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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爭取抗日救亡的言論，一浪高過一浪。馬相伯、沈鈞儒、章乃器等二百八十三人聯合署名發表《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
    1935年，國難日益深重，爭取抗日救亡的言論，一浪高過一浪。
    5月4日，上海《新生》周刊發表易水（艾寒鬆）《閑話皇帝》一文。因語涉日本天皇，日方以“侮辱天皇”為借口，向國民黨當局興師問罪。國民黨畏於其淫威，竟與日本沆瀣一氣，查封《新生》，逮捕發行人杜重遠，判刑一年兩個月。釀成轟動全國的“《新生》事件”。屈膝媚日醜態令海內外所不恥。全國掀起聲勢浩大的聲討當局的運動，終以“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撤銷而平息。但至7月，國民黨又修正通過限製更多、規定更嚴苛的《出版法》，再次激起新聞界、文化界的抗議。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紛紛批判《出版法》。
    鄒韜奮辦《大眾生活》周刊，發表社會名流馬相伯、沈鈞儒、章乃器等二百八十三人聯合署名的《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要求“人民結社、集會、言論、出版之自由”。
    北平的張東蓀、謝冰心、羅隆基及“對政治並無野心，但是對國事不能不問”的梁實秋，共同創辦《自由評論》周刊。梁實秋發表《算舊賬與新開張》一文，其中說：
    國民黨自執政以來，最使知識階級分子感覺惶惑不安者，即是其對於思想言論的自由之取締幹涉，且其設計之工、推行之廣、手段之嚴，皆遠過於北洋軍閥統治時代之所為。
    梁實秋帶有保守和清教色彩的新人文主義批評理論，基本上是反文學主潮又不失針砭的，他的這段話，比簡單地罵幾句國民黨的反民主反自由的本質，要深刻得多，具有深遠影響。
    7月，何應欽按照“何梅協定”，命令隱藏一切抗日紀念物，討好日本。為在抗日中捐軀的將士所立的“大青山公墓”墓碑也遭到遮蓋。胡適以詩《大青山公墓碑》諷之，他對中國戰勝日寇的信心已十分明朗：
    霧散雲開自有時，暫時埋沒不須悲。
    青山待我重來日，大寫青山第二碑。
    在爭民主、爭自由的洪流裏，大學生也投入其中。清華大學、燕京大學等高校學生自治會聲明，“著作乃人民之自由，而北平一隅，民國二十三年焚毀書籍竟達千餘種以上……此外刊物之被禁，作家之被逮，更不可勝記”。
    冰心出版《平綏沿線旅行記》、小說集《冬兒姑娘》。朱自清編選《中國新文學大係·詩集》。沈從文發表小說《顧問官》《八駿圖》《自殺》《新與舊》，出版小說集《八駿圖》。胡適發表論文《今日思想界的一個大弊病》、政論文《敬告日本國民》《華北問題》等，出版《南遊雜憶》《胡適論學近著》等書。林徽因創作小說“模影零篇”之《鍾綠》《吉公》，寫詩《城樓上》及散文《紀念誌摩去世四周年》。蕭乾出版《書評研究》一書。
    一身重病，寧死不屈——詩人、散文家朱自清與郭沫若
    歲月和人格，構成逝者的曆史位置。
    朱自清是值得追思的。他的詩文有動人心魄的藝術魅力，他的人品也是清明高尚的。朱自清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最有影響力的散文大家之一。20世紀20年代，朱自清散文便被譽為“白話美文的模範”。是的，朱自清是極少數能熟練駕馭新文學語言，作品語言和結構均趨於完美的作家之一。他繼承了中國經典美文傳統，又發展了這一傳統。
    朱自清於散文美學範疇，提出了“意在表現自己”的命題，並在其散文創作中執著地表現人生的態度和自覺的審美追求，是對現代散文美學的一大貢獻。
    朱自清（1898—1948），江蘇揚州人。早年在家鄉就讀，1916年進入北京大學預科。為提前投考本科，改原名朱自華為朱自清，字佩弦。次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係。1919年參加五四愛國運動，加入北大新潮社。後又加入鄧中夏主持的平民教育講演團，到通縣等地講演，熱情宣傳新思潮。是年年底開始在《新潮》《時事新報·學燈》《晨報副刊》等報刊上發表短詩，如《睡罷，小小的人》《悵惘》《光明》《小草》等。
    1920年提前從北京大學畢業後，先後到杭州、上海、溫州等地中學任教。他在上海中國公學中學部任教時，加入文學研究會，並與葉紹鈞、劉延陵編輯出版中國現代第一個新詩刊物《詩》。他的《送韓伯畫往俄國》，是一篇向往光明的詩作，把“紅雲”比喻蘇俄，讚美追求光明的友人“提著真心”，“向紅雲跑去”。《光明》則表現了詩人積極進取、正視現實的精神，“你要光明，你自己去造”。當時，詩人並不知道怎麽“去造”光明，因此《匆匆》等詩，不免流露出悵惘之情。
    1922年，朱自清浸透著寂寞空虛情感的長詩《毀滅》誕生。此詩收斂起幻想，鞭策自己繼續追尋光明。兩百多行的篇幅，由低抑到輕揚的律調，曲折頓挫地抒寫自己的心境：
    從此我不再仰臉看青天，
    不再低頭看白水，
    隻謹慎著我雙雙的腳步；
    我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
    打上深深的腳印！
    1924年寫的《贈a。s.》等詩篇，表現了詩人反封建反帝的激情。而《血歌》是詩人在五卅慘案發生後，以“火山的崩裂”的憤激聲討帝國主義暴行的詩篇。散文《執政府大屠殺記》是詩人為親曆“三一八”鬥爭而寫的揭露控訴軍閥暴行的檄文。這時期朱自清寫的散文《白種人——上帝的驕子》《生命的價格——七毛錢》等，都從側麵接觸了若幹重大的社會現實問題。
    1924年，朱自清結集出版了第一本詩文集《蹤跡》。1925年，由好友俞平伯介紹，朱自清北上清華大學任教授，創作由詩歌轉向散文，發表了《背影》《荷塘月色》等膾炙人口的散文名篇。
    代表朱自清散文較高成就的，大都收入《背影》《你我》諸集子裏。《背影》寫的是家庭發生變故的背景下，父親送別兒子時的一番情境，作者以簡約、樸素、親切的筆觸，表達對老父親的懷念之情。《荷塘月色》是明淨幽遠、意境卓絕的寫景散文。葉紹鈞這樣讚譽朱自清的散文：
    念起來上口，有時代口語的韻味，叫人覺得那是現代人口裏的話，不是不尷不尬的“白話文”。
    1929年春，朱自清在清華大學開設了“中國新文學研究”課程，後來還到燕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講授“中國新文學研究”，一直到1933年。
    從現在的講義內容上看，朱自清研究的是上自1898年，下迄1933年的文學狀況。分總論和各論兩部分，共有八章。1982年經人整理後，以“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為題，發表在該年第十四輯《文藝論叢》上。
    認真研究《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會發現朱自清對郭沫若的文學評價甚高。朱自清與郭沫若年齡相當，又都是在二十多歲以寫新詩在文壇暴得大名，更有趣的是二人都是從寫新詩轉向研究古代中國文化。但他們的人品性格、生活方式及人際關係卻有著很大差異。朱自清先是文學研究會的骨幹，後又執教於彌漫書香之氣的清華大學國文係，乃典型的學院派文人。而郭沫若則不同，先留學日本，是創辦創造社的中堅，後又投身北伐，身兼政府要職又能埋頭創作、研究文史，是革命家兼學問家類型的知識分子。
    眾所周知，創造社一直與其他文學社團都有過論爭，與文學研究會也曾筆戰不休。筆者在《民國清流2：大師們的“戰國”時代》一書中，有過較多評述。參加革命活動的革命作家郭沫若，與自由主義的學院派文人，有著理不清的隔膜和矛盾。
    奇怪的是，革命作家郭沫若偏偏受到學院派文士朱自清教授的高度讚譽。朱自清在“中國新文學研究”講義中，充分肯定了郭沫若在新文學發展中的重要地位，讓文壇愕然。
    朱自清在“中國新文學研究”講義第二章第七、第九兩部分，都講到了郭沫若。特別是在最後一部分中，重點介紹了郭沫若《革命與文學》中的公式：
    革命文學=f（時代精神） 文學=f（革命）
    “革命文學”口號醞釀於1923年，由共產黨人鄧中夏等人首先提出，1926年郭沫若與蔣光慈等人重新提出。在文學與政治之間畫等號，使文學淪為宣傳工具，根本不是郭沫若們的發明。在政治上，他們受製於當時黨內的“左”傾路線；而文學觀念上，則受日本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的影響。郭沫若們正是持這種違背馬克思主義文藝觀的“政治=文學”的錯誤觀念，首先拿五四時期資深的作家如魯迅、胡適、茅盾等人開刀祭旗，對他們進行“總的清算”。
    朱自清介紹郭沫若的《革命與文學》中的公式“革命文學=f（時代精神） 文學=f（革命）”時，未加以批判，這與朱自清作為20世紀30年代初的學院派的思想局限有關。比起在北平任教的朱自清對郭沫若詩歌的推崇，沈從文1930年在上海中國公學所開的以新詩為主要內容的新文學課中，對郭沫若詩歌的評價就相對客觀。
    1930年下半年，沈從文的講義改名為“新文學研究”，在武漢大學以線裝發行。沈從文將此書寄給遠在美國的朋友王際真，並在《致王際真》（《沈從文全集》第十八卷）中說：
    我那個講義（《新文學研究》）或是你用他教書倒很好，因為關於論中國新詩的，我做得比他們公平一些。
    沈從文在講義中，討論了汪靜之、徐誌摩、聞一多、焦菊隱、劉半農、朱湘六位新詩詩人的詩作，沒有提及“新詩祖宗”胡適，也沒把寫“完全脫離舊詩的羈絆”之《女神》的郭沫若列位其中。
    胡適對新詩的“嚐試”，在詩體解放方麵開風氣之先；郭沫若的新詩充滿“新的光明和新的熱力”（《女神之再生》）。但是，在新詩的意象、境界、神韻方麵卻未見像樣的成果。
    沈從文在講義中，提到郭沫若，肯定了他“以更豪放的聲音，唱出力的英雄的調子，以非常速度占領過國內青年的心上的空間”，同時還說，“用年青人的感情，采用雖古典而實通俗的詞藻與韻律，以略帶誇張的興奮調子寫他的詩，由於易於領會，在讀者中便發生了無量的興味”（《論劉半農的〈揚鞭集〉》）。
    沈從文對郭沫若的詩評，雖三言兩語，卻剴切中理。沈從文從郭沫若新詩的思想內涵分析其詩的特點，這也完全符合郭沫若“政治=文學”的文藝觀。但有人就不高興了，批評沈從文在評價郭沫若的新詩時，“更多流露出的是批評”，還說“沈從文推崇含蓄蘊藉，因此不滿於郭沫若的誇張、不節製”，故懷疑沈從文所說的“公平”。
    文信公《正氣歌》雲：“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評論家的直筆，是正氣的體現。以朱自清推崇郭沫若，便不準別人指點郭沫若，有些沒道理，拉出正直、老實、幹淨的朱自清做擋箭牌，則更有些可笑。
    朱自清是個傳統文人，性格的收斂或許注定了人生的低調，常常是於有所不為中有所為。他有《盛年自懷》一詩：
    前塵項背遙難忘，當世權衡苦太苛。
    剩欲向人賈餘勇，漫將頑石自蹉磨。
    五四時期的知識分子，在時代的大潮中，各自尋覓出路，都在“蹉磨”中努力奮鬥著。在一路選擇和實踐中，總會找到誌同道合者，然後相知相惜。在教育、文學、出版領域的耕耘中，朱自清以其個性和文化人格，找到葉紹鈞、豐子愷、劉半農、聞一多、俞平伯和沈從文諸正直善良，有著文人節製、淡泊人生態度的同好、朋友。
    朱自清或為郭沫若的才華所吸引，為他的文史成就所折服，此乃知識分子間惺惺相惜的表現。一個正直的文化人，是會公正地評價同類的。朱自清客觀地推崇郭沫若，這很正常。但在感情、友誼的歸屬上，他的心與葉紹鈞等老友是相通的。文化人不能脫離他的時代，隻能以自己的方式、態度投入時代。朱自清寄懷於“自今以往當思以‘中材而涉末流’之戒”，給曆史留下了深深淺淺的腳印。他怎會與革命高潮來時從政、革命低潮來時退到書齋著述的郭沫若成為莫逆呢？
    1937年，同在清華大學國文係任教的朱自清和聞一多因請郭沫若到清華大學任教之事，發生過不愉快。
    “我是以文學史家自居”的聞一多，也對郭沫若的新詩甚為欣賞。張春風在《聞一多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回憶說，聞一多平時講課，總好稱道郭沫若先生，在研究毛詩、楚辭及古代神話中，他多次引用郭先生研究金文的所得。他佩服郭先生的卓識和膽量，能創造。當時郭先生正在日本作逃捕，但聞先生就曾多次表示，為了學術研究，清華大學應禮聘郭先生來講學。
    聞一多的新詩雖不如郭沫若激進，但他熱愛祖國，同情人民疾苦，關心民族命運，甚至一度參加北伐軍的宣傳工作。同時，聞一多對曆史和文學的研究也多有建樹。這兩點與郭沫若相近。他對郭沫若產生崇敬，倒也自然，非阿諛也。
    聽說聞一多不僅在課堂上說，還向清華大學文學院院長馮友蘭正式提出這一要求，朱自清在5月6日的日記中寫道：
    馮（友蘭）告以聞君意見。為商談聘任郭沫若事，尚未做決定。聞直接向馮提出此請求，令餘驚異。
