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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68章 重振絲綢之路榮光
    西征準噶爾部落，要通過絲綢之路。絲綢之路主要分為南北中三道，其南道大致是由河西出敦煌向西南經塔裏木盆地南緣，過莎車，越帕米爾高原進入中亞。
    中道大致由敦煌向西北經哈密、吐魯番，沿著塔裏木盆地北緣從喀什越帕米爾高原進入中亞。
    北道則由敦煌向西北經哈密、吐魯番、吉木薩爾、烏魯木齊沿伊犁河支流鞏乃斯河入伊寧，向西進入七河流域。
    此外，唐代還有碎葉道、熱海道等，但從現在來說，它們均不如以上三道顯得更為重要。
    明代的絲綢之路是在漢唐以來的絲路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它在許多地方與漢唐時代的絲路大體相合，但也有許多不同之處。
    最明顯的一點是漢唐直到元代一直很繁榮的絲路南道中衰了，而在原來的中道和北道之間出現了一條新的道路，結果又形成了新疆境內新的南中北三道。
    從上麵已經敘述過的來看，明代的三位旅行家大致是這樣旅行的。
    蓋耶速丁走了漢唐時代的北道，鄂本篤從印度至帕米爾段是沿著漢唐時代絲路的南道行走的，過了喀什噶爾、葉爾羌就轉入了中道。
    而陳誠正好是在二者之間穿行，與以前比起來這是一條新道。當這條新道興起的時候，漢唐時代的南道中衰了，即使沒有完全斷絕，也無論如何不能再與漢唐時代相比了。
    這有兩條證據可尋。其一是明代的史籍，包括諸旅行家的遊記均未提到塔裏木盆地南緣的道路。
    鄂本篤出使中國時曾到過於闐，這裏距敦煌已經不遠了，按阿拉伯人馬衛集當時的旅行情況計算，從這裏到敦煌僅需55天時間。
    可是他沒有繼續東行，而是又繞回了葉爾羌，然後再由葉爾羌繞北道東行，這不能不使我們想到此時的南道大概不利於遊人的往來。
    其二是《明實錄》中凡記載明朝使臣出使西域時，一般按所至先後依次敘述。當涉及於闐時，我們總會發現這樣一種現象，即於闐每次總被放在哈實哈兒的後邊。
    可見明朝使臣總是先到哈實哈兒，後到於闐，此亦證明於闐以東的道路此時是不大暢通的。
    從曆史上看，於闐長期是絲路南道上的一座重要城鎮。元初，這裏發生過一場動亂。
    和田在加伊孜叛亂中受害頗重，但不日恢複，成為元朝在塔裏木南邊地帶的經濟活動中樞，所以此時絲路南道比較興隆。
    但到了元末明初，中原王朝“勢力達不到該地，漸漸地便陷於政治上的無秩序狀態。”
    明初這裏發生的一係列戰爭，於闐是戰亂的中心，戰爭中於闐遭到了毀滅性的破壞，漸漸失去了它原有的特殊地位。
    明朝就把經略西域的重心放到了哈密一帶，在那裏駐軍設官，作為“西域之襟喉，以通諸蕃之消息”的通道，凡軍人往來，軍需品的輸入均經哈密，使肅州到哈密段的商旅設施空前改善。
    在這種情況下，明代的旅行家、使者舍南道而走哈密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如果說漢唐絲路南道的中衰是當時曆史條件帶來的必然結果的話，那麽陳誠西使路線的“開辟”在某種意義上就可以說它具有相當大的偶然性。
    根據《西域行程記》的記載：陳誠使團越過吐魯番後，於二月二十四日“由崖兒城南順水出山峽向西南行，以馬哈木王見居山南，遂分西、北兩路。”
    對於這個簡單的記載，“明政府使團在崖兒城南，分西北二路的原因。是當時別失八裏馬哈木王，已西遷到亦力把裏駐牧，因使團要相見轉達朝廷旨意，故分出陳誠、李暹一行。”
    這種分析有一定的見地，但是，他說當時馬哈木王是牧於亦力把裏則是欠妥的。
    永樂十六年，別失八裏王為從弟歪思所弑，而自立，徙其部落西去，更國號曰亦力把裏。”而馬哈木王在位的年代，陳誠出使西域時，距歪思汗西遷尚差6年。
    由此亦可推想，當時馬哈木王駐牧地並不在亦力把裏。
    馬哈木王駐牧地既不在別失八裏，又不在亦力把裏，到底在什麽地方呢？
    正確的回答是：他的駐牧地正好在，別失八裏與亦力把裏之間的鞏乃斯河深處，他駐牧於這個地區的原因，是當時受到了河中地區跛子帖木兒的壓迫，不得已而為之。
