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快更新民國清流.大師們的中興時代 ！
    內憂外患，國難當頭，政府昏聵，民不聊生。文化界一片肅殺之氣。
    內憂外患，國難當頭，政府昏聵，民不聊生。整個中國陷入苦海之中。
    1933年新年伊始，胡愈之在《東方雜誌》推出“新年的夢想”。一百四十二位知識分子遂有二百五十個“夢想”，刊於《東方雜誌》。現實無望，寄以夢想，乃絕望之舉。魯迅不相信“夢想”，即寫《聽說夢》，說“無論怎麽寫得光明，終究是一個夢”。
    “‘夢’是我們所有的神聖權力啊”，但胡愈之沒想到的是，在“昏黑的年頭”，“做夢”也沒自由，在國民黨威逼下，胡愈之被商務印書館辭退。民國政府創造世界文明史上不準“做夢”的紀錄。
    4月，周作人致信曹聚仁，稱“守常歿後，其從侄即為搜集遺稿，閱二三年，略有成就，唯出版為難，終未能出世”，“灤東失陷，樂亭早為偽軍所占，守常夫人避難來北平，又提及此事”，詢問曹“群眾圖書公司可以刊印否”。此前一年，周作人即致函胡適，研究此事，幾經周折，終未出版。同月，在北平下斜街浙寺為李大釗公祭，周作人參加並送花圈、奠儀十元。“主義”不同，周作人不忘舊友，其情曆史當記。
    5月，北平世界日報社社長成舍我被捕。7月，北平《文學雜誌》被禁，編輯及撰稿人被捕。11月，北平《文藝月刊》遭查禁。
    巴金小說《萌芽》被禁，魯迅的《二心集》在浙江遭查禁。文壇一片肅殺之氣。
    《江聲日報》主筆劉煜生被槍殺，楊杏佛遭暗殺，鄒韜奮流亡國外，《益世報》的羅隆基遭暗殺未遂，幸免於難。血腥殺戮之氣，彌漫全國。
    但哪裏有鎮壓，哪裏就有反抗，上海二百三十九名記者發表聯合聲明，抗議國民黨殺害劉煜生，聲討當局摧殘言論自由，草菅人命。陳獨秀“危害民國”案開庭，陳獨秀當場慷慨陳詞，揭露國民黨的種種罪行。章士釗挺身而出，義務為陳獨秀辯護。盡管陳獨秀最終以“文字為叛國之宣傳”罪獲判處十三年徒刑，但《申報》《益世報》等多家報紙，都做了傾向陳獨秀的報道。汪原放的東亞圖書館此刻重印千冊《獨秀文存》，又印章士釗《陳案書狀匯錄》，蔡元培為《獨秀文存》第九版作序。6月6日，北平新聞記者公會再次舉行集會，要求國民黨停止新聞檢查，還自由言論於社會。
    文化界、新聞界、文學界在“昏黑的年頭”，敢於與國民黨反動統治開展針鋒相對的鬥爭，這是漫漫長夜中的一抹亮色。
    沈從文創作小說《如蕤》。蕭乾創作第一篇小說《蠶》。冰心出版短篇小說集《去國》，詩、散文集《閑情》，發表小說《我們太太的客廳》。朱自清散文《冬天》及《中國文評流別述略》發表。胡適出版《四十自述》《短篇小說第二集》兩本書，發表政論文《民權的保障》《日本人應該醒醒了》《我們可以等候五十年》《製憲不如守法》《保全華北的重要》《建國與專製》。
    “真迷眾色看如霧”
    ——沈從文是一本內容複雜、分量沉重的大書
    1933年，沈從文辭去青島大學教職，與戀人張兆和、九妹沈嶽萌一起來到北平。1922年，沈從文從山清水秀、人情瑰麗又浪漫，充滿楚文化的湘西鳳凰小城，來到早已有些頹敗卻依然有帝王之氣的北京，那年他才二十歲。
    沈從文孤身到京，舉目無親，又無收益，生活清苦，但他到大學旁聽自修，轉益多師，加以天賦異稟，又受到新文化的啟迪，早年文學創作出手不凡，其作品不忘情於湘西風土，又矚目於京城都市人生。再加上，沈從文獨特、傳奇的少年人生經曆，為他的文學創作提供了豐富的生命感悟。
    沈從文，原名沈嶽煥，湘西鳳凰人。他出身行伍之家，其祖父少年賣馬草為生，後因鎮壓太平軍有功，當了貴州提督。因厭倦官場鬥爭，竟辭官歸隱。其父向往辛亥革命，參與革命軍攻打鳳凰城之役，後到北京與同黨密謀刺殺袁世凱，事敗亡命關外。其祖母為苗族，母親為土家族。“苗漢混血青年的某種潛在意識的偶然奔放”這句話，是沈從文的朋友、致力於現代派詩歌卻以小說而聞名文壇的施蟄存，在《長河不盡流——懷念沈從文先生》一文中說的，剴切中理。沈從文十四歲到土著軍隊裏當兵，在後來成為他小說背景的沅水一帶，闖蕩了五年，之後，才脫去軍服，又到上海闖蕩的。初到北京，誰也不會想到，麵前這位身著土布長衫、麵貌清秀又有些柔弱寡言的少年，會有這樣豐富的人生經曆。
    在北京，他與也到北京求學的丁玲、胡也頻成了朋友，同時直接接觸了不少新文學運動的領軍人物和新文化運動催生的有成就的作家。那時的文壇，已開始分化，沈從文始終著眼思想啟蒙和文學革命這個大目標，無心介入紛紛擾擾的門戶、派係之爭論。他的交友，以性情言之，從善中流。在文化思想、文學流派上，也不說長道短，自走自路。於是有的評論家說他“缺乏政治理論思維應有的某些堅持與機敏”。倘沈從文真的有突出的“政治理論思維”，沈從文隻能是政治的沈從文，中國則失去了小說家沈從文。
    例子也可舉一個。1930年，沈從文創作小說《丈夫》。丈夫乘妓船去探親，碰上自己老婆在船上賣春接客。待後半夜，老婆抽空爬過後艙，給丈夫一片冰糖。第二天一早，夫妻二人一起回鄉。小說寫了這對夫妻在鄉裏受到過村長、鄉紳等人的剝削，在船上，水保、巡官可任意霸占妻子，丈夫隻能在後艙默默接受這種欺淩。小說還寫了老婆身邊的掌班的大娘，還有幼年的女孩五多，漂亮的五多是妻子未來的影子。
    一個真正懂得文學的叫岡崎俊夫的日本人，是這樣談《丈夫》的：
    要是一位左翼作家的話，一定以詠歎的怒吼來描寫這場悲慘狀況，這位作家卻用冷靜和細致的筆來描寫，而且在深處漂浮著不可測度的悲痛。
    沈從文的晚輩表侄，是畫家又是作家的黃永玉，在《太陽下的風景——沈從文與我》一文中說：
    他的一篇小說《丈夫》，我的一位從事文學幾十年的，和從文表叔沒見過麵的前輩，十多年前讀到之後，深受感動，他說：“這篇小說真像普希金說過的，偉大的俄羅斯的悲哀。”
    謝天謝地，多虧沈從文是“缺乏政治理論思維應該有的某些堅持與機敏”的，倘若反之，沈從文還能成為世界的沈從文嗎？左翼作家或可很有“政治理論思維應該有的某些堅持與機敏”，而且他們的作品描寫了較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麵，並企圖表現革命的出路，但因生活的不足和藝術上表現的弱點，作品表麵化、概念化。盡管瞿秋白、茅盾等總結過以創造社、太陽社為代表的左翼作家這方麵的經驗教訓，但收效甚微。
    1928年，經徐誌摩介紹，沈從文南下上海，在中國公學主講大學部一年級現代文學。隨他同行的有即將從文壇脫穎而出的丁玲和她的男友胡也頻。上海有他們的朋友施蟄存，他們還一起參加了施蟄存的婚禮。這一年，孤身一人的沈從文，在授課時，發現了剛從預科升入大學一年級的麵目清秀、身材窈窕、舉止文雅的女生張兆和。
    張兆和是民國著名的“張家四姐妹”的老三。她們依次是張元和、張允和、張兆和、張充和。她們出身名門望族，祖父張樹聲是著名的淮軍將領，曾任兩廣和直隸總督。父親張冀牖，是民國開明教育家，曾在蘇州創辦樂益女中和平林中學，四位女兒不僅受到良好教育，且個個才華橫溢、蘭心蕙質、如花似玉。蘇州老鄉葉聖陶曾說，誰要娶張家四姐妹，都會幸福一輩子。後來四姐妹都嫁了名人。老大嫁給昆曲名角顧傳玠，老二許配給了語言文字學家周有光，老三與沈從文成秦晉之好，老四與德裔美籍漢學家傅思漢成親。
    已經二十六歲的沈從文，在當時早就過了談婚論嫁的年齡，但他一直在尋覓和等待。他相信，那個令他心動的女子，總會悄然而至。果然，張兆和的出現，讓他平靜的心裏燃起了愛情之火。他不是那種可以當麵傾訴情感的男人，卻有一般男人所沒有的用文字表述愛情的功夫。從此，他開始了漫長的、持久又坎坷的鴻雁傳書的經曆。
    情書如雪片般，紛紛落到年輕姑娘張兆和的手裏，情竇未開的她，麵對一封封飄然而至的情書，感到緊張惶惑。而沈從文不見回答，更是煩躁不安，神不守舍。終於有一天，張兆和帶著一大摞情書，找到校長胡適。當時道德文章名滿天下的胡適，在張兆和的眼裏，不僅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更是青年人的思想導師。
    張兆和對胡適說，您看，這是沈先生寫的，我想集中精力好好念書，現在不是談這個的時候。胡適見怯怯的、滿臉緋紅的張兆和，笑了，這也好嘛，他的文章寫得很好，可以彼此通通信嘛。
    一方不斷寫情書，一方始終沉默的局麵繼續著，連有成人之美、想盡力撮合的胡適都在給沈從文的信中歎息：“這個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愛，你錯用情了。”
    鍥而不舍的沈從文，以近四年的時間，繼續向張兆和表達著他的愛戀。“我願意等她，到三十歲。”沈從文那熾烈真摯的、矢誌不渝的甚至有些傻傻的愛，最終還是打動了張兆和。
    其實呢，沈從文與張兆和的婚姻，起重要作用的人物是張兆和的二姐張允和。前麵所述，皆來自文傳或口傳。而張允和是親曆者，她的表述最具權威。
    1988年4月，張允和從台灣飛到北京，一是舊地重遊，二是探望妹妹張兆和和妹夫沈從文。
    4月6日，春風和煦，張允和來到東便門、崇文門東大街二十二號，探望已享受副部級待遇的三妹夫沈從文，同往的還有台灣青年作家張大春。張兆和沏上一壺湘西綠茶，聊起一大堆舊事。沈從文笑著指了指張允和：“你是三姑六婆中的媒婆。”引起了張允和以下的回憶：
    那是1932年一個夏天的早晨，約莫十點鍾左右，太陽照在蘇州九如巷的半邊街道上。石庫門框黑漆大門外，來了一個文文縐縐、秀秀氣氣的身穿灰色長衫的青年人，臉上戴一副近視眼鏡。他說姓沈，從青島來的，要找張兆和。我這二小姐是家中八個妹妹和弟弟的頭兒。一聽呼喚，我“得、得”地下了“繡樓”，走到大門口，認出是沈從文。我說：“沈先生，三妹到公園圖書館看書去了，一會兒回來。請進來，屋裏坐。”他一聽我這樣說，現出不知所措的樣子，結結巴巴地告訴了我他的住處是個旅館。天哪，我想這完了！三妹怎麽會到旅館裏去看他呢？
    張允和接著寫三妹回來，她告訴三妹沈從文的房間號，叫三妹吃完飯就去看沈從文。三妹表示不去。她給三妹出了個主意，就說家裏姐弟很好玩，請他到家裏坐。沈從文來到張家，給弟妹們講故事，深得好感，直講到小主人們一個個睜不開眼，隻好去睡。她以不再做“臭蘿卜幹”托詞走開。
    1933年春，張兆和給張允和看沈從文給自己寫的信。那信中請張允和代沈從文向父母提親，並說如其父母同意，讓兆和立刻發電報告之。張允和找到父母，“一說即成”了。
    那時打電報，講究用文言，不用大白話。電報要字少、意達、省錢。蘇州隻有一處電報局，遠在閶門外。我家住在城中心，坐人力車要拐拐彎彎走好長的路。我在人力車上想，電報怎麽打。想到電報末尾要具名。我的名字“允”字不就是“同意”的意思嗎？
    進了電報局，我遞上電報稿：“山東青島大學沈從文允”。得意揚揚地轉回家門，告訴三妹：這一個“允”字，一當兩用，既表示婚事“允”了，也署了我的名字“允”。這就是“半個字”的電報。當時，三妹聽了不做聲，她心中有些不放心，萬一沈從文看不明白呢？