    有人從朱自清的日記判斷，朱自清對聞一多未與自己這個國文係主任商量，就向文學院院長提求聘郭沫若來任教，是對自己不尊重，於是“有些不快”。這實在是對朱自清的有意詆毀。朱自清溫厚謙恭，人所共識，其一生從不計較人們對自己之毀譽短長，他豈為聞一多未與自己商量，就向馮友蘭提出聘郭沫若而不快。
    不錯，看朱自清這則日記，僅看“聞君”“聞”這樣的稱謂就會發現，他的確生氣和“驚異”了。從朱自清的《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中，我們確實見到朱自清對郭沫若新詩的推崇，從後來的文字中，也發現他對郭沫若史學研究的高度評價。這表明朱自清有開闊的文化視野，有以科學的態度尊重每位學者的公正。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同意將任何人引到自己身邊。非誌同道合者，何必斜陽近巷，夜語昏燈？他要結交的是平常的耕耘者，而不是建功立業的鬥士。他更情願在寂寞中耽於心靈跋涉，而不熱衷於在“獨善”和“兼濟”中糾纏。他要守住的是一貫的平實、正直。
    朱自清的確為聞一多的書生意氣而不快。
    查朱自清日記，有關創造社的記載，最早為1924年8月15日。那是反帝愛國浪潮最為澎湃高漲的年代，也是二十五歲的朱自清反帝反封建、充滿憤激的日子。他在該日日記中寫道：
    劉蜚雄傾向創造社，他說金誌超亦如此。我覺創造社作品之輕鬆，實是吸引人之一因：最大因由卻在情感的濃厚。後者是不可強為，不是可及的。前者則自成一體，可否獨占優勝，尚難說定也。
    1924年，文學社團蜂起，有五六十個，但最有影響力的、最有名氣的文學社團，是新月社、語絲社、文學研究會，還有革命口號最響的創造社、太陽社。
    文學研究會於1921年元月成立於北京，發起人有周作人、鄭振鐸、沈雁冰、葉聖陶（葉紹鈞）等人，後朱自清加入。文學研究會的宗旨是“研究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文學研究會章程》）。其會刊是《小說月報》。
    同年，創造社誕於日本東京，由清一色的留日學生郭沫若、鬱達夫、田漢、張資平等結成。一開始主張“為藝術而藝術”，又提對舊社會“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成仿吾《新文學之使命》）。後來又倡導“革命文學”。其文學主張，自相矛盾。社刊先後有《創造季刊》《創造周報》等十餘種。
    作為文學研究會骨幹的朱自清，能公允地評價創造社的老大郭沫若，其不囿於流派意識的品格，為文壇所稱道。
    朱自清在為良友圖書印刷公司編輯的《中國新文學大係·詩集·導言》中，是這樣評價郭沫若新詩的：
    他主張詩的本質專在抒情，在自我表現，詩人的利器隻有純粹的直觀；他最厭惡形式，而以自然流露為上乘，說詩不是“做”出來的，隻是“寫”出來的……他的詩有兩樣新東西，都是我們傳統裏沒有的——不但詩裏沒有——泛神論與二十世紀的動的和反抗的精神。中國缺乏冥想詩。詩人雖然多是人本主義者，卻沒有去摸索人生根本問題的。而對於自然，起初是不懂得理會；漸漸懂得了，又隻是觀山玩水，寫入詩隻當背景用。看自然作神，作朋友，郭氏詩是第一回。至於動的和反抗的精神，在靜的忍耐的文明裏，不用說，更是沒有過的。不過這些也都是外國影響——有人說浪漫主義與感傷主義是創造社的特色，郭氏的詩正是一個代表。
    且不說朱自清此詩論是否經得起推敲。比如“中國缺乏冥想詩”，“又隻是觀山玩水，寫入詩隻當背景用”，就說錯了，詩經、楚辭、唐詩裏，冥想詩多得很，莊子、李白諸公從來都是情景交融，哪裏“隻當背景用”？莊子、楚辭不是多有“探索人生根本問題”的名篇嗎？“看自然作神，作朋友”，更輪不上“郭氏詩是第一回”了。屈原的《離騷》融人、神、自然於一體，構成一幅異常雄奇壯麗完整的圖畫，象征詩人高潔的品德，早“郭氏”幾千年。朱自清論郭沫若新詩時，對中國詩傳統采取虛無主義，論郭沫若就失去根基了。
    請注意，朱自清在稱讚郭沫若的詩的特點之後，特意加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不過這些也都是外國影響”。讀到此，我們應該清楚朱自清對郭沫若的新詩並不隻是讚譽。
    直到朱自清晚年，在他與葉聖陶、呂叔湘合編的《開明新編高級國文讀本》中，對所編郭沫若《地球，我的母親！》一詩解讀道：“他的詩有兩個新的主題，就是泛神論與二十世紀的動的和反抗的精神，由於前者，他把大自然看作神，看作朋友。由於後者，他要做個‘地之子’，地球的兒子。”重複了《中國新文學大係》中的觀點，反倒對郭沫若的《十批判書》的馬克思主義史學觀，表達了欽佩之情，盡管朱自清尚未掌握馬克思主義史學觀，但這證明朱自清開始走近馬克思主義。
    郭沫若的文字最早提到朱自清，是1922年7月，比朱自清日記中提到郭沫若早兩年。郭沫若在《創造十年》中說，在上海的由馬霍路遷到民厚南裏的泰東書局編輯所，他經常與張聞天、汪馥泉等作家晤麵。
    文學研究會的詩人朱自清也來過一兩次，他完全像一位鄉先生，從他的手裏能寫出一些清新的詩，我覺得有些詫異。他那右側的顱頂部有一個很大的禿了發的瘡痕，可更助長了他的鄉先生的風味。
    “清新”二字，是他對朱自清詩的評價，看不出他多麽欣賞朱自清。
    他們二人分別代表鋒芒畢露、咄咄逼人的革命作家和淡泊處世、嚴謹治學的學院派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朱、郭二人不是戰友，也不是朋友。在知識分子紛爭激烈的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朱自清能出於公心，研究和評價郭沫若的新詩和文史研究，是當時學院派學者的科學態度。後來朱自清還與吳晗、郭沫若等人合作，編輯出版了《聞一多全集》。更證明朱自清與逝者聞一多的深厚友誼，以及他的虛懷若穀對待一切人的胸懷。
    有些論者，在談朱自清推崇郭沫若新詩時說，“從一個側麵說明了民國時期學院派知識分子和有學問的革命家的互動”（《朱自清與郭沫若》）。這是說得通的，但是又說“朱自清對郭沫若的認同有力地證明了郭沫若在學院派知識分子中的巨大影響力”，就有悖於曆史真實了。倘說郭沫若曾以革命者自居，以宗派主義蔑視、攻擊魯迅、茅盾等作家，包括胡適、葉紹鈞、沈從文等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確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曾產生巨大的負麵影響。
    1948年8月，朱自清為《聞一多全集》耗去太多的心血，在出版當月，朱自清胃病發作，不幸逝世。8月15日，二十多名留港作家聯名致電清華大學，悼念朱自清。17日，中國學術工作者協會總會暨香港分會十九人，致電清華大學朱自清治喪委員會，“遙申哀悼”。9月11日，中華全國文藝協會也在香港舉行朱自清追悼會。三次追悼會，郭沫若都參加了。他是代表共產黨為朱自清先生舉行追悼活動的，而不是以逝者朋友身份出席的。
    毛澤東對朱自清的評價是：
    一身重病，寧可餓死，不領美國的“救濟糧”。
    這是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中的話，是對一生保持著光明正義的執著追求，在人生道路和文學作品中都顯示出高尚人格的、正義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朱自清的崇高評價。該文收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我是在新詩之中，又在新詩之外”
    ——聞一多探索新詩格律化中的是非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著名的“新月派”（或稱“新月詩派”）。它並不是純文學藝術社團，而是當時上流社會部分學者、作家組成的俱樂部性質團體。成立於1923年的北京。主要成員有徐誌摩、胡適、梁啟超、陳西瀅等。後來，從美國回來的聞一多、餘上沅也參加了新月社的活動。新月社在文學創作，特別是文學理論上產生不小影響，貢獻不俗。他們以徐誌摩編的《晨報副刊·詩鐫》為基地，發表詩歌創作和理論，具有鮮明的流派特點。徐誌摩的詩歌前麵已經介紹，不再重複。聞一多的《死水》為詩歌格律化提供了成功的例證。他的《詩的格律》進一步提出格律詩的音樂美、繪畫美、建築美的美學理論。聞一多和其他成員，開創了一個詩的流派，在中國新詩史上，具有不小的價值。
    聞一多是從“新月派”冉冉升起的詩人。徐誌摩在《猛虎集·序》中，這樣推崇聞一多：
    一多不僅是詩人，他也是最有興味探討詩的理論和藝術的一個人。我想這五六年來我們幾個寫詩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響……看到了一多的謹嚴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
    徐誌摩準確地概括了聞一多的詩歌創作和理論，以及他在當時詩界的地位和影響。
    聞一多與徐誌摩在詩的藝術風格上有明顯的差異，二人的性格、思想也迥然不同，如果說徐誌摩的詩是輕盈瀟灑的詩風，而聞一多的詩則更為深厚持重，但在用很高的詩藝術手段表達人生的思考與執著、愛的信念與深情方麵，他們又有太多的一致。他們是共同地、缺一不可地呈現了“新月派”的詩風和精神，推動了新詩繼承中國詩歌傳統之格律化運動。這與郭沫若等過多借鑒、模仿西方詩風，放棄傳統有所不同。
    聞一多（1899—1946），原名聞家驊，生於湖北省浠水縣一個封建世家，父親是清末秀才。聞一多自幼學習傳統詩書，六歲入塾讀四書，七歲習國文、曆史、博物等課本。1910年入武昌兩湖師範附屬高等小學，兩年後入國民公校及實修學校。同年夏，考入北京清華學校，改名多，1920年又改為一多。他曾在當時寫的自傳《聞多》中，風趣地說：
    好文學及美術，獨拙於科學，亦未嚐強求之。人或責之，多歎曰：“籲！物有所適，性有所近，必欲強物以倍性，幾何不至抑鬱而發狂疾哉。”每暑假返家，恒閉戶讀書，忘寢饋。每聞賓客至，輒踧踖隅匿，頓足言曰：“胡又來擾人也！”所居室中，橫臚群籍，榻幾恒滿。閑為古文辭，喜敷陳奇義，不屑屑於淺顯。暇則歌嘯或奏簫笛以自娛，多宮商之音。習書畫，不拘拘於陳法，意之所至，筆輒隨之不稍停雲。
    聞一多家乃是“書香門第”“耕讀世家”，《聞多》中亦說：
    先世業儒，大父尤嗜書，嚐廣鳩群籍，費不貲，築室曰“綿葛軒”，延名師傅諸孫十餘輩於內。
    家庭對教育頗為重視，其文化氛圍甚為濃鬱。每到寒暑假，聞一多率弟妹們一起讀書，寫詩，評詩，“將欲‘詩化’吾家庭也”。
    在清華讀書時，聞一多身邊也聚集了一群喜歡文學的同窗，以《清華周刊》為園地，以清華文學社為依托，共同創作新詩，互相批評。梁實秋等同學都紛紛加入。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聞一多夜抄嶽飛《滿江紅》貼在飯堂柱子上，滿腔激憤，投入運動。並擔任學生會的文書，負責組織宣傳工作。一個月後，被推舉為清華學生代表，赴上海全國學生聯合會。
    聞一多積極參加新文化運動，參與《清華周刊》《清華學報》編輯工作，同時兼顧學校文學、美術、戲劇社團活動。1919年聞一多開始試寫新詩，寫有《西岸》《時間底教訓》等詩，並編手抄本《真我集》，顯示出追求個性解放、犀利的批判鋒芒。1922年，他開展了詩歌理論研究，寫成《律詩的研究》，是較早用新的方法對詩歌進行研究的成果。
    聞一多1921年本應從清華畢業，但因參加抗議軍閥鎮壓北京八所大專學校教職員工的罷課鬥爭，被校方勒令留級一年。1922年春節，先回老家與高真結婚，5月正式從清華畢業。
    1922年夏，聞一多赴美留學，入芝加哥等大學美術係就讀，誌趣卻轉向文學。研究中國傳統詩歌外，也研究西方古典文學，尤其是英國詩歌。1923年9月，聞一多第一部新詩集《紅燭》在國內由泰東書局出版。收錄一百零三首詩歌。顯示了聞一多的才華。
    1925年，聞一多回國，先後任教於北京藝術專科學校，武漢大學、青島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大等。
    如同朱自清一樣，聞一多早年思想並不激進，但一直關切國運民瘼，為黎民黔首的困厄大聲疾呼，是一位愛國主義詩人。1927年春，他一度參加北伐軍宣傳工作。
    1928年，第二部詩集《死水》由新月書店出版，收二十六首詩，都作於回國之後。到抗戰時期，聞一多積極投入宣傳抗日救國。抗戰勝利後，目睹國民黨黑暗腐敗，終於“拍案而起”，參加愛國民主運動。1946年7月15日，慘遭國民黨特務殺害，用自己的鮮血寫出人生的壯麗詩篇。
    在《紅燭》中，詩人唱道：
    紅燭啊！
    流罷！你怎能不流呢？
    請將你的脂膏，
    不息地流向人間，
    培出慰藉的花兒，
    結成快樂的果子！
    聞一多的詩集《紅燭》，有明顯的藝術追求，內容上多是對生活的美與愛的向往、渴望和追求。藝術追求，係繼承李白、李商隱、陸遊的藝術傳統。如《李白之死》以詩的幻思寫詩人李白為追求愛與美而死去，《愛與美》超越了唯美主義，而具有更深層的意義。在思想上，《紅燭》受到了郭沫若《女神》激情澎湃、抒發時代熱情的影響。《紅燭》的出版有賴於郭沫若的幫助，是郭沫若將它介紹給上海泰東書局的。當然，聞一多很清醒地意識到，他雖與郭沫若詩歌有“同調”部分，但在思想意識和藝術觀上卻與郭沫若和創造社是有區別的。
