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盡管威爾遜感到十分困倦、疲憊不堪；盡管他的健康已暗暗受到損害；盡管他在報紙上受到攻擊——報紙指責他拖延了和平；盡管他由於自己的顧問們的離棄而感到惱怒；盡管他被其他國家的政府代表們糾纏不休，威爾遜還是始終頑強地堅持自己的主張。他覺得，他不能自食其言；他覺得，隻有當他把他想要的和平與非軍事上的和平、持久的和平、未來的和平一致起來，隻有當他為唯一能夠拯救歐洲的“國際聯盟”竭盡全力，他才能真正獲得他想要的和平。於是，當他剛剛能夠從床上起來時，他就采取了一個決定性的舉動：1919年4月7日，他給在華盛頓的美國海軍部發去一份電報，電文中寫道：“‘喬治·華盛頓’號能夠啟航向法國的布雷斯特海港駛來的最早日期可能是哪一天；抵達布雷斯特海港的日期，最早可能是哪一天。總統期盼著該艦趕緊啟航。”當天全世界都得到消息：威爾遜總統已命令他乘坐的軍艦向歐洲駛來。法國在巴黎和會上取得阿爾薩斯—洛林地區以後，又提出兼並德國薩爾地區的要求。薩爾地區是產煤區。如果法國能得到薩爾地區盛產的煤，再加上阿爾薩斯—洛林地區盛產的鐵，它就可以建成一個強大的冶金工業基地，這將為法國稱霸歐洲打下堅實的經濟基礎。法國的這一計劃，遭到英美的強烈反對，它們不願過分削弱德國和讓法國過於強大。但克裏孟梭在此問題上態度強硬，他聲稱，如杲法國得不到薩爾地區就不在任何和約上簽字。威爾遜惱羞成怒，以退出會議進行威脅。1919年4月6日，威爾遜在巴黎表示，如果英、法不在幾天之內接受“十四點原則”作為和約的基礎，他就中斷參與會議回國，並將真相公諸於眾。1919年4月7日，他果真給美國海軍部發去電報，命令“喬治·華盛頓號前來接他。但是事後威爾遜並未提前離開巴黎。

    這條消息猶如晴天霹靂，而且大家都立刻明白它的意思。全世界都知道：威爾遜總統將拒絕任何違反《國際聯盟盟約》原則的和平——縱然是僅僅違反其中一點，並且已下定決心，寧可離開巴黎和會，也絕不退讓。決定今後幾十年乃至幾百年歐洲命運乃至世界命運的曆史性時刻來到了。如果威爾遜此刻從會議桌旁站起身來，拂袖而去，那麽原有的世界秩序就會崩潰，一片混亂就會開始，不過，也有可能從此扭轉乾坤，吉星高照。歐洲驚詫莫名，焦急地問：其他的巴黎和會參加者會承擔這種責任嗎？威爾遜本人會承擔這種責任嗎？——這是決定性的瞬間。

    千鈞一發的瞬間。在這緊急關頭，伍德羅·威爾遜仍然抱著鋼鐵般的決心。決不妥協，決不遷就，不要“欺壓性”的和平，而要公正的和平。不讓法國人兼並薩爾地區，不讓意大利人兼並阜姆港，不讓肢解土耳其，不拿各民族的利益做交易。公正應該戰勝強權，理想應該戰勝現實，未來應該戰勝現在！公正必須勇往直前，縱使世界因此而毀滅。這個短暫時刻將成為威爾遜的偉大時刻，成為他的最偉大的時刻，成為他的最富人性的時刻，成為他的最英勇的時刻：假如他有力量經受得住這個時刻的話，那麽他的名字將會永遠留在為數不多、真正的人類朋友們的心間，而且他也做出了無與倫比的業績。可是，緊跟在這短暫的關鍵時刻後麵的卻是這樣的一個星期：他遭到四麵八方的攻擊。法國的報紙、英國的報紙、意大利的報紙都指責他——這位要創造和平的人卻由於他在理論上和神學上的頑固思想而破壞了和平；指責他為了他自己的烏托邦而犧牲了現實的和平，甚至希望從威爾遜那裏得到所有一切好處的德國現在也轉過身來反對他——德國由於布爾什維克主義在巴伐利亞爆發而陷入一片驚慌。還有他自己的同胞豪斯上校和藍辛也同樣懇請威爾遜拋棄他所下的決心。威爾遜在白宮的政治秘書圖馬爾蒂幾天前還從華盛頓發來令人鼓舞的電報：“唯有總統采取一種無畏的舉動，歐洲才會得救——或許世界才會得救。”可是，當總統采取了這樣一種無畏舉動之後，就是這同一個圖馬爾蒂現在卻驚慌失措地從同一座城市通過海底電纜發來電報說：“……撤離巴黎和會非常不明智，而且可能會在美國和在國外帶來各種各樣的危險……總統應該把中止巴黎和會的責任讓應當承擔的人去承擔……在現在這個時候撤離巴黎和會很可能會被看做是一種叛逃。”

