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紂的本質是王權戰勝了神權！”660說的很堅決。

    姬周部族和殷商的矛盾由來已久，隨著姬周部族的日益壯大，周成為西方諸侯之長，這終於引起了商代統治者的警覺，最終，季曆被商王文丁軟禁絕食而死。季曆的死並沒有打斷姬周的發展勢頭，相反，他的兒子姬昌在各地網羅人才，明德慎罰，重視生產，姬周有實力不斷蠶食殷商的諸侯國。

    雙方在牧野展開對決。不料，那些奴隸及戰俘紛紛倒戈，引領著周武王的軍隊衝入城中，商紂王見大勢已去，在他往日尋歡作樂的鹿台自焚而亡。自此，商朝滅亡，大周興起。

    周代商，是一起尋常的朝代更迭，但是，這裏麵的曆史意義卻不僅僅局限於改朝換代。

    當年，周文王被商紂王拘役於羑裏的時候，將《易經》推演為六十四卦，這一成就，使周朝蒙上了濃重的神秘色彩。兩年後，滅商時機來臨，按照慣例，戰前必然要占卜，連占三次，皆為大凶。薑子牙勸諫道，“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於是，號召天下諸侯共討紂王。

    行軍過程依然充滿了“凶兆”，比如共頭崩塌、旗杆折斷等，皆被薑子牙及武王以眾望所歸、天命難違為由“糊弄”過去。

    到了朝歌城外的牧野，五萬對十七萬，兵力懸殊，且天氣惡劣，在這種“大凶”征兆下，“天命”果然取得了勝利。

    因此，周代商，這其實是一個對抗殷商“占卜”政權的過程，更是一個人心向背、擁護天命的經曆。這對於周代傳統哲學觀的創建提供了現實依據。

    公元前638年，曾經的前朝子民------宋襄公與楚成王為爭奪中原霸權，宋楚兩軍在泓水遭遇。早已列好陣勢的宋軍，本可以趁楚軍剛渡河、半渡之時、上岸未穩予以攻擊。但打著“仁義”旗號的宋襄公一定要等楚軍準備好才發起衝擊。

    其實，宋襄公的這一係列操作，在當時是完全符合“軍禮”的。

    周代商後，武王姬發的弟弟周公旦推出了“禮樂”製度，根據《周禮·春官》記載，其內容主要包括：吉禮、凶禮、賓禮、軍禮、嘉禮。從這個角度上講，我們三千年前就是禮儀之邦了。

    嚴格說來，這些禮儀不是周代所創，它們在殷商甚至之前就已經存在，但它是在周代形成了一個獨立運作的體係。這些“禮樂”，其實就是對人們行為規則的一些定義，它的本質目的是周代統治者出於治理社會的現實需要，因此，站在這個角度上講，周禮是劃分社會等級的一種標準。

    舉個例子，天子和諸侯的祭祀，其祭品就不同，飲食亦是差距巨大。天子可以每天吃羊肉，諸侯隻能逢初一十五。

    商代統治者凡事皆問神，站在這個角度上講，商朝政權本質是一種宗教和神權的結合體。周代商後，打破了****這一傳統，雖然周代統治者依然會占卜，但他們不會完全決斷於占卜，而是會根據實際形勢作出判斷，而周禮體係的推出，正好填補了宗教、神權的缺位。（摘自《武王伐紂，絕非是改朝換代那麽簡單，它打破的是宗教神權結合體》）

    周武革命，打破了商朝天命永固的政權觀念，證明了“天命無常”的天命觀。商朝貴族往往強調殷商貴族和上帝之間的關係密切，甚至宣稱他們的祖先就是上帝的子孫。《詩經、商頌》載：“有戎方將，帝立子生商”，“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大肆宣傳惟命不於常，天命靡常。“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過去殷的先王有德，克配上帝。但後來的殷王“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而周王有德，故“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資大國殷之命”而大命文王。因此，天命歸周，周王成了天之元子。周提出“以德配天”的口號，即是為取代商朝製造輿論，也是對神權法的動搖。

    周武革命，標誌著中國“尊天事鬼”或“尊天事神”的文化開始轉變了為“尊天事人”的思想，為周朝的仁政、民本思想的產生奠定了基礎，可以說是中國文化的轉型。範文瀾先生認為“夏商之間的政治文物的變革，不像商周間那樣劇烈，商周間大變革，是舊製度廢而新製度興，舊文化廢而新文化興。”因此，周武革命，不僅是一場改朝換代的腥風血雨，還是一場文化上的革新，這就是周人宣稱的“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武王伐紂：不僅是改朝換代，還是中國文明的轉型》（www.101nove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