    創造社卻把聞一多視為“同道”，甚至其成員。但聞一多卻不想加入創造社。他很欣賞郭沫若的文學天賦，也肯定創造社田漢等人的文學成績，但郭沫若與創造社無端地對文學研究會發動沒有道理的批判，聞一多是絕不苟同的。故聞一多與郭沫若、創造社雖保持文學上的聯係，並未引為誌同道合的友朋。聞一多回國後，更多地與徐誌摩和新月社有密切聯係，與創造社沒有直接聯係。
    聞一多與徐誌摩甫一相見，即有好感。1925年聞一多從美國回到北京，在謀職時，與徐誌摩“相見如故”，從此過從甚密。他頻繁而有興味地出席由徐誌摩召集的聚餐會、茶話會、討論會。8月9日，他參加新月社的茶話會，徐誌摩、湯爾和、林長民等出席。兩天後，他又參加了徐誌摩組織的午餐會。參加者有胡適、丁西林、蕭友梅、陳通伯、張仲述等各界名流。實際上，聞一多已走進北京由著名學者、作家等組成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社交圈。
    還是在徐誌摩的鼎力幫助下，聞一多在《晨報副刊》謀得編輯職務。聞一多有一段精彩的對話，寫這一謀職過程，見於聞一多8月11日參加完徐誌摩午餐會後致聞家聰的信（《聞一多全集》）。
    徐誌摩問：“謀到飯碗否？”
    聞一多答：“沒有。可否替我想想法子？”
    兩人談到了“晨副”，徐誌摩就說：“一多，你來辦罷！”
    後來，聞一多到新成立的北京藝術專門學校擔任了教務長，又借助徐誌摩主編的《晨報副刊》創辦了《詩鐫》。在這一陣地上，聞一多提倡新格律運動，已與郭沫若的《女神》詩風漸行漸遠。
    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後，徐誌摩等作家紛紛離京到滬。原計劃在上海創辦《新月》雜誌和新月書店，由徐誌摩和聞一多共同主編。但令人意外的是，聞一多1928年到武漢參與創辦武漢大學。《新月》由徐誌摩獨撐門麵，他又於1931年創辦《詩刊》。聞一多剛由武漢大學轉到青島大學任教，即收到徐誌摩的約稿信件。在徐誌摩的催促下，聞一多創作了長詩《奇跡》，寄給徐誌摩。見到《奇跡》，興奮至極的徐誌摩在《詩刊·序》中說：
    我要說的奇跡，是一多“三年不鳴，一鳴驚人”的奇跡。
    徐誌摩不幸在當年11月19日，因所乘飛機在濟南上空墜落而遇難。聞一多聞之，似乎淡然。徐誌摩在北京和青島的朋友，聞訊紛紛到濟南墜機處，去吊祭徐誌摩。聞一多並未前往，為友人灑一掬悲淚。甚至，他連一篇紀念徐誌摩的文章都沒寫。這自然為世人所不解。後來，在《聞一多年譜長編》中透露出一點端倪。聞一多的學生臧克家曾問老師聞一多，何故不寫文紀念徐誌摩？聞一多反問：“誌摩一生，全是浪漫的故事，這文章怎麽個做法呢？”
    聞一多的回答，顯然言不由衷。浪漫的故事，聞一多在青島大學與方令孺也發生過。實際上，聞一多從1928年始，與新月社、徐誌摩在精神思想、藝術旨趣上發生巨大分歧，他不到上海參與《新月》雜誌工作，轉而到武漢大學，即已表示與新月社、徐誌摩分道揚鑣。
    1926年4月至1926年6月，聞一多主編的《詩鐫》僅出十期。聞一多在《詩鐫》努力提倡新詩形式中以音節的美配合形式美、文字美的新格律詩“三美”理論，對探索新詩繼承傳統和形式的多樣化，是有益的。該年4月15日，聞一多致信梁實秋說：
    《詩鐫》同人之音節已漸上軌道，實獨異於凡子，此不可諱言者也。餘預料《詩刊》之刊行已為新詩辟第二紀元，其重要當與《新青年》《新潮》並視，實秋得毋謂我誇乎？
    自視自己是新詩理論和創作的領袖，並將《詩鐫》的曆史地位和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新青年》等相提並論，就過於自信了。
    沒過多久，聞一多欣賞的“清華四子”之一的詩人朱湘發表批評聞一多的文章，說：
    聞君是被視為老大哥的，然而老大哥是老大哥，詩是詩，完全不能彼此發生影響。而且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更得要小心，因為一不在意，便易流入標榜的毛病。所以我在沒有批評聞君的詩以前，先為自己立下一個標準，就是：寧可失之酷，不可失之過譽。
    朱湘認為聞詩之短處有兩個：一是用韻不講究，即“不對”“不妥”“不順”；二是用字“太文”“太累”“太晦”“太怪”（《聞一多年譜長編》）。
    自視甚高的聞一多當然難以接受朱湘的批評，在4月27日寫給梁實秋的信中，大為失態：
    朱湘目下和我們大翻臉，說瞧徐誌摩那張尖嘴，就不像是作詩的人，說聞一多妒嫉他，作了七千言的大文章痛擊我，聲言要打倒饒（孟侃——引者）楊（世恩——引者）等人的上帝。這位先生的確有神經病，我們都視他同瘋狗一般……這個人隻有猖狂的獸性，沒有熱烈的感情。至於他的為人，一言難盡！
    朱湘者，20世紀20年代以《廢園》《小河》和《采蓮曲》等詩篇名噪文壇，位列“清華四子”之一，又成“新月派”三巨頭之一。朱湘性格獨立，從不迎合世俗，不媚權威，反對文壇醜陋現象，並用犀利文章批評文壇的不公正狀態。
    朱湘因清高和自負，文壇可視為知己者寥寥無幾而悵惘孤寂。朱湘又才華橫溢，詩歌寫得好，文學評論也獨具慧眼。比如，在1924年12月，他以筆名“天用”，在《文學》周刊發表《呐喊》一文，在當時文壇引起普遍關注。其文態度客觀冷靜，嚴謹周詳。在充分肯定魯迅小說《呐喊》鄉土題材的價值意義的同時，也對魯迅小說的藝術結構及語言文字提出批評。例如，朱湘對《阿q正傳》獨具藝術個性的評價：“在上述八篇鄉間生活的小說中，《阿q正傳》雖然最出名，我可覺得它有點自覺的流露。”朱湘這篇不隨波逐流的評論，被台靜農收入1926年開明書店出版的《關於魯迅及其著作》一書，成為研究魯迅的重要文章。
    1926年4月10日，朱湘在《晨報副刊·詩鐫》上發表詩評《郭君沫若的詩歌》，對其詩的題材及其想象力予以讚賞。後又寫《再論郭君沫若》時，毫不客氣地批評郭詩中有模仿美國詩人惠特曼的痕跡。
    1927年9月，徐誌摩出版新詩《翡冷翠的一夜》，朱湘便發表措辭尖銳的批評文章。這是繼1926年上半年始，朱湘與聞一多、徐誌摩等交惡後寫的詩評。不獨批評這兩位朋友，朱湘對胡適的《嚐試集》也以“內容粗淺、藝術幼稚”批評之。
    朱湘對這些著名詩人，以詩論詩，既無迎合阿諛之態，也無個人恩怨混於其間。聞一多致信梁實秋漫罵朱湘，顯示他不夠寬容大度。後來，朱湘身陷困境，曾向饒孟侃求救，但聞一多竟寫信給饒曰：朱湘“不是一聲不響，便是胡扯，騙你一頓。這有什麽辦法！你若有更好的辦法，還是不必借錢給他”。盡管朱湘死後，聞一多有了後悔，寫信給饒孟侃，“我勸你不要寄（錢——引者），但我總覺得不安”。但還是暴露了聞一多的冷漠、刻薄和不厚道。
    聞一多從在清華開始，周圍就圍攏了一批詩友，特別還有一批學生輩的年輕詩人投在他的麾下。許多年輕詩人如臧克家、饒孟侃、方瑋德、陳夢家，皆是他的弟子。他們的創作和成長，都離不開這位師長的獎掖。師生關係，也可謂融洽。比如，聞一多寫信給饒孟侃說：“接到你的詩，邊走邊看，一個人笑得嘴都不能合縫。子離，你真是‘可人’。”
    聞一多愛弟子，勝過子女。他常把他們的照片置於案頭。據他說，一次他心血來潮，剛把饒孟侃的小照擺出來，第二天就接到饒孟侃的來信和詩，他說這是“心靈感應”。一次，他托同事、年輕的方令孺向其侄方瑋德要照片，為的是“想借以刷去記憶上的灰塵”。正巧方令孺手頭有方瑋德的照片。聞一多將方瑋德的照片擺在案頭，“與我對晤”。據曹未風在《辜勒律己與聞一多》一文中說，聞一多在青島的書齋，桌上擺了兩張照片，“他時常對客人說：‘我左有夢家，右有克家。’言下不勝得意之至”。聞一多經常改他們的詩，還給他們的詩集寫序言，介紹出版。學生的成就令聞一多非常振奮，他甚至將弟子視為自己的“死敵”，以示喜歡。
    誰會想到，過了幾年，僅僅因為臧克家發表的詩評中，說了一句老師的詩集《死水》“隻長於技巧”，聞一多便大為火光，指責弟子在“誣枉”他是一個“故紙堆”的“蠹魚”。後來與臧克家幾成陌路。
    有關方令孺，這裏要多說幾句。梁實秋作為他的朋友、同事，在他的《方令孺其人》中，這樣介紹方令孺：
    方令孺，安徽桐城人。桐城方氏，其門望之隆也許是僅次於曲阜孔氏。可是方令孺不願提起她的門楣，更不願談她的家世，一有人說起桐城方氏如何如何，她便臉上緋紅，令人再也說不下去。
    查1966年1月19日巴金日記，有這樣的記載：
    六點陳同生夫婦來看九姑……今天是九姑的七十歲生日，我和蕭珊同羅蓀夫婦請她吃晚飯……九點前分兩批去東湖招待所，又在九姑房內坐了一會。
    “九姑”者，乃方令孺也。方令孺在青島大學任教時，文學院院長聞一多與楊振聲、趙太侔、陳季超、劉康甫、鄧仲存、方令孺、梁實秋等教授，在教課之餘，常常把酒臨風，三日一小飲，五日一大飲，三十斤一壇花雕一擺上桌，不久即被飲罄，人稱“酒中八仙”。他們自譽“酒壓膠濟一帶，拳打南北二京”，甚是豪壯。
    同在青島大學任教的沈從文不與“八仙”為伍。寫小說《八駿圖》，即以此“八仙”為原型，諷刺世俗情欲之衝突，揭示“八駿”道德觀之虛偽，具有諷刺意味。聞一多據此與沈從文斷交。
    但是，“八仙”之一、常飲酒為樂、一直對舊式婚姻不滿的聞一多，與“新月派”詩人方令孺產生了感情。聞一多認為她“能作詩”，經常教她寫詩方法，接觸即多，就有梁實秋在《談聞一多》中所說：“方令孺與聞一多在感情上吹起了一點漣漪，情形並不太嚴重。因為在感情剛剛生出一個蓓蕾的時候，就把它掐死了。”
    梁實秋對聞一多與方令孺間的情愫輕描淡寫。作為聞一多的朋友，他在維護聞一多的形象，是可以理解的，感情這東西，有誰能說得清呢？方令孺悵然離去，為這一點漣漪，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1992年，百花出版社出版了《方令孺散文集》，序中說：“方令孺，我國現代女詩人、散文家、現代文學教授。”
    1928年1月新月書店出版的詩集《死水》，無論在思想感情上，還是在詩歌藝術上，都比《紅燭》更成熟。無論是作為愛國詩人，還是新格律詩人，聞一多的代表作應是詩集《死水》。《死水》有思想的光彩，有詩人愛國的真情。
    其中，《發現》一詩，已不單是遊子對故國的眷戀，更多的是屈原“天問”式的悲憤。愛國之情在詩裏燃燒：
    我來了，我喊一聲，迸著血淚，
    “這不是我的中華，不對，不對！”
    我來了，因為我聽見你叫我；
    鞭著時間的罡風，擎一把火，
    我來了，不知道是一場空喜。
    我會見的是噩夢，那（哪——引者）裏是你？
    那是恐怖，是噩夢掛著懸崖，
    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愛！
    我追問青天，逼迫八麵的風，
    我問，拳頭擂著大地的赤胸，
    總問不出消息；我哭著叫你，
    嘔出一顆心來，——在我心裏！
    詩集《死水》與詩集《紅燭》的差異，使詩集中多了深刻的社會內容。如《天安門》，寫的是三一八慘案；《荒村》寫的是軍閥統治下農民的悲苦境遇；《罪過》寫的是凋敝的城市裏小商小販的艱苦日子；《飛毛腿》寫駱駝祥子們為生存而苦奔的慘狀。詩中底層人民的痛苦生活，構成一幅控訴黑暗社會生活的悲慘畫圖。而《死水》一詩，既表達了詩人對黑暗社會的徹底絕望，“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清風吹不起半點漪淪”，又企盼社會發生變革，“不如讓給醜惡來開墾，看他造出個什麽世界”。
    詩集《死水》有不少抒發個人情懷的詩篇。如有對愛情的絮語，有對親情的詠歎。《大鼓師》呈現了人生的滄桑感，“我”漂泊世界，唱歌無數，待要為自己妻子唱時，“歌兒早已化作淚兒流了”。《忘掉她》是悼念早夭女兒的悲歌，“忘掉她，像春風裏一出夢，像夢裏一聲鍾”，其幽遠、縹緲的詩句裏，卻蘊藏著永遠的傷痛。《死水》已拂去了《紅燭》的浪漫輕柔的氣息，承載了太多歲月的印痕。
    從《紅燭》到《死水》，聞一多的詩歌藝術有了發展。在詩的形象、意境和想象力方麵，依如《紅燭》，但在詩歌形式的鍛造方麵，已與《紅燭》有明顯不同。《死水》大多數詩篇是按他提出的“三美”要求（音樂美、繪畫美、建築美）創作的格律詩。在這一點上，聞一多與徐誌摩提出的“把神韻化進形式去……又得把形式表現出來”的主張有些相似。聞一多認為新詩格律是“表現的利器”，並提出“新詩的格式是根據內容的精神製造成的”（《詩的格律》）。這一理論是否正確，不是此處討論的，但從聞一多因一些詩評家說其詩“長於技巧”而勃然大怒，不惜與友人翻臉來看，他對所謂新詩格律化的標榜，是經不起推敲，不合邏輯的。
    在詩集《死水》之後，聞一多在徐誌摩的堅請下作四十九行《奇跡》一詩，此後再無新詩發表。經多年從事學術研究之後，他終於明白“我是在新詩之中，又在新詩之外”，乃是他對新詩研究最具真知灼見的精辟闡述。
    詩家們在研究聞一多詩歌創作及其詩論，特別是評價中國現代格律詩的建樹上，過高地推崇聞一多的貢獻。殊不知，在提倡“現代格律詩”方麵，俞平伯、徐誌摩、戴望舒諸人，都做出了貢獻，非獨聞一多。而他們之後，格律詩衰落，除因後繼者缺乏生活的內涵，或拙於學養及藝術素養外，“現代格律詩”缺乏理論支撐是不爭的事實。五十多年後，何其芳力圖重振“現代格律詩”，收效甚微。何也？所謂“現代格律詩”是個偽命題，因為它違背了詩的藝術發展規律。
    聞一多在詩的形象、意境和想象上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創作了大量不朽的詩篇，成為中國詩史上一個有鮮明藝術個性的詩人，在新詩格律化的探索方麵，也是一位探路者。