    她悄悄地坐人力車再到閶門電報局，遞上了她的用白話寫的電報稿：“鄉下人喝杯甜酒吧兆。”三妹的白話電報裏，居然有一個“吧”字，這在當時真是別開生麵。可惜電文還不完整，還缺少一個感歎號。這甜酒多麽甜！真是“蜜”電。
    這篇文章回憶那已遙遠的，幾被歲月塵埃湮沒的溫馨而美好的往事，原本是張允和要和三妹夫沈從文逗逗樂的，不料，在《文匯報》刊登的第二天，沈從文突然辭世，竟成了別樣的悼文。
    1933年，沈、張重回北平後，在秋高氣爽的9月9日，二人在北平中央公園水榭，向親友們宣布結婚。京城名媛林徽因和她的夫婿梁思成，特為他們送了錦緞百子圖床單，給極為簡單的婚房，增添了喜氣。
    有情人終成眷屬之後，沈從文迎來了創作的高潮。人們把從此至1938年，視為他創作的成熟階段。經過幾年的探索，沈從文小說的獨特藝術風格已基本形成，他對社會人生獨具特征的思考及對小說形式多方的嚐試和創新，給他的小說帶來了沈氏特別的風景。
    194年創作的中篇小說《邊城》，便是這時的代表作。
    《邊城》呈現了湘西從一個閉塞的充滿原始野性的自給自足的鄉村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曆史風貌。小說於曆史的運動、社會的嬗變、新舊的交替之中的“常”與“變”的糾纏、恩怨之中，表現湘西民性中的樸素之美和底層鄉民的命運的苦難、人性的沉淪。
    《邊城》是“善和美”的悲劇。它與俄羅斯的列夫·托爾斯泰著眼於崇高的毀滅不同，沈從文更關注普通、善良、美麗的翠翠們的命運。翠翠“在風日裏養著，把皮膚變得黑黑的，觸目為青山綠水，一對眸子清明如水晶”。翠翠所愛的老二在選擇“走馬路”（唱歌）求愛時，偏睡著了。他一氣之下去了桃源。不久，她那慈祥的老船夫祖父去世了。正如作者所說，小說“一切充滿了善，然而到處是不湊巧。既然是不湊巧，因之素樸的善終難免產生悲劇”。說穿了，翠翠的悲劇是湘西鄉民在抗拒不了的災難和險境麵前，所經曆的禍患與厄運。用美學家朱光潛先生的話說，這“表現出受過長期壓迫而又富於幻想和敏感的少數民族在心坎裏那一股沉憂隱痛，翠翠似顯出從文自己的這方麵的性格”。
    說起《邊城》創作，不能不提1933年夏，沈從文偕夫人張兆和的山東嶗山之遊。沈從文與張兆和來到山溪邊，見一身著白色孝服的小姑娘，一邊哭泣一邊燒紙錢提水。沈從文凝視良久，神情嚴肅地對張兆和說：“我要用她來寫個故事！”這便是沈從文創作《邊城》的導因。當然《邊城》又是沈從文的一個追憶、一個夢境。他第一次回鄉探親時，他少年時光鄉村裏的正直樸素的人情美幾乎蕩然無存。他在《沈從文別集·長河集》中說：“《邊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熱情，雖然已經成為過去了，應當還保留些本質在年輕人的血裏或夢裏。”
    沈從文把《邊城》裏的一些人物、風俗寫得有些理想化抑或叫美化，正是他有意為之的，為了那一個他久久揮之不去的夢境。但明眼人會看出，“看起來很平靜的筆底下，恐怕隱藏著對於現代文明的尖銳的批判和抗議——至少也懷有嫌惡之感”（《沈從文研究》）。這是一位叫山寶靜的日本作家說的。
    寫於1935年的《八駿圖》，是沈從文城市題材的代表作。小說寫一位作家達士先生到青島講課和休假，通篇是一幅自嘲圖。他發現同來青島的七位專家“心靈皆不健全”，他們的性意識同虛飾的外表發生衝突。達士自認是他們的醫治者，是主人，結果反倒成了被醫治者和奴隸。小說還貫穿了一位有點神秘的女人的黃色身影。小說在對人物性意識、潛意識等“無常的人性”進行認識與分析之後，“從病理學角度剖析作家的使命，對中國現代知識階級盡情嘲弄”（金介甫《沈從文傳》）。
    沈從文的散文係列《湘行散記》，是從1934年他回到闊別十餘年的湘西故鄉，沿途寫給張兆和的信函整理集成的。《湘行散記》與三年前的《從文自傳》相互印證，前者為社會見聞，後者是往事追憶。
    《湘行散記》是沈從文蘸滿了感情的濃墨，帶著遊子的鄉愁，以淡淡的孤獨、悲哀的敘事，訴說著對故鄉和鄉裏人的深深懷戀，又表達著深深的悲憫。
    《從文自傳》《湘行散記》是散文化的曆史生活的長卷，把曆史回顧、社會觀察、人世變故、命運滄桑，由濃鬱的情感綰住，擺脫了不少散文家的學院氣、閑適氣、閨秀氣、市井氣，留得清氣滿乾坤。
    1933年9月，剛到北平不久，沈從文正式接手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後更名《大公報·文藝副刊》）。從1928年起，《大公報·文學副刊》由吳宓主編。
    世上有許多機緣。在那年，吳宓與沈從文在駛往上海的日本輪船“天津丸”上不期而遇。兩人雖初次謀麵，但談笑甚歡，清華大學教授兼北大教授吳宓，是利用暑假到杭州去見詩人毛彥文的，而二十六歲的無名小卒沈從文是到上海謀發展的。在“天津丸”上，誰也沒有想到，五年後沈從文會接替吳宓入主《大公報·文學副刊》。吳宓守舊的文化姿態，使該報老板甚為不滿，他將吳宓辭掉後，請已在文壇上聲名鵲起的沈從文主持。
    沈從文乃謙謙君子，明知早年文言文與白話文之爭時，吳宓曾放言“欲殺胡適耳”，對自己接替他的工作心存怨言。但是，自己還是以謙恭的態度相待，並在中山公園來今雨軒商討辦報事宜時，專門請前輩吳宓到會聽其建言。參會的吳宓的好友、詩人淩宴池曾有詩作記此會。《偕吳雨生沈從文坐來今雨軒》詩曰：
    花下曾銷幾鬥才，忘筌得句本無胎。
    真迷眾色看如霧，欲避同聲響若雷。
    布穀自呼漸強聒，盧龍輕棄付微唉。
    畫廊高館移時坐，懷抱因君忽複開。
    從此吳宓不再說三道四。人緣好的沈從文又團結了朱自清、周作人、巴金、老舍、林徽因、楊振聲、蕭乾、李健吾等文學老將和新秀，《大公報·文藝副刊》成為北方文壇“重鎮”。
    後因沈從文在《大公報·文藝副刊》發表小說《自殺》，吳宓看了甚為不滿。小說寫劉習舜教授因戀愛而自殺，吳宓認為是在影射自己。吳宓原娶同學之妹為妻，妻子陳心一是一舊派女子，與吳宓難以匹配，後吳宓與女詩人毛彥文邂逅，便傾心追求，與陳心一離婚。毛彥文出身望族，留美獲文學碩士學位。而且人家早就情有所屬，最後與大自己三十三歲的前國務總理熊希齡結秦晉之好，在上海公寓相濡以沫。吳宓深受打擊，心如死灰。突讀《自殺》頓生聯想，豈能不怒。
    沈從文對影射之說全然否認，寫《給某教授》發於《大公報·文藝副刊》作答：
    您在生活上與心靈上的悲劇，也許是命定的，遠近親疏朋友皆無法幫忙。就因為您既不明白自己，更不明白別人。您要朋友，好朋友沒有多少；要女人，好女人永遠不易對您發生興味……
    您看書永遠隻是往書中尋覓自己，發現自己，以個人為中心，因此看書雖多等於不看（無怪乎書不能幫助您）……治這種病的方法有三個。一是結婚，二是多接近人一點，用人氣驅逐您幻想的鬼魔，常到……朋友住處去放肆的談話，排泄一部分鬱結。三是看雜書，各種各樣的書多看一些，新的舊的，嚴肅的與不莊重的，全去心靈冒險看個痛快，把你人格擴大，興味放寬。
    沈從文這封信，開誠布公，與人為善，一針見血，筆筆中的，語多剴切，指出病因，又曉之以治療方法，是沈從文的人生智慧的肺腑之言。
    此公案了斷之後，1936年7月4日，吳宓在日記中記有與沈從文相晤的文字：“陪企孫至北總布三號金嶽霖宅，並見林徽因、沈從文等多人。值陳總宴客（團體中人輪流），企孫與宓亦邀至同居晚宴。”（《吳宓日記》）可見，沈、吳交情未斷。
    沈從文與吳宓因在文學見解的殊異，雖未彼此反目成仇，也終未成為摯友。
    沈從文一生有不少朋友，像丁玲、胡也頻、胡適、徐誌摩、林徽因、施蟄存、俞平伯等。沈從文也受過魯迅、郭沫若等人攻訐。
    細看民國以來文人的交好與交惡，從中可看出他們的文化人格的高尚醜陋，其間更有著躁動的痛苦的時代生活在文人心理上反彈出來的難以言說的內容。人性和人格會被政治漂洗得麵目全非。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沈從文離開北平，南下武漢、長沙，後經貴陽到達昆明，在西南聯合大學任教。從1938年始，動筆寫長篇小說《長河》，以寫實風格，意在抗戰中給外界提供湘西社會的真實圖景，給抗戰的人們以“克服困難的勇氣和信心”（《沈從文研究》）。小說表現了沈從文從思想到藝術的多麵性，把社會批判與牧歌情調、曆史追求與社會場景都寫了進去。
    可惜，原定三部曲的《長河》，隻完成第一部便沒了下文。當然不是江郎才盡，他已是胸懷蒼生、腹有才華、吞吐天地、馳騁文壇的驍勇之將，他的那支生花之筆，寫了多少錦繡文章。當然，也不是生活題材枯竭，《長河》第一部結尾之“社戲”裏，已為下部小說埋下了國民黨派武裝鎮壓湘西地方勢力的伏筆，將會有更慘烈的故事發生。聯係沈從文寫完《邊城》後，曾打算以沅水為背景，要寫《十城記》也沒了下文，他或是另有隱情，或是性格有毛病。所謂“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是也。
    1948年3月，曾有一篇文章說沈從文是反動派。1949年，解放軍進北京，在北大任教的沈從文，過去寫過一篇《論作家從政》，純是書生之清談，但是被郭沫若看到了，痛加批判。學生將此文抄錄成大字報，張貼出來。嚇得沈從文想自殺，後住進清華大學的梁思成、林徽因家養病，才逃過一劫。
    沈從文已感到，不僅不能創作，連老師也不宜做了，便改行躲進曆史博物館做文物工作。一次，毛澤東參觀曆史博物館，聽說了沈從文在這裏工作。很快，沈從文做了全國文代會代表。開文代會時，毛澤東和周恩來接見了沈從文等代表，還讓沈從文繼續寫小說。沈從文卻寫信給領導，提出要編寫一本有關服飾的書。周恩來同意，就定下來了。雖在“文化大革命”中，此書的許多珍貴資料被毀，但“文化大革命”過去後，經沈從文十年辛苦，一部《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終於問世。這部轟動國內外的書的價值和地位，堪與沈從文半生寫的小說、散文媲美。
    晚年，沈從文在與曆史博物館的老同事李之檀談到自己寫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時，說了這樣一番話：一個人不應該去追求權力和錢，一個人追求的應該是怎樣發展你的智慧，而發展智慧就需要增加知識，你的知識增加了，你的智慧才能夠發展。這或許不是沈從文的原話，但這樣的表達，已讓我們看到了書生本色。
    “人生是一本大書”，是沈從文的名言。他這本大書，用季羨林的話說，就是“一生安貧樂道、淡泊寧靜”。但這似乎並不全麵，應該說這是一本充滿對立矛盾的書。研究沈從文的美籍華人專家金介甫的《沈從文傳》，讓我們看到兩個沈從文。金介甫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20世紀50年代初的沈從文感受到了社會的進步：內戰結束，饑餓和鴉片被清除，“中國人民已經挺胸站立在世界之林。特別是他作為政協委員，重返湘西，生活欣欣向榮，他的心已向人民政府靠攏。特別是1961年，他與十多名青年作家，一起拜謁革命聖地井岡山，感受更深，甚至想寫一部謳歌革命烈士的長篇”。
