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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太極繼位時，後金麵臨嚴重困難，主要有明朝已構築關寧錦防線並聯合朝鮮、蒙古封鎖後金、四大貝勒合議製掣肘汗權、後金內部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日益激烈、後金的經濟遇到很大困難、後金民眾厭戰等。
    對明朝，皇太極確立了“講和與自固二策”，爭取時間，解決後金麵臨的一係列急待解決的問題，然後待機成熟，再興兵攻明。
    當時，明朝正因為寧遠的勝利而變得強硬起來。皇太極一上台就曾致函寧遠巡撫袁崇煥，表示希望“彼此和好”。
    明朝也並非坐等後金退兵，而是一邊要地，一邊修築塔山、大小淩河城及錦州城，加緊備戰。
    天聰元年（明天啟七年）五月，繼征朝鮮王朝之後，皇太極親率大軍征明。這時明朝幹將袁崇煥正在實施“恢複之計”，即“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
    他修城屯田，以屯養戰，以“守為正著，戰為奇著”。皇太極想及早發動進攻，發動寧錦之戰，結果自己傷亡慘重，寧遠城卻屹立未動。
    繼續又攻十幾天，依然無成。守寧遠的正是袁崇煥，他命令滿桂、尤世祿、祖大壽出城拒戰。
    皇太極督代善、阿敏、莽古爾泰、阿濟格等進擊。明軍呐喊抵抗。袁崇煥坐鎮指揮，放大炮，後金兵一排排倒下，遊擊覺羅拜山、備禦巴希等被射死，貝勒濟爾哈朗、薩哈廉、瓦克達俱傷。明將滿桂也負重傷，士兵死傷大半。
    寧遠不下，皇太極又返回錦州，時已六月四日。將士中暑很多，皇太極知不可久留，第二天下令退兵。
    此戰明軍防守成功，時稱“寧錦大捷”。遼西不能攻取，便不能進山海關，如果要奪取北京，隻有另找出路。
    皇太極對蒙古是有所了解的，當時他已參加過與喀爾喀、科爾沁等部的結盟，也曾領兵馳援過科爾沁。
    天聰二年（明崇禎元年）二月，皇太極首先帶領兩個幼弟多爾袞及多鐸統大軍親征察哈爾所屬的多羅特部，進至敖木倫地方，俘獲一萬一千二百人。
    因敖木倫大捷，多爾袞被賜號墨爾根戴青，多鐸賜號額爾克楚虎爾。
    八月，與喀喇沁議和，九月調科爾沁、喀喇沁、敖漢、奈曼及喀爾喀諸部兵來會。
    九月六日，後金大軍出征察哈爾。二十日進擊席爾哈、席伯圖、英、湯等處，俱下。
    第二天追至興安嶺，獲人畜無計其數。
    十月中旬勝利而歸。這次出征，後金既打擊了大敵察哈爾部，也進一步鞏固了對已歸服的蒙古諸部的統治。
    不久，皇太極派阿什達爾漢到這些地方宣敕，以後如征察哈爾，凡管旗諸貝勒年七十以下，十三以上，俱從征，違者罰馬駝，不至約會之地者也罰馬。
    天聰三年（明崇禎二年）十月至天聰四年（明崇禎三年）正月，皇太極在明朝關寧錦防線難以攻克的情況下率軍從蒙古突入內地，攻打北京失利，史稱“己巳之變”。
    天聰四年正月，皇太極領兵攻占遵化、永平、遷安、灤州四城。他決定鞏固已占的四城，在關內打進一顆釘子，以為據點。
    明廷調集各路大軍，組織反攻，收複永平等四城，後金兵敗歸沈陽。皇太極因失已得四城，感傷墮淚，大小諸臣，見之無不流涕。
    皇太極本人有很好的文化素養，這時他推行了振興文教的措施。
