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更章】
    不知不覺在台南呆了半個月，唐寅在林江生的陪同下，領略了台南的田園風光與自然美景，同時也見識了許多宋洲新物。
    宋洲這個海外夷國，在蠻荒夷州建立起一個老有所依幼有所養的理想家園，靠得並不是儒家那一套理論，這不禁讓唐寅產生疑惑，他一時間更是想到林江生曾提及的何為“民”的提問。
    與林江生多番交流，唐寅得知了他要辦報的想法，於是應邀為其撰寫了“朝聞天下”的報名。
    “這番獻醜了！”唐寅停筆，拱手自謙道。
    林江生讚道：“伯虎賢弟的書法既有趙孟頫之形，又有李邕之意，其結體俊美婉媚、用筆娟秀流轉，於秀潤中見遒勁，端美中見靈動，我等愚輩遠不及也。”
    待筆墨幹透，林江生將這幅字小心收好。
    兩人走出客房，來到招待所茶室，一邊飲茶，一邊談起辦報的由來。
    “如今宋洲百姓安居樂業，豐衣足食，非是我等儒士之功，日複一日年複一年，隻怕百姓不知何為儒家經典，這正是我等讀書人擔憂之處。我林某不才，自幼習得教化，自當要為儒家發聲，所以便動了辦報的念頭。”林江生提起辦報的初衷，不由得感慨。
    唐寅放下茶盞，問道：“濡水兄，我心中好奇，宋洲不以儒家理學治民，用得又是何種手段？”
    “宋洲官府常講‘以民為本，依法治果’，其所用手段像是法家，但又雜糅著管仲的思想，我這老朽之人並不能窺探其中門道。”林江生語氣裏帶著無奈道。
    舊時代的文人就像是一個盲人，很難摸清楚新時代的大象。縱觀儒家發展史，簡單來講就像是一個zj的成型史。
    從漢武帝獨尊儒術，儒家便已吸收了其他百家精華，董仲舒搞出“天人感應”這套學說，成為了皇帝製衡諸侯，加強王權的重要工具。
    這個時期的儒家還很弱小，隻能在帝王身邊打打輔助。
    至宋朝，有儒釋之爭，程朱理學就此興起，其核心是“存天理，滅人欲”。這裏首次將“天理”拎出並強化，要求的可不隻是讀書人，對皇帝亦是如此。皇帝做不到存天理，那就是失道，正所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文彥博為何敢說“陛下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也”，其原因是因為文官掌握了“天理”——這種行為準則的解釋權。
    來到明朝，明中後期有過短暫的儒家思想混亂，這裏不得不細說。
    明初繼承了自宋以來的儒釋之爭，但在這種哲學與宗j思想的對立間，更表現出了一種相融的趨勢，到明代中葉後，終於出現了三家合一。
    明初，程朱理學並未確立官學身份，文官中宋濂佞佛，劉基近於道，兩人不是純粹的理學派人物，最後一個儒臣王禕，洪武五年（1372年）死於出使雲南梁王之命。
    宋濂的弟子方孝孺本有機會完成理學的發展任務，奈何燕王造反成功，生生打斷了這個進程。
    其後，有“倡明絕學”的曹端，但影響都在民間。
    仁、宣以後，實現了文官治國，政治體製也就從開朝轉到了治國上麵。這時候正是明代科舉取士的前期，理學再次成為科試的主要內容，儒學中對於理學的重視使其真正占據了學術思想的統治地位，於是理學權威成了一種社會的需要。從朝廷來說，樹立理學的權威，對於其所強調的文治與穩定有利。
    寂寞了一段時間的理學就此重新興起，湧現出了一些頗有成就的理學家，其主要代表人物便有薛瑄、吳與弼等。
    經過薛瑄“河東學派”與吳與弼“崇仁學派”的發揚，明代出現了理學的一次高峰。
    當時的大儒普遍堅守一個信條：儒家的道理已被朱熹等人說盡，後世的學者隻能追隨程、朱的學說，而不能有所逾越。
    然而隨著時代發展，明代社會到成化以後便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社會思想也已經產生了一些混亂。一方麵是人們對於新出現的種種社會現象的需求，另一方麵則帶有對於這些現象的疑慮，於是改造舊有的占統治地位的理論，去找尋新的理論依據，也便成為當時亟切的社會需求。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通過兼采朱熹、陸九淵之長，陳獻章的“江門之學”、胡居仁的“餘幹之學”開創了新的學術流派，為明代學術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到弘治、正德時，心學的集大成者“江門學派”傳人湛若水與“王學”創始人王守仁走上了曆史舞台。
    湛若水的心學主旨為三點，即立誌、煎銷習心、體認天理。王守仁的心學主旨為知行合一。但不管是湛若水，還是王守仁，都隻是為程朱理學做修補，把“滅人欲”變為立誌修心。
    從曆史角度看，明代中期社會思想的混亂並沒有因為心學的出現而統一，反而因為王守仁等人的離世繼續分化，直到明末徹底回歸東林理學派，最後東林派又被韃子推翻。
    滿清照樣解決不了社會思想混亂的問題，但它來了招狠的，直接文字獄，解決不了問題，難道還解決不了人？
    回顧一番再來看，儒家在明朝比宋朝又進了一步，宋朝是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明朝是文官掌權，皇帝可以換掉某位官員，但不能換掉某種思想。這個時候的儒家和zj無異。
    那為啥明朝始終不能解決社會思想混亂的問題，本源找起來不複雜，無非是社會經濟結構變了。儒家那一套理論是基於小農經濟產生，可到明中後期，大量白銀流入，有種名叫“資本”的東西出現，儒家那一套理論無法適應。這就好比你讓一輛摩托車的馬力去拉火車車皮，這怎麽玩的轉。
    況且文官們連小農經濟都整不明白，你讓他們管機房工人，管碼頭雇工，管手工業者，如何能管得過來？所以明中後期出現了很多奇葩現象，現代人一看就明白，但當時文官總能弄出一些啼笑皆非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