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這個世界的人口翻了三倍，帶來了諸多好處，但本身的耕地麵積並沒有增加。
    原本在另一個時空，漢末因為人口的流失，許多諸侯治下都不得不采取屯田。但也因為這個世界人口眾多，而變得不再需要了。
    田地是百姓們賴以生存的生產資料，但也因為耕地數量的不足，而變得更加珍貴起來。
    有人種田，卻又無田可種，也就成了一個大問題。所以在新製度之下，為戰死、傷殘、退伍的將士家屬補償田畝，未嚐不是一個好政策。
    但凡事都有利有弊，新製度在江東，不亞於一次商鞅變法。在提高了百姓參軍熱情的同時，也提高了軍隊的戰鬥力，但也暴露出了諸多問題。
    這一次的赤壁之戰和安陸之戰，屬於兩大諸侯間爭霸的戰爭，但卻沒有帶來任何經濟上的好處。反倒因為大量的傷亡，而需要大量的田畝、錢糧進行補償。
    沒有增加任何一畝地，也沒有繳獲一分一毫的錢糧，這樣無疑對揚州的財政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
    打仗永遠是一筆經濟賬，而不單單隻是雙方軍隊人數的對比，以及雙方傷亡數字的對比。而是戰前的糧草調集，以及戰後的田畝、錢糧補償。
    地就那麽多，除非能夠讓領土得到增加，不然分完就沒了。
    庫存的錢糧也就那麽多，除非戰後能夠得到繳獲，否則分完也沒了。
    想要有源源不斷的土地和錢糧供給，唯有通過三個途徑：
    一是不停地攻城略地，就好比昔日的強秦一般；
    二是增加財政收入，比如提高農業產量，以及增加其他方麵的稅收；
    三是向達官顯貴們借取。
    第一條途徑，因為如今前線糧草不足，加上夏季來臨不宜用兵，也隻能暫時放棄了。
    第二條途徑，在短時間內也是不可能實現的，唯有接下來再進行改革，然後慢慢實現。
    所以隻有第三條途徑，才可以解決眼下的困境。
    “子布，不知咱們庫存的財貨還有多少？能否將補償的田畝和糧食，用財貨來代替補償？”我有些不死心地問道。
    “主公，咱們如今庫存的財貨倒是充足，但主公之舉萬萬不可啊！“張昭大急。
    “為何啊？”我不解地問道。
    “倘若用此舉，必會引起百姓恐慌，這是一。第二個，倘若大量的財貨流入民間，還可能會導致物價上漲！”張昭解釋道。
    得，原來還有這個道理！
    看來在古代，糧食才是硬通貨，尤其是現在這個亂世，甚至比金銀還好用。也難怪，百姓們更樂意接受糧食作為補償了。
    “哎，看來還是得問大族借糧，可是動輒百萬石糧食，大族願意借嗎？又是否能借的出來？”我不禁感到了擔憂。
    “百萬石糧食，揚州境內的大族肯定是拿得出來的，唯獨有兩點需要注意。一是大族願不願意借，二是又願意借出來多少？”張昭說道。
    “嗯，你說得有道理。”
    “其實，自主公將治所遷移到金陵之後，許多來自其他郡縣的大族，多放棄了原本家鄉的田產。比如吳縣的大族，多用家鄉的田產換來的官位！但也有些大族，依舊有家人守在家鄉。但不論如何，揚州境內大族何其多也！湊一湊，總能有百萬石糧食擠出來的！”張昭補充道。
    “那咱們以誰來作為突破口呢？”我連忙問道。
    “廬江境內的大族，大多因為這幾年的動亂而被清洗一空。就連像周大都督這樣，也舉家遷移到了金陵來，所以廬江境內並無多少大族存在。而原本屬於那些大族的田地，也多在之前補償了下去，或被流民分走了。就算還有剩餘，想必也不會太多。但是昭記得，廬江境內有一人可以幫助我等，解決眼下的困境！”張昭說道。
    “誰？”我連忙問道。
    “陶侃，陶士行！此人雖非大族出身，但卻久在廬江郡丞之位上。去年戰後，在新政策出台後，廬江籍將士的補償也多經此人之手。不僅如此，此人對廬江的情況知之甚深，且在郡內名望頗高。如果能得此人相助，必能事半功倍！”張昭回答道。
    “陶侃？”我驚呼起來。
    “莫非主公聽說過此人？“張昭詢問道。
    “當然聽過，孫賁、徐琨曾經多次和我提及過此人。”我信口胡謅道。
    我哪裏知道這些？平日裏我都在研究打仗，對政事和人事真是知之甚少。
    之所以知道陶侃，是因為此人乃是東晉時期的大人物，乃是東晉排名前五的赫赫名將。
    陶侃此人不僅用兵有方，而且還是位治理之才，可以說是大大的人才一枚。
    “聽聞徐琨將軍此次隨主公一起返回了金陵，不如向徐琨將軍說明一番緣由，由他前往廬江一趟，請陶士行幫助咱們？”張昭建議道。
    “好主意！而且不瞞子布，我打算設立四大軍區，淮南軍區和三江軍區正是由徐琨、孫賁二位負責。此次徐琨將軍與我一同回來，是要接了家眷之後再去壽春赴任的！屆時，讓徐琨將軍順道往皖城一趟，找到陶侃，說明一番，豈不美哉！”我高興地說道。
    “哎呀，既然如此，事不宜遲。主公，咱們一起前去徐琨將軍的府上如何？”張昭也同樣高興地說道。
    “請。”
    在前往徐琨府邸的路上，我又給張昭講解了一番關於四大軍區和兩大軍團的事情。
    對於這種純粹的軍事問題，張昭倒是沒有發表任何地意見。唯獨對於山越問題，張昭的想法倒是與我不謀而合。
    既然殺又殺不光，打又打不服，那就設立軍區，派駐少量的軍隊，然後采取懷柔政策。
    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往，山越人也不傻，能有更好的活路，他們也不會不進行選擇，反而死扛到底的！
    注：陶侃（259年～334年），字士行。原籍鄱陽郡，吳國被西晉平定後，陶侃家遷居廬江郡尋陽縣。
    本是東晉時期名將。
    陶侃出身貧寒，初任縣吏，後逐漸出任郡守。永嘉五年（311年），任武昌太守。
    建興元年（313年），任荊州刺史。
    官至侍中、太尉、荊江二州刺史、都督八州諸軍事，封長沙郡公。
    陶侃平定陳敏、杜弢、張昌起義，又作為聯軍主帥平定了蘇峻之亂，為穩定東晉政權立下赫赫戰功。
    他精勤於吏職，不喜飲酒、賭博，為人所稱道，史稱他治下的荊州“路不拾遺”。
    在後將軍郭默擅自殺害劉胤後，即率兵征討，不費一兵一卒就擒獲郭默父子，因而名震敵國。
    唐德宗時，陶侃成為武成王廟六十四將之一。宋徽宗時，位列武廟七十二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