    圖馬爾蒂tuuty），時任威爾遜總統的白宮政治秘書。

    威爾遜看到周圍發生的一切，惘然若失，絕望惆悵，他百思不得其解：自己竟成了眾矢之的。沒有一個人站在他這一邊，會議大廳裏的人全都反對他，他自己參謀部裏的人也全都反對他。而無法看清的千百萬人從遠方懇請他要頂住和堅持到底的聲音此刻並未出現在他身邊。威爾遜不知道，倘若他果真站起身來，拂袖而去，使他的威脅成為現實，他的名字就有可能千秋萬代留傳下去嗎？威爾遜不知道，是否隻有當他堅持到底，他對未來的理念才有可能作為一種可以一再更新的基本原理而毫無瑕疵地留給後世呢？威爾遜不知道，從他對企圖得隴望蜀、充滿舊仇宿怨和毫無理智的這幾個大國所說的“不”字中會出現哪種轉機呢？他隻感到自己孤獨一人，他隻感到自己的力量太弱，無法承擔巴黎和會夭折的最後責任。於是，威爾遜漸漸地讓步了——而讓步的後果卻是災難性的。他鬆動了自己的強硬態度。豪斯上校搭橋牽線。雙方都做了妥協。關於邊界的磋商來來去去進行了八天，終於在1919年4月15日——曆史上黯淡的一天，威爾遜懷著矛盾的心情勉強同意了克裏孟梭的顯然壓低了的具有軍事意義的要求：德國的薩爾地區交給法國，但不是永遠，而僅僅是15年。這是這位迄今毫不妥協的人做出的第一次妥協，它好像魔棒似的這麽一點，第二天早晨巴黎的報紙都變了調門。昨天還在罵他是和平的幹擾者、世界的破壞者的各種報紙，現在都把他讚譽為世界上最有智慧的政治家。可是，這種頌揚在他心中卻是一種責備，使他深感內疚。威爾遜知道，他事實上也許已經拯救了這種一時的和平，但用和解精神締造的持久和平——唯一能拯救世界的和平卻被錯過了，或者說已付之東流。荒謬絕倫的事戰勝了天經地義的事。衝動的感情壓倒了冷靜的理智。超越時代的理想被群起而攻之後，世界又倒退回去了。而他——身為領袖和旗手的威爾遜卻在這次針對他本人的決定性戰役中遭到徹底失敗。

    指參加巴黎和會的英、法、意、日等國。法國為了控製萊茵河地區rheinand）要求將薩爾地區saar）劃並給法國。薩爾地區不但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而且是一個重要工業區，如果由法國並吞，勢必愈益加強法國的地位，英、美等國反對法國的這一要求，不願讓薩爾地區同德國分離，不能讓法國在薩爾地區享有行政統治權，隻許法國享有薩爾煤礦的開采權。《凡爾賽和約》規定，薩爾區由國聯直接管理，為期15年，期滿後通過公民投票最後確定薩爾區的歸屬。今薩爾區是德意誌聯邦共和國的一個聯邦州——薩爾州saarand）。雖說美、英、法三巨頭左右著巴黎和會，但他們之間的合作絕非融洽，對許多問題不斷發生爭執。有一次克裏孟梭說勞合·喬治一再撒謊，這位英國首相跳起來，抓住法國總理的硬領要求他道歉。克裏孟梭則向勞合·喬治提出決鬥的挑戰，說“用手槍或劍都可以”，威爾遜把他們兩人拉開。參閱李岩、高明主編《第一次世界大戰史畫》第467頁，藍天出版社，北京，2005年2月第1版。

