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要不要提出效用價值論這一塊，高翰文一開始是非常保守的。因為在傳統的儒學家國同構文化裏，是根本沒有個人位置的，甚至連家的位置都沒有。根本目的就是治國平天下，修身齊家也隻是手段而已，更別說個人的偏好感受了。個人從來都不重要。
    這玩意一寫出來，可以想象，好些衛道士該大罵高翰文如何如何的顛覆傳統文化，破話家國安寧了。
    但是現在被逼到牆角也顧不得那麽多了。
    畢竟，比起強調個人偏好的的效用價值論，勞作價值論那才更是儒學文化的死對頭。因為修身是看不見的，而勞作是看得見的。
    勞作價值論一下子就使得儒學那種玄之又玄，坐而論道的躺平治國方略顯得蒼白無力。這本質是在方法論上挖儒學的根基。
    而效用價值論還可以拐著彎說修身的人效用更高級或者高質量啥的，畢竟也沒法量化觀測。至少在方法論上還給儒學留了一點苟延殘喘的餘地。
    既然有人提了大逆不道的勞作價值論，那麽自己這個效用價值論也就顯得不那麽麵目可憎了。
    當然，接著說被逼到牆角。
    作為必要因的勞作，如果以這個客觀的東西來衡量價值，那麽會產生另一個嚴重的後果，難道不客觀的事情就不需要定價，就沒有價值了嗎？
    當對於這些非客觀的東西，你不定價，我不定價，社會失去了價格參考，那麽這些就不需要，不存在了嗎？如果還存在，那麽他們的定價權又被拱手讓給哪兒些人了？
    最根本的講，非客觀的或者主觀的東西就一定不存在嗎？
    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將直接決定效用價值與勞動價值的分野。
    正如之前有人講的，完美的圓恰恰在客觀世界找不到存在的痕跡，總是有些許誤差，完美的圓總是存在於人們的主觀想象之中。
    當一個社會否定主觀感受，無法得到定價服務時，那像很多心理疾病都會被汙蔑為吃飽了的無病呻吟。得到的必然是一個自詡客觀公正卻片麵重視物質的，功利的，跛腳的社會。
    否定主觀差異，自然會進一步到否定個體差異。任何個人的行動都必須要先尋找到公眾的必要性有理或者價值，否則就會被整個社會係統性排斥。理由便是不必須或者占用了社會公共資源。在這麽一個僵化社會裏麵，要尋求進步，幾乎是不可能的。
    危害是一方麵，但大明文化裏的崇古風氣，以古非今又是另一麵了。
    如果現在不及時出來跟勞作價值論打擂台，將來必然會有個先來後到排座次。最終柳常青那一套很可能會因為其提出的順序在前，更古老而天然享有更高的地位。
    現在雙方也可以說幾乎是同時提出的了。至少在先來後到上可不算吃虧。
    高翰文小心翼翼地對效用價值論的教案冊子內容點到即止。
    這玩意，可不興多寫，畢竟嶽百戶要謄抄上去的。
    勞作價值論，所強調的客觀性，升華出的公共價值，完全可以通過邀請一個德高望重的聖君來觀測天下人的勞作，來實現人人的勞有所得。因為其假設勞作客觀，都這麽假設了，自然可以觀測了。
    這玩意，從根本上來講，跟隆慶帝的龍椅是不衝突的。隻要隆慶帝宣稱自己在認真觀測就行了。有問題就可以說是下麵誰誤導了。畢竟大明可不缺想做官又願意背鍋的人。而隆慶帝在這個體係裏麵還壟斷了非客觀勞作的定價權，這是白得的。隻要隆慶稍微聰明一點，明白其中關竅，自然何樂而不為，哪怕其全麵背叛了儒學。
    而效用價值的根本在於不可觀測性，隻能通過價格等間接度量。因此，每個人都需要獨立做出自己的偏好表示。而此時，皇帝再想要把自己的偏好嫁接成天下人的偏好就不可能了。因為這玩意看不見，皇帝自然絕對代表不了天下人，甚至成為天下人獨立做出偏好表示的障礙。皇帝失去了存在的意義。這玩意，哪怕是隆慶帝好說話，明白過來，恐怕也是絕不容許的。
    當然，目前最大的利好是隆慶帝並不怎麽愛讀書。隻要浙江這邊一切恭順，總還是能猥瑣發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