    但是，隨著國內階級鬥爭日漸激烈殘酷，知識分子都受到了整肅。沈從文也不例外。據陳徒手的《午門城下的沈從文》所述，“文化大革命”期間，沈從文曾經幫助過的畫家範曾，竟寫大字報揭露沈從文“頭上長膿包，爛透了。寫黃色小說，開黃色舞會”。沈從文對範曾之舉，萬分震愕和憤怒：“十分痛苦，巨大震動。”
    當生存、尊嚴受到嚴酷挑戰時，並不是每個人都守得住良知的。1957年“反右”期間，一次在文聯大樓（即現在商務印書館）開批判蕭乾的大會，沈從文一改往日的生性孱弱，站起來大聲發言，聳人聽聞地揭發他的學生蕭乾道：
    我知道蕭乾早在1930年，就同美帝國主義相互勾結上了。
    他所謂的1930年與美帝勾結，是指當時蕭乾曾協助美國青年威廉·阿萊編輯過八期英文期刊《中國簡報》，宣傳中國新文學。沈從文也曾幫助《中國簡報》，他是清楚知道蕭乾僅僅幫助阿萊宣傳中國新文學而已。
    蕭乾在口述自傳《風雨平生》中，寫到了沈從文揭發自己的這件事，蕭乾理解宅心仁厚的恩師沈從文對自己的“揭發”，隻是為了自保。反正自己已被打成“右派分子”，老師表態劃清界限，是可以理解的，沒必要過多計較。
    到了更嚴酷的“文化大革命”歲月，蕭乾從湖北幹校回京治病，同時為解決自己被無端沒收的住房問題，四處奔波求助。他也沒忘記去看老師沈從文。見他擠在一間小屋內忙著寫《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書，為改善沈從文的住房條件，他到處呼籲，甚至找到當時在北京市“革委會”工作的朋友幫忙。
    令蕭乾萬萬沒想到的是，沈從文聞聽蕭乾幫他跑住房問題，竟勃然大怒。師生在馬路上相遇，老師聲色俱厲地責罵學生，曰此舉影響了他正在好轉的前程，他訓斥道：“我的住房問題，用不著你管。”
    後來，沈從文還讓夫人張兆和轉給蕭乾一封親筆信，大意是我死後，不許你參加追悼會，也不準寫悼念文章，不然，將訴諸法律。
    在嚴酷的政治背景下，我們看到了另一個沈從文。是政治的醜陋，還是人性在高壓下的墮落？縱觀沈從文的一生，你會發現有許多難以整理的矛盾，許多寫他的文章，一直縈係於他生命進向與存在困境、理性與情感相衝突的主題。可沈從文自己卻說：
    人生實在是一本大書，內容複雜，分量沉重，值得翻到個人所能翻到的最後一頁，而且必須慢慢地翻。我隻是翻得太快，看了些不許看的事跡。
    讀懂他的書，或可看懂他的為人包括他周圍的世界。
    “我弦索上迸落著明珠”——冰心，從清麗溫婉的
    《繁星》《春水》到寓意深邃的“問題小說”
    第一部曲是神仙故事，故事裏有神女與仙姑；圍繞著他們天花絢爛，我弦索上迸落著明珠。
    ——《往事集·自序》
    1933年，冰心來到燕京大學任教之外，又兼在清華大學擔任國文係講師。
    兩年前，她的長子宗生（吳平）降生。1923年，她在赴美國威爾斯利女子大學搭乘的“約克遜”號郵輪上認識吳文藻。後來，這位儀表堂堂、文質彬彬又學富五車的年輕人成了冰心的丈夫，二人相濡以沫地走過了一生。
    在美利堅合眾國學成後，冰心於1926年再次乘坐“約克遜”號郵輪，在北京明麗的初秋時節重返曾求學的燕園，成為燕京大學的一名助教。不久，又被聘為《燕京學報》的編委。次年，《燕京學報》的創刊號上，學者王國維、新秀冰心的文章同時刊出。冰心的文章是《元代的戲曲》。又兩年後，吳文藻以博士學位歸國，與冰心舉辦了簡樸而溫馨的婚禮。
    冰心，原名謝婉瑩，福建長樂人，幼年即隨時任海軍“海坼艦”副艦長的父親謝葆璋住在上海、煙台，又遷北京。進位於燈市西口的教會辦的貝滿中學讀書，曾信仰基督教。1918年，考入北京協和大學預科，後入燕京大學就讀。受《新青年》影響，五四運動中參加反帝愛國宣傳活動。在《晨報》發表《二十一日聽審的感想》一文，表達愛國熱情。在新思潮的影響下，冰心產生利用小說反映和探索問題的想法。從次年始，署名冰心在《晨報》等報刊發表《誰之罪》等“問題小說”，廣受文壇關注。
    《誰之罪》，通過兩個精神依托和生活方式完全不同的家庭的鮮明對比，揭示舊生活方式對年輕人的事業和進取心的戕害和消磨。《斯人獨憔悴》寫父與子因學生運動所產生的矛盾，批判了封建家長的落伍。《去國》描寫一位學成歸國的愛國學子英雄無用武之地的痛心遭遇，是對黑暗社會扼殺一切生機的控訴。《莊鴻的姊姊》和《最後的安息》寫黑暗社會婦女的悲慘命運。但是，這些小說情節較簡單，人物較蒼白而軟弱，名為“問題小說”，卻未提真正的本質的社會問題和發人深省的人生問題，與葉紹鈞同類小說相比，輕淺許多。評論者較為推崇冰心樸實的寫實風格，但因是淺層的“實”，未觸及社會生活的肌理，故隻能霧裏看花。
    冰心參加文學研究會之後，其反帝愛國熱情中，滲入基督教的“博愛”思想和印度詩人泰戈爾的“人類之愛”幻想。小說寫得少了，散文寫得多了。其散文高揚“愛”的旗幟，將田野、鮮花、孩子、老人，都笑著融化在“愛的調和裏”，構成一種雖美麗卻是虛無縹緲的境界，離社會人生太遠。文學充滿悖論，冰心多少觸及現實生活的小說，早已隨世紀之風，化成斑斕之塵，被人遺忘了，而她那些遠離動蕩曆史生活、感情真摯、曼妙輕盈的對人生詠唱和慨歎的散文和詩篇卻一直在被人傳誦。
    1931年，冰心又寫了短篇小說《分》。這距她在《小說月報》革新後的初年，井噴式地發表《超人》《愛的實現》《最後的使者》《離家的一年》《煩惱》等一大批“問題小說”的時候，已有七八年了。《分》對自己早年的“愛的哲學”似有反省。小說通過兩個嬰兒的眼光看到人間境遇的不同。兩個嬰兒在醫院降生後，教授的兒子用汽車接回家，屠戶的兒子伏在父親的肩上冒著漫天大雪回家。小說雖有斧鑿痕跡，但能以階級的分野來審視並反映生活了。
    冰心應丁玲之邀，在左聯的《北鬥》上發表了一些作品，但遠無“五四”之後那麽有影響了。抗戰爆發後，舉家遷到重慶，積極參加抗日救亡的文化運動。署名“男士”，發表係列小說《關於女人》，寫各界女性積極參與抗日戰爭的故事，寄寓愛國主義思想。比起早期小說，一改大家閨秀式的輕曼，始有較多的社會現實內涵存焉。茅盾在《冰心論》一文中說：
    誰也看得出，這篇《分》跟冰心女士從前的作品很不同了。
    冰心寫完《我們太太的客廳》後，於1934年在《文學季刊》的創刊號和第三期上，分別發表了短篇小說《冬兒姑娘》和《相片》。1936年又創作短篇小說《西風》。
    《相片》應是冰心的力作。寫的是一位年輕貌美的美國傳教士施女士，遭到愛情背叛後，以種花、養狗、玩古董打發寂寞的生活。後又收養了一位中國孤女，把一腔母愛傾注在孤女身上，孤女淑貞十八歲時，隨她到了自己的國度度假。已青春覺醒的淑貞，在異國與同胞李天賜邂逅，但是他們間的愛情卻被施女士冷酷地扼殺了。小說展示了東西方不同的社會背景，揭露了慈善家、傳教士施女士在撫養孤女的背後隱藏著的自私、卑鄙和占有欲的醜惡靈魂。
    《西風》是一篇通過描寫職業和婚姻矛盾而揭示社會問題的小說。女主人公秋心與男主人公遠，同在異國讀書，彼此產生了愛情。但秋心不願拋棄所愛的教育工作去做家庭主婦。被拒絕的遠，與另一姑娘結婚。從此，秋心和遠天各一方。十年後，二人竟在旅途中不期而遇，激起感情的波瀾。無奈此時的秋心已到“卷地西風，半簾殘月”的中年，專心於教育而親朋零落流散，隻留下無邊的苦寂。當突然麵對往昔的戀人家庭美滿，牽兒拉女，享天倫之樂，她備感悔恨、傷感。這篇小說，是冰心遊曆了日本、美國、英國、意大利、法國、德國、蘇聯之後創作的。冰心在該小說中，表達了對女性生存命運的焦慮，耐人尋味。
    1933年深秋時節，冰心創作了短篇小說《我們太太的客廳》。此作在天津《大公報》連載。《我們太太的客廳》寫的是女主人公我們太太家裏客廳發生的故事。我們太太倚仗富有的銀行家丈夫的錢財，將家裏的客廳營造成北平聞名遐邇的“文化沙龍”。我們太太的客廳裏，常常聚集一群學者、作家、藝術家、哲學家等社會名流，他們邊喝咖啡、品茶，邊談莎士比亞、哈代、叔本華。《我們太太的客廳》給現代知識階層勾畫出一幅漫畫，寓以一定程度的諷刺和譴責。縱觀冰心以現實生活為背景，以反映社會矛盾為主旨的“問題小說”，這不是她最好的小說。但小說的題目引起不少人的關注。因為那時北平總布胡同有一間聞名遐邇的“太太客廳”，主人正是當時的文壇名媛林徽因。那是當時沈從文、蕭乾、林語堂、金嶽霖、俞平伯、梁實秋等社會名流經常聚會、討論文學的沙龍，與朱光潛的“讀書會”文化沙龍相映成趣。當時，年輕的作家蕭乾從沈從文那裏得知，因他寫了小說《蠶》被林徽因極為賞識，“太太的客廳”主人邀他去她那裏吃茶。蕭乾多年後在《一代才女林徽因》一文中，清楚地記錄了他1933年第一次到“太太的客廳”去的情景：
    我就羞怯怯地隨著沈先生從達子營跨進了總布胡同那間有名的“太太的客廳”。那是我第一次見到林徽因。如今回憶起自己那份窘促而又激動的心境和拘謹的神態，仍覺得十分可笑。然而那次茶會就像在剛起步的馬駒子後腿上，親切地抽了那麽一鞭。
    可見，蕭乾把這次茶話會，看成一次收獲了信心和勇氣的文學聚會。當然，沈從文、金嶽霖也有不少寫“太太的客廳”深厚的學術氛圍和文友的深情厚誼的文章。請注意，頗具影響力的《中國文學通史》，在“林徽因”一節，有這樣一段文字：
    林徽因是一代才女，她的專業是研究中國古代建築，同時中西貫通，有廣泛的文學興趣。她的北京的家成為“京派”作家聚會的中心並非偶然，主要由於她的高雅藝術氣質具有的魅力。
    文學原本就是表現人靈魂的藝術，冰心在《我們太太的客廳》裏，寫出舊社會一些無聊文人的醜態，對他們做出一定程度的諷刺和譴責，乃是有良知和道義的作家的責任。至於有人不滿冰心打擊麵過大，未免不夠厚道，甚至懷疑小說有惡意誹謗他人之嫌，這是把小說中的藝術形象與現實中的人物對號入座的做法，這類現象並不鮮見。
    茅盾在《冰心論》中說：“她在家庭生活小範圍裏看到了‘愛’，而在社會生活這大範圍裏看見了‘憎’。”這位沉浮於文壇經年，深諳世道人心的作家說出的話，大有玄機，意味深長。從生活中發現真、善、美的作家，都是對蒼生懷有悲憫情懷的。在茅盾看來，冰心將“愛”與“憎”、正與邪、高尚與卑下和諧統一於一身，從而揭示人物的複雜人性，正是文學的高境界。
    1931年，丁玲任左聯機關刊物《北鬥》主編時，曾寫信給在青島教書的沈從文：“我意思這雜誌仍像《紅黑》一樣，專重創作，而且得幾位女作家合作則更好。冰心、叔華、楊袁昌英、任陳衡哲、淦女士等，都請你轉請，望他們都成為特約長期撰稿員。”
    又據《沈從文與丁玲》中載：
    冰心回憶，當年沈從文前來找她，由冰心直接寄到上海她於7月底寫出的一首詩《我勸你》，寄給了丁玲，成了《北鬥》創刊號的重頭之作。
