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知遠真乃神人。
    他初見楊廣之時，須發皆白，但轉眼之間，他的頭發，又全部變成為烏黑的色彩。
    這一招先聲奪人，果然是得道之士，莫測其高深。
    如果說楊廣剛開始隻是遵照執行，楊堅的文化融合政策，隻是去完成一項任務。
    那當他親眼見到王知遠小露一手之後，便心生敬畏，他這才知道，世外高人，確實不可輕侮。
    而玄之又玄的道家的道與術，也確實頗有門道。
    於是，楊廣心悅誠服地執弟子之禮，讓其主持江都城的玉清玄觀。
    這也從政府層麵強化了王知遠江南第一道士的地位。
    這種神跡記載於正史之上，包括佛教剛開始在中原和江南傳播時，其核心人物，都會留下很多口耳相傳的神跡。
    唯有遙遠而神秘的未知，才更有利於在民眾層麵形成震懾力，並強化其信仰。
    神跡或許是真實存在的，又或者是通過各種技術手段達到的。
    但這種神跡對於任何一個以信仰為主的集團來說，都是必要的。
    晉王楊廣非常順利地和江南的道教集團打成一片，加上其從小所受儒家的教導，他本人又是當世一流的文士，他從最根本之處，從最真實的一麵，和江南的士人和文化相融相匯。
    楊廣遠自江北而來，他對江南的傳統文化的接受，由被動到主動，再到自覺自發，一路走來，他真正成了半個江人人士。
    接受一個地域文化，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接受其語言和文字，當年東晉宰相王導，就可以操著一口流利而熟練的江南吳語。
    楊廣不遑多讓，他的正妃是江南蕭梁的皇族，他久鎮江南，為了融入江南的士人圈子，他也很快以一口軟儂香甜的吳語，混跡於江南士林。
    這為楊廣贏得了崇高的聲譽和號召力。
    但對於佛教的招撫，楊廣走過了一段崎嶇的路。
    佛教在江南有著根深蒂固的勢力和影響，並且得到政府的明令支持。
    梁武帝曾經四次舍身於同泰寺為寺奴，然後由大臣出錢億萬將其贖回。
    陳後主也曾東施效顰，隱然遵奉佛教為國教。
    有了皇帝的神光加持，佛教已隱然成了和皇權對並肩的，第二極的力量。
    雖然還遠遠達不到****，控製整個社會的思想和政治，經濟，但在江南的朝野之中，卻具有難以撼動的地位。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台煙雨中。
    漢化和本土化的佛教在江南已成為文化基因，滲入到社會的日常生活中了。
    相對於北周武帝的滅佛，佛教在江南由政府從上至下的推崇，已達到其影響力的巔峰。
    但物極必反，盛極而衰，是萬物自然之理。
    江南佛教迎來了一次極大的危機。
    隋朝第一次平陳，對其京城建康作了摧毀式的破壞，楊堅將建康的建築物全部毀壞推倒，重新讓其恢複耕地狀態。
    建康城的佛教久佛教寺院，同樣麵臨了滅頂之災，一時之間，金陵土崩，師徒雲散。
    這對於將佛教經濟和寺院集中於建康的江南佛教是非常沉重的打擊。
    即使是江南佛教首領天台宗的智者大師，也隻能遠避建康這個是非之地，而策杖荊湘，劃跡雲峰。
    但情況很快發生了變化，由於楊堅的江南政策過於簡單粗暴，直接弱化或奪取了江南豪族的傳統利益，
    江南很快叛亂重生，戰火重起。
    雖然這些蜂起的割據和叛亂，很快被楊素平息，但這次全麵的叛亂，直接改變了隋朝對江南的治理政策。
    那就是由簡單粗暴的管控，走向文化共融，和諧發展。
    而佛教作為第二極的力量，是必然要被納入共融的文化圈子的。
    楊廣就是這個實際的操控者。
    天台宗智者大師作為江南佛教領袖，天然地處於楊廣必須要籠絡和安撫的對象。
    但這個過程並不順利。
    雙方最主要的分歧在於三個字：自主性。
