手，拳頭還沒落到蘭花身上，就被我用肘關節擋住了。然後，我又把那個同學按在地上，一陣拳打腳踢。”盧市長說。
    “老師很生氣，後果很嚴重。老師沒有讓我們三個人繼續上課，而是讓我們站在教室外麵思過。下課後，老師又讓我們到他辦公室去，站在把辦公室牆邊，麵壁思過。”盧市長說。
    “等老師把作業改完後，老師先批評那個同學不該把凳子挪開，再批評我不該把那個同學按在地上打，最後批評蘭花不該摻和進來打人。然後，老師要我們回到教室，寫檢討。我們把檢討寫好交給老師後，老師讓我們隔天在班上作檢討，就放我們回家了。”盧市長說。
    “就這樣處理完了？”沈主任問。
    “沒有，不過，當天離開學校時，我望著蘭花，蘭花望著我，望了半天後，我們兩人突然不約而同笑了起來。然後，不由自主地、自自然然地拉著手，一路笑著跑回了家。”盧市長說。
    “第二天上課的時候，我們三個人都念了檢討。老師做出了一個決定，不讓我跟蘭花坐一起了。不坐一起就不坐一起，我倒無所謂，但蘭花有些不樂意，她就是願意跟我同桌。”盧市長說。
    “不過，在調座位的時候，總有男同學要跟女同學坐，無論調哪兩個男女同學坐在一起，都不樂意。最後老師沒辦法，還是讓我們坐在了一起。”盧市長說。
    “天意啊。”沈主任說。
    “同學們都知道我跟蘭花很團結，沒人敢欺負我們，整個初中就這麽過來了。初中畢業了，我們最後一次從學校走回家的時候，蘭花在路上突然哭了。我問她哭什麽，她說他爸爸不讓她繼續上高中了，讓她回家幹農活。”盧市長說。
    “那蘭花上了高中嗎？”沈主任問。
    “你聽我慢慢說，我當時不會安慰人，跟她一起回家後，我把這件事跟我父親說了。我父親覺得應該繼續讀書，就一個人到蘭花家，跟蘭花家裏人做工作。”盧市長說。
    “工作做通了，至於是怎麽做通的，多年以後，我跟父親聊天時，突然說到了這件事。父親說，他們家窮，沒有錢供蘭花上高中。是父親答應出一半的錢，蘭花家裏人才答應的。”盧市長說。
    “我問我父親，當時我們家也很窮，為什麽要答應出一半的錢？父親說，一個女孩子，多學點東西、多長點見識總是不錯的，這麽早不讀書可惜了。”盧市長說。
    “那你父親有沒有成全你們兩人的想法呢？”沈主任問。
    “我沒問過父親，我估計，父親肯定沒有這個想法。我有一個好父親，很開明，很善良。無論是誰家的孩子，他總是希望孩子們好，希望孩子們將來長大了有出息。”盧市長說。
    “高中學校離我們家更遠，我記得差不多有八公裏。本來可以住讀，可我家裏跟蘭花家裏都窮，付不起住宿費和生活費，就隻好走讀，中飯是我們帶好到學校去蒸著吃。每天大約有四個小時的時間浪費在路上，十分可惜。可我們是窮苦人家的孩子，我們沒辦法啊。”盧市長說。
    “不像現在這樣，精準扶貧成為國策，教育扶貧又是很重要的一環，窮人家的孩子都能上學。”盧市長說。
    “我跟蘭花還是一個班，但沒有坐在一起。每天還是一起上學，一起回家。但學習任務很重，每天有做不完的作業，背不完的書。寒暑假時，蘭花有什麽問題不懂的，就到我家來問我，有時也在我們家吃飯。反正我們吃什麽，蘭花就吃什麽。”盧市長說。
    “高二快結束的時候，我們的班主任把我跟蘭花叫到一起說，班上就我們兩個人最遠。高三的學習任務更重，麵臨著高考，不能每天把四個小時花在路上，不能再走讀了，應該住讀。”盧市長說。
    “蘭花低著頭不做聲，我隻好說，家裏窮，付不起生活費和住宿費。老師說，能不能我們一起想辦法，學校這邊跟教育局申請一點困難補助，減免一點住宿費。家長那邊，能不能也想點辦法，爭取住讀。”盧市長說。