    《我勸你》是首較長的詩，隻引幾句：
    你莫相信詩人的話語：
    他灑下滿天的花雨，
    他對你訴盡他靈魂上的飄零，
    他為你長作了天涯的羈旅。
    ……
    你愛聽這個，我知道！
    這些都投合你的愛好，
    你的驕傲。
    ……
    你逗露了你的真誠，
    你丟失了你的好人，
    詩人在他無窮的遊戲裏，
    又尋到了一雙眼睛！
    噓，側過耳朵來，
    我告訴你一個秘密：
    “隻有永遠的冷淡，
    是永遠的親密！”
    有人說這是一首勸誡詩，勸誡的對象是與冰心名氣不相上下的詩人、小說家、建築學者林徽因，“詩人”指的是天下無人不識君的徐誌摩。其實，作者表達的並不一定局限於現實中具體的某事某人。
    冰心一生，曾多次做過關於文學和寫作的演講，其間涵蓋了她的文藝觀念和創作思想。她的演講風格，平實嚴謹，深入淺出，從容自然，真摯有趣，可以從中讀出冰心的人生經曆和文化人格。
    冰心的演講，始於在燕大讀書時，她的《二十一日聽審的感想》等文章在《晨報》發表之後，她的愛國熱情、漂亮的文筆感染了北京的中學生。位於西單辟才胡同的北京女高師附中，就請她去演講。那次演講的題目是“什麽是文學”。時間是1923年4月14日。從當時學生劉逸等記錄後發在《辟才雜誌》上的演講內容看，講了文學史對文學發展的表述，介紹了時代與作家、文學的文體與流派，但缺乏分析，少有自己的闡述。
    1926年，留美歸來已成燕京大學國文係助教，講授西洋戲劇史的冰心，以她留美前的影響，被邀到北大演講《中西戲劇之比較》，整理後發在《晨報副刊》。此次演講，主要講悲劇，對比中西方的悲劇，講中國悲劇的缺失，已有個人的觀點。但對中國元代以來的悲劇的成就，似視而不見，遭到向培良的批評，其文《冰心胡說些什麽》在高長虹主編的《狂飆》上發表。其文有失偏頗，但一些批評也有正確的部分。
    冰心學養深厚，但文化結構及其專長不在文學理論，而在文學創作。其文學創作，優勢不在小說，她更擅長詩歌、散文。她的小詩，被視為經典，至今仍在熠熠閃光。
    《繁星》《春水》是冰心詩化了的“隨時隨地的感想和回憶”，三言兩語之間，含蓄雋永，富於哲理。她自己曾說，那是受了泰戈爾《飛鳥集》的影響。《繁星》和《春水》的主旋律是母愛、童真和對大自然的詠歎，用冰心自己的話說，那裏是“理想的人世間”，“有同情和愛戀”，“有互助和匡扶”（《往事集·自序》）。在歌頌“理想的人世間”的同時，詩人還有對黑暗現實的揭露和反抗。《繁星》《春水》是作者心懷純潔的思想，用清雅的文字和溫婉的詩句，還有淡淡的愁緒，表現“自我為中心的宇宙觀、人生觀”的同時，又有對新生力量、新生活的呼喚。
    《繁星》《春水》將中國古典詩詞與外國文學調融在一起，或寫景，或表現瞬間的情感，含蓄蘊藉，清麗溫婉且閃爍哲理之光。用冰心在《冰心小說集〈遺書〉》中的話說：“我自己的意思是如有含蓄不盡的意思，聲調再婉轉些，便可以叫做詩了。”
    冰心開創了“小詩”寫作之先河，形成了詩的一種風氣。她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進入文壇最年輕且創作生涯最悠長的作家之一。巴金活過百歲，而楊絳這位一百多歲的文曲星，剛剛不幸隕落。
    人豔如花——才女作家林徽因及“太太的客廳”
    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林徽因患了嚴重的肺病，從沈陽的東北大學回到北平就醫。那年，她二十七歲，雖然臉頰的桃紅褪色，這位才女依然“人豔如花”。
    1924年4月23日，應林徽因父親林長民和梁啟超之邀，印度詩人在石榴花開的季節，來到北京。文學界在天壇開歡迎大會。泰戈爾發表演說，二十歲的林徽因擔任翻譯。吳詠在《天壇史話》對此有這樣的記載：
    林小姐人豔如花，和老詩人挾臂而行，加上長袍白麵、郊寒島瘦的徐誌摩，猶如蒼鬆竹梅的一幅三友圖。
    5月8日，新月文學社，又在北京協和大禮堂舉辦慶祝泰戈爾六十四歲生日的晚會。胡適、梁啟超發表祝壽演說。泰戈爾致謝辭。
    林徽因裝扮成一古裝少女望“新月”的造型，表達新月社對老詩人的祝壽盛情。
    晚會用英語演出印度老詩人泰戈爾的詩劇《齊拉德》。林徽因飾主角公主齊拉德，徐誌摩飾愛神瑪達那。林長民飾春神戈森塔。梁思成擔任布景。《晨報》報道了這次演出盛況：“父女合演，空前美談”，“林女士態度音吐，並極佳妙”。
    泰戈爾還由林徽因、徐誌摩等陪同去紫禁城拜會廢帝溥儀。
    當時古城北京，幾乎無人不談“人豔如花”的才女林徽因。林徽因是蒼老頹敗的宮闕外開放的一朵充滿生氣的春花，是幽深凋敝的胡同裏吹過的一縷清風。
    七年過後，古城依舊。為了養病，林徽因住進香山的雙清別墅。一人在溪流石徑間徜徉，往事曆曆在目。她想起拜倫的詩：“世間哪有一種歡樂能和它拿去的相比，嗬，那冥想的晨光已隨著感情的枯凋而萎靡；並不隻是少年麵頰的桃紅迅速地褪色，還未等青春流逝，那心的花朵便已凋落。”徐誌摩常到這裏看望孤獨的林徽因，那“心的花朵”依然豔麗。
    這年，林徽因寫了《誰愛這不息的變幻》《仍然》《那一晚》《情願》《深夜聽到樂聲》《一首桃花》等，發在《詩刊》上。後來，那時她結識的費正清夫人費慰梅回憶時說：
    （林徽因）是當時你所遇到的人中，能夠向任何方向發展的藝術家之一，她可以是個傑出的設計師、藝術家和詩人。那時，她也寫散文，是一個很有才華的建築師和非常有魅力的姑娘。她美貌，活潑，可愛，和任何人在一起總能成為中心人物。
    說到設計師，1954年第二屆文代會上，毛澤東主席提議全體代表起立，以鼓掌的方式通過了由林徽因、梁思成主持設計的國徽圖案。林徽因淚流滿麵。那一年，她已五十歲，重病在身，卻依然“人豔如花”……
    林徽因1904年6月10日生於浙江杭州一官宦之家。祖父林孝恂，曆任浙江海寧、石門、仁和各州縣地方官。曾參加孫中山革命運動，資助浙江青年赴日留學。父親林長民曾任民國司法總長。堂叔林覺民、林尹民均為黃花崗烈士。
    林徽因於1916年進北京培華女子中學讀書，四年後，有五個月隨被北洋政客排擠的父親林長民赴歐洲，遊曆倫敦、巴黎、日內瓦、羅馬、柏林、法蘭克福諸名城，曾入倫敦聖瑪利女校短期學習。正是在歐洲，與已婚詩人徐誌摩邂逅，便有了當時轟動文壇的曠世之戀。那時，林徽因十七歲，美豔如花，那時的徐誌摩，不惜與發妻離婚，狂熱追求林徽因。後雖未雙蝶齊飛，但成就了一段愛的傳奇。
    1921年返北京，仍就讀培華女中。1923年參與當時著名的新月社的創辦。
    1924年，林徽因遠渡重洋，留學美國，入賓夕法尼亞大學美術學院，選修建築課程。1927年畢業，獲美術學士學位。9月，轉耶魯大學戲劇學院，成為我國第一位學習舞美的學生。
    1928年，林徽因與學建築學的梁啟超之子梁思成在加拿大溫哥華結婚。然後再度周遊歐洲，考察古代建築。還在旅遊中，林、梁即接到張學良請他們到東北大學任教的聘書。
    1931年11月19日晚，北平位於東單青年會不遠的協和小禮堂，燈火輝煌，各界名流滿座。十幾個國家的駐華使節和歐美建築專家坐在前排，聽林徽因開設的中國古典建築美學的演講。二十七歲美豔如花的一代才女，以文學的語言、美學的眼光，講述她對中國古典建築的美學發現，台下的聽眾如癡如醉。
    為了聽林徽因這個演講，徐誌摩當日搭乘張學良的私人飛機“濟南號”，從南京飛赴北平，在濟南附近遇難。19日，林徽因的心被聽眾的掌聲和鮮花抬上了天，同時刻，徐誌摩的心早飛到北平，生命卻沉重地砸在山坳，讓我們想起他的詩《想飛》：
    飛上天空去浮著，看地球這彈丸在太空裏滾著，
    從陸地看到海，從海再看回陸地。
    淩空去看一個明白——這才是做人的趣味，
    做人的權威，做人的交代……
    同時天上那一點子黑的已經迫近在我的頭頂，
    形成了一架鳥形的機器，忽的機沿一側，
    一球光直往下注，砰的一聲炸響——
    炸碎了我在飛行中的幻想，
    青天裏平添了幾堆破碎的浮雲。
    《想飛》寫於1926年4月14日至16日。誰也想不到，一首插上翅膀的散文詩，竟成了讖語。林徽因聞噩耗，心中那朵玫瑰凋零，卻仍裝在心裏，一生都守望著那些散落的玫瑰花瓣。
    徐誌摩遇難不久，梁思成趕至濟南現場處理後事，還撿回飛機殘骸一塊。林徽因將之掛在客廳，以作紀念。
    後來，徐誌摩的遺孀陸小曼擬編徐誌摩全集，希望向林徽因借用她收藏的大量徐誌摩的日記、情書和手稿。林徽因始終不肯出示。
    多情的林徽因心裏還裝有和她家比鄰而居的、為她一生不娶的清華名教授金嶽霖，她曾坦白地告訴丈夫梁思成，她愛上了金嶽霖。林徽因的愛情，是從精神開始，走入靈魂的，是柏拉圖式的。
    林徽因與沈從文是極要好的朋友，雙方都真誠地守護著友誼。著名學者費正清的夫人費慰梅在她寫的《梁思成與林徽因》一書中，有一段關於沈從文與林徽因的描述：
    1934年，他當上《大公報·文藝副刊》的主編，而徽因的大部分作品都在那裏發表。他和徽因差不多年紀。徽因很喜歡沈從文作品的藝術性和所描述的那種奇異的生活——距離她自己的經曆是如此遙遠。
    他們之間發展了一種親密的友誼。徽因對沈從文有一種母親般的關懷，而他，就和親兒子一樣，一有問題就去找她商量，找她想辦法。一個例子是，沈從文所愛的年輕妻子回南方娘家去了，把他一個人暫時留在了北京（平）。一天早晨他幾乎是哭著趕到梁家，來尋求徽因的安慰。
    他告訴她，他每天都給妻子寫信，把他的感覺、情緒和想法告訴她。接著他就拿出他剛剛收到的妻子來信給她看，就是這封信造成了他的痛苦。他寫給妻子一封長信，坦白地表明出他對北京一位年輕女作家的愛慕和關心，其中一句傷心的話引起了他妻子讀信時的忌恨。他在徽因麵前為自己辯護。他不能想象，這種感覺同他對妻子的愛情有什麽衝突。當他愛慕和關心某個人時，他就這麽做了，怎麽可能不寫信告訴妻子呢？
    他可以愛這麽多的人和事，他就是那樣的人嘛。
    林徽因是個絕頂聰明的才女，她以智慧、關愛、寬容和理智，將沈從文與自己的關係始終維持在友誼層麵。她甚至對有時沉湎於婚外之戀的沈從文，給予理性的建議。
    沈從文在情感理智上雖一直留在妻子身邊，但有時會“橫溢”，有些優柔寡斷。
    1935年，沈從文被美麗的小說家高青子吸引，處於矛盾中的沈從文向林徽因傾訴。次年2月27日，林徽因致信沈從文，曰：
    接到你的信，理智上，我固然同情你所告訴我你的苦痛（情緒的緊張），在情感上我卻很羨慕你那麽積極那麽熱烈那麽豐富的情緒，至少此刻同我比，我的顯然蕭條頹廢消極無用。你的是在情感的尖銳上奔進……你希望捉住理性的自己，或許找個聰明的人幫你整理一下你的苦惱或是“橫溢的情感”，設法把它安排妥帖一點，你竟找到我來，我懂得的，我也經常被同種的糾紛弄得左不是右不是，生活掀在波濤裏盲目地同危險周旋，累得我既為旁人焦灼，又為自己操心，又同情於自己又很不願意寬恕放任自己……