    天聰三年（明崇禎二年）首先提出“以武功戡亂，以文教佐太平”，一改其父努爾哈赤屠殺文人的政策，並於當年進行考試，選取了滿、漢、蒙古生員二百人。
    他已認識到發展文教對治理國家的重要性，說不能認為不讀書不會誤事。
    規定從天聰六年（明崇禎五年）起，凡貝勒大臣子弟年十五以下，八歲以上，俱令讀書。他派人丈量土地，將各處餘地歸公，發給民戶耕種，不許旗主、貴族再立莊田。
    又把原來每13名壯丁編為一莊改為每8名壯丁編為一莊，其餘漢人，分屯別居，編為民戶。
    並下令編審壯丁，解放部分奴婢為編民。這些措施，使滿族貴族的特權受到一定製約，有利於發展農業生產。他極力學習漢族文化，命儒臣翻譯漢字書籍。
    皇太極積極削弱其他三名貝勒，天聰四年六月，皇太極利用二貝勒阿敏棄灤州、永平、遷安、遵化四城敗歸為口實，召集諸貝勒大臣會議，定阿敏罪狀16條，將阿敏送高牆禁錮，永不敘用，不久阿敏病死。
    天聰五年八月，在大淩河之戰中，皇太極和三貝勒莽古爾泰發生口角，莽古爾泰拔劍相向，皇太極以此為由將莽卉爾泰治罪，革去大貝勒名號，降為一般的貝勒，奪其五牛錄的屬員，罰銀萬兩及馬匹若幹。莽古爾泰後因氣憤暴卒。
    至此，三大貝勒隻剩下大貝勒代善一人。同年十二月，當諸貝勒提出莽古爾泰“不當與上並坐”。
    代善立即說：“我等奉上居大位，又與上並列而坐，甚非此心所安。自今以後，上南麵居中坐，我與莽古爾泰侍坐於側”。
    他主動請求退出並坐，得到皇太極允準。
    天聰六年（明崇禎五年）正月初一日的元旦朝賀中，皇太極接受禮部參政李伯龍之建議，廢除“與三大貝勒俱南麵坐”、共理朝政的舊製，改為自己“南麵獨坐”，突出汗位獨尊地位。
    到了天聰九年九月，皇太極召開諸貝勒大臣會議，指責代善對己不恭，眾議代善與皇上相左，列了四條罪狀，擬革去大貝勒名號，削除和碩貝勒職，剝奪十牛錄所屬人口，罰雕鞍馬十匹，甲胄十副，銀萬兩。
    但是皇太極心中有數，這不過是借題發揮，提高汗權而已，所以隻罰銀馬甲胄。
    從此，威脅汗權的三大貝勒勢力已除，皇太極實力大增，其餘貝勒無力和他抗衡，使汗權得以加強和鞏固。
    皇太極為了團結和拉攏漢族與蒙古族，加強統治基礎，同時為了增強軍事力量，以適應對明戰爭的需要，也為了平衡滿族八旗旗主和諸貝勒的軍事勢力，將八旗組織擴大到漢族和蒙古族中。
    天聰七年（明崇禎六年）六月初二日，皇太極在一次講話中諭令將士對新附之眾，一切勿得侵擾。
    在皇太極影響下，明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紛紛歸降了後金。皇太極率諸貝勒出迎至渾河，行抱見禮，以示優隆。
    孔、耿不僅帶了一萬二千多精壯官兵及紅夷大炮等，而且加速明朝的遼東海防的瓦解。
    之後不到四個月，明鎮守廣鹿島的副將尚可喜就步了孔、耿後塵，皇太極稱讚他識時勢之向背，殘破海防，實為我功。
    到天聰七年（明崇禎六年）馬光遠統領漢兵時，實際形成了一個漢軍旗，滿語叫烏真超哈。孔、耿、尚所領兵也是漢軍。
    在此之前，蒙古旗兵也已形成。
    天聰八年（明崇禎七年）三月十三日皇太極在沈陽城郊閱兵，參加的有滿洲八旗、蒙古二旗、舊漢兵一旗，共十一旗。皇太極積極準備，大舉進攻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