    帖木兒帝國崛起，向外四處擴張，曾7次遠征東部察合台地區。特別是最後一次，不僅遠襲也兒的失河畔，察合台王帳。
    帖木兒本人還在額敏河畔設立了他的斡爾朵，以此為根據地進攻蒙兀兒斯坦，迫使黑的兒火者屈服。
    為了逃避帖木兒的壓迫，黑的兒火者將他的牙帳，遷到蒙兀兒斯坦與畏兀兒斯坦之間，鞏乃斯河深處。
    黑的兒大者把女兒嫁給貼木兒後，才結成和議。這種形勢一直延續到馬哈木王之時，仍未有什麽改變，王帳的具體地點陳誠的《西域行程記》中有所反映。
    按陳誠行記所載，他於永樂十二年四月十五日到孔葛思，安營住1日，
    “十七日，晴，早起，向西行，約行五十餘裏，地名忒勒哈剌，近夷人帳房處安營，馬哈木王遣入來接，住一日。
    十九日，晴，明起，順河西下，行五十裏，近馬哈木王帳房五、七裏設站舍處安營，住十二日。”
    文中的孔葛思即今阿勒馬勒，西距新源縣城60裏左右，正好與上文所載相同。故當時的馬哈木王帳，就在今新源縣治附近。
    由於當時交通不便，陳誠出發時很可能並不十分清楚，馬哈木的具體住址，直到崖兒城才聽說。
    “馬哈木王見居山南”，於是分兩路去找，終於在鞏乃斯河畔找到了馬哈木王。
    陳誠的行記第一次告訴我們，在阿力麻裏與吐魯番之間還有一條不同於北道的道路。
    可以說，這是陳誠一行首先“開通”的。雖然這條道路很可能早就存在著，但它並不為人知曉，此時開始進入史冊，這不能不說是陳誠一行對我國與西方的陸路交通的一個重大貢獻。
    此外，宋元以來，漢唐時代十分繁榮的絲路北、中道敦煌至哈密段的交通早已寥落。
    直到明代，這條古老的絲道才又重新活躍起來，明朝進西域者有賴此道，西域朝貢者亦賴於此道。
    所謂“諸番入貢者眾，皆取道哈密”之載就反映了明代這段絲路繁榮的影像。這是明代對絲綢之路的又一重大貢獻。
    自絲綢之路開辟以來，內地與西域的商業往來一直不曾間斷。雖然由於曆史條件的變更，這種聯係時強時弱。
    但從整體上說，這種聯係是在日益加強著。到了明朝，由於明政府鼓勵新疆各地方政權“朝貢”，因而新疆與內地的商業往來比以前任何時期都更加活躍。
    據當時的記載：“西域入貢者尤盛”，歲歲不絕，西域商人“往來道路，貢無虛月”。
    在明朝以前，西域與內地的貿易多是通過商人進行的，官方貿易不占主要地位。
    到了明代，這種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由於明政府強調官方貿易，使明代的這種商業往來大多控製在政府手中。
    官方貿易的承受量自然要比私人貿易大得多。正統十二年，瓦剌遣使朝貢，使團人數達二千一百四十九人。
    瓦剌對明朝最大的一次進貢發生於景泰三年，也先與阿剌遣使3095人，進貢馬駝四萬零二百餘匹。
    明朝“通賞各色織金彩素紵絲二萬六千四百三十二匹，本色並各色闊絹九萬一百二十七匹，衣服三千八十八襲，靴襪氈帽等件全”。
    為運送這批貢使從北京到懷來，令沿途“五府各衛並順天府，共辦車三千五百輛，裝送虜使賞賜行李”。
    這是空前的，即使種花家，也沒有出現過如此龐大的使團。明政府這一次“回賜”的“彩緞表裏、布帛共一萬三千三百四十五匹”。
    這樣龐大的使團，如此巨大的貿易數額，如果沒有政府的出麵，簡直是不可想象的。
    從曆代的絲織品貿易來看，漢唐時代是比較興盛的，但到了宋元，這種貿易數額反而大為減少。
    直到明代，內地與西域的絲綢貿易才有了新的起色。永樂年間，哈密向明朝的一次朝貢，除了得到明政府回賜的3 2萬錠銀子之外，還有“文綺百匹、絹千五百匹”。
    上麵舉到的瓦剌一就得到明朝“彩緞表裏、布帛共一萬三千多匹”的事實，更能說明當時貿易數額之巨大。
    漢唐時期，西域已出現了棉布，但並未成為商品，元朝時期才稍有零星的棉布貿易，明朝時候，這種貿易日益增多，哈密的“貢使”買回的商品中就有梭布、漂白布和其它布匹。
    西域與內地的茶馬貿易，漢唐時期都比較少，直到宋代，內地的茶葉才開始大批地輸入西域，然元代有所中斷，到明代才又重新恢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