    林徽因的這封信不是說教和指導，而是袒露自己的靈魂，去撞擊朋友的靈魂，而且像沈從文一樣，她也坦白地承認自己也常常“被同種的糾紛”纏繞，但她“不願意寬恕放任自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沈從文受到郭沫若等人的批判和老朋友丁玲的遺棄。他想到過自殺，林徽因一家把他接到北總布胡同三號，讓他在那裏居住療養。
    1933年深秋時節，林徽因邀請蕭乾、沈從文到“太太的客廳”喝茶。
    前不久，她在《大公報·文藝副刊》上讀到了蕭乾寫的小說《蠶》，很感興趣，又得知是位燕京大學新聞係三年級學生寫的，就給主持《大公報·文藝副刊》的沈從文寫信，希望他帶蕭乾來家裏坐坐。沈從文又寫信給蕭，說一位絕頂聰明的小姐看上了你那篇《蠶》，請你到她家吃茶。
    沈從文帶領蕭乾來到北總布胡同三號。該四合院對麵為五四運動時火燒的趙家樓，不遠處的東堂子胡同有蔡元培、朱啟鈐故居。當時沈從文住在無量大人胡同，與林徽因家不遠。
    路上，沈從文說林徽因患肺病，身體很虛弱。但沈從文敲開三號院大門時，讓蕭乾一怔。隻見女主人嫣然一笑，清麗而端莊，窈窕的身上穿一套淡咖啡色騎馬裝，興奮又快活。女主人客氣地引他們入書房、客廳，介紹了自己剛從正定考察歸來的丈夫梁思成，還有蕭乾認識的清華大學教授金嶽霖。
    “喝茶，越隨便越好。”蕭乾從女主人手裏接過茶杯，邊喝邊打量客廳，七層的書架上，滿滿擠著線裝書和硬皮西洋原裝書。掛在牆上的是“讀書隨處淨土，開戶即是深山”的書法條幅，前麵的條案上，有一尊古代殘破石佛雕和幾件清康乾時的青花瓷器。客廳擺著多把海黃圈椅和幾件沙發。這就是京城著名的文化沙龍“太太的客廳”。太太者，自然是林徽因，單看那沙發靠背上的繡花巾和靠墊，精致素雅的茶具和咖啡壺杯，便知女主人的高雅美學品位。
    談話時，林徽因說他看了《蠶》很喜歡，小說的語言和色彩，很有些唯美主義味道。又說，自己在香山養病時，寫過一篇叫“窘”的小說，就沒有你這樣的色彩。藝術不僅要從生活中得到靈性，得到感情深度，還得到靈魂的平靜和騷動。藝術本身的完美在它的內部，而不在它的表麵。
    林徽因說著說著，突然打住，忙再給蕭乾倒茶。隻見沈從文、梁思成、金嶽霖或喝茶或吸煙鬥，就有些窘迫地問：“我是不是說得太多了？”
    梁思成吐了口煙，笑著對也在笑的沈從文和金嶽霖說：“你不到大學去當教授，屈才了。”
    蕭乾在《一代才女林徽因》中這樣記載了他這次與林的會見：她“話講得又多又快又興奮，不但沈先生和我不大插嘴，就連在座的梁思成和金嶽霖兩位先生也隻坐在沙發邊吧嗒著煙鬥”。
    這次會見，蕭乾與林徽因成了好朋友。後蕭調到上海，同時編《大公報·文藝副刊》。每次搞筆談，他都請林參加。一年，蕭借《大公報》創刊十周年之際，舉辦紀念活動，請林編《大公報·小說選》，她慨然答應。她認真閱讀編選，老舍、張天翼、蹇先艾等名家和一些年輕人的小說共收入三十篇，還為此選集寫了“題記”，批評一些作家“撇開自己熟悉的生活不寫”，號召應“更有個性，更真誠地來刻畫這方麵的錯綜複雜的人生，不拘泥於任何一個角度”。
    同年，林徽因向良友公司出版的《短篇佳作集》推薦蕭乾的《矮簷》。後來，蕭乾成為“京派”的重要小說家和全國著名記者，與林徽因多年熱情的重視提攜很有關係。蕭乾說，“徽因是極重友情的，關於我在東方學院教什麽，在劍橋學什麽，在西歐戰場上的經曆”，她都很關心。他們間的友誼伴隨了他們的一生。林徽因逝世後，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中國現代作家選集”叢書時有《林徽因》一集。還在世的蕭乾以《一代才女林徽因》代該書之序。
    林徽因聞名於中國現代文壇，除了她的美麗、善良，其文學作品為她贏得更高的榮譽。
    林徽因詩歌成就最大，散文和戲劇也多才作。她雖動筆不多，甚或吝嗇，但天賦和中西合璧的學養，加上特有的高雅藝術氣質，讓但凡落入文字的作品，皆成精品。
    1934年年初，林徽因、葉公超、聞一多、沈從文等組建了“學文社”。5月，《學文》月刊在清華大學創辦。林徽因為該刊設計了封麵，借鑒了漢代碑刻圖案，古樸典雅。創刊號上，發表了她的詩歌《你是人間四月天》和小說《九十九度中》，引起文壇關注。時為清華的學生季羨林讀過《九十九度中》後，感慨道：“另有一種風格，文字像春天的落花。”
    《九十九度中》寫的是她極熟悉的暑天北京胡同裏的形形色色的人生。小說從一家飯莊的挑擔進入胡同一家富人的宅第開始，隨所見所聞，引出各色人物和各種故事。看似無結構無情節，下筆過於散漫，這些片斷連綴起來，卻構成人生百態。筆墨間，有對這芸芸眾生的同情與悲憫。林徽因小說的開放性及對平凡世界、平凡人物、平凡生活、平凡命運的關注，拓展了“京派”小說的視野。
    1935年，林徽因在《大公報·文藝副刊》陸續發表《鍾綠》《吉公》《文珍》和《繡繡》四篇小說，分別寫了美人薄命、懷才不遇、婢女逃亡、棄婦孩子，體現了作者憫人悲天的情懷，同時寄托了作者獨特的人生和生命的體驗。
    林徽因是不滿意自己的小說創作的，生前她從未將之結集，在那個以出書博世名的年代，更顯出她的文化人格的清高。
    林徽因最終在五十一歲時，因病不治去世。“人豔如花”戰勝不了死神，張奚若、金嶽霖、周培源、錢偉長組成治喪委員會，在金魚胡同賢良寺舉行追悼會。林徽因葬於八寶山革命公墓。
    林徽因的兩位摯友金嶽霖和鄧以蟄，聯名為她寫了一副充滿詩情的挽聯：
    一身詩意千尋瀑，萬古人間四月天。
    墓碑上刻著“建築師林徽因之墓”。“人豔如花”的斯人已去，她的詩文還在傳讀。
    中國哲學界第一人——金嶽霖及與林徽因的愛戀
    1935年，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國思想史》中說，在中國近五十年思想方法上，金嶽霖先生是“真正能融合各種方法係統，另立一新的方法係統”的唯一學者了。張申府評價更高，說金嶽霖是中國哲學界第一人。這不禁讓人想起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一問世，被譽為引起整個中國學術思想界震驚的劃時代的哲學著作，胡適也成為中國哲學界劃時代的人。胡適也曾自矜：“中國治哲學史，我是開山的人。”（《整理國故與“打鬼”》）
    誰是中國哲學界第一或驪珠雙得，都成佛作祖，這不重要。重要的是，自乾嘉學者取得可觀的成績，整個中國哲學界顯然是嚴重缺乏方法論的武器，主觀上更沒有“哲學方法”的觀點。正如胡適在《先秦名學史》中所說：“近代中國哲學中缺乏的方法論，似可以用西方自亞裏士多德直至今天已經發展了的哲學的和科學的方法來填補。”如今，有了胡適和金嶽霖，有了中國自己的哲學體係了，這是該肯定的。
    胡適前麵已經介紹過。此處說說風度像魏晉大玄學家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天真爛漫，率性而行的京城名宿金嶽霖。
    1984年7月，正是酷暑時節，金嶽霖先生患急性腸胃炎和肺炎，住進了首都醫院。正好社科院文研所的張韌到《當代》找筆者談一篇評論，之後他說要去醫院看金嶽霖先生，筆者便與他同往。
    筆者第一次見金先生，是恢複高考後，筆者參加了在北京大學的閱卷工作。袁行霈教授任組長，筆者任副組長。閱卷工作一結束，就與兩位參加閱卷的北大畢業的朋友，一起去看他們的老師金嶽霖。他們是1954年北大哲學係的畢業生，閱卷休息時，講了不少金嶽霖的逸聞趣事。見到金先生時，他正與幾位朋友興奮地談“文化大革命”的經曆。見到他的弟子，招呼坐下繼續他的話題。金先生已八十四歲高齡，頭戴一帽，微仰著頭，臉色蒼黃，但精神甚好，談興正旺，好像說1976年那場唐山大地震。他說大地一發抖，他並沒有衝出屋去，因為他已近八十歲高齡，沒有那麽敏捷了。後來，他在院裏搭了個塑料棚住了進去。有人問他為什麽一次要捐給災區三千元，那可是工人近十年的薪水呀，金先生把頭再向上仰了仰，說：“沒有吧？我捐過嗎？”……
    這情景與金嶽霖高徒汪曾祺後來寫的回憶，毫無二致：
    金先生的樣子有點怪。他常年戴著一頂呢帽，進教室也不脫下。每一學年開始，給新的一班學生上課，他的第一句話總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並不是對你們不尊重，請原諒。”他的眼睛有什麽病，我不知道，隻知道怕陽光。因此他的呢帽的前簷壓得比較低，腦袋總是微微地仰著。他後來配了一副眼鏡，這副眼鏡一隻鏡片是白的，一隻是黑的。這就更怪了。後來在美國講學期間把眼睛治好了，——好一些了，眼鏡也換了，但那微微仰著腦袋的姿態一直還沒有改變。他身材相當高大，經常穿一件煙草黃色的麂皮夾克，天冷了就在裏麵圍一條很長的駝色的羊絨圍巾……他就這樣穿著黃夾克，微仰著腦袋，深一腳淺一腳地在聯大新校舍的一條土路上走著。
    我與張韌在首都醫院一間病房，見到金先生一個人躺在病床上，望著窗上熾熱的夕陽，很安靜。張韌與他都在社科院，彼此較熟。我就在一旁聽他們談老北大的事。臨告別，金先生說，怠慢了年輕人，連杯咖啡都沒有。我那時四十歲出頭，與他告別時，他那張在深色的小睡帽下麵的臉是蒼黃的，有些水腫的，但笑容很溫暖。
    大約是這年秋天，張韌告訴我，金先生在自己的寓所走了，他的骨灰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離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墓地不遠。
    金嶽霖（1895—1984），祖籍浙江諸暨，生於湖南長沙，字龍蓀。
    十六歲時，清華學校招生，金嶽霖在長沙報考該校中等科。意氣風發地走進考場考試，一見國文題《“士先器識而後文藝”論》，蒙了。他沒學過唐朝裴行儉的文章，無法落筆作文，結果名落孫山。
    同年夏天，得知清華學校高等科招生，不服氣的金嶽霖千裏迢迢地到北京報考。作文題變成《“人有不為而後可以有為”議》，他沉思片刻，一揮而就。英文試題對在教會中學讀書的他來說，也並不難。數學題極難，幸運的是，考生十有八九不會做。結果，發榜時，他榜上有名。清華中等科不第，高等科金榜題名，不啻“金鯉跳龍門”。這讓長沙的親友好生議論了一番。
    金嶽霖雖出身封建官僚家庭，但從小受到教會學校教育，思想開化進步。辛亥革命之後，人們紛紛剪辮子，金嶽霖不僅率先將粗粗的辮子剪掉，還仿唐人崔顥的《黃鶴樓》詩，寫了一首打油詩：
    辮子已隨前朝去，此地空餘和尚頭。
    辮子一去不複還，此頭千載光溜溜。
    在北京清華學校讀書時，受西方文化影響，對邏輯學始終感興趣，善於邏輯思考。一天，突然對常用古諺“金錢如糞土，朋友如千金”提出懷疑。他對同學說，若把兩句話當作前提，那麽結論應是“朋友如糞土”，並不能說明友誼比金錢珍貴。因為“金錢”與“千金”可視為同一概念，既然“糞土”與“朋友”分別與之一概念等值，那麽依據傳遞關係，“金錢如糞土”就與“朋友如千金”等值了。同學莫不為其推理而歎服。