    “一生為故國招魂”
    ——錢穆把東方的智慧帶出了樊籠，來充實自由世界
    1935年，錢穆三十多萬字的《先秦諸子係年》一書出版，引起學術界極大轟動，被學術界視為中國史學界“劃時代的巨著”，譽之為“釋古派”的扛鼎之作。
    陳寅恪對《先秦諸子係年》也極為讚賞，多在不同場合稱讚其書“極精湛”，“心得極多，至可佩服”，常將之與王國維的著作相提並論，雲“自王靜安後未見此等著作”，可謂推崇備至。
    《先秦諸子係年》在莘莘學子間，影響也很大。在錢穆曾任教的燕京大學和正在任教的北京大學反響熱烈，皆稱該書的自序，就足以讓讀北大、燕大的史學研究生細讀幾天。更有人說，該書任意十行文字都可以讓“世界上隨便哪一個有地位的研究漢學專家，把眼鏡戴上了又摘下，摘下又戴上，既驚炫於他的淵博，又讚籲他的精密”。
    顧頡剛讀了《先秦諸子係年》後，合卷歎曰：“作得非常精練，民國以來戰國史之第一部著作也。”
    《先秦諸子係年》的出版與錢穆進北平，與顧頡剛有關。1929年春，從廣州中山大學回北京途中，時已任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研究員兼曆史係教授，並編輯《燕京學報》的顧頡剛，在故鄉蘇州稍作停留。他在家鄉友人的陪同下，到蘇州中學拜訪了在校任教師的錢穆。在其辦公桌上，發現了錢穆寫的《先秦諸子係年》書稿，翻閱一下，很感興趣，遂借到家裏認真閱讀。幾天以後，顧頡剛行期在即，錢穆至顧家回訪。其時，顧頡剛已讀完《先秦諸子係年》書稿，便興奮地對錢穆說：“你的《先秦諸子係年》隻是匆匆翻閱。我看你不宜長在中學中教國文，應該去大學中教曆史。”並表示可以推薦他去中山大學任教，同時邀錢穆給《燕京學報》寫稿。
    顧頡剛回京不久，中山大學便在其推薦下，致電錢穆，聘他到該校任教。因故錢穆未能成行。
    就在這一年，錢穆刊印《劉向歆父子年譜》，開辟了一條以史治經的新路徑。胡適盛讚道：“錢譜為一大著作，見解與體例都好。”天津《大公報》也稱之為“學術界上的大快事”。
    錢穆乃自學成才，卻不迷信權威。當時康有為《新學偽經考》被學術界視為權威。應顧頡剛之約，錢穆將《劉向歆父子年譜》投給《燕京學報》。寄稿之前，錢穆有過猶豫，他知道，顧頡剛是康有為學術觀點的擁護者。而自己的文章正是證明康氏的觀點是錯誤的。但最後，他相信顧頡剛會出於公心，尊重學術研究之精神。果然，顧頡剛將《劉向歆父子年譜》發表在《燕京學報》，並以此文為由，將錢穆推薦給燕京大學任教。錢穆感慨係之，曰：顧頡剛“此等胸懷，萬為餘特所欣賞”。
    錢穆的《劉向歆父子年譜》甫一發表，影響甚大，推翻劉歆遍造群經說，在經學史上另辟以史治經的新徑，對經學史研究具有劃時代的貢獻。羅義俊說，從此“北平各大學經學史及經學通論課，原俱主康說，亦即在秋後停開，開大學教學史之先例”。
    不久，顧頡剛又向燕京大學推薦錢穆。1930年，錢穆應聘到燕京大學任講師。
    一天，校長司徒雷登在家設宴，邀燕京大學教師赴宴，錢穆也受邀。司徒雷登在酒桌上問大家對燕大的印象如何，錢穆直率而言：原本以為燕京大學是中國教會大學中“最中國化的大學，心中特別向往，我來燕大一看，才發現實際並非如此。一入校門就見‘m’樓、‘s’樓，這難道就是所謂的‘中國化’嗎？我希望把燕大各建築都改為中國名”。
    錢穆這番話，乃是第三話題。大家聽罷，相視一笑，無人應和。但司徒雷登校長聽進去並記住了。不久，燕大為此專門召開校務會議。改“m”樓為“穆”樓，“s”樓為“適”樓，其他建築也一律改為中國名稱。燕大校園有一湖，風景秀美。為給它取名，教授們紛紛獻名，皆不能入選，於是錢穆以“未名湖”稱之，此名沿用至今。錢穆直言“中國化”，用心良苦；司徒雷登從善如流，令人欽佩。
    錢穆在1931年秋，轉到北京大學任教，在曆史係開設“中國上古史”課程。與胡適的欣賞和力邀有很大關係。另一原因，乃是錢穆認為燕京大學西化傾向嚴重，雖經他向司徒雷登校長表示不滿，有些改進，但仍覺積習難改。燕京大學一般都用英文發布告通知，連收水電費等項也不例外。錢穆曾為此一年不交水電費，以示不滿。校方派人來詢問，錢穆曰：“我是學校聘來的國文教師，沒必要看英文。”雖將水電費交了，但對這種嚴重西化教育的現象，一直心有不滿。
    對燕大西化不滿，並未影響錢穆的教學工作。據當時就讀的學生李素回憶，他的教學非常受學生歡迎，成為燕大一景。李素這樣介紹賓四（錢穆字賓四）先生的教學：
    采用舊式教授法，最高興講書，往往莊諧並作，精彩百出，時有妙語，逗得同學們哄堂大笑。
    賓師是恂恂儒者，步履安詳，四平八穩，從容自在，跟他終年穿著的寬袍博袖出奇地相稱。他臉色紅潤，精神奕奕，在課堂裏講起書來，總是興致勃勃的，聲調柔和，態度閑適，左手執書本，右手握粉筆，一邊講，一邊從講台的這端踱到那端，周而複始。
    他講到得意處突然止步，含笑而對眾徒，眼光四射，仿佛有飛星閃爍，音符跳躍。那神情似乎顯示他期待諸生加入他所了解的境界，分享他的悅樂。他……和藹可親。談吐風趣，頗具幽默感，常有輕鬆的妙語、警語，使聽眾不禁失聲大笑。所以賓師上課時總是氣氛熱烈，興味盎然，沒有人會打瞌睡的。
    錢穆課堂氣氛熱烈、輕鬆，但對批閱試卷卻十分嚴格。按燕大規定，不及格可補考一次，仍不及格予以開除學籍。他教的學生裏，也會出現因此失學者。但他總是找到校方，要求重批試卷，盡力挽回開除局麵。
    錢穆來到北京大學後，他和胡適的課大受學生歡迎，為北大上座率最高的教授，當時有“北胡南錢”之說。王玉哲在《我和中國上古史》一文中，回憶錢穆之講課時說：
    錢先生講上古史與別人不同，不是從遠古講起，而是先講戰國，再逆向春秋。並且也不是一章一節、麵麵俱到地講，而是以學術問題為中心，從發現問題到解決問題，層層剖析，講得娓娓動聽，很能啟發人深入思考。
    錢穆在北大聲名鵲起，為北大著名“歲寒三友”之一。“三友”者，錢穆、湯用彤和蒙文通之謂也，“錢先生的高明，湯先生的沉潛，蒙先生的汪洋恣肆，都是了不起的大學問家”（李埏《昔年從遊樂，今日終天痛》）。
    1929年春，顧頡剛回京途中，到蘇州拜訪錢穆。在南京內學院聽歐陽竟無講佛學的蒙文通，也慕名到蘇州拜訪錢穆。之前，蒙曾寫萬言長信，表達自己對錢的學問的欽佩。二人一見如故，同遊靈岩山，同乘轎到太湖的鄧尉山遊覽。一路上，湖光山色迷人眼，但蒙文通隻顧披覽錢穆的《先秦諸子係年》書稿。邊讀邊讚歎不已，他對錢穆說：“君書體大思精，惟當於三百年前顧亭林諸老輩中求其倫比。乾嘉以來，少其匹矣。”故到北大後，方有“歲寒三友”。
    當然，錢穆在給學生上課時，也會受到挑戰。一次，在課堂上，一位學生問：“聽說先生不懂龜甲文，怎麽能講上古史呢？”
    錢穆從容答道：“我不懂龜甲文，因此課堂上不講。但同學們應當知道，龜甲文之外，還有上古史可講。你們可以試著聽聽……事有可疑，不專在古。上古也有許多不可疑之處。比如有人姓錢，此錢姓便屬古，沒有可疑。我相信其有父有祖，乃至高祖、曾祖以上三十幾代前，就是五代吳越國王錢鏐。以上還有錢姓。近來有人卻不姓錢，改姓‘疑古’，自稱‘疑古玄同’，這是什麽道理？”
    錢穆在課堂上舉例，並無諷刺錢玄同的意思，但還是有人說：“你的膽子太大了！”並告訴他，“你知道嗎？班上聽你課的裏麵，就有錢玄同的兒子，你可別惹是生非。”
    一天晚上，同事宴請，錢穆、錢玄同都在被邀之列。因其同姓同宗，主人將二人安排坐在一起。於是就有了下麵的對話。
    錢玄同：“你知道我有個兒子在你班上嗎？”
    錢穆：“知道。”
    接著，錢玄同告訴錢穆，他的兒子在上其“中國上古史”課時，將他所講一言一句，皆仔細做了筆記，他都一字不漏地看過。
    錢穆說：“是的，像他這樣勤奮好學的特別少見。”說完心裏忐忑，怕自己在課堂上有不當之詞，讓錢玄同心存不滿。豈料，錢玄同黯然且有些失落地說：“我兒子很相信你的話，不聽我的。”
    錢穆能到北京大學任副教授，與顧頡剛和胡適的鼎力相助有關。胡適邀請顧頡剛到北大任教，錢穆正向燕京大學提出辭呈。顧頡剛寫信給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他的老師胡適說：“我想，他如到北大，則我即可不來，因為我所能教之功課他無不能教也。且他為學比我篤實，我們雖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對我補偏救弊。故北大如請他，則較請我為好。”胡適同意弟子的建議，遂有錢穆到北大任教。顧頡剛則到燕京大學當國學研究所研究員兼曆史係教授。自古文人相輕，但胡適、顧頡剛卻極賞識重用錢穆，表現了真正清流的闊大胸襟。
    胡適十分欣賞錢穆的才學。有人向他請教先秦諸子問題，胡適就讓他們去找錢穆，曰：“有關先秦諸子事，可向賓四先生請教，不必再問我。”錢穆對胡適的知遇之恩，也心存感激。但他卻與胡適一直保持君子之交。一次，胡適生病，很多同人都去拜望，錢穆無動於衷。友人對他大加責備，謂之薄情寡義，辜負了胡適對他的栽培、提攜。錢穆淡然笑說，這是兩回事，我隻為感恩去看他，今後叫我如何做人？感情與學問，錢穆分得清楚，他也從未因感情而在學術上苟同胡適。
    胡適和錢穆在一些學術觀點上大相徑庭。一學生問錢穆：“舊同學告訴我，應當用心聽胡適先生與錢穆先生的課，可是二人講的觀點正好相反，不知兩位先生可曾當麵討論統一觀點？”
    錢穆沉思片刻說：“此處正見學問之需要。汝正當從此等處自有悟入。若他人盡可告汝一是，則又何待汝多學多問？”
    胡適認為老子早於孔子，錢穆則說老子晚於孔子，為此二人打了很長時間的筆墨官司。錢穆常在課堂上批評胡適之老子早於孔子論，說：“關於這一點，胡先生又考證錯了！”並指出錯在什麽地方。
    錢穆敢於與當時聲譽日隆的胡適發生爭論，可見其治學態度的嚴謹和學術勇氣。
    胡適一次上課，談起他與錢穆的論爭，風趣地說：“我反對老聃在孔子之後的說法，因為這種說法的證據不足。如果證據足了，我為什麽要反對？反正老子並不是我的老子。”
    錢穆與胡適因都做學問，而相互看重，但因對新文化運動有分歧，而彼此有芥蒂。
    錢穆一向反對新文化運動，他說：新文化運動“凡中國固有必遭排斥”，“厚誣古人，武斷已甚”，“譴責古人往事過偏過激”。自然對新文化運動的領袖胡適也多有批評。
    錢穆曾激烈地批評胡適等，“當時中病實在一輩高級知識分子身上。而猶如新文化運動諸巨子，乃群據大學中當教授，即以大學為根據地大本營”。
    錢穆甚至為自己未隨新文化運動之大浪而動感到驕傲自豪：
    時餘已逐月看《新青年》，新思想新潮流坌至湧來。而餘已決心重溫舊書，乃不為時代潮流挾卷而去。及今思之，亦餘當年一大幸運也。
    但錢穆曾對胡適大加讚譽，則與此論相悖。他說，胡適“介紹西洋新史學家之方法來治國故，其影響於學術前途者甚大”。他將梁啟超和胡適做了比較，他說梁氏著作是“精美詳備”，“惟其指陳途徑，開辟新蹊，則似較胡氏為遜”。但筆鋒一轉，又指出胡適代表作《中國哲學史大綱》也存在不足，“要之其書足以指示學者以一種明確新鮮之方法，則其功亦非細矣”。
    胡適做學問一直嚴謹，求證甚嚴，論其治學功力，也遠在錢穆之上，而錢之“其功力亦非細矣”一句，無非在抬高自己。他自己說：“餘自入北大，即如入了一是非場中。”此乃偏見，平心而論，北京大學多研究學問，少社會上的名利是非。若說北大是個學術上講是非的地方，是不錯的。連錢穆自己都說：“大凡餘在當時北大上課，幾如登辯論場。”據說，當時北大學生不分文史科，都願意去聽胡、錢二位的課，連北大教授夫人們都是聽罷胡適聽錢穆，然後成為時髦話題。
    在史學研究問題上，胡適與錢穆有些觀點不甚相同，這很正常。史學家麵對的是客觀世界，曆史的陳跡是客觀的東西，如何再現曆史事實的真相，在曆史陳跡中發現曆史精神，是胡適、錢穆的共同追求。二人又都是浩博寬豁的通儒，可以有些個人的毛病，但以他們的人格，還不會建立門戶的壁壘，彼此為敵或鉤心鬥角。
    一些資料說，錢穆去找胡適借《求仁錄》一書，胡適雖有，卻怕失而不借，結果錢穆在書攤上“僅數毛錢購得”，有什麽意思呢？
    又有人說，1933年暑假，胡適拜訪錢穆，與他商量不再聘蒙文通事，理由是蒙的方言太重，學生聽不懂。錢穆據理反駁，胡適兩次“語終不已”，“兩人終不歡而散”。於是，錢穆對胡適不滿，說：“文通所任，乃魏晉南北朝及隋唐兩時期之斷代史。餘敢言，以餘所知，果文通離職，至少三年內，當務色不到一繼任人選，其他餘無可言。”有研究者認為，此乃暗示錢穆對陳寅恪的研究並不認同。因當時研究晉到唐史的人中，文史界公認陳寅恪最權威。
    胡適並不介意錢穆對他有微詞，一直友善相待。一次，商務印書館想請胡適編一本中學國文教材，胡適立刻想到曾在中學教書多年的錢穆，便請錢合編。錢拒絕合編。他認為二人的中國文學史觀根本不同，最好各編一本，讓讀者比較閱讀。
    錢穆初到北平，其治史重考據，視胡適的門生傅斯年為同道中人。二人惺惺相惜，交往頗多。傅斯年經常邀請錢穆到史語所做客，史語所宴請賓客如法國漢學家伯希和等人時，傅斯年也多請錢穆作陪。還常常讓錢穆坐在客人身旁，特向貴客介紹錢穆的學術成就，待之不謂不尊。但僅因學術觀點有分歧，錢穆便漸疏遠傅斯年。錢穆的《國史大綱》出版，張其昀問傅斯年對此書的評價，傅斯年說：“向不讀錢某書文一字。彼亦屢言及西方歐美，其知識盡從讀《東方雜誌》得來。”張其昀道：“君既不讀彼書文一字，又從何知此之詳？”傅斯年微微一笑，避而不答。被錢穆傷透心的傅斯年，用同樣的方法回敬曾經的同道中人。
