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穆、梁睿和王誼是開國三老。
    梁睿是真正的老資格，他的上岸之路，比李穆要曲折困難一些。
    他在年少之時，以功臣之子的身份，被北周太祖宇文泰養在宮中，和宇文泰的兒子們一起長大，同師共業，情濃如蜜。
    某種程度上而言，他就是宇文泰的養子，是那種在關鍵時刻，需要舍身為國為家的養子。
    在楊堅將篡未篡之時，他被任命為益州（巴蜀）總管，但他半隻腳還沒有入蜀，王謙就在蜀中造反了。
    楊堅任命他就地率軍平叛。
    梁睿是個猛人，他二話不說就接受了命令。
    他是真正的國士，可謂招之既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
    他臨時組建起來的軍隊，勢如破竹地擊潰王謙，將王謙在成都斬首正法。
    梁睿文武全才，在蜀中他獲得了崇高的威望，他深得民心，遠近四夷，全都心悅誠服。
    但有時深得民望，也是一種累贅，梁睿是個知時達勢之人。
    在楊堅篡周立隋之後，他並沒有選擇變成另一個王謙，這既是自知，更是自省自律，也有來自於當世文宗薛道衡的勸說。
    他對梁睿說：“天下之望，已歸於隋。”
    天下大勢已定，需要早點向楊堅表態，梁睿直接一步到到位，上表勸楊堅登基，以便在新朝，撈取更多的政治資本。
    梁睿依策而行，這讓他在楊堅一朝之中，成為重臣權臣，實有功高震主，功重不賞的嫌疑。
    事實上，楊堅確實深深地忌憚，象梁睿這種手握兵權，久鎮一方的諸侯。
    這種人天然就是他的對手，在楊堅的理念中，他們可以分分鍾反抗他，是可以將他轟下台的危險人物。
    擁重兵於外，隻要聯絡大興城中的陰謀家，裏應外合之勢一成，就會成為他的心頭之患。
    梁睿深知此點，他雖然不想造反，但懷璧其罪，久居重鎮，身處猜忌之地，讓他深懷憂懼。
    他深知進退，也非常明白楊堅的為人和所思所想，為了自保，他下了三步棋。
    這三步棋，叫做“三自”。
    第一是自解。
    他自請入朝，主動缷下兵權，解除威脅。
    梁睿離開自己苦心經營的巴蜀大本營，等於放棄了作亂的資本和能力，以示真心臣服楊堅。
    第二是自閉。
    他回到京城，見到楊堅，在與他握手言歡之後，他一退朝，就對自己的家人說：“功遂身退，此其時也。”
    梁睿對自己非常狠，他立即謝病於家，閉門自守，不和任何朝官結交。
    第三是自汙。
    這通常是功高震主者的自主選擇，自汙名節，又有把柄存被拿捏，可以遠禍，讓楊堅認為自己心無遠誌，僅僅貪戀富貴而已。
    這是效仿當年蕭何，他為躲避劉邦的猜忌，貪汙受賄以自汙名節，而求自保。
    梁睿一直保持著足夠的清醒。
    他知道平定蜀中王謙之後，為人臣子的功名，已達到巔峰。
    為避免盛名所累，他很早就為自己謀劃退路。
    他選擇用貪汙受賄來自汙，但他的貪汙程度，應該已經達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
    梁睿的貪贓枉法是確定不移的事實。
    梁睿入朝不久，蜀中和朝廷之中，他的政壇對手，就召集了一百多人，組團入京，在朝堂之上，向楊堅檢舉告發梁睿的貪腐行為。
    有告發，就一定會有勘核。
    但這些告發梁睿的人，大都被定為誣陷而獲罪。
    但一而再，再而三的告發，終於讓梁睿無法穩坐釣魚台，他惶恐不已，他也必須向楊堅表態。
    梁睿上表謝罪，請楊堅治罪。
    楊堅心中通透，他非常有默契，也很大度地不過問梁睿以前的貪腐行為。
    不過，梁睿的貪腐數額過於巨大，作為警示，楊堅給予梁睿的封賞，大都是虛有其名，而不落到實處。
    楊堅的言外之意非常清楚，你梁睿已經撈得太多了，我雖然不治你的罪，但這些帳，先都記著，等到需要的時候，再一起算。
    楊堅在這件事情的處理上，體現了政治家的圓熟。
    也表明他對於那些願意放棄實權的北周同僚的一種態度。
    那就是隻要他們不反對自己，即使他們犯錯違法，他都可以包容他們，讓他們富貴一世，安享晚年。
    但並不是每個舊日同僚都能得到這種待遇。
    楊堅曾經想再次啟起用盧賁。
    但盧賁久處江湖之遠，心生怨意，應對失旨。
    楊堅勃然大怒，他直接對盧賁說：“卿若無過者，位與高熲齊。”
    轉過頭來，楊堅對群臣說道：“吾將與（盧）賁一州，觀此不可複用。”
    盧賁心中有氣，楊堅心中一樣有不平之氣。