    1914年，金嶽霖以優異成績獲官費留學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先學商業科，後改學政治學。1920年獲博士學位。是年9月，在華盛頓喬治城大學謀得教授中文一職。1921年年底，再赴英倫留學，進倫敦大學經濟係學習。次年到劍橋大學從事研究工作。1925年回國，在中國大學任教授，講英文和英國史。同年秋，到清華學校教邏輯學。後又奉命創辦哲學係，他任係主任兼教授，主講西方哲學和邏輯學。1928年，清華學校升為清華大學，金嶽霖仍任係主任和教授，後又任文學院院長。以過人才學和社會影響，金嶽霖在清華園有很高聲譽。人們把文學院院長金嶽霖（字龍蓀）、理學院院長葉啟孫、法學院院長陳岱孫三人尊稱為“清華三孫”。三人分別在哲學、物理學、經濟學領域，皆是響當當的領軍人物。有趣的是，三人均為清華校長梅貽琦倚重的頂梁柱之外，又都是終身獨身。
    其實，金嶽霖剛到清華任教時，並非獨身。他曾與一位美國姑娘泰勒，在北京城裏租房同居。後人說金嶽霖一生獨身，是不準確的。
    1931年，金嶽霖再到美國休假一年，入哈佛大學進修邏輯學。1932年回國。
    1935年4月，中國哲學會成立，金嶽霖當選常務委員兼會計，又任《哲學評論》編委。抗戰爆發，隨清華大學南遷長沙，清華、北大共組臨時大學，他任哲學心理教育係教授。1938年4月，大學改名為西南聯合大學，他在該校文學院哲學心理學係任教授兼清華大學哲學係主任。1944年，金嶽霖當選為第四屆中國哲學會常務理事。1948年3月，當選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人文組院士。
    1949年後，金嶽霖繼續擔任清華大學哲學係主任、文學院院長。1952年改任北京大學哲學係主任、教授。1955年8月，他又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常務委員，9月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副所長兼邏輯研究組組長。次年，當選為國家一級研究員。
    197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金嶽霖任哲學所副所長兼邏輯研究室主任。1979年8月，他又當選中國邏輯學會首屆理事長，1983年被推選為名譽會長。
    1984年10月20日，金嶽霖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九歲。作品有《論道》《知識論》《邏輯》《形式邏輯簡明讀本》（合著）和《形式邏輯》（主編）等。
    生活中充滿悖論。哲學家金嶽霖在生活和處世時，常常鬧出令人啼笑皆非、不合邏輯的笑話。
    比如儀表穿著。金嶽霖儀表堂堂，有時西裝革履，執手杖，戴墨鏡，一副地道英國紳士派頭；有時著運動衣、球鞋，在網球場瀟灑揮拍，像個美國佬；有時在西服外麵套一件中國長袍，頭戴一頂油漬麻花的老氈帽。這種反差，就是悖論。倘從他的朋友和學生的筆下看看他的裝束和尊容，哲學在這裏變得蒼白，邏輯學更是自相矛盾。
    偏偏反哲學、反邏輯的現象，竟又如此和諧地統一在金嶽霖身上，怪也不怪？
    20世紀30年代，徐誌摩在北平見到金嶽霖和泰勒時，心中很好笑，他在寫信給梁實秋時，是這樣描寫大名鼎鼎的哲學教授和他的女友的“妙相”的：
    老金他簇著一頭亂發，板著一張五天不洗的醜臉，穿著比俄國叫花子更襤褸的洋裝，蹩著一雙腳；麗琳（即泰勒，也有譯成泰麗蓮的——引者）小姐更好了，頭發比他的矗得還高，腦子（臉——引者）比他的更黑，穿著一件大得不可開交的古貨杏黃花緞的老羊皮袍，那是老金的祖老太爺的，拖著一雙破爛得像爛香蕉皮的皮鞋……雖則那時還在清早，但他們的那怪相至少不能逃過北京城裏官僚治下的勢利狗子們的憤怒的注意。黃的白的黑的乃至於雜色的一群狗哄起來結成一大隊跟在他們背後直嗥，意思是說叫花子我們也見過，卻沒見過你們那不中不西的破樣子，我們為維持人道尊嚴與街道治安起見，不得不提高了嗓子對你們表示我們極端的鄙視與厭惡！在這群狗的背後，跟著一大群的野孩子，哲學家盡走，狗盡叫，孩子們盡拍手！
    20世紀50年代的金嶽霖，在畫家黃永玉的筆下，大哲學家成了個地道的北京貧民：
    他一點也不像在世紀初留學英國的洋學生，而更像哪一家煤廠的會計老夥計。長長的棉袍，紮了腿的棉褲，尤其怪異的是頭上戴的羅宋帽（呢製，可折成帽，亦可拉下罩住臉——引者）加了個自製的馬糞紙帽簷，裏頭還貼著紅紙，用一根粗麻繩繞在腦後捆起來。
    徐誌摩認為，這“一定是哲學害了他，柏拉圖、葛林、羅素，都有份兒”。徐誌摩的調侃雖然語言刻薄，但對金嶽霖卻極為尊重推崇：“他是我真正的好朋友。據我所知，他在中國知識界不在任何人之下。”
    金嶽霖和泰勒同居時，一天，打電話給趙元任夫婦。趙元任，語言學家。1918年獲哈佛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20年回國到清華大學任教，次年重返哈佛大學進修語言學理論，後又去法國研究語言學。1925年再到清華任教，與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被稱為研究院的“四大導師”。
    金嶽霖在電話中說有要事，請趙元任夫婦馬上進城到他的寓所。趙元任夫婦還以為出了什麽急事，便問金嶽霖到底有什麽事情，非馬上進城不可。金嶽霖說犯法的事我不會做。
    趙元任夫婦急匆匆趕到金嶽霖寓所。開門的是泰勒，趙夫人楊步偉見她並沒有懷孕，覺得奇怪，這時金嶽霖迎上來說：“趙太太，你能來，我就放心了。”
    他們被金嶽霖拉到院內，指著一隻母雞說：“這隻雞三天沒下蛋，請你動手給取出來。”
    趙元任夫婦對視一下，哭笑不得。金嶽霖把母雞捉住，說天天給它吃魚肝油，肥了，卻下不了蛋。楊步偉拿過雞，往屁股裏一掏，雞蛋就取出來了。金嶽霖呆呆地看著這一過程，讚歎不已：“妙手回春啊！”然後拉著趙元任夫婦與泰勒去全聚德吃了一頓烤鴨。金嶽霖一本正經地說：“過兩天，我給你們送一匾過去。”
    清華大學另一同事吳宓教授追求毛彥文被拒，十分痛苦，便在報紙上發表自己寫給毛彥文的情詩，其中有“吳宓苦愛毛彥文，三洲人士共驚聞”句，弄得滿城風雨。
    另一位清華同事，覺得吳宓這樣張揚，會敗壞同為著名教授的毛彥文的聲譽，就請邏輯學教授金嶽霖，以嚴謹的邏輯性說服吳宓，冷靜下來，別做損人不利己之事。
    金嶽霖聽罷，不假思索，興衝衝表示，完成任務如探囊取物，便直去吳宓處。
    見到心事重重的吳宓，金嶽霖說：“我不懂你的詩寫得如何。但詩內容是關乎你的愛情的，且涉及毛彥文，這就不宜公開發表。私事是不應在報紙上宣傳的。比如我們天天如廁，我們並不為此宣傳。”
    吳宓聽罷，大為生氣，吼道：“我的愛情不是上廁所！”
    金嶽霖一怔，覺得這比喻確實不妥，忙解釋說：“我沒有說它是上廁所，我的意思是私事不應該宣傳。”
    兩人不歡而散。回去的路上，很懂邏輯的金嶽霖發現自己剛才的表達缺乏邏輯性，為此，他鬱鬱寡歡。
    在西南聯大時，沈從文拉金嶽霖給他的學生講課。到會場前，沈從文才告訴他，講講“小說和哲學”。
    走上講台，金嶽霖認真地講課。下麵的學生認真地聽了半天，發現著名哲學家金嶽霖的結論，是小說與哲學沒有關係。望著金嶽霖臉上天真得意的微笑，學生們先是沉默，然後爆發了一陣大笑。有人不甘心讓金嶽霖耍了一番，就問：“您說小說與哲學沒關係，那麽《紅樓夢》呢？”
    金嶽霖怔了怔，說：“《紅樓夢》的哲學不是哲學。”
    金嶽霖的這句話，讓學生們頗不以為然，前麵承認《紅樓夢》有哲學，接著又說不是哲學。邏輯學大師讓邏輯給弄昏了。金嶽霖聽到此論，詭異又天真地一笑。
    1950年，精通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專家艾思奇到清華大學哲學係做報告。報告會由係主任金嶽霖主持。艾思奇在邏輯學前輩麵前，大講“要講辯證法，必須反對形式邏輯”，並說形式邏輯是形而上學，我們要與形式邏輯做堅決鬥爭。
    金嶽霖一直微笑著，認真聽艾思奇的報告。艾思奇講罷，金嶽霖微笑著總結道：
    聽說艾思奇同誌堅決反對形式邏輯，要與形式邏輯做堅決鬥爭。聽他演講之前，我本想跟艾思奇同誌鬥一鬥，爭一爭。聽完艾思奇同誌的演講之後，我完全讚同他的講話，他講的話句句符合形式邏輯，我就用不著鬥，用不著爭了，謝謝艾思奇同誌！
    金嶽霖微笑著說這番話時，坐在主席台上的北京領導人張奚若，聽著金嶽霖的話，知道他分明在反擊當時黨內的哲學權威，便在一旁暗暗扯金嶽霖的衣襟，讓他不要再說下去。但金嶽霖並沒有接受好朋友的好意，還是微笑著綿裏藏針地、機敏地將話說完。在學生快意的笑聲中，艾思奇尷尬地笑，張奚若提心吊膽地笑。
    真正哲學家的邏輯學本事，總是用在戰鬥上。它是合乎邏輯地微笑著將論敵輕鬆地撂倒在地。這不僅是邏輯力量，更重要的是人格力量。
    1926年，金嶽霖回國後，發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學論文《唯物哲學與科學》，文中說：
    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學動物，我自己也是一個，就是把他們放在監牢裏做苦工，他們腦子裏仍然是滿腦子的哲學問題。
    金嶽霖在劍橋大學讀書時，師從羅素和穆爾，這兩位哲學家在當時已譽滿全球。羅素的《數學原理》和休謨的《人性論》兩部書，使金嶽霖對哲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引得他最後步入哲學領域。在歐洲遊學期間，金嶽霖幾乎讀遍了西方哲學大師的經典著作。對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維特根斯坦等人的著作無不涉獵，都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學習研究。比如，他對休謨的著作讀到爛熟於胸，某一頁的某句話，或某個重要的概念，他都能清楚記得，甚至倒背如流。在融會貫通其思想理論的基礎上，逐步構建自己的哲學、邏輯體係。歸國後，邊任教邊治學。每周除教學用去三天外，其餘時間他大都不會客，不幹別的事情，集中精力研究，寫作。若此時造訪金嶽霖，毫無例外地會吃閉門羹。
    金嶽霖一生寫了三部哲學著作，《邏輯》《論道》和《知識論》。