    錢穆治學有大視野，從大處入手，但作為一個從鄉間走到文化中心北平的中學畢業生，其胸襟尚不闊大，與人交往也欠大氣。
    錢穆並不是一個躲在書齋和遊走於講台的教授。其弟子餘英時在他仙逝時，所作挽聯中的“一生為故國招魂”句，極為恰切，最為允當。而他的愛國情更令人肅然起敬。
    九一八事變後，國難當頭，國人抗日激情高漲，積極投身救國禦侮大潮之中。南京政府要求全國高等學校將中國通史作為必修課。北大原本就是拉開新文化運動、開啟新時代的精神高地，現在正處抗日救國的關頭，北大教授紛紛要求肩負編講“中國通史”重任，以喚醒學生和國人的民族意識。十五位教授願意按曆史時段，分頭編講。錢穆提出，通史量大麵廣，各人對其研究成果並不一致，中間難以貫通，也難免產生矛盾，不如一個人從頭講到尾。眾教授覺得有理，便推舉陳寅恪和錢穆二人合編講，可減輕負擔。錢穆自告奮勇，認為自己完全能勝任，就不必有勞陳寅恪了。陳寅恪並不與之相爭，拱手致謝。最後，錢穆一人在北大主講自己編的“中國通史”。錢穆早年就立誌研究中國文化，為喚起國人對傳統文化的信心和民族自尊心。他走上了一條積極濟世的治學之路。多年苦讀精研“莫非因國難之鼓勵，愛國之指導”。他在《曆史與文化論叢》中，就談過治學目的，即“要為我們國家民族自覺自強發出些正義的呼聲”，現在正是自己施展所學的關鍵時刻，他滿懷愛國之誌，慷慨而談。結果好評如潮，聽者甚眾。
    “中國通史”自1933年開講，先後在北大講了四年，又在抗日戰爭時的西南聯大講了四年。這一講八年的“中國通史”，幾乎貫穿了抗日戰爭時期，錢穆講授的中心是，統一和光明是中國曆史的主流，分裂和黑暗是暫時的。因此，錢穆講的“中國通史”，頗具深遠意義。
    1935年，日本陰謀策劃“華北自治”。在愛國熱情與民族大義的驅動下，愛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為挽救民族希望，毅然出擊。胡適、錢穆、姚從吾、顧頡剛、錢玄同、孟森等百餘名北平教授聯合發起抗日活動，反對日本幹涉中國內政，並敦促國民政府早定抗日大計。
    胡適、錢穆等在國難當頭之際，始終保持知識分子的獨立精神和良知道義，有些書生意氣，更顯知識分子之卓見。
    錢穆（1895—1990），江蘇無錫人。原名思嶸，字賓四。錢穆出身書香之家，其父是前清秀才，因身體孱弱，三次鄉試均在考場病倒，從此絕跡科場。錢穆幼時在私塾讀書。後進入常州府中學堂就讀。畢業後到無錫三兼小學任教，開始自學國學經典。翌年轉私立鴻模學校任教。1919年到後宅鎮泰伯市立第一初級小學任校長，後又任市立圖書館館長。1922年秋，轉至廈門集美學校教書。一年後又回到無錫，先任江蘇省立第三師範教師，1927年轉入蘇州省立中學任教。1930年，到北平燕京大學任講師，講授國文，次年受聘為北京大學曆史係副教授，講“中國上古史”“秦漢史”“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課程，同時在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兼課。抗日戰爭爆發後，先後任長沙臨時大學、西南聯合大學曆史係教授。1939年後，又到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浙江大學、武漢大學、華西大學、四川大學、昆明五華書院、雲南大學等地任教或短期講學。1948年後，曾在廣州私立華僑大學任教。
    1950年隻身赴香港，創辦私立大學香港新亞書院，自任院長。1955年，被授予香港大學名譽法學博士學位。1960年，應邀至美國耶魯大學東方研究係講學，被授予名譽博士學位。在授博士學位時，其頌詞稱：
    你是一個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監護人，你把東方的智慧帶出了樊籠，來充實自由世界。
    1967年，結束四處漂泊生涯，在台灣定居，先後任“中國文化學院”曆史係研究所教授、台北“中國曆史學會”理監事、台北“故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又一年，當選為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1990年8月30日，九十六歲的錢穆在台北去世。
    作為自學成才的國學大師，錢穆窮其一生，致力於中國文化和中國曆史通史研究，在學界贏得“新儒學”之讚譽。他為我們留下了一筆豐富的文化遺產：《先秦諸子係年》《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劉向歆父子年譜》《惠施公孫龍》《論語要略》《國史大綱》《清儒學案》《中國文化史導論》《莊子纂箋》《文化學大義》《中國曆史精神》《人生十論》《中國思想史》《宋明理學概述》《中國曆代政治得失》《論語新解》《朱子新學案》《中國學術思想史論》等著作。
    台北聯經出版社為他出版了《錢賓四先生全集》，三編五十四冊，計一千七百萬字。
    錢穆曾說：“我把書都寫好放在那裏，將來一定有用。”他的著作，新意迭出，創見尤多，博大精深，並世難有出其右者，已成國學之瑰寶。
    錢穆晚年，辭去教職沉潛書齋，專心治學。勞神費目，目力日弱，隻能靠夫人胡美琦從浩如煙海的舊籍中查閱資料，引述文字。稿成後，再由夫人誦讀，有遺誤處，口述訂正。錢穆最後一部著作《晚學盲言》，就是這麽完成的。
    據胡美琦回憶：
    他七十三歲大病後，身體尚未完全複原，兩眼也患目疾，醫生不讓他過長時間看書，尤禁晚上看書，所以生活較前輕鬆，然而他白天仍然全日工作，這樣直到他《朱子新學案》一書完成，那是他生命中一大誌願所寄。他自己說：以後我要減少工作時間了。但也仍保持著半日正常的工作；而一遇心裏喜歡的題目，他又耐不住加倍地工作了。近幾年來，有時他對我說這幾天我真開心，寫了一篇得意的文章。但文章寫完，他總會有一場病。親戚朋友都勸我要限製他的用功時間，他們關切地說，賓四寫作了一輩子，過八十的人，也該休息休息了。
    錢穆的生命早已與學術研究相伴共生。到了生命最後一年，錢穆應邀參加新亞書院校慶四十周年。一天，他對夫人說：“這幾天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大問題，我發現了一個從未想到的大發現，真高興。”發現什麽呢？他說：“我今天發現了中國古人‘天人合一’觀的偉大。回家後，我要寫篇大文章了。這將是我晚年最後的成就了。”
    關於“天人合一”，錢穆早已講過多次，夫人以為夫婿年紀大，記憶減退，故提醒他：“‘天人合一’觀你不是早已講過多次了嗎？你怎麽自己忘了呢？”錢穆不快，說：“講過的話，也可再講。理解不同，講法也不同。哪裏有講過的話就不許再講的呢？”對於夫人始終沒能理解自己，錢穆有些失望。
    錢穆最後一篇文章，寫於生命盡頭前三個月，他在文中對自己“徹悟”儒家“天人合一”，感到快慰。
    他以前講過“天人合一”的重要性，而生命最後“才徹悟到這是中國文化思想的總根源”，他認為“一切中國文化思想都可以歸宿到這個觀念上”，“天人合一是中國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與自然合一則是中國文化的終極理想”。這無疑是錢穆對儒學的一大貢獻。
    錢穆是在“徹悟”儒家“天人合一”的愉悅中，含笑而逝的。
    斯人已去，後人對他的研究和評價並未停止。學術界基本尊錢穆為史學“一代宗師”，甚至有人稱他為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劉夢溪認為錢穆是“文化史學集大成者”，“章太炎之後，惟錢穆當之無愧”。
    楊聯升是最為推崇錢穆的，他說“錢先生的中國學術思想史博大精深”，“胡適之恐怕是寫不出來的”。
    對學者的評價，曆來都是毀譽參半。錢穆也未能幸免。在得到推崇的同時，批判也隨之而至。
    殷海光這樣評價錢穆：
    他們全然是一群在朦朧的斜陽古道上漫步的人。他們的結論是輕而易舉的從廟堂裏或名人言論裏搬出來的，他們的古典是不敢（也從未曾）和弗洛伊德、達爾文碰頭的……他們基本的心態上是退縮的，鎖閉的，僵固的，排他的。我和他們是……判然有別的。
    徐複觀批判錢穆的曆史觀，是“良知的迷惘”。
    錢穆的弟子李敖的話，意味深長：
    按說以錢穆對我的賞識，以我對他的感念，一般的讀書人，很容易就會朝“變成錢穆的徒弟”路線發展，可是，我的發展卻一反其道。在我思想定型的曆程裏，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麵去了。對錢穆，我終於論定他是一位反動的學者。
    “褒貶無一詞，豈得為良史。”（宋·鄭文寶《對雪》）評家總要對世上學問說三道四，或褒或貶，但要“疾虛妄”，“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漢書·司馬遷傳》）。諸子對錢穆的評價，要麽抬上天，要麽扔入地，都不是實事求是的態度。
    引錢穆學生餘英時祭奠老師挽聯作結，或可公允：
    一生為故國招魂，當時搗麝成塵，未學齋中香不散；
    萬裏曾家山入夢，此日騎鯨渡海，素書樓外月初寒。
    “黃門侍郎”投入胡適門下
    ——傅斯年給兒取名“仁軌”及與胡適、魯迅的關係
    1935年，年近不惑的傅斯年喜得貴子。此子係傅斯年與俞大彩所生。傅有兩次婚姻。第一次，他在天津讀中學時，由祖父做主，與山東聊城鄉紳丁理臣之女丁蘸萃拜堂。對這段包辦婚姻，傅斯年頗為不滿。傅斯年在留學歸國後的1934年，在濟南與丁蘸萃協議離婚。同年8月，在同窗俞大維的撮合下，與其妹俞大彩在北平結婚。
    傅斯年與俞大彩戀愛時，十分投入，幾近癲狂。胡適在日記中有這樣的記載：
    孟真在戀愛中已近兩個月，終日發瘋，有一天來信引陶詩“君當恕醉人”，誤寫作“罪人”。我打油詩調之：“是醉不是罪，先生莫看錯。這樣醉糊塗，不曾看見過。”
    這俞大彩不僅是俞大維的幼妹，又是陳寅恪的表妹。她出身名門，自幼受新式教育，思想開放，騎馬、溜冰、打網球、跳舞樣樣精通，是當時的新女性。她曾在上海滬江大學求學，喜文學，擅英文，通書法，尤能寫絕妙小品散文。大俞大彩十歲的傅斯年，對神采飛揚、才情卓異的妻子，自是深愛有加。
    依傅家傳統，傅斯年與俞大彩生了個寶貝兒子，本應按“樂”字排行，傅斯年卻給兒子取名“仁軌”。好友羅家倫聞之，大為不解，傅斯年笑道：“你枉費學曆史，你忘記了中國第一個能在朝鮮對日本兵打殲滅戰的，就是唐朝的劉仁軌嗎？”
    劉仁軌（603—685），唐朝大臣，唐太宗奇其才，由陳倉尉累遷至給事中。顯慶四年（659）出為青州刺史。翌年，蘇定方滅百濟（朝鮮）小國後，留劉仁軌鎮守。百濟王子扶餘豐再起，進圍劉仁願於府城，劉奉命往援。龍朔三年（663），唐派孫仁師往救，劉仁軌敗倭軍於白江口，遂滅百濟。他統兵鎮守，發展生產，為滅高麗創造了條件。
    值日本對中國的侵略不斷升級之時，傅斯年給愛子取曾剿滅侵寇的唐將之名，其滅日本帝國主義之信心，昭然。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人矢野仁一發表《滿蒙藏本來並非中國領土》一文，企圖為偽滿提供理論依據。傅斯年立刻組織方壯猷、徐中舒、蔣廷黻等人，一起編寫《東北史綱》，以確鑿事實，向世界證明中國的領土，有力地駁斥了日本人“滿蒙藏在曆史上非中國領土”的謬論。《東北史綱》出版後，由李濟節譯成英文，遞交國際聯盟。遂有國際聯盟李頓調查團的報告書依此觀點認可東北是中國領土的結論。
    一些史家認為，麵對日本侵華的咄咄態勢，國民黨采取妥協態度，與日談判，“妄圖換取暫時的和平”。關乎國家民族存亡，曆史證明，投降和速戰之論，皆不可取。在如何抗戰問題上，傅斯年曾與老師胡適發生過矛盾。
    胡適發《保全華北的重要》，傅斯年遂認為胡適有主和之嫌，勃然大怒，以退出《獨立評論》表明態度。一些史家為批判胡適，捏造胡適與傅斯年之爭，係主戰與主和之爭。有趣的是，這些論者，是一直視傅斯年為反動文人而加以撻伐的。此時，傅斯年隻是他們手中的一塊磚頭，目的是打擊胡適的。而事實是，傅斯年看過胡適許多關於抗戰的文章，又在丁文江等友人的勸說下，特別是與老師胡適長談之後，了解了胡適的真實意圖後，與老師重修舊好。
    抗日戰爭爆發前，傅斯年對蔣介石消極應對日本的政策不滿，屢屢發表時評。他在給友人的信函中，將蔣介石稱為“蔣”或“委員會”，多有輕蔑之語。
    20世紀30年代初期，談到北京大學，都會說支撐北大的是“三駕馬車”。“三駕馬車”者，胡適、傅斯年、葉公超之謂也。胡適為領袖，傅、葉乃左膀右臂。
    這種說法有些片麵，準確地說，胡適、傅斯年、葉公超等，都是在共同輔佐蔣夢麟校長治理、建設北京大學而已。蔣夢麟回憶說：
    九一八事變後，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參謀就是適之和孟真兩位。事無大小，都就商於兩位。他們兩位代北大請了好多位國內著名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後之複興，他們兩位的功勞，實在太大了。那個時候，我才知道孟真辦事十分細心，考慮十分周密。