    在這命運攸關的時刻，威爾遜的作為是對還是錯？誰人能予評說？不管怎麽說，在那無法挽回的曆史性的一天，一個影響遠遠超過幾十年乃至幾百年的決定被做出，而為了這個決定的過錯，我們要再次用我們的鮮血、用我們的絕望、用我們無奈的困惑付出代價。從那一天起，威爾遜的影響力已漸漸消失——他的影響力在他那個時代曾是無與倫比的道義力量。而現在他的威望已經遠去，他的力量也隨之東流。誰做出一次讓步，那麽他就一發而不可收。一次妥協勢必會導致一連串新的妥協。

    有名無實必然成為虛有其表。暴力必然會製造出暴力。在凡爾賽達成的和平曾被威爾遜夢想為是整體的和平與持久的和平，其實不然，它是不完全的和平，是一種非常不完滿的產物，因為這種和平並不著眼於未來，而且不是出於人道精神而是出於對純粹物質利益的理性考慮而產生。曆史上絕無僅有、也許是與人類命運最休戚相關的一次機會竟令人惋惜地白白錯過了。沮喪的世界、不再有救世主的世界重又覺得抑鬱和悵惘。曾經被當做會給世界帶來福祉的人而受到歡迎的威爾遜回國了，但已不再有人覺得他是救世主；他隻不過是一個滿麵倦容、受到致命打擊的病人了吧。不再有歡呼伴隨他。在他身後不再有旗幟揮舞。當他乘坐的軍艦駛離歐洲海岸時，這位失敗者背轉身去。他不願意回過頭來，朝我們這片命運多舛的歐洲大地再看一眼。——歐洲幾千年來渴望和平與統一，可是從未實現。一個人性化世界的永生夢境又一次在大海的遠方霧靄中漸漸消散。

    威爾遜在他的“十四點原則”中提出要實現“公開外交”、“民族自決”、“公正的和平”等等，並要求以“十四點”作為《凡爾賽和約》的基礎，但最後簽署的《凡爾賽和約》完全違背這些原則，它實際上是嚴厲製裁德國的掠奪性和約。羅馬人有一句名言：“脅迫之下所成立的契約可以不必遵守。”德國人在“封鎖”的威脅之下才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從道義的立場而言，和約本應視為無效。尤其是協約國的態度極為惡劣。正如在巴黎和會後期接替奧蘭多的意大利首相尼提francessaverionitti）所說：和約“違反所有的諾言、所有的前例、所有的傳統，使德國代表不能發一言，實為在近代史上留下了可怕的一頁”。果然，巴黎和會剛一結束，德國複仇主義者就提出“打倒《凡爾賽和約》”的口號。德國外長布羅克多夫前來巴黎簽署和約，當他看到和約條文後當即決定暫不簽約而返回德國。1919年6月中旬，克裏孟梭照會德國說，如德國不接受和約條件，協約國將宣布停戰條件無效。德國懾於協約國的武力威脅，才決定立即簽署和約。但和約對德國的苛刻要求使德國人在心理上受到極大震撼。三巨頭中頭腦比較清醒的勞合·喬治說過這樣的話：“諸位先生，你們可以奪取德國的殖民地，限製其陸軍隻供警察之用，使其降為第五等的海軍國家。但不管怎樣，一旦德國人感到1919年的和約是不公平的，必然會盡可能尋求複仇的途徑。”曆史證明勞合·喬治的話不幸言中。巴黎和約簽訂後不久，複仇主義情緒在德國迅速滋長。德國軍國主義分子大肆煽動對戰勝國特別是法國）的仇恨，策劃反對履行和約的暴力行動，如1923年的魯爾事件。巴黎和會結束後，威爾遜於1919年6月28日離開巴黎，6月29日乘“喬治·華盛頓”號回美國。1919年7月8日抵達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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