    《邏輯》出版於1935年，甫一出版，即被中國邏輯學界譽為“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部純粹邏輯著作”。金嶽霖自己卻說：“寫得最糟的是《邏輯》。”他認為“比較滿意的是《論道》”。《論道》是在西南聯大時寫就的。那時，金嶽霖與朱自清、陳岱孫等教授同住在昆明著名的唐繼堯家的花園裏，每家分得戲台大包廂之一隅。大家為照顧金嶽霖寫作，把大包廂最清淨的地方騰出來，放置他的一張小床、一張小書桌，供他安心寫作。就在昆明北門街七十一號唐家花園，金嶽霖完成了他滿意的《論道》。
    金嶽霖的《論道》，重點是時流，用他的話表述：“‘能之即出即入謂之幾’，‘能之會出會入謂之數’，‘幾與數謂之時’。這就使我回到無極而太極的宇宙洪流上去了。”
    金嶽霖創作《論道》時，馮友蘭也在寫他的《新理學》。其間，二人常有溝通交流。後來馮友蘭在評價這兩部書時說，自己的《新理學》是“舊瓶裝新酒”，金嶽霖的《論道》是“新瓶裝新酒”。馮認為金對他的影響在於邏輯分析方麵，而自己卻很少影響金嶽霖。
    《論道》問世，哲學界依舊平靜如水，波瀾不驚。唯一發出聲音卻評價不高的是林宰平，這令金嶽霖大為失落。他頗為寂寥地對弟子馮契說：“《論道》這本書出版後，如石沉大海，一點反應都沒有，沒有評論……也沒有人罵。”
    毫無反響，對金嶽霖有些不公平。金嶽霖一生做學問，態度極為嚴肅、嚴謹、嚴格。他有時花費不少心血和工夫寫成厚厚的一摞書稿，當發現其中有不滿意之處，會不惜將書稿毀棄，然後重起爐灶，再不如意，再毀棄而不惜。他是絕不拿自己不滿意的東西示人的。
    《知識論》是金嶽霖“花精力最多”也是最厚的一部哲學著作。全文近七十萬字，抗戰前已成雛形。盡管在日本飛機轟炸時，不帶細軟，此書稿卻從不離手。但百密一疏，一次到山溝躲轟炸，還是遺失了。痛惜之餘，金嶽霖又重新開始寫作，直到1948年12月，才再次完成全書。兩次撰寫，《知識論》耗去十年光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一次，張岱年問起《知識論》，金嶽霖無奈地說，《知識論》“我已經寫好了，我寫了這本書，我可以死矣”。話間透露出那個年代資產階級學術權威遭到不公平待遇的淒楚，直到1983年，《知識論》才由商務印書館出版，那時離金嶽霖仙逝隻剩一年。
    金嶽霖以八十八歲米壽高齡，在《知識論》的自序中寫道：
    《知識論》是一本多災多難的書……是我花精力最多、時間最長的一本書，它今天能夠正式出版，我非常非常之高興。
    金嶽霖為中國培養了不少哲學人才。很多後來的各界風流人物，對金嶽霖的授業，記憶猶新。
    毛澤東的秘書，曾任意識形態領導工作的胡喬木作為學生，曾聽過金嶽霖的哲學課。他後來回憶老師金嶽霖時，說他：
    年輕力壯，講課生動，很有吸引力。他旁征博引，上下古今無所不談，學生非常愛聽。
    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部長的喬冠華，做學生時聽了金嶽霖的課，觸動很大，他回憶道：
    在某種意義上，是他教會了我對任何事物要好好地想一想，不要相信書上的話，也不要聽旁人的話的道理。
    金嶽霖對這位弟子是有恩的，喬冠華去日本留學，其可觀的路費，是金嶽霖所贈。
    著名學者、北大教授季羨林，初聽金嶽霖的課，成績一直不好，甚是苦惱。不久，季羨林發現自己高中時學過的哲學課，與金教授所授非一個哲學體係，他從金嶽霖的哲學課裏，了解了一個全新的哲學，成績大有提高。
    弟子錢學森，後來成為物理學家，被譽為中國“核彈之父”。他回憶，金嶽霖授業時，備課頗為認真，每上一堂課，都寫好詳細的講授提綱。錢學森清楚記得金教授第一次給他們上課的情景。那時天氣漸涼，金教授空手走進教室，坐在講台的椅子上，然後往呢大衣袖筒裏一掏，竟掏出一遝白紙，那是用鋼筆密密麻麻寫成的講授提綱。
    1935年，金嶽霖接到一個陌生的中學生殷海光的信，信中說他讀過金先生由清華大學出版的邏輯學教材後，很感興趣，並向他請教一些關於邏輯的問題。金嶽霖很欣賞這位十六歲中學生的才氣，回了信予以鼓勵，並郵寄一些有關的書籍給他。
    過了一年，殷海光打算到北平求學，但家境貧寒，無力承擔求學費用，就寫信向金嶽霖求助。金嶽霖即刻找到張東蓀，請他為殷海光找一份半工半讀的工作。不久，張東蓀告訴金嶽霖，已為殷海光安排妥工作。金便通知殷海光動身來北平。誰知，殷海光到北平後，張東蓀並未踐諾。金嶽霖隻好自己擔負殷海光的各種費用。金嶽霖太忙，每周安排一次與殷海光晤麵。先談學問，然後吃飯。金嶽霖熱情親切的態度，讓原來很自卑的殷海光，找到了自信和自尊。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清華大學疏散搬遷，金嶽霖又出資五十銀圓，安排殷海光安全返回故鄉。
    同事張奚若在西南聯大，家境困難。一日早晨，張夫人在椅子上發現了一遝數目不少的鈔票，一家人感到很奇怪。張奚若忽然想到，昨天晚上金嶽霖來家裏串門，一定是他看到自家生活拮據，走時偷偷將錢放到了椅子上。
    20世紀50年代，以階級鬥爭為綱，政治空氣極其嚴酷。沈從文處境不好，丁玲等老友都疏遠了他，他情緒極為低落，經濟上也窘迫。金嶽霖並不避嫌，常到沈從文家拜訪，使沉悶的沈家充滿了生氣。金嶽霖從不空手，總要帶上當時稀缺的食品，讓沈從文的兩個兒子歡呼雀躍。有時金嶽霖從口袋裏弄出兩個碩大的蘋果，讓孩子們比哪個更大，然後說一人一個。
    金嶽霖一生寬和，樂善好施，總是盡力去幫助朋友、同事和學生。歐陽中石在追憶這位清華園裏的好人時，說他：
    舉止大度從容遲滯而神采奕奕的氣宇，令人望而生敬，自然而然湧起一種“景之仰之”的崇敬之情，然後接近起來，卻讓人時時處處感到親切，感到愛撫。
    金嶽霖與梁思成、林徽因是一生的摯友。梁思成曾說：“我自己在工作中遇到難題也常去請教老金，甚至連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來‘仲裁’，因為他總是那麽理性，把我們因為情緒激動而搞糊塗的問題分析得一清二楚。”
    但是，“總是那麽理性”的金嶽霖，當愛情突然降臨的時候，他自己就亂了方寸，糊塗了。他愛上了林徽因。
    1931年，林徽因在北平香山靜宜園雙清別墅療養時，由徐誌摩引見，金嶽霖結識了林徽因。這隻是初識，並無深交。是年，金嶽霖參加清華大學的“驅吳運動”，與張奚若、張子高等七人，組成起草委員會。11月19日，好友徐誌摩由南京乘飛機飛往北平，途經濟南，機毀人亡。金嶽霖與梁思成、張奚若到濟南與從青島來的趙太侔、沈從文、聞一多、梁實秋等聚於福緣庵，與徐誌摩遺體告別。後來，金嶽霖又到美國度假一年。
    金嶽霖與林徽因相戀，應是1932年，與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同住北總布胡同之後的事情。1932年，梁、金同住北總布胡同三號一個前後兩院的四合院裏。梁一家住前院，金嶽霖獨自住在後院。兩院相通，前後院又都是單門獨戶。當時，北平有多個知名的文人名流聚會的文化沙龍，其中就有一個是前院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廳”，一個是後院金嶽霖的“湖南飯店”。這裏常常是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甚至南開大學的學者教授們喝下午茶，聊天，晚上一起吃飯雅聚的地方。在這優雅的四合院裏，真可謂“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
    金嶽霖與林徽因朝夕相處，頻繁交往，彼此逐漸深入了解，感情自然而然也隨之加深。特別是金嶽霖與泰勒分手後，一直隻身一人。而林徽因自徐誌摩遇難後，其感情經曆了苦痛，“我的信仰、至誠/和愛的力量”（林徽因詩句），並沒有在“過往的中間安睡”，“物存人亡，倍加傷情”。她對徐誌摩的愛，如煙如雲如雨。但對徐誌摩的愛戀，總會“如暮天裏不成字的寒雁，飛遠更遠，化作遠山，化作煙”。而今雲煙已遠。兩個感情孤寂的人，一個紳士，一個才女間產生愛戀，這不難理解。
    終於有一天，林徽因很悲痛地對丈夫梁思成說：我苦惱極了，我同時愛上了兩個人。
    君子梁思成聽了妻子的痛苦表達後，以冷靜、友善和寬宏，化解了情感風波，成就了三個人終生不渝的友誼：
    於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結論告訴徽因。我說，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選擇了老金，我祝願他們永遠幸福。我們都哭了。過幾天徽因告訴我說：她把我的話告訴了老金。老金的回答是：“看來思成是真正愛你的，我不能去傷害一個真正愛你的人，我應當退出。”
    從那次談話以後，我再沒有和徽因談過這件事。因為我知道老金是個說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個誠實的人。後來，事實證明了這一點，我們三個人始終是好朋友。（《困惑的大匠·梁思成》）
    金嶽霖與林徽因的戀情，對雙方的生活都沒有造成悲劇性後果，甚至連波瀾都沒掀起。這與梁思成的理性、寬厚不無關係。
    我們在審視那些經曆滄桑的中國知識分子時，總是著眼於他們是否心係、效力於祖國的命運，這是不錯的，但往往忽視了探索他們的人格操守和文化靈魂，那裏有維係我們民族萬古長青的人文精神。
    “生氣勃勃，勇敢結實”——蕭乾的小說與報告文學
    蕭乾是一位懷有愛國激情又深具使命感和正義感的作家和記者。
    筆者是20世紀70年代末結識蕭老的。那時，筆者就職於人民文學出版社，與蕭乾夫人文潔若是同事。在一次社裏召開的座談會上，文潔若把筆者介紹給她已七十高齡卻充滿活力的夫婿。白發，圓臉，笑得很燦爛，那雙手也厚實而溫暖。不久，在老社長嚴文井的家，再次與蕭老相遇。聽二位老人談蕭乾剛剛在《當代》發表的青少年時期的回憶《一本褪色的相冊——〈蕭乾短篇小說選〉代序》。那兩張興奮的麵容，至今未忘。
    蕭乾是1933年寫出第一篇名為“蠶”的小說的。通過《蠶》，與北平名媛、“美豔如花”的女作家林徽因相識，並在沈從文的幫助下，進入北平作家圈。那時，蕭乾還在北平輔仁大學讀英文係本科。因生活拮據，不得不半工半讀。不久又轉到燕京大學新聞係就讀，成了沈從文在燕京大學任教時的學生。那時，他已與美國著名的進步記者斯諾相識。
    在那年深秋，他在燕京大學圖書館裏的《大公報·文藝副刊》上，發表了自己寫的《蠶》。當時，沈從文在《大公報·文藝副刊》任主編，蕭乾就將習作《蠶》寄給沈從文，請他指教。他本想等沈先生指點後，再經修改，重新抄一遍。不料，“就這麽登了出來，我自是喜出望外。盡管那是把五千字的東西硬塞進三四千字的空間裏——也就是說，排字工人把鉛條全抽掉，因而行挨行，字挨字，擠成黑壓壓一片”（《一代才女林徽因》）。