    蔣夢麟在1922年就與傅斯年有過關於辦教育的深談。那是蔣夢麟以北京大學教務長的身份到歐洲考察時，與在英國留學的傅斯年的一次談話。蔣夢麟到德國後，對那次長談意猶未盡的傅，給蔣夢麟寫了一封信，勸他此次考察要特別注意的是，一是比較歐洲各大學行政製度，二是各大學學術重心和學生的訓練。傅的視事與處事的能力，讓蔣夢麟刮目相看，到了20世紀30年代初，蔣夢麟當了北大校長，自然會倚重胡、傅二人。
    傅斯年是胡適的得意門生。1917年，胡適初到北京大學任教，講授“中國哲學史”。初入北京大學的傅斯年，正追隨國學大家黃侃，人稱“黃門侍郎”。他轉投胡適門下，純屬偶然。一次，同宿舍的顧頡剛，很猶豫地對他說，自己所修的“中國哲學史”出了問題。胡適教授講“中國哲學史”之前，是由陳漢章執教。陳講了半年，才講到周公。而胡適卻將哲學史攔腰斬斷，一上來就從周宣王講起。這讓聽課的學生甚為吃驚。顧頡剛說，“駭得一堂中舌橋而不能下”。不少學生認為胡適真的如一些老派教授所雲，是在“胡說”，此等教授豈能登堂傳道授業。於是，打算將胡適逐出講台。顧頡剛拿不定主意，就請已在北大校園裏大有威望的傅斯年去聽聽，然後再做決斷。傅斯年果真就去聽胡適的課。聽罷，他對同學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胡適這才脫離被驅的險境。也正是聽了胡適這堂課，傅斯年始投胡適門下，參加新文化運動大潮。
    陳獨秀見傅斯年改換門庭，心存疑慮，說：“這‘黃門侍郎’傅斯年，可不是細作嗎？我們不能接納他！”
    胡適不讚同陳獨秀的意見，說：“凡用人，即使有疑，也不用懷疑，何況孟真這種人。”
    傅斯年被胡適的博學、治學方法和文化人格折服，於是與羅家倫、顧頡剛、俞平伯、毛子水等，一起投入胡適門下。雖然胡適大不了他們幾歲，這位高才生卻一生奉胡適為師，結下終生不渝的情誼。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那天，已和羅家倫、顧頡剛、俞平伯等人發起成立“新潮社”，創辦《新潮》的傅斯年，成了那天學生遊行大軍的總指揮，並在遊行隊伍之前，高擎大旗，站在新時代的潮頭。
    五四運動之後，北大乃至社會突有“新潮社”社員傅斯年、羅家倫被“安福俱樂部收買”之傳聞。起因是否與5月5日，傅斯年和胡霹靂發生爭執乃至大打出手有關，不得而知。即日，傅主張北大學生應集中力量營救被捕同學，而胡則堅持繼續擴大遊行示威的規模。二人都堅持己見，以致動手互毆，傅的眼鏡被胡打壞。盛怒之下的傅斯年退出運動。所謂被“安福俱樂部收買”，係別有用心者造謠。最有說服力的是，傅斯年在當年10月，在《〈新潮〉之回顧與前瞻》（發在《新潮》）一文中，反思了五四運動，寫道：“五四運動過後，中國的社會趨向改變了。有覺悟的添了許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覺悟的，也被這幾聲霹雷，嚇得清醒”，“以後是社會改造運動的時代”。
    但謠言殺人，傅斯年與羅家倫頗為沮喪。胡適站出來，發表《他也配》一文，為自己的學生辟謠：“‘安福部’是什麽東西？他也配收買得動這兩個高潔的青年！”
    謠言止於智者，仗義執言的胡適，為弟子洗冤之舉，令傅、羅感動。
    也是這年，胡適著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出版，一時轟動學界，洛陽紙貴，再版八次，發行計兩萬多冊。這在當時，已是天文數字的暢銷書了。周氏兄弟之《域外小說集》，發行不過幾十本。但傅斯年寫信告誡老師：“我在北大期中，以受先生之影響最多，因此極感，所念甚多。願老師終成老師，造一種學術上之大風氣，不盼先生現在就於中國偶像界中備一席。”這對老師是清醒的警告。直到1926年，傅斯年再次評價《中國哲學史大綱》時，依然認為“長久價值論，反而要讓你的小說評論居先”。此論自然失當，但對老師直言評價，不一味虛美的態度，是科學的，也是真實的。
    正是傅斯年這種精神，讓胡適更加器重自己的這位“誇而有節，飾而不誣”、堅持己見的高徒。
    胡適的另一弟子羅爾綱曾說：“有朋友問過我：‘胡適最尊敬的朋友是誰？’我不能確切地回答……但是，當朋友問到我：‘胡適最看重的學生是誰？’我立刻回答說：‘傅斯年。’”
    1934年，胡適在撰寫《說儒》，據羅爾綱說，傅斯年常到胡適家與他探討。每次見他們師生交談時，總聽傅左一聲先生，右一聲先生，態度極為恭順。所以羅爾綱說，對胡適恭敬順從，“沒有一個同傅斯年這樣的”。
    這年7月，劉半農去世。北大中文係急需找人接替劉半農之缺。文學院院長胡適找到已任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的傅斯年，借羅常培救急。傅除了同意羅到北大，還特為他配備三位助理。胡適借去羅常培及其助手三年之久，不再提歸還之事。傅斯年寫信向老師討要：“莘田兄（羅常培）‘借出三年’，可謂‘久借不歸’，無專任研究員老是‘借出’之理也。”胡適用得順手，最終還是“久借不歸”。
    傅斯年與魯迅的關係，似較為繁雜。
    傅斯年不是魯迅的學生，但在他們創辦《新潮》時，得到過周氏兄弟的支持。那時，周作人在北京大學任教，與陳獨秀、胡適等人合辦《新青年》，在教育部當僉事的周樹人也與《新青年》關係密切。
    1919年1月16日，魯迅在致許壽裳的信中，談《新潮》時說：
    惟近來出雜誌一種曰《新潮》，頗強人意，隻是二十人左右之小集合所作，間亦雜教員著作，第一卷已出，日內當即郵寄奉上。其內以傅斯年作為上，羅家倫亦不弱，皆學生。
    由此信可見，魯迅還是肯定《新潮》，對傅斯年和羅家倫的文章也有好評。但有的書上說魯迅“對傅的文章讚許連連”並無出處，是臆造之語。的確，魯迅在1919年4月16日曾致信傅斯年，此信以“對於《新潮》一部分的意見”為題，發在《新潮》第一卷第五號上。信中說：“現在對於《新潮》沒有別的意見”，“《新潮》每本裏麵有一二篇純粹科學文，也是好的，但我的意見，以為不要太多，而且最好是無論如何總要對中國的老毛病刺他幾針”。此外，還提出，“《新潮》裏的詩寫景敘事的多，抒情的少，所以有點單調”。信中還自謙：
    《狂人日記》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藝術上說，是不應該的。來信說好，大約是夜間飛禽都歸巢睡覺，所以單見蝙蝠幹了。我自己知道實在不是作家，現在的亂嚷，是想鬧出幾個新的作家來。——我想中國總該有天才，被社會擠倒在底下，——破破中國的寂寞。
    魯迅這段文字很清醒，也很深刻。可惜一些史家卻視而不見。比如，魯迅對《狂人日記》藝術上不足的清醒認識，比如將自己比作蝙蝠的自謙，比如要破中國寂寞的戰鬥精神，比如對“新的作家”的呼喚和期待……這篇文章，讓我們不經意間看到一個早年真實的魯迅。
    此外，魯迅在信中對葉紹鈞等人小說的評價，也極具眼力。
    我們也可從這封信中，揣摩出傅斯年對《狂人日記》的推崇。聯係到《狂人日記》發表後，張東蓀撰文攻擊魯迅時，傅斯年奮而著文反擊，證明傅斯年是站在魯迅一邊的。
    魯迅除了支持過傅斯年等人辦《新潮》，還維護過傅斯年的尊嚴和聲譽。沈泊塵與傅斯年因對新文學的立場不同而有隙，曾給傅斯年畫兩幅漫畫。一幅畫傅斯年從屋裏扔出孔子牌位，一幅畫傅斯年捧著一個上書易卜生的牌位走進屋裏。此兩幅漫畫刊於一直反對新文化運動的《時事新報》，針對新文化運動，可謂極具諷刺意味。魯迅對此大不以為然。
    傅斯年與魯迅的淡然之交，維持到傅斯年1926年留學歸國。傅斯年在廣州中山大學任國文和曆史兩係的係主任，後魯迅也到中山大學任教。兩人曾有一段交往親密的友誼。當時二人忙於教學，得其所哉。據當時在中山大學讀書的學生鍾功勳回憶：
    孟真師博學多才，開的課很多……有《中國文學史》《尚書》等五門課……《尚書》除《盤庚》《康誥》等二三篇外，其餘他都可背誦。常常在黑板上一段一段地寫，並沒有《尚書》在手裏……孟真師上堂不帶書，隻帶幾支粉筆，登台後就坐在藤椅上，滔滔不絕地講，講得很快，無法筆記。他隨著興之所至寫黑板，常常不管下課鍾聲的。
    另一位學生溫梓川回憶：
    記得那年秋季開學時，中山大學請來了一個肥頭胖耳的大塊頭，他有一頭蓬鬆的亂發，一對玳瑁的羅克式的大眼鏡，他經常穿著那時最流行的大反領的abc白襯衫，沒有打領帶，外麵罩上一套白嗶嘰西裝，那副形容，說起來就是那類不修邊幅的典型，但卻顯出了與眾不同的風度。他似乎永遠是那麽滿頭大汗，跟你說不上三兩句話，便要掏出一方潔白的手巾揩抹他的汗珠，他老坐在中大出版部附設的民俗學會裏，滿頭伏在室中央的一張大方桌上寫著什麽。
    學究式的傅斯年剛到中山大學時，是勤奮、敬業而快樂的，從學生的回憶看，學生對他的學問根基的紮實、教學的認真、品行的端厚是很敬佩的。但傅斯年擬請同窗顧頡剛來中山大學執教，他與魯迅的關係突然改變了，他的忙碌而愜意的生活也改變了。
    先是魯迅聞之，發雷霆之怒：“鼻（顧頡剛）來，我就走！”傅仍堅持請顧到中山大學。為不致刺激魯迅，傅先讓顧到外地購書，暫緩到校。魯迅聞之，即提出辭呈。傅斯年為魯迅大鬧而感委屈，到教務長朱家驊那裏痛哭失聲，然後和顧頡剛一起提出辭呈。校方深感為難之際，學生表態三位學者都要留下。朱家驊隻好硬著頭皮，在三人間斡旋。魯迅毫不退讓。
    從1927年5月30日魯迅致章廷謙的信中，我們才知道，魯迅之絕不與“紅鼻”（顧頡剛）為伍，係魯迅視顧為政治仇敵，不共戴天。信中說：
    當紅鼻到粵之時，正清黨發生之際，所以也許有人疑我之滾，和政治有關。實則我之“鼻來我走”（與鼻不兩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黴之至）之宣言，遠在四月初上也。然而顧傅為攻擊我起見，當有說我關於政治而走之宣傳，聞香港《工商報》，即曾說我因“親共”而逃避雲雲，兄所聞之流言，或亦此類也歟。然而“管他媽的”可也……
    前天聽說中大內部又發生暗潮了，似是鄒（魯）派和朱派之爭，也即顧傅輩和別人之爭，也即本地人和非本地人之爭，學生正在大帖（貼——引者）標語，擁朱驅鄒……
    本書不願置評魯迅所謂“因‘親共’而逃避”之論，因為沒有任何材料證明，魯迅在1927年有“親共”的經曆。但他對傅斯年和顧頡剛之怨懟，多是猜忌所致。魯迅眼中的顧頡剛，不僅是“梅毒菌”，還是要迫害他的“清黨”人物。而事實是顧頡剛乃一正直博學的學者。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為兩屆政協委員、兩屆人大代表。
    至於傅斯年，魯迅也冤枉了人家。連他自己也在1937年5月15日另一封致章廷謙的信中說：“當紅鼻到此時，我便走了；而傅大寫其信，給我，說他已有補救法，即使鼻赴京買書，不在校；且宣傳於別人。我仍不理，即出校。”傅斯年“大寫其信”，想“補救法”挽留魯迅，何錯之有？自己如此偏執，也昭昭。聯係魯迅與很多人的齟齬，並不奇怪。
    魯迅在這封信中，對傅斯年讓顧頡剛到北京去買書，也憑空非議：
    現已知買書是他們的豫定計劃，實是鼻們的一批大生意，因為數至五萬元。但鼻係新來人，忽托以這麽大事，頗為不妥，所以托詞於我之反對，而這是調和辦法，則別人便無話可說了。他們的這辦法，是我即不辭職，而略有微詞，便可以提出的。
    魯迅信中，對傅斯年讓顧頡剛去買書，認為是早就預謀的“豫定計劃”，而且“實是鼻們的一批大生意”。事實是，傅托購書很有經驗的顧代中山大學買書，是為充實學校圖書館之舉，迄今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傅、顧在此謀取私利，貪贓枉法。寫信臆斷人家謀私，遭到詬病的卻是羅織罪名構陷他人的魯迅。
    後來，傅斯年與顧頡剛也反目，那是因為顧喜獨立研究，不願在中山大學擔任行政職務，未經與傅斯年溝通即離開中山大學到燕京大學任教。傅對此忘恩負義之舉，大為火光，二人大吵一場。
    文人間常鬧矛盾，除了“文人相輕”以外，大都是脾氣秉性之別引起，門戶之見過重反目的亦有，但羅織罪名構陷他人的分道揚鑣，不太多。中國受儒文化熏陶，文人大多愛惜自己的羽毛和操守。
    “謬承遺命倍傷神”——文化傳統嗬護人陳寅恪
    世人多把陳寅恪之“恪”字，讀作“que”，說是因陳氏原居福建上杭，屬客家人，當地讀“恪”作“que”。據《守護語林》考證，上杭的客家話裏，根本無“q”這個聲母，“que”應為粵語的“恪”的發音。陳寅恪本人在成都燕大授課時，曾親口對人說：“我的名字念‘客’。”有人曾問陳寅恪，既然你自己將“恪”讀成“ke”，而世人卻讀成“que”，你為何不予以糾正呢？陳笑著反問：“有這個必要嗎？”於是，世人誤讀至今。其實，陳寅恪不改“恪”之讀音，乃有出處，《辭海》載：
    恪（ke課，舊讀que卻），謹慎，恭敬。《詩·商頌·那》：“執事有恪。”《新唐書·崔元綜傳》：“性恪慎，坐政事堂，束帶，終日不休偃。”其言“舊讀que卻”，可能另有原因。故讀恪為“ke”與“que”無對錯。
    民國二十四年（1935），在燕京大學研究院讀研究生的周一良，聽說陳寅恪在清華大學開魏晉南北朝史課，便慕名去清華偷聽。當時，陳寅恪已在北平各大院校聲名遠播，其博學和人品深受推崇。人們都知道，1932年夏，清華大學舉行入學考試，中文係代主任劉文典找到陳寅恪，請他出國文考試題。
    陳寅恪很快將作文題“夢遊清華園記”擬出，外加對對子：“孫行者”“少小離家老大還”等；二三年級轉校生有“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等；研究生試題中的對對子，是“墨西哥”。