    他說出了自己的心裏話：“如（盧）賁之徒，皆不滿誌，任之則不遜，致之則怨，自難信也，非我棄之。眾人見此，或有竊議，謂我薄於功臣，斯不然矣。”
    楊堅將閑置功臣的責任，全部推到舊日同僚們的不堪驅使，而不去正視他自己內心中的真正需求和想法。
    楊堅有一種理想，他想讓每一個人都非常識趣。
    他想讓他們都主動功成身退，這樣一來，他就可以避免“有始無終，薄於功臣”的譏誚。
    楊堅非常重視自己的名譽。
    他如所有帝王一般，有求名之心，他知道自己的一言一行，都會被記載於史冊之上。
    蘇威對此心知肚明，因為他骨子裏和楊堅一樣，也是重名甚於重命。
    他心有同感，立即拍了楊堅一個馬屁。
    蘇威心領神會地舉出，可以效仿東漢光武帝對待功臣的先例，讓他們厚祿賦閑在家。
    “至尊仁育，複作此道安之。”
    楊堅同意，遂廢盧賁於家。
    這種不流血的交接或漸變的人事政治變動，是新朝新氣象的必然。
    即使那些有能力，並且對新朝忠心之臣，楊堅出於平衡權力的需要，也有意放黜了一批官員。
    盧賁代表了一個群體，他的命運也是這群人的命運。
    但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有這種好運。
    有一批實權人物，尤其是原北周高級武將集團，由於在京城和地方長期任職，其勢力已經盤根錯節，根深蒂固。
    他們是少壯派，年紀較輕，可能成為楊堅潛在的威脅。
    楊堅展現了他冷靜、冷肅、冷酷的一麵。
    本質上而言，這些手握權力的原北周武將，才是關隴貴族集團的力量源泉。
    他們在一次次的征伐中，建立和鞏固擴大自己在朝野的勢力，然後，以家族的名義，在關隴集團之內，互相交換利益，讓其群體的聯係更加膠固。
    這個集團，或其台麵人物，思想上延續和認可了南北朝以來和君王“共治”，分享權利的政治思想。
    但時代已經發生變化。
    楊堅由於其根基不穩，得位不正，骨子裏先天就不自信。
    他甚至有一種非常強烈的不安全感，這來自於他北周的同僚，那是一種實質化和嚴重的威脅。
    以謀反被處死的宇文忻有一句名言，代表了這個群體，內心深處對楊堅真實的看法。
    “帝王豈有常乎？相扶即是。”
    可見楊堅雖然貴為天子，但他們並不覺得自己就一定低楊堅一頭。
    他們認為楊堅隻是他們扶上台麵的利益代言人，如果他們不滿意，可以隨時再扶植另外的更合適的人上台。
    宇文忻和梁士彥，劉昉在一個謀反事件中，已經全部伏誅，但他們這種思想，根植於關隴貴族集團內部。
    關隴集團，他們是一群有能力，實力和意願，能重新扶植新皇帝，建立新政權的貴戚。
    楊堅本人就出身於這個群體，對待關隴集團，他采取了既對抗又妥協的三種不同方式。
    一是用高官厚祿去吸引人。
    二是用小打小鬧去敲打人。
    三是舉起屠刀去消滅人。
    宇文忻和梁士彥，劉昉以謀反罪被誅殺，但他們在地下並不會感到孤單。
    因為不久的將來，很多的老朋友，會和他們相聚於九泉之下。
    楊堅在對待和處理這個集團時，有一種複雜的心情。
    他既需要這個集團的支持，去維係帝國的統治，也需要時刻防範被這個集團拋棄和背叛。
    這種壓力和擔心貫穿於整個隋朝，也貫穿於文帝和煬帝時代。
    有隋一代，這個勢力，隨時想再找尋可以給他們更大利益的替代者，事實證明，最後他們確實選擇了另一個代理人，那就是李淵。
    李淵是唐朝的開國帝王，李淵一族同樣也是出自於關隴集團，李淵麵對關隴集團的壓力，並不比楊堅小。
    終隋唐二朝，關隴集團和社會上頑固的士家大族利益集團，都具備左右朝政的力量，他們與時俱進，不死不滅。
    即使某個時期，沉淪落魄，但春風吹又生，直到三百多年後，一場席卷全國，殺遍天下的起義，將他們從身體上消滅，才徹底摧毀了盤踞中國社會幾百年的，大家族，大勢力，大利益的布局。
    中國傳統社會，開始進入一個完全不同的時代，但那種遠古的流風餘韻，似乎也不再餘音繞梁。
    楊堅非常現實。
    他因時因地製宜，對於集團內的對抗，他需要采取不同的對待方式。
    比如，對於太師於翼一族，他就采用了敲山震虎之法。
    在楊堅最艱難困苦的創業年代，幽州於翼和晉陽李穆的效忠，實際上是把半個江山送給了楊堅。
    因而，在楊堅篡周立隋之後，李穆為太師，於翼為太尉，都位居於人臣食物鏈的頂端。
    於翼的太尉更是人臣之最，三公之首。
    和李穆的自然老死有所區別，於翼晚節不保，他麵臨了一場牢獄之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