    1930年，蕭乾在輔仁大學讀書期間，為了生活，曾幫助一位美國人編輯英文《中國簡報》，寫過一些有關中國新文學方麵的文章。他寫過郭沫若的《三個叛逆的女性》、田漢的《名優之死》，也寫過茅盾。因寫沈從文訪問記，與當時大名鼎鼎的沈從文建立了深厚的師生之誼。
    1932年夏，蕭乾因與係主任吵架，一氣之下跑到福州，去打工掙學費。蕭乾曾在倉前山英華中學（即今福建師範大學附中前身）教國語。榕城留給他許多美好的回憶，二十三歲的他曾與學生們到鼓山露營六天，還遊覽了馬尾、福清、海口等地。《蠶》就是以此為背景寫的。1933年，蕭乾重返北平，繼續求學，並完成《蠶》。
    《蠶》發表的幾天後，蕭乾接到沈從文的信，說一位絕頂聰明的小姐看了你那篇《蠶》，請你到她家吃茶。蕭乾在1984年為《一代才女林徽因》一書作的序中，寫道：
    那幾天我喜得真是有些坐立不安。老早就把我那件藍布大褂洗得幹幹淨淨，把一雙舊皮鞋擦了又擦。星期六吃過午飯我蹬上腳踏車，斜穿過大鍾寺進城了。兩小時後，我就羞怯怯地隨著沈先生從達子營跨進了總布胡同那間有名的“太太的客廳”。那是我第一次見到林徽因……她穿的卻是一套騎馬裝，話講得又多又快又興奮。不但沈先生和我不大插嘴，就連在座的梁思成和金嶽霖兩位也隻是坐在沙發上邊吧嗒著煙鬥，邊點頭讚賞。
    這以後，蕭乾與林徽因成了好朋友。他們經常到美學家朱光潛家，參加北平的另一文學沙龍“讀詩會”。林徽因學識淵博，思想敏銳，言語鋒利，對文學常有獨到見解，往往與人爭論不休。一次，她當著詩人梁宗岱的麵，批評其詩作，彼此就爭論起來。與林徽因交友及得到沈從文的鼓勵，蕭乾的小說創作一發不可收拾。從194年，他每月至少寫三篇小說。這三篇小說，由自己選或交沈從文選出一篇，其他的就撕掉。這是作家中不多見的。他寧少毋濫的嚴謹創作態度，深得友人讚賞。一篇小說發表可得稿酬二十大洋，可以解決吃飯住宿諸開銷。臨近畢業，沒時間創作小說，他就寫《書評研究》作為畢業論文，正本交學校，副本由鄭振鐸賣到商務印書館，“得了兩百塊錢，那是我第一次拿到那麽多錢”。
    1935年，蕭乾到天津《大公報》編《小公園》，還兼管楊振聲、沈從文主編的《大公報·文藝副刊》。兩個月後，在楊、沈的舉薦下，《大公報·文藝副刊》和《國聞周報》的文藝欄，統統交蕭乾主編。1935年12月9日，北平一二·九學生運動爆發。翌日，蕭乾從天津趕到北平，到醫院看望受傷學生，並寫目擊記揭露這一暴行。次年又奉調上海，同時編津、滬兩地《大公報》的《文藝副刊》。這一年，是蕭乾自己視為工作最緊張、最興奮，也是最熱鬧的一年。他利用《大公報》創刊十周年紀念活動，除了舉辦文藝評獎，還請來林徽因編一本《大公報小說選》，巴金、老舍、蹇先艾等人的三十多篇小說入選，廣受好評。
    1935年，斯諾在上海編選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選《活著的中國》時，蕭乾被請去協助斯諾編譯這本較早將中國現代小說介紹到外國去的書。其中選了一篇楊剛用英文寫的革命題材的小說《肉刑》，曾發表在《國聞周報》上。這是楊剛應斯諾之邀創作的。楊剛和蕭乾同被斯諾選中，共同編選《活著的中國》。
    楊剛是位才女，1927年免試入北平燕京大學讀英文係，次年參加中國共產黨，是北平學生運動的領袖之一，曾被捕入獄。出獄後，又成為北方左聯發起人和組織者之一。1935年，曾翻譯英國的長篇小說《傲慢與偏見》，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與魯迅、茅盾等關係密切。1938年，接受中共中央之命，將毛澤東的《論持久戰》譯成英文。1944年，她又以特別記者身份赴美，擔負起中共留美黨員工作組的領導工作。
    蕭乾從燕京大學畢業前後，出版了短篇小說集《籬下集》《栗子》《落日》及自傳體長篇小說《夢之穀》。他的老師沈從文為《籬下集》作了序，評論其小說曰：“生氣勃勃，勇敢結實。”他認為，其小說有“鄉下人”的氣派，並斷定凡接觸這些作品的人都會和他有同感，“除了覺得很好，說不出別的意見”（《〈籬下集〉題記》）。
    李健吾也肯定了《籬下集》，他在《咀華集·籬下集》一文中，這樣評析蕭乾的作品：
    看過《籬下集》，雖說這是他第一部和世人見麵的創作，我們會以十足的喜悅，發見他帶著一顆藝術自覺心，處處用他的聰明，追求每篇各自的完美。
    葉聖陶把蕭乾的小說選入他的《文章例話》，作為擅長“使讀者從人物的一言一行、一顰一笑上體會得出人物的性格”的範例，而推薦給讀者。
    蕭乾的生活經曆與沈從文、廢名不同。沈從文和廢名二人都有刻骨銘心的鄉村經曆，而他於清宣統二年（1910）生於北京一個漢化了的蒙古族平民家庭。父親與老舍的父親一樣，都是守城門的小卒。父母早逝，靠堂姐撫養長大。十二歲讀崇實小學時，即半工半讀，送過羊奶，當過學徒，搞過校對，抄過資料，是在北京文化氛圍中走出的城市“鄉下人”。他以親曆者的童年視角，寫出了《籬下》《矮牆》等短篇小說。僅從小說“籬下”“矮牆”之題，已暗示自己寄人籬下的生活，具有世間炎涼的意象與內涵。小說中不斷奚落他的“姨夫”，衙門的昏暗世界、工廠主的醜惡嘴臉都出現在天真孩子的眼裏，他們與堅忍掙紮的“媽媽”，構成了北平底層的世俗人間。而蕭乾熟悉的下層引車賣漿者，也自然會出現在他的小說裏。這些北平底層人的自愛、自重、自尊的性格，閃耀著人性的光輝，與“姨夫”“工廠主”、衙門官人的冷漠、醜陋，形成鮮明的對照，這正是蕭乾小說包含的“城中兩個世界”的結構。正如他自己在《憂鬱者的自白》中所說，自傳色彩很強的這些小說，都是“憂鬱者的自白”。憂鬱者的感傷是濃烈的，是健朗的，又是充滿生氣的。當然，蕭乾早期的自傳體小說，對貧富對立的憤怒和抨擊，火氣很大，而“我”未經文學化，作為文學形象很蒼白，遠不如其他人物鮮活。
    揭露西方宗教及傳教士在中國“收買靈魂”的罪惡勾當，是蕭乾小說的另一類題材和主題。《蠶》用象征手法表現了“一點點宗教哲學”（《創作四試·〈象征篇〉前言》）。《皈依》裏刻畫的雅各軍官和菊子、妞妞等人物，揭露了“救世軍”傳教士引誘窮困女孩子“入軍”的罪惡。《曇》則以五四運動為背景，塑造了啟昌和約翰牧師等人物形象，真實地反映了青年學生的覺醒，也寫出了傳教士的猙獰本相。
    巴金和斯諾讀了這兩篇小說後，鼓勵蕭乾把這個題材寫成一部長篇。蕭乾接受了這個建議，積極準備材料，積累了一鐵匣卡片。不幸因生活顛沛和一場大火，這些材料化為灰燼，這一計劃落空。但蕭乾的宗教題材小說，拓展了社會生活表現的廣度，加強了社會批判的強度。蕭乾早年“整個生活在基督教的環境裏”，這種經曆和具體經驗，使他的小說涉足宗教題材，合乎邏輯。但蕭乾的“反宗教”姿態，並非涉及宗教本身，通過小孩天真的眼光，展示人間的不平和不幸，是他對貧富對立情緒的延伸罷了。沈從文、廢名的小說也有宗教文化的滲浸。廢名的小說對禪的參悟可直接轉化為對人生的領悟，與蕭乾揭露“吃教者”的偽善嘴臉、為“遭侮辱者”鳴不平，完全不一樣。
    《栗子》《郵票》等小說，留下了蕭乾思想動蕩的影子。前者表現了一二·九運動中青年人的思想狀態，後者是以東北救亡運動為背景的。在藝術風格上，與沈從文、廢名的小說著重內心生活揭示、探求人性的審美情趣，相去甚遠。
    蕭乾的處女作《蠶》和長篇小說《夢之穀》是寫愛情的，是他親身經曆的寫照。蕭乾在中學因“鬧學潮”被校方除名，於是南下福州和廣東汕頭，在角光中學任教。在那裏，蕭乾和一位美麗的潮州姑娘發生了愛情。但是，由於當地一個兼舵江電船老板和長途汽車公司大股東的國民黨市黨部要員，企圖霸占這個姑娘，從中作梗，結果蕭乾失去了與他相愛的姑娘。《夢之穀》就是以這個親身經曆為基礎寫成的愛情悲劇。
    蕭乾與當時北平、天津一帶的年輕作家，何其芳、李廣田、卞之琳、吳伯簫等，形成了平津很有生氣的青年作家群體。這個群體有很高的文學藝術修養，有意識地從古今中外的作品中汲取營養。蕭乾自己在《創作四試·〈刻畫篇〉前言》中說：“大天才也許著筆即成，我是描《芥子園》出身的。”當然是自謙，但他的“芥子園”裏有屠格涅夫、哈代、契訶夫，有魯迅、胡適、沈從文等。他是從這些作家的作品中不斷汲取乳汁，獲得經驗，在中國文壇爭得一席位的有特色的作家。
    蕭乾在特寫（即報告文學）的創作方麵，也表現出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
    1934年9月，他完成了第一篇報告文學《平綏瑣記》。他是借一位在平綏鐵路列車上當貨運員的朋友提供的方便，連續兩年暑假免費搭車，往返於北平與包頭之間，然後將沿途所見、所聞、所思，用文學的筆法寫出來。他在燕京大學讀的新聞係專業，為他選擇一個新的文學領域，提供了重要條件。《平綏瑣記》顯示了他“承受現狀刺激的敏感”和“甄別體驗現狀的銳力”方麵的能力。而從燕京大學畢業，進入《大公報》這一新聞媒體，更為他對國內外進行廣泛的“人生采訪”提供了一個重要平台。
    蕭乾的報告文學創作，大體可分三個時期。199年為其第一個時期。主要創作主題可以概括成“民生疾苦”。他的報告文學以反映百姓生活疾苦，呼籲政府、社會關心民生疾苦為主調。代表作是寫於196年初春的《流民圖》。該報告文學是他以記者身份，采訪魯西、蘇北災區見聞的實錄。展示了災民無家可歸、啼饑號寒、屍橫遍野的悲慘景象。客觀上也是對國民黨漠視災民疾苦、救災無力的控訴。此《流民圖》一出，各地讀者救濟災區的捐款“顯著地在踴躍起來”（《未帶地圖的旅人》）。
    1938年，蕭乾采訪嶺東地區寫下《林炎發入獄》和《嶺東的黑暗麵》等，采訪保安地區又寫下了《由香港到保安》。有為被當局與地主勢力勾結製造鎮壓愛國貧苦農民帶頭人的冤獄鳴不平、伸張正義的；有揭露國民黨官吏發國難橫財醜行的；有寫國民黨內鉤心鬥角、爭權奪利劣跡和征募壯丁黑幕的。但值得注意的是，抗日戰爭爆發後，他的報告文學中，不同程度地回蕩著廣大軍民同仇敵愾、英勇抗日的旋律。如《一個爆破大隊長的獨白》，記述了在華北敵後一支八路軍遊擊隊抗擊日寇的動人事跡。《血肉築成的滇緬路》報道了為修築通向世界唯一大動脈的滇緬路，千萬民工做出壯烈犧牲的偉大事跡。
    1939年春秋之交，蕭乾登上了法國郵輪“阿拉米斯”號赴英。在英國的七年間，一方麵任教於東方學院或到劍橋大學當研究生；一方麵兼任《大公報》駐英特派記者。寫下了如《矛盾交響樂》《血紅的九月》等大量特寫，生動地報道了英國抗擊納粹德國侵略的悲壯戰爭……
    趙令揚在《蕭乾作品評析》中，說蕭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大量報告文學，應是“歐洲發展中重要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