    考生學養和臨場狀態不同，作文有好差之分，但對對子則五花八門，讓評卷者大出意外。對“孫行者”者，有以“豬八戒”“唐三藏”“牛魔王”對之。更有不滿者，怒對“王八蛋”。當然也有以“祖衝之”對“孫行者”，以“人比黃花瘦”對“情如碧海深”者。陳寅恪見之，不禁擊掌讚歎。原本，“孫行者”的答案是“胡適之”，“蓋猢（胡）猻（孫）及猿猴，而‘行者’與‘適之’意義音韻皆可相對”。考生中，周祖謨、張政琅等正是以“胡適之”相對。此次考試，在教育界成一時佳話。
    但是，也有人大不以為然，劉叔雅等群起攻之，認為此等考試是開曆史倒車。陳寅恪不得不在《學衡》雜誌發表《與劉叔雅論國文試題書》一文，指出這麽考，乃考應試者能否知分別虛實及其應用；能否分別平仄聲；知考生讀書之多少及語藏之貧富；知思想條理如何。這是以最簡單的方法測驗應試者的基本功。言之有理，質疑之聲漸息。
    正因如此，慕其大名，北平城內的各大學校的師生，成群結隊，出西直門，過海澱鎮，或騎車，或雇驢腳，或步行，到三十裏外的水木清華去偷聽陳寅恪的課，成為當時北平的別樣風景。見衣著講究的路人，絡繹不絕地在古驛道上出現，強盜聞風而勸，企圖攔路搶劫。但師生結伴而行，前去“聆聽陳寅恪上課時那如同天幕傳過來的梵音絕唱”，賊人也不忍下手。
    周一良常聽陳寅恪表弟俞大綱（其妹嫁給傅斯年）談到陳寅恪，誇他學問博而精，於魏晉隋唐史學方麵的造詣尤深。於是，周一良從燕京未名湖畔，到近在咫尺的水木清華去偷聽陳寅恪的課。同往的還有在中央研究院曆史研究所工作的餘遜、勞幹。
    周一良回憶：
    第一堂課講石勒，提出他可能出自昭武九姓的石國，以及有關各種問題，旁征博引，論證緊湊，環環相扣。我聞所未聞，猶如眼前放一異彩，常常為之所吸引。
    周一良與餘遜、勞幹聽罷，甚是欽服。三個京劇票友，都說像看了當時名角武生楊小樓的拿手好戲一般，連呼“過癮”。從此，偷聽陳寅恪的課，成了他們的必修課。
    周一良原在燕京大學師從洪業（煨蓮）教授，聽他講曆史方法課，覺得受益匪淺。對洪業教授所說，隻要掌握了曆史之“何人”“何時”“何地”“何事”“何如”之“五何”，“你就掌握了曆史”的教導一直牢記於心。今又聽陳寅恪的課，懂得講問題不僅細致周密地考證出某事之“然”，而且常常講出其“所以然”，聽起來有深度，有說服力。他認為陳寅恪補充了洪業教授的“五何”之論，即“為何”。有“六何”之法在手，便開通了進入曆史的通道。
    後勞幹回憶：
    在陳先生未曾上課以前，同學們已經知道陳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上課以後大家因為注意的關係，每一個人印象都很深。此時方在初春，餘寒未盡。陳先生穿的厚袍加上馬褂，攜著一大包書，用橙黃的包袱包著。清瘦的麵龐夾著神情奕奕的目光，給人一個清晰的聯想，想到這位蓋世的奇才……寅恪先生身材瘦削，並且也不高大；加上了具有神采的雙目和高聳的鼻子，的確有些像“甘地型”的人物。
    陳寅恪留學歐美十多年，其學識淵博，為中外學人稱頌，而其裝束如鄉間隻知“子曰”“詩雲”的老私塾先生。但就是一位這樣的老人，在課堂“恒閉目而思，端坐而講，奮筆而書”，所舉史料詳記卷數、頁數，反複論證。所論者皆關宏旨，絕無遊詞，每課皆自立己說，非好奇之異，目的實隻在求真。
    漢代應劭在《風俗通義》中說：“儒者，區也。言其區別古今，居則玩聖哲之詞，動則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製，立當時之事，此通儒也。”陳寅恪自然是大儒，而他的學問在於研究曆史，與廟堂無關。章太炎通儒也，然恃才傲物，過於狂傲。陳寅恪則謙虛謹慎，他的學問到底有多大，世人無有說清楚者。陳寅恪也從未將所學炫耀於人。僅舉幾例。
    遊學歐、美、日，陳寅恪以博學聞名天下。與陳寅恪同時代的友人羅家倫評論他：“寅恪從哲學、史學、文字學、佛經翻譯，大致歸宿到唐史與中亞西亞研究，又供他參考應用的有十六七種語言文字，為由博到精最成功者。”
    在清華，梁啟超先生講某一問題時，常對學生說的一句話是：“你們去問陳先生。”
    20世紀30年代，有一次，陳寅恪在講到當時流行的學說時，這位曾多年留學德國的老人，笑著說：馬克思和弗洛伊德兩派學說，其實《孟子》中“食色，性也”四個字已足以概括了。聽過這堂課的學生卞慧新回憶：“不佞體會，先生既輕視又肯定兩派之說，隻是認為兩派各得真理之半，沒有必要過分張皇強調。”據陳寅恪自己說：“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我立刻到圖書館借閱《資本論》。”這樣算起來，陳寅恪可能是中國最早讀德文原版《資本論》的中國人。
    陳寅恪為我們的文化留下了多少財富？無法估計。
    僅粗略地統計，陳寅恪在20世紀的中國學界，給曆史學、宗教學、語言學、考據學、文化學及中國古典文學等領域留下一筆豐厚的文化遺產。其中一些領域的研究，極具開拓性意義。
    馮友蘭在《懷念陳寅恪先生》一文中，對他留下的文化財富，做了這樣客觀與公允的概括：
    中國封建的曆史學，大都是大人物紀傳的總集和一些“斷爛朝報”的匯編。寅恪先生用近代史學的方法，研究他所掌握的豐富史料，使中國的曆史學遠遠超過封建時代水平，他是中國近代史學的創始人或其中極少數人之一。
    陸鍵東先生在《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中縱覽他的一生時說，他那並不平坦的一生，“泛溢著一種博大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情懷。它不僅使陳寅恪的生命過程從始到終彌漫著一種文化意緒，這還因為陳寅恪文化生命的巨大魅力，而令經受了20世紀數次社會重大變革的當世知識分子（以及後世學人），在以曆史的理性回首這一段文化的曆史進程時，不得不重新審視中國學人之‘根’所原有的位置。中國傳統文化在20世紀因了陳寅恪的存在，增添了一段十分感人的傳奇”。
    傳統的中國文人，特別是民國初期的大師們，大凡有才學者，或狂傲，或峻急，或狂戾，或伐異，或惡劄，或癖怪，或瘋癲。而陳寅恪雖博學，卻虛懷、諍友、清潔。
    陳寅恪十三歲留學日本，在東京弘文學院就讀。與也在那裏求學的魯迅是同學。
    查1915年4月6日魯迅日記，記曰：
    晴，大風。上午得二弟信又一明信片，並二日發。贈陳寅恪《域外小說》第一、第二集，《炭畫》各一冊，齊壽山《炭畫》一冊。
    陳寅恪與魯迅即為同學，當有交往。但魯迅除在這篇日記中，提到陳寅恪外，似再無涉筆。而陳寅恪的文字中，幹脆不提魯迅。
    陳寅恪晚年這樣解釋他不與魯迅交往的緣由：魯迅的名氣越來越大，最後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蓋槨，繼而成為“先知先覺”和“全知全覺”的聖人，他怕言此事，被國人誤以為自己像魯迅所說的那樣，成為“謬托知己”的“無聊之徒”，“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賣錢，連死屍也成了他們的沽名獲利之具”。
    陳寅恪的表白沒有涉及自1915年相識至魯迅晚年二十年間的交往經曆，而隻談魯迅晚年以及過世後，這背後藏有深意，其間的不屑和嘲諷，世人是看得清的。一生都不願談魯迅的，還有一位大師，便是如同陳寅恪一樣靈魂高潔的錢鍾書先生。
    陳寅恪與王國維是好朋友。王國維沉湖之前的最後一夜，是先到老友陳寅恪家小坐，翌日自沉於頤和園魚藻軒前的昆明湖。晚上，清華同人及學生手執素燈，移王國維靈柩到清華南成府的剛秉廟停靈設祭。陳寅恪身著長袍，行舊式跪拜大禮，在洋化了的清華大學，殊為奇觀，吳宓及研究院學生，也仿效陳寅恪，以舊式祭奠之禮，長跪王國維靈前。
    陳寅恪挽王國維曰：
    十七年家國久魂銷，猶餘剩山殘水，留於累臣共一死；
    五千卷牙簽新手觸，待檢玄文奇字，謬承遺命倍傷神！
    在魯迅發表《談所謂“大內檔案”》，稱王國維是“在水裏將遺老生活結束”時，陳寅恪在《挽王靜安先生》一文中，認為王國維自沉是“殉清”，又在《王觀堂先生挽詞》序中，提出王國維“殉文化”說。他再在《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中，重申以一死見“獨立自由之意誌”之旨。他認為王國維自沉昆明湖的原因是：
    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
    兩年以後，清華研究院同人，請陳寅恪為王國維撰寫碑文。陳寅恪為故友寫的碑文是：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誌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固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聖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一以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誌，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舍，係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陳寅恪與胡適的關係，也可一提。
    對陳寅恪的博學，胡適是有體會的。當年，胡適花費很大力氣，寫了《陶弘景的真誥考》。得出《真誥》抄襲《四十二章經》的結論，沉醉於“發千餘年未發之覆”之愉悅。但傅斯年告訴他，陳寅恪早就說過《朱子語類》中，曾經指出《真誥》有抄襲《四十二章經》之處。胡適找來這部南宋朱熹講學語錄一百四十卷之《朱子語類》的“老氏”“釋氏”兩卷來查看，果然如是。心中便對陳寅恪有了深刻印象。
    解放軍進入北平之前，北平經濟衰退，社會動亂，物價飛漲，民生凋敝。即便陳寅恪這樣的大學教授，也窮得連買煤取暖的錢都沒有。陳寅恪的學生季羨林將老師的窘境告訴了胡適。胡適聞之，馬上決定贈一筆大數目美元給陳寅恪。陳寅恪很感動，表示願將自己所藏圖書讓與胡適，以抵巨款。胡適婉言拒絕。後季羨林以北京大學的名義購買老師的珍藏書籍，借胡適的汽車從陳家拉走一車。據說，陳寅恪隻收兩千美元。而他的一部《聖彼得堡梵德大辭典》，價值就遠遠超過這個數。其實，是為了方便北大研究東方語言的年輕學者使用，陳寅恪借機將這些珍貴的藏書交付北京大學。
    1948年年底，解放軍解放北平時，國民黨開始“搶救學人”的計劃。胡適托鄧廣銘轉告陳寅恪，南京政府已派專機抵達北平南苑機場，擬接胡適、陳寅恪等著名學者去台灣。陳寅恪對鄧廣銘說：“走。前許多天，陳雪屏曾專機來接我。他是國民黨的官僚，坐的是國民黨的飛機，我絕不跟他走！現在跟胡先生一起走，我心安理得。”
    陳寅恪與胡適同乘飛機離開北平，中途決定不去台灣，這是胡適不曾料到的。學人間相互理解，胡適尊重陳寅恪的選擇，陳寅恪也尊重胡適的選擇。他在《對科學院的答複》中說過：“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陳寅恪一生都堅守這一思想。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曾經兩次掀起批判胡適的運動。胡適的弟子和故舊們為自保紛紛寫文章清算胡適思想，爭先恐後地與他劃清界限，連胡適的兒子也參與批判父親的運動，最後在政治高壓之下，精神分裂，抑鬱而死。陳寅恪非但不參加批判胡適的運動，反而冷眼道：“一犬吠影，十犬吠聲。”
    陳寅恪在1934年寫的《王靜安先生遺書序》，是給後世留下的一個絕響，也是陳寅恪為自己寫下的“墓誌銘”：
    先生之學博矣，精矣，幾若無涯岸之可望，轍跡之可尋……寅恪以謂古今中外誌士仁人，往往憔悴憂傷，繼之以死。其所傷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於一時間一地域而已。蓋別有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時間地域之眾人所能共喻。
    《民國清流》第四卷描寫文人抗戰時，將敘述陳寅恪大師的家國情懷。
    “表現出普遍的固定的人性”
    ——有理論素養、富有個性的嚴肅批評家梁實秋
    梁實秋於1932年夏，應邀到北京大學擔任外文係主任。
    1930年，在校長楊振聲的力邀下，他與聞一多到山東大學擔任外文係係主任兼山東大學圖書館館長。同年12月，他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譯委會主任胡適力請，開始翻譯《莎士比亞全集》。原計劃用五年至十年翻譯完這部巨著。譯者共五人，由聞一多牽頭負責，另外四位是梁實秋、徐誌摩、陳源和葉公超。
    但世事難料，詩人徐誌摩乘飛機飛往北平途中空難逝世，聞一多不踐承諾，興趣轉向研究古典文學，葉公超到官場當差，陳源南下武漢大學，後又去歐洲。五人合譯作古，老實的梁實秋深知翻譯莎翁全集意義重大，遂一個人獨自承擔此大任。
    實際上，直到1967年，耗去人生最好年華的三十八個春秋，三十七部四十冊，共計三百萬字的《莎士比亞全集》才最後譯完，由台灣遠東圖書出版公司出版。是年8月6日，舉行了盛大酒會，慶祝這一世紀工程。人們讚曰：“梁先生替中國文藝界新添了一大筆精神財富。”從此，人們稱梁實秋為“莎士比亞傳人”。
