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上就要到農曆新年了，可是對於碼頭上的海路港口運輸這項工作來說越是到了快過年就越忙，他們是典型的忙年形工作。
    滬上一號碼頭的大貨倉裏堆滿了貨物，這些貨物都是企業滬上企業發往全國各地的貨物，有的已經擠壓了半個多月，最近滬上的碼頭工人在醞釀一次大罷工，在大罷工之前，他們首先采取的磨洋工策略，很多企業想趁著過年的好行情賺上一筆錢，可是他們的貨卻被積壓在倉庫裏，貨物不能趕上年關的好時候，春節行情一過，生意就不是這樣樣了，發貨的著急，收貨的也著急，所以，和奇怪的一幕出現了，一些發貨收貨的老板開始個碼頭工人塞紅包，目的隻有一個：提前或者正常給自己的發貨。同時還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是，所有的倉庫內所有日本陸軍的貨物都能得到及時的處理。
    這個過程中滬上碼頭工人“工會”成了整個罷工和紅包事件的焦點，而郭汝縝這次要打擊的就是“工會”。
    “工會”，工人階級活動的組織者和工人階級利益的維護者，在中國近代的發展過程中，工人工人占人口比重較小，但其在政治藍圖具有特殊地位，自從工人出現，其在社會中和政治鬥爭中的地位就引起了統治者和革命者的重視。
    清政府時期對於工人階級同盟采取的是極端打壓政策，晚清政權與軍閥將工人力量視為“破壞者”加以限製，辛亥革命後日益成熟並向社會運動轉型的工人抗爭事件，進一步顯示了工人群體所具有的政治潛力。國共作為新生的政黨，盡力將這類不斷增長的勢力納入其政治視野內，對工人群體進行政治化的“階級意識和身份”的塑造，以達到為其政治服務的目的。由於工人階級的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這使得國共兩黨對工會的控製權的爭奪頗為激烈，而工人階級在工會的領導下也進行了一係列的正確利益的進步活動。
    二十年代初，國共兩黨為了對滬上工人進行階級塑造，分別從組織再造和政治規製方麵進行合作，確立了政治意義上的工人階級。
    從全國範圍來看，的工會工作是最成功的，因為本就是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無產階級政黨，是為廣大工農群眾謀福利的政黨。
    1925年，在中國領導下，中華全國總工會成立。這一組織的成立，極大地推動了中國工人運動的發展。
    1927年大革命失敗以後，中國領導下的工會組織逐步形成兩部分：一部分是白區赤色工會，另一部分是蘇區工會。在一段時間裏，中華全國總工會在白區的滬上工作。在全總的組織和推動下，工人運動仍在進行。但是，工會和工人運動也屢次受到“左”傾錯誤的幹擾和影響，因而造成很大的損失。就拿工人集中的滬上來說，1931年1月赤色工會會員僅七百人左右。
    伴隨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破裂，以製定“轉向農村”離開滬上的政策，宣告激進工會政策的失敗。國民黨則留在滬上，以“勞資協作”和“防共”為政策，對工會組織進行整合與控製，但其勞資合作的政策左右搖擺不定，難以令工人群體服膺。
    抗日戰爭期間滬上淪陷，國共兩黨在該市的力量都被削弱。在外部強控製力消解和工商業的“孤島繁榮”背景下，滬上工會組織的自治得以充分發展。同時，中國調整其原來的左傾激進工會政策，高舉民族主義救亡的“道德大旗”重返滬上。
    中國通過巧妙的運作，促使左翼的階級鬥爭文化逐漸成為滬上工人政治文化的主色調，並重新構建滬上基層組織。中國工人階級在的領導下建立了眾多的抗日救亡團體。這些團體包括：日本紗廠工人救國會、美亞綢廠工人救國會、抗日救國協會、滬上工人救國會、滬上女工救國會、天津工人救國會、重慶工人救國會、成都工人救國會；等等。在這些抗日救亡團體的推動下，集會、請願、示威、遊行、抵製日貨甚至罷工鬥爭風起雲湧，抗日救亡運動方興未艾。
    在工人階級的領導下，學生群體也逐漸再度活躍起來，青年學生起了先鋒的作用。1935年領導下的北平學生進行的“一·二九”運動，開始了中國人民抗日救亡的新高潮，引發了國內階級關係的新變化。1936年11月8日，滬上的日本紗廠工人開始罷工，這次罷工進行了大約二十天，參加人員累計四萬五千餘名。結果，日本資本家被迫同意不打罵工人，不無故開除工人，自11月起增加工資5％。為了響應滬上工人的罷工，青島的日本紗廠工人於11月19日開始罷工。
    1937年“七七”事變的爆發，標誌著中國的局部抗戰轉變為全民族抗戰。“七七”事變發生後，長辛店工人立即赴一線進行支援和救助工作。在淞滬抗戰中，工人階級新成立了許多抗日救亡團體，這些團體通過各種途徑支持抗戰。還有其他許多城市的工人，在日本侵略軍到來和進攻之際，采取各種方式支持前線作戰。這些延緩了日本侵略中國的進程。
    在全民族抗戰中，黨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的工會組織的性質和作用進一步得到明確和加強。與此同時，各抗日根據地普遍學習模範工人，出現了蓬蓬勃勃的新勞動者運動，不但推動了生產事業的發展，而且促進了精神麵貌的改觀。
    由於工人階級的重要性，抗日戰爭後，國民黨與雙方都加強對滬上工會基層權力的爭奪。不過由於國民黨是資產季節政黨，他們在抗戰中的表現又很消極，所以工人工作明顯不如。
    在國民黨統治區，工人運動既具備有利條件，又麵對大量困難。這種二重性來源於國民黨在抗戰中的二重性，即它既有堅持抗戰的一麵，又有消極抗戰的一麵。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及其領導的工會組織，努力推動國民黨統治區的工人從中日民族矛盾高於國內階級矛盾的事實出發，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條件，穩步推進工人運動的發展。
    在日本占領區，工人運動麵臨的條件異常險惡。這種險惡根源於日本帝國主義的野蠻和殘暴。雖然如此，但是，在中國的領導或影響下，這些地區的工人運動仍然在艱難中堅持和發展著。在這些地區，工人階級建立了不少工人遊擊隊。這些遊擊隊人數多少不等，雖然不是正規軍，但是作用顯著。工人遊擊隊開展的遊擊戰爭，作為人民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搞得日本侵略者膽戰心驚、不得安寧，從而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間接地配合了中國正規軍的作戰。
    時間到了1941年，隨著日本子在中國的占領區不斷擴大，越來越多的駐華管理者也注意到工會的巨大租用，因此在滬上工會中不僅有兩黨的激烈博弈，在很多人看不見的地方，日本人的勢力和偽政府的暗線也悄然介入。
    滬上工會這幾年在日本人和偽政府的陰謀之下，已經又特務混進來工會內部，郭汝縝這次就是要把滬上工會中的“毒刺”拔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