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老百姓息息相關的“兩稅”為例夏稅與秋稅。
    金代兩稅的征收額與北宋相比，北宋秋稅中田八升，下田七升四合，金代夏秋兩稅合在一起為五升三合，比北宋秋稅下田所輸尚少二升一合。金代兩稅輕於遼、宋，這是北方經濟恢複和人口大幅度增長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在0年之前，金國上下並沒有真正把河北以南的地區當做是自己真正的領土，所以金國軍隊在進入河南、山東、陝西這些地區的時候都是隨意征發民夫，肆意搶劫。
    金國稅收製度是分為租跟稅，私田交稅，官田交租。不過金國雖然所有人都要交稅，但金國的稅收對百姓來說是諸國中最低的，金國的輕稅賦也成了對於北方漢人的拉攏利器。
    所以這一段時間，有大量的北方漢人逃亡到南宋。
    但是《紹興和議》簽署後，正式確立了金國對北方的統治地位，所以金國開始全麵統治北方。
    要說完顏璟對金國最滿意的就是其稅製了，在金國不分各族都要交稅，對朝廷百官宗室也沒有免稅一說，上至親王下至讀書人都要交稅。哪怕是出國歸來使臣都得交物力錢。
    因為金國稅收低，甚至還被元朝恥笑道“平時不知道積累，隻知道一味地輕徭薄賦，結果打仗的時候挖地三尺，破家無數。”
    宋軍在金國滅亡時進入汴梁，結果被汴梁百姓給趕了出來，可見宋朝是有多不得人心的。說起重視百姓金絕對比宋不知道強了多少倍。
    趙宋自己把國家搞廢了，打不過金國丟了北方，跑到南方繼續過“太平盛世”去了。對心向宋朝從北方而來的讀書人更是歧視排擠，視之為不穩定因素，視北人之為異國人。
    趙宋自己對內橫征暴斂，對比金國的內政那是下線都沒了。軍事上那就更沒得比了。
    如開禧北伐時打不過女真人，就把氣都撒在北方漢人身上，燒田毀屋，搶劫屠殺，女真人沒殺幾個漢人百姓倒是殺了一大堆。
    後來發現金國中原的女真猛安的援兵來了，打不過金軍想就跑路。
    兩萬精銳宋軍殺起北方百姓來都一個個跟天兵天將一樣，結果被兩百女真騎兵殺入陣中打的損兵折將丟盔棄甲，狼狽南逃，絕對是世界軍事史上的奇觀。
    而所謂的數十萬北伐軍更是被金國從中原調來的女真猛安給打的全軍覆沒，丟城失地跪地求饒。
    趙宋一慣是對外我畏畏縮縮，對內我重拳出擊。所以完顏璟把趙宋從沒放在心上，北方草原比南方重要多了，金要想要一統華夏，絕對要先打斷草原的統一，才能放心南下，而要打斷草原的統一，就得有強悍軍隊，以及龐大的國力。
    而想要有龐大的國力，就得把金國潛力都激發出來，而想要激發出金國的潛力，就得一改金國的所有弊政，提高金國的組織力，行政執行力。
    在完顏璟看來古代的改革，跟工業革命時代的社會改革是不一樣的。在生產力度不變的情況下，中國曆史上所有的改革都是為了激發國家潛力而改革。
    就像商鞅變法一般，商鞅變法最核心的改革就是將全國人口，跟錢糧等生產資料掌握在政府手裏。比如一個國家有一百個人，跟一百斤糧食，而沒有改革之前，政府可以運用的隻有三十個人跟三十斤糧食，而改革之後政府可以運用到一百個人跟一百斤糧食。
    在人口沒變糧食也沒變的情況下，但改革後國力卻增強了兩倍不止，這就是所謂的生產力度不變下的改革，也就是中國古代的改革。
    而工業革命時的改革，是因為生產力度提高了，而之前的社會製度，行政製度已經跟不上社會發展所以改革。
    比如一個國家沒有工業革命時，生產力度沒變之前，這個國家有一百個人，有一百斤糧食，而這個國家的管理人員以二十個人設一人管理，那就是五個管理人員，而糧食有一百斤，隻能養活一百個人，一口也就多不起來，所以製度不用變。
    而工業革命後，生產力度大大提高了，這個國家從之前的一百斤糧食提高到五百斤糧食，那相應的人口也提高到五百個人，那如果管理製度不變。
    還是五個管理人員，用五個人每個人管理二十個人還可以，但用五個人每個人管理一百個人就明顯不合適了，所以這個時候就隻能改革。這就是生產力度提高下的現代改革。