    梁實秋雖以個人之力，獨自完成浩瀚的工程《莎士比亞全集》的翻譯，卻是以文藝批評家的身份登上中國現代文壇的。
    冰心在燕京大學讀書時，在《晨報副刊》發表新詩《繁星》《春水》，風靡北京校園。在清華求學的梁實秋，偏偏寫了一篇批評文章，認為冰心這些小詩雖清新雋永，但情感湮沒於理性，缺乏奔放的熱情，隻是受印度詩人泰戈爾的影響而已。這顯示了梁實秋作為文藝批評家的天賦。
    1921年3月，他與顧一樵等人組織“小說研究會”，後擴大成“清華文學社”，聞一多、朱湘、孫大雨等皆為社員。翌年，與聞一多合著《冬夜草兒評論》，並在《創造周報》和《創造》季刊發表作品。1923年赴美留學，在哈佛大學研究院，師從白璧德，接受新人文主義。新人文主義和古典主義融合，形成了梁實秋堅持的以人性論為標識的理論核心。1926年，梁實秋回國後，先後在南京東南大學、上海暨南大學、北京大學執教，主要講西洋文學批評史。
    1928年，在上海，梁實秋參加了“新月派”。圍繞“文學與階級性”等問題，太陽社、創造社與魯迅展開大論爭時，梁實秋參加了論戰。在論戰中，太陽社、創造社諸革命作家缺乏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武裝，魯迅也剛剛深入學習馬克思主義文藝觀，他們之間的論戰又受到黨內占主導地位的“左傾”思潮的影響，於是幾成一場是非難辨的混戰。相比之下，梁實秋的略帶保守和清教色彩的新人文主義批評理論及傾向古典主義的文藝批評，顯示出一種反文學主潮的作用，但又不乏對主潮缺失的針砭，是論戰中的一道彩虹。
    梁實秋對古典主義審美方式的推崇及所提倡的健全的人性表現等，與“新月派”的藝術追求不謀而合。但對於非主流的、帶自由主義色彩的文學流脈來說，梁實秋的理論一直堅持著，而且具有一定的影響。時至今日，仍有積極意義。
    梁實秋自回國後，一直集中精力研究西方文學批評史，從而建立了自己的古典主義的道德批評意識與審美理想。研究這時期他寫的《浪漫的與古典的》《文學的紀律》及《文藝批評》等著作，會發現他在對西方文論做全麵研究後，試圖建立自己的文論體係。在他看來，他的老師白璧德提出的“二元人性論”，實際上包含善惡二元，放縱欲望就產生惡，以理智約束欲望則導向善。人性永遠貫穿著與生俱來的、原始的善與惡的衝突，於是社會就產生善惡之爭。因此，梁實秋十分讚賞老師白璧德提倡的新人文主義，清醒地意識到人性二元特點，堅信隻有發揚與依持傳統的健全的人文精神與倫理道德，來對人性進行約束引導，才能解決物化所帶來的精神淪喪的社會危機。梁實秋認為，中國儒家的倫理，可與新人文主義共融，以形成文學領域的節製與均衡，進而消弭“五四”以來的激進的思潮（《關於白璧德先生及其思想》）。
    梁實秋是“五四”以來比較清醒的文論家。他認為五四運動出於思想啟蒙的需要進行反孔倒儒是過激的，儒文化被無端否定，放縱了人性惡的一麵，社會人心失去理性製衡。故梁實秋對全盤西化、失去傳統的五四運動，特別是對新文學運動采取基本否定態度。梁實秋認為“文學發於人性，基於人性，亦止於人性”，文學的目的是“表現出普遍的固定的人性”。隻有如此，文學才有永恒的價值，才有益於引導理性，有助於“人性的完善”。
    我們不妨將創造社最具代表性的理論家成仿吾與新月社的梁實秋二人的文藝觀相比較。成仿吾先生主張文學的“自我表現”說，也非他所發明，不過是照搬法國現代哲學家和社會學家居友與德國藝術史家格羅塞的理論。到1926年，成仿吾就轉而對先前的“表現說”進行了理論反省，確信文學的“工具論”和“宣傳論”。1928年，社會變得空前政治化，又受製於當時黨內的“左傾”路線，中國的“革命文學”實際上變成國際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一部分。成仿吾等人的文藝批評生吞活剝蘇聯及日本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理論，主張文學應圖解生活、圖解政治觀念，把文學與政治畫上等號，使文學淪為宣傳工具，並由此導向徹底拋棄文學遺產，以政治批評取代文學批評，對文學“同路人”大肆撻伐，唯我獨尊。接著，他們又照搬日本共產黨福田和夫的“左傾”分裂路線衣缽，提出文學隊伍應該重新按階級屬性畫線排隊。
    梁實秋對“五四”以來的新文學運動的批評，振聾發聵，極具眼光和價值，與一批自稱革命作家者的狂妄而幼稚、激烈而蒼白的認識，形成鮮明的對比。
    梁實秋批評新文學運動全然丟棄傳統，盲目西化；太重表現“情感的推崇”，“到處彌漫著抒情主義”，“濫情表達，創作粗糙，少有雋永精美之作”；文本上追求獨創，內容卻輕淺，多是浮薄的印象或零星的感觸，“將自己的怪癖的變態極力擴展”，“實則脫離了人性的中心”。
    或許梁實秋的上述觀點有些片麵，但即便今天看來，梁實秋仍不失是一位很有理論素養、富有個性的嚴肅的文學理論家。他對新文化運動所做的有相當理論自覺性的總結和評判，其中又不無深刻的反思，如果考慮到他的苛嚴的批評對現代文學主潮的缺失又確有某些針砭作用，那麽這在現代批評發展的整體格局中又不失為一種有價值的“互補”（《中國文學通史》）。
    在青島山東大學任教時，作為“酒中八仙”之一，梁實秋沉於酒之樂。
    有一次，胡適到山東大學來演講。晚上自然有海鮮，有美酒。梁實秋、聞一多當然要以美酒招待胡適。胡適忙把太太為他刻製的“戒酒”二字的戒指亮出來，以求免戰。聞一多笑曰：“不要忘記，山東本是出拳匪的地方。”胡適等大笑不止。
    不久，胡適給梁實秋寫信道：“看你們喝酒的樣子，就知道青島不宜久居，還是到北平來吧。”
    九一八事變以後，青島山東大學也發生風潮。梁實秋便返回北平，到北京大學擔任外文係係主任，一麵照料年邁的老父，一麵主編《北平晨報》副刊。
    1936年，三十四歲的梁實秋與二十七歲的李長之相識。二人相識緣於文字之交。1935年，梁實秋發表了《偏見集》。不久，《國聞周報》即發表了一篇文章《梁實秋著〈偏見集〉》。聞一多見到後，寫信告訴梁實秋，說是清華一位剛畢業的學生寫的，頗有些見地。
    梁實秋讀到《梁實秋著〈偏見集〉》一文，文中批評《偏見集》的短處曰：“倫理的立場太過，而哲學意味的美學的興味還太少。”還指出，“一個批評家卻是寧當重在後一個方麵的”。文章條分縷析，目光銳利，文筆明晰。梁實秋甚是高興，便寫信與李長之聯絡。後來，梁實秋告訴李長之，他是第一個看穿他作品缺點的人。
    一次，梁實秋與朱光潛就美學問題發生了爭論。李長之在梁實秋主編的《北平晨報》副刊上發表《我對美學和文藝批評的關係的看法》一文，態度鮮明地支持朱光潛，稱“寧近於朱先生”，並且說：“一，美學原理可以應用到文學上去；二，文學的美不限定在文字的音、色；三，美、善不當側重，倘若側重，我寧重美。”梁實秋讀之，更加讚賞李長之對自己文藝觀的堅持，從此引為知己。
    梁實秋的理論來自美國的白璧德，所持乃古典主義立場；李長之的理論源自德國古典文藝美學，持浪漫主義態度。這兩種理論，有同有異有交叉。比如對待五四新文化運動所持的態度，梁批評新文學運動是“浪漫的混亂”，李則認為新文學運動是啟蒙運動，說它“有破壞而無建設，有現實而無理想，有清淺的理智而無深厚的情感”。在與左翼作家和批評家爭論時，梁實秋用人性論與他們的非馬克思之階級論相對立，而李長之也斥左翼為“淺妄”，根本不配稱批評家。在當時幾乎清一色的左翼聲音鼓噪中，他的見識和發聲，不啻空穀足音，與梁實秋彼此相惜，微笑麵對。
    要知道，這兩位惺惺相惜的、不合時宜的批評家，一個是社會名流、北大名教授，一個隻是初出茅廬、嶄露頭角的窮學生。而梁實秋視李長之為知己，學術上相呼應，經濟上總是出手相助窮困的李長之，這在當時文壇上也傳為佳話。
    1936年，梁實秋主編《北平晨報》副刊時，給李長之發過許多文章，如《道教徒的詩人李白及其痛苦》等，皆是李長之化名發表。後來，梁實秋編《自由評論》時，幾乎每期都給李長之留版麵，可讓李長之每期拿到二十大洋的稿酬，以解其拮據生活，即便未寫出稿件，也可預支稿費。
    李長之的自傳體回憶錄《社會與時代》，就是在梁實秋的支持下，發表在《自由評論》上的，梁實秋親自熱情寫《編者後記》向讀者推薦說，這篇自傳體回憶錄是“一個青年的誠實坦白的自述，是難能可貴的”。
    多年後，李長之對梁實秋給予的鼎力幫助念念不忘。他曾忘情地對女兒說，舊社會的知識分子幫助人，是很熱情體貼的，不是直接送錢接濟，而是讓你通過自己的智慧和勞動得到它。這樣既讓你渡過難關，又讓你很自尊體麵，梁實秋先生就是這樣幫助我的。
    《自由評論》經常發表李長之文章的同時，梁實秋又將李長之推薦到中華教育基金會做德文翻譯，遂有《關於優美感與壯美感的考察》（康德著）翻譯出來。
    梁實秋與李長之的友誼，是不講哥們兒義氣和幫派意識的，他們彼此尊重各自的文學批評的獨立觀點和品格，也不去影響對方的政治立場。梁實秋曾勸李長之加入他所在的民社黨，李長之明確拒絕。一次，張君勱請梁實秋代請李長之見見麵，李長之斷然不見，這些非但沒有影響梁實秋與李長之的友誼，反而讓梁實秋更加尊敬李長之的獨立人格。
    命運常常弄人，梁實秋與李長之彼此真心相待，一直親密無間，但是他們間的合作卻往往有頭無尾，有命無運。比如，梁實秋主編《自由評論》，他為了幫李長之糊口，常約他寫稿。李長之潛心創作，其稿往往占去《自由評論》近一半，但後來難以再像過去那樣源源不斷地為《自由評論》提供稿件。《自由評論》成了無米之炊，不得不壽終正寢。更吊詭的是，李長之用心翻譯的康德《關於優美感與壯美感的考察》一文，因主持者關琪相不滿意而無法出版，李長之的心血付諸東流。
    1945年，抗戰麵臨勝利。王雲五想由商務印書館編一套中小學課本，在全國發行。王雲五約梁實秋具體操辦此事。梁實秋約冰心編撰此套課本，一個月後，冰心退回預支的稿費，表示編不出來，決定退出。梁實秋想到李長之，李長之痛快應允。幾個月後，李長之完成了厚厚的八冊書稿。可惜交上去，商務印書館並未出版。
    梁實秋是一位自由主義作家，他除了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還不斷地發表政治時評，曾在《新月》《獨立評論》《自由評論》等報刊發表文章，反對蔣介石和國民黨獨裁專政，呼籲自由、民主、人權。同時，如上所述，他也批評“普羅文學”，反對從蘇聯和日本引進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反對左聯推行的“左傾”文藝路線。
    抗日戰爭爆發前，他不再批評國民黨和蔣介石。他在《秋實雜憶·華北視察散記》中說：
    對政治我一向有興趣，可是自從抗戰軍興我就不曾繼續寫過政治批評的文字，理由很簡單，現在是一致對外的時候。
    何懷碩證實梁實秋的上述說法屬實，他在《悵望千秋一灑淚》（見陳子善編：《回憶梁實秋》，吉林文史出版社）中說：
    抗戰起，實秋先生就不再寫政治批評了。他讀了我今年4月20日在《中國時報》所寫的《另一個中國人的看法》之後，甚為稱讚，並說：“我知道你還有很多話沒有寫出來。你對國是的意見，我很讚同。從前地方官吏丟了一個城市是死罪，現在一國丟了，沒人負責……我早已不談國是，孔子家語說：君子或行或藏，或藏或默。我屬默者，哈哈……”
    1937年6月，為了應對日本法西斯滅亡中國的罪惡勾當，由國民黨中樞籌劃，蔣介石、汪精衛聯名擬在廬山召開“廬山談話會”。
    梁實秋從北平市市長秦德純手中，收到蔣、汪的請柬，決定應邀上廬山開會。
    7月6日，梁實秋先到武漢。谘詢機構國民參政會在漢口成立，由民社黨主席張君勱推薦，梁實秋被選為國民參政會議參政員，並參加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就在此會召開前，傅斯年、梁實秋想在開會時，提出彈劾孔祥熙案。但遭到中共代表吳玉章的反對。理由是抗戰即將開始，中共支持蔣抗戰，孔雖無能，卻不能倒孔以擾蔣全力抗戰。此舉作罷，後有人說梁實秋倒孔，實際支持汪精衛。甚至至今還有人說，梁實秋在抗戰初，是擁汪精衛主和的。而梁實秋在《抗戰時的我》中卻說，在國民參政會上，他“曾聯合馬君武、傅斯年、羅隆基條陳國是，抨擊權貴，雖然書生之見，未必有當，但是已經代表輿論，略盡言責”。
    9日，在廬山，蔣介石下午邀請茶話，包括胡適、梁實秋在內的近三百名文化界、教育界名流參加了茶話會。16日，蔣、汪宴請出席“談話會”的人士，胡適代表致辭。
    有人現在仍據梁實秋的《弱國無外交》證明他擁汪主和。這裏可引幾句梁實秋的重要言辭，供讀者鑒別：
    我們中國就是一個弱國，比阿比西尼亞還弱的弱國。我們不配喊“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更不配說什麽“扶助世界上之弱小民族”，尤其不配夢想“世界大國”。我們應該幹幹脆脆的承認我們現在是一個弱國。弱國就有弱國的打算。弱國的打算就是一麵設法圖強，一麵預防亡國，無論什麽設施都應該朝這個方向走。
    中國落後，是個弱國，這是事實。承認“弱國”，何罪之有？“一麵設法圖強，一麵預防亡國”，不就是抗戰隻能打持久戰的意思？與狂妄自大，自視強國，主張速戰速決的論調唱反調，正是清醒之舉，錯在何處？
    還有，1938年12月20日，《再生》雜誌發表了張君勱寫的《致毛澤東先生一封公開信》，認定梁實秋與張君勱合謀，“妄圖給共產黨、邊區政府施加壓力，迫使其就範”，一句話，是“擁蔣反共”，其是非曲直，將在《民國清流》第四卷中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