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氏集團經營著規模如此龐大的海外貿易，嚴密的組織和製度上的保障是不可或缺的。鄭成功在永曆四年取得鄭氏主導地位之後，便在原有的製度上進行了創造性的革新，確立了以“五商十行製度”，“公司製度”，“牌餉製度”為主的貿易經營管理體係。
    “五商十行”的貿易體係始創於永曆五年，組織形式和運行體製十分隱蔽，直到原本曆史上鄭成功部將黃梧的叛變，清廷對其都知之甚少。
    這也是鄭成功讓馮澄世離開的原因，在當前的局勢下，海外貿易的具體機密容不得半點泄露，這是明鄭戰勝滿清的最大財源。
    “五商”包括山、海兩路，並稱“十行”。山路五商包括金、木、水、火、土，設於內陸杭州及其附近地區，主要職責是收購各地貨物，並將其運往廈門；海路五商包括仁、義、禮、智、信，設於廈門，負責將大陸的物資販運到日國和南洋。
    “十行”由鄭氏集團的戶官鄭泰直接掌管，是一個自上而下的官商貿易體係，戶官下設裕國、利民兩個公庫，具體負責船本、利息的收繳和各行的出入銀兩。另有察官負責稽查，各庫的收支每日列冊報告鄭成功，經鄭成功閱後標以日期，並蓋印，以備核查。
    除了山路五商購買貨物所需之外，十行商人或其它商人也可以直接從戶官鄭泰手中或公庫中領取資金，采辦貨物或販貨下海。貿易完成之後以貨物或以本息的形式交還資金，資金多則幾十萬，少則幾萬。若是經營穩定，每次交易後可以僅付利息而不必償還本金。
    此外，鄭氏集團內部還盛行“官商”，資金雄厚的高官大將一般會將資金和自購的商船委托給商人經營，往來貿易。洪旭，鄭泰，馮澄世，周全斌等高官大將均有屬於自己的船隊，其中僅洪旭和鄭泰兩家掌握的資本便高達數十萬兩，這也使得他們的利益和鄭成功高度綁定。
    而鄭氏集團中所謂的“公司製度”，便主要發生在“官商”之中，是一種利益最大化，分工明確的貿易方式，主要表現為貨主，船員，散客集中出資，利益捆綁，然後按照出資比例分配最終收益。
    其中，船主，財副，船員水手既是“公司”的管理者和員工，向貨主們領取出海報酬，也是小股東，再加上專業的財務管理和貿易組織，海商海盜的二重性，堪稱珍袖版的“東印度公司”。
    至於“牌餉”，則是鄭芝龍時代便已經創立的一種製度，大船兩千一百兩，小船五百兩，每年要更換一次新牌，其本質上則是海上保護費的一種，持有牌照的海商在免受鄭氏集團打擊的同時，也受到其保護。
    這在明廷形式上依舊實行海禁，同時缺乏海上力量，也根本不打算保護海外僑民，本國商船的時代，在某種程度上並不是一件壞事。
    畢竟，這個時期，東南沿海處於一種十分混亂的局麵，除了鄭氏，日國，以及其他本土勢力以外，還有荷蘭，葡萄牙，西班牙，英國的海上力量從事貿易活動，每一家都是亦商亦盜，也都必須依托於強大武裝力量的保護。否則，便是別人砧板上的魚肉。
    因此，為了確保自身的安全和貿易的成功，實力強大的鄭氏集團便成為了大明海上私商的首選，鄭氏的牌照不僅得到了大明，日國等沿海地方官的認同，也得到了荷英葡西等國殖民者的認同。
    “關於海關的設置，下官已經按照藩主的要求，初步製定了章程和規劃了相關部門的職能，但召集手下各個主管商議具體事宜的時候，有人覺得此事可以稍微延後，下官考慮之後，也覺得對方說得有些道理。”鄭泰獨自麵對鄭成功，心中有些緊張，這讓他更加不敢說這是他自己的想法了。
    “哦，說說看，這是為何？”鄭成功身子微微前傾，一時壓迫感十足。
    鄭泰聽到鄭成功發問，趕緊收斂心神，繼續弓腰，拱手抱拳道：
    “一來是當前浙閩江南，甚至是廣東等地出海的私商都在五商的掌控之內，若是設置海關，五商也需調整，但出海的商人和貨物卻沒有太多增加，而且貨物交接的流程還變得繁瑣了。如果等到將來克複潮惠，泉興等商貿重地之後再設置，應該會更合適。
    二來則是籌辦海關需要水師協助，相關部門的設置其實還是現在各部改頭換麵而已，隻是現今各行各部事務繁雜，人手緊缺，倉皇改革，需要從中抽調人手，恐怕最終會影響到和日國，南洋的貿易。
    不過，下官覺得，藩主既然要設置海關，必有我等微小所不知的高瞻遠矚，海關也必然是大勢所趨，便如同五商一般，乃是開天辟地，前無古人之舉。”
    “那你覺得呢？”鄭成功微微挑眉，他必須改變這種手下不敢說話的局麵。
    鄭成功自然知道對方是什麽意思，隻不過礙於原主強勢驕傲又錙銖必較的性格，不敢直言罷了。畢竟，直言的後果，施琅便是活生生的例子。
    而鄭泰的這些話也確實有道理，以明鄭當前的實力和控製的區域，設置海關真的有些多此一舉了，最多就是能約束到漳南六縣，所帶來的收益可能無法覆蓋由此造成了其他損失。鄭成功有些地方終究還是太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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