    楊廣想將智者大師延入江都四道場的慧日道場，這樣佛教就是政府羽翼之下，直接管控下的一種皇家流派，核心是佛教屈從於皇權，是赤裸裸為皇權服務的宗教流派。
    佛教可以發展，甚至可以野蠻生長，但是，他不能成為和世俗政權相平等的力量。
    這個理念，是楊堅以及隋朝的國策，也是曆代中國統治者對於宗教的最核心，最基本的理念和底線。
    智者大師的想法顯然不同。
    他處於佛教最好的年代，甚至於形成了一種可以和世俗政權分庭抗禮的錯覺。
    既然連當朝皇帝都要到寺廟施舍自身，如果不是隋軍的渡江南來，說不定佛教在江南會走上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
    作為天台宗的開派祖師，智者大師的眼光穿越過往的曆史，他甚至能看到往後千年，佛教的如日中天。
    也許他希望開創一個****的政體，或者，他至少想保持佛教獨立發展的地位，讓佛教成為獨立於皇權之外，有係統修行、法規和法門的人世間最重要的教派。
    所以，他不能也不想成為楊廣籠中的金絲鳥。
    這就是曆史上“三請四願”的原因。
    楊廣需要延請智者大師主持江都的慧日道場，他表現了虔誠的熱情和執著，除了他從小就受到佛教熏陶，深知其對於民眾的教化和指引以外，這也是他江南文化政策的重要一環。
    但是，他延請的前提條件，是需要在政府的羽翼之下，讓佛教明白無誤地服務於當時政體。
    楊廣先頒發了一道宣言，認為現時佛教在江南的發展處於困難時期，他自己願意為佛教提供保持和支持。
    他在文書中寫道：“橫使寺塔焚燒，如比屋流散，鍾梵輟響，雞犬不聞，廢寺同於火宅，持缽略成空返，僧眾無依，實可傷歎。”
    楊廣說了一通佛教徒們現時麵臨的艱難困境，但他將這種惡劣的局麵，全部推到江南複叛的叛亂分子身上，卻忽略了這都是隋朝政府，第一次和第二次平陳的直接後果。
    楊廣有意恢複佛教在江南的繁華，但智者大師卻深切地知道，那已是明日黃花。
    智者大師是僧人，但他其實也是一個非常優秀的政治和社會活動家，陳國君臣給他的書和詔敕，就多達四十多件。
    他在陳國，處於國師之位，陳宣帝認為他是“佛法雄傑，時匠所宗，訓兼道俗，國之望也。”
    陳宣帝甚至將始豐縣租調充作其僧人團的經費，這隱然是一個小王國的趨勢。
    也許在那一刻，智者大師在心中發願，要讓他的天台宗成為天下第一等的教派，成為可以和皇權相對等和抗衡的力量。
    智者大師一直堅持他的初心，但他本人並沒有成功做到這點，但在他死後，他的門人發揚光大，完成了他的心願。
    他的天台宗甚至在海外，比如海上島國，日本開枝散葉，天台山國清寺，也成為其祖庭。
    但在當時，楊廣的延攬他主持江都慧日道場的計劃，也在如火如荼地進行。
    楊廣不止一次地執弟子之禮，連續在589年以後的三年，分別寫信問安，並邀請其出山。
    智者大師當然也不可能完全忽視，在江南當朝執政的最高軍政首腦，佛教也不具備真正直麵對抗皇權的力量。
    智者大師非常清醒，他親眼見到了建康廟宇的轟然倒塌，也知道楊廣在江都建立佛教二個道場的實際含義。
    一入江都深似海，從此天台成絕響。
    智者大師根本無意淌楊廣這趟渾水。
    他禮節性地推辭了三次，分別用了三種理由去婉拒楊廣的邀約。
    他初陳寡德，辭不敢當；次讓名僧，推諉不赴；最終推舉自己的同學，讓他代替自己赴江都主持。
    但這都不過是隔靴搔癢，楊廣求才之心益堅，他要的是江南佛教首領的政治態度，他要的隻是智者大師。
    楊廣的意誌無法拒絕，智者大師即使本意不想來，也必需要來。
    因為在智者大師這種級別的位置上，已不再代表他本人，他身後，是江南的佛教，是無數個利益團體和個人。
    智者大師需要妥協。
    絕對的權力之下，智者大師無法再加推辭，他遵循了世俗之中，事不過三的潛規則，答應趕赴江都，麵見楊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