    在古代生產力度不變的情況下，所有對政府製度跟政策的改變都是為了提高政府所掌握的生產資料，激發自己的潛力，提高組織力度，除去行政阻力，提高行政執行力。不管以什麽樣的方式改革都是以這些為核心。
    所以在古代生產力度不變的情況下搞資本主義，重商那一套都是自尋死路，農民都跑去經商，做手工業，或改稻為槡，糧食大量減產那是要餓死人的。
    就像明末一樣，糧食不夠，北方諸省起碼有五千多萬人吃不上飯，那他們就隻能造反，隻能跟蝗蟲一樣去搶。
    別說明朝財政不行，就是給崇禎十億白銀，他也救不了明朝，銀子，金子可不能當飯吃，有錢也沒地方買糧，明朝就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產糧國。
    哪怕就是把整個南方的糧食除去南方人口吃的外，全拿去救濟北方也不夠，明末時北方那是大麵積欠收，而且還是連著六七年顆粒無收，不是說承受個一兩年就過去了。
    所以說明末朝廷缺的不是錢，是糧食，沒有糧任何辦法也沒用，就隻能社會自我淘汰，那些沒有糧食多出來的人口沒了，社會也就安定了。
    另外，與南宋相比，金國的鹽隻在很短一段時間實行了專賣，之後就變成普通人也可以煮鹽賣鹽了。
    《紹興和議》之後，南宋朝廷並沒有因為議和而減少稅收，反而變本加厲對老百姓進行盤剝，以鹽為例，南宋的鹽是官府專賣，一斤官鹽在南宋要賣到150—200文銅錢。
    而金國由於私鹽屢禁不止，後來在大定二十九年公元1189年），金國幹脆按照私鹽定價來定價官鹽，20文一斤。由於官鹽價格和私鹽一樣，但是官鹽質量比私鹽好，所以金國都沒什麽人販賣私鹽了，這和南宋販賣私鹽屢禁不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也就是說金代老百姓繳稅繳納的是糧食等農作物，而南宋老百姓除了糧食還要繳納銅錢。
    而宋金所處的公元12世紀，不管是金國還是南宋，都沒有統一糧食價格，糧食都是隨行就市，這也就意味著秋天糧食豐收的時候，如果征收的是錢或者絹，那麽老百姓就要把糧食賣了換錢或者絹來繳稅，但是一個地區突然大規模出售糧食，勢必會造成糧食收購價格的下跌。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繳納貨幣稅，對於古代農民來說，本身就是加重了他們的負擔。而征收糧食則要好得多。
    而且金代規定輸送粟米，可依道程之遠近遞減其稅數，這在某種程度上減輕了百姓在運輸途中的負擔，比宋代以假借“支移”的名稱向百姓征腳費的辦法不僅不同，而且是個很大的改進。
    金代兩稅輸送采取遞減稅額的辦法，也與宋代在田稅以外，每斛各輸二升謂之“雀鼠耗”，或者強迫人民輸二鬥謂之“省耗”不同。
    更為關鍵的是金代的兩稅不僅征收額度比北宋低，隻有南宋的十分之一，而且金代兩稅完全是征收實物稅的，也就是說百姓種什麽就交什麽，不用去換錢或換糧。
    相比於北宋和南宋，金國在統治上要比南宋寬鬆太多了。
    過了沒多久，金國甚至把巡鹽兵丁緝私）都裁撤了，因為官鹽太便宜，沒人販賣私鹽了。
    甚至由於南宋盤剝太厲害，從公元5——1170年短短25年時間裏，大概有上百萬南宋百姓以各種方式逃亡到了金國。
    為什麽金國真正統治長江以北廣大區域不過九十四年0年金宋議和），長江以北的漢人就完全被金國“征服”了。
    這原因也很簡單，因為金國稅收隻有南宋的十分之一，金國治下百姓要活的比南宋百姓輕鬆多了。
    如蒙古和南宋合力滅金時，有大量的漢族大臣為金國殉死，比如戶部尚書任天寵、知大興府高霖、觀州刺史高守約、參政定海節度使王維翰等幾百漢族大臣。
    甚至有一名漢族大臣張天綱被南宋俘虜後，還嘲笑南宋“國之興亡，何代無之。我金之亡，比汝二帝何如？”
    當然，金國稅收也不是一開始就這麽輕的。
    公元0年的《紹興和議》可以看作是一個分水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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