    “我回家後，把老師說的話跟父親說了。父親很讚成，父親又擔心蘭花家裏不同意，又跑到蘭花家去做工作。經過學校和家長雙方共同的努力，我們終於住讀了。”盧市長說。
    “住讀的時候，蘭花總是搶著要跟我洗衣服，我不讓她洗，因為我短褲上，有時有一些先黏黏糊糊後結成殼的東西，不好意思讓她洗，她不依，堅決要跟我洗。”盧市長說。
    “我們約定，好好讀書，爭取一起考上大學，繼續在一起上學。雖然我們很用功，但高考成績出來的時候，我的分數過了重點大學的錄取分數線，但蘭花沒過，離重點線差一分。蘭花當時就哭了一場。”盧市長說。
    “老師問我們怎麽填自願，我啥也不懂，就說聽老師的。對於蘭花，老師給了兩條意見，一是複讀，爭取下次考到我的那個大學。二是填報一般高校的自願。”盧市長說。
    “蘭花想了一下，自己住讀都花了家裏不少錢，再讀下去，家裏肯定負擔不起。我家的條件也不怎麽樣，我也要上大學，沒有多少錢接濟她。她想來想去，就做了一個困難的決定，報一般的大學。我們在一個大學上學的夢，繼續在一起上學的夢，就這樣破滅了。”盧市長說。
    “我們兩人悶悶不樂從學校往回走，走到半路。蘭花突然大哭起來，我當時依然是傻傻的，不知道怎麽安慰她。她先是自己哭，後來又抱著我哭，哭得很傷心。哭的時候，她的臉挨著我的臉，全省不停地抖動。”盧市長說。
    “這時候的蘭花，已經是個大姑娘了。而我，已經是個半大不小的小夥子了。當蘭花抱著我不停地哭，臉、頭發和整個身體不斷地接觸我的時候，我突然感到我長大了。”盧市長說。
    “我突然拉著蘭花的手，朝學校的方向跑。蘭花問我幹什麽，我說找老師改自願，我要跟蘭花上一個大學，再繼續一起學習。”盧市長說。
    “那蘭花是什麽反應呢？”沈主任問。
    “蘭花堅決不幹，說我好不容易考到這麽好的大學，不能放棄。我要放棄，我要堅決跟蘭花上同一所大學。我拉著蘭花，蘭花不走。我說你不走，我一個人去學校。”盧市長說。
    “你去了學校嗎？”沈主任問。
    “蘭花堅決不同意，我堅決要去。我剛往學校方向跑了幾步，蘭花就說，你再往前跑一步，我就從這裏跳下山去。我被嚇住了，回來把蘭花從懸崖邊拉了過來。”盧市長說。
    “不知道怎麽了，我突然抱著蘭花大哭起來。我哭得很傷心，很痛苦。這也是我高中畢業後，臨上大學前夕，第一次在異性麵前哭泣，第一次抱著異性哭泣。”盧市長說。
    “蘭花也哭了起來，我們兩人就這樣在山邊的一個樹林旁邊，相互抱著哭。哭過之後，嚴酷的現實擺在我們麵前。我們兩家都窮，家裏沒錢供我們上大學。我們商量了一下，就決定到縣城打工，掙一點錢是一點錢。”盧市長說。
    “我們家離縣城很遠，有30多公裏路。為了節約，我們舍不得買票，沒有從鎮上搭車到縣城。而是在天還沒亮的時候，我們就從家裏出發，徒步去縣城。”盧市長說。
    “三十多公裏路啊，你們就這麽走過去？”沈主任問。
    “是啊，除了高三那一年住讀外，我們一直在走路，這30多公裏路，對我們窮苦人家的孩子來說，算不了什麽。”盧市長說。
    “我們一路走，口渴了，就在路邊用手捧起山裏流下來的水喝。到了下午，我們才走到縣城。我們肚子很餓，一人買了一個饅頭，沿著街道邊吃邊走邊問，要不要暑期打工生。”盧市長說。
    “我們的要求很簡單，管吃管住，給工錢，什麽髒活重活累活我們都願意幹。”盧市長說。
    “你們找到活幹了嗎？”沈主任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