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條約的簽定不僅標誌著蘭芳勢力正式介入日本內部，也在事實上確定了蘭芳對日本在經濟上的主導權。
    趙學寧決定通過這場戰爭逐步深入日本國內，以蘭芳的堅船利炮與優秀的拳頭商品打開並逐步占領日本市場，首先從經濟上把日本控製。
    這份條約隻是目前來說的初步的條約，趙學寧認為這一次對幕府的戰爭隻是打擊了幕府高層，使得幕府高層向蘭芳屈膝，但是德川幕府在日本的統治已經有不穩的趨勢。
    日本朝廷和地方實力派大名一定會對這個條約感到不滿，並會在日後想方設法的維護他們的自己的利益，以防蘭芳進一步掌控日本，所以接下來還會有戰爭。
    這個睦鄰友好條約隻是一道開胃菜，真正的大菜，還在後麵。
    之後，趙學寧打算緩緩前進，通過軍事力量和經濟殖民的手段逐漸控製德川幕府，並通過德川幕府向日本國內那些試圖反抗的大名發起戰爭。
    就趙學寧所知道的，德川幕府的確勢力龐大，大量的幕府直屬領地和親藩大名的支持使得德川幕府在日本國內掌握絕對主導權，但是距離江戶比較遠的地方，一群和幕府關係微妙的外樣大名依舊存在。
    所謂的外樣大名都是當年德川家康與豐臣家決戰的時候支持豐臣家的那群大名。
    德川家康獲勝之後倒也沒有趕盡殺絕，但是也對他們當中的大部分人進行了懲處，減少封地撤除職位之類的。
    所以打從一開始，這些外樣大名和德川幕府就是麵和心不和，隻是迫於形勢不得不臣服。
    這些外樣大名中，尤其以薩摩藩、長州藩、肥前藩、土佐藩這四個藩最為有名。
    在德川幕府末年，這四個藩是推翻幕府統治的核心力量，號稱四強藩，尤其以薩摩藩、長州藩為核心，在整個幕末風起雲湧的時代，薩摩藩和長州藩成為了絕對的主角。
    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政界軍界的主要組成部分就是薩摩藩和長州藩出身的人，他們也是後期日本走向軍國主義的主要推手和鼓動者。
    所以趙學寧尤其對薩摩藩和長州藩懷有深切的敵意。
    他預備在控製德川幕府之後，推動德川幕府以大義名分將這兩個藩為代表的離心勢力徹底鏟除，在名義上使德川幕府統一日本。
    然後，再一步步將德川幕府改造為蘭芳的形狀，改組為傀儡政府，利用這個傀儡政府發起對日本國內血脈貴族的大清洗。
    清洗完成之後，再控製德川幕府把日本變為共和體製，並推動全麵漢化，最後實現將其納入大中華聯邦旗下一份子的目標。
    簽訂這個睦鄰友好條約隻是趙學寧一攬子計劃當中的第一步。
    在計劃中，趙學寧要在國務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之中挑選成員，組成日本問題專門小組，首先通過這個小組來實現對德川幕府的控製。
    趙學寧也給出了具體方案。
    仿照控製暹羅吞武裏王朝最後使暹羅成為暹羅省的成功案例，結合日本的實際情況，首先需要通過軍事威懾、利益拉攏的方式，以胡蘿卜加大棒的手段培植德川幕府內部的親蘭芳派。
    培植親蘭芳派之後，就要推動他們在幕府內通過編練新軍的方案，以仿照蘭芳訓練強軍達到自強目的的名義，組建一支全新的軍隊。
    因為德川幕府有旗本這一中央軍體係，軍事上如帶清綠營一般有較強的封閉性和世襲性，且有傳統的武士概念，屬於幕府體製內，不好瓦解。
    所以新軍當以對日本朝廷、德川幕府懷有不滿和反抗意誌的非體製內的普通農民、礦工為主要組成部分。
    新軍組成之後，當以蘭芳教官和蘭芳軍械實施教導、武裝，使之成為一支名義上屬於幕府但實際上屬於蘭芳的軍事力量。
    以這股軍事力量為後盾，發起政治行動，逐漸清洗掉反對蘭芳的政治勢力，以親蘭芳派主導德川幕府，實質上掌控德川幕府，架空德川家齊，使之成為傀儡將軍。
    實現這個目標之後，便以德川幕府的名義發動新軍作戰，蕩平所有旗本、親藩大名和外樣大名，實現日本的實質統一。
    最後就可以把京都的那個傀儡朝廷給覆滅掉，將他們所謂的萬世一係的皇族廢除，再改組德川幕府，推行共和體製改革，使之成為蘭芳掌控日本的工具。
    整個行動對於蘭芳來說，並不需要付出多大的代價。
    就像是吞並暹羅那樣，借用德川幕府的名義，以德川幕府掌控的資源訓練軍隊，再用這支軍隊發起內戰解決日本問題，這是趙學寧的借力打力、借雞生蛋策略。
    這一策略確定之後，日本問題專門小組便開始了緊鑼密鼓的方案籌備工作。
    不過就在《蘭芳日本睦鄰友好條約》簽署完畢、蘭芳的行動獲得全麵勝利的消息傳回長沙的時候，趙學寧卻沒有更多的心思關注日本了。
    因為又一個比戰爭獲勝更加重大的消息已經傳到了他的耳朵裏。
    法國大革命爆發了。
    歐洲的革命老區正式上線。
    共和國十一年、1790年的二月，趙學寧通過駐帶英大使陸航的消息傳遞，終於得知法國大革命已經爆發的確切消息。
    陸航在倫敦得到了法國發生大革命的消息，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整理消息，綜合判斷了一下局勢，然後才把這個消息送上了往返帶英和蘭芳的船隻。
    其後的數個月裏，陸航又不斷把自己得到的最新消息接連不斷的送回蘭芳，讓趙學寧知曉這場發生在法國的劇變。
    於是趙學寧得知了法國大革命的爆發，得知了巴黎國民自衛隊攻克巴士底獄的消息，也得知法國國王路易十六先生被迫承認製憲會議成為合法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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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起來，法國大革命的爆發並非是一蹴而就，也是一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所逼迫的。
    大革命爆發之前的幾年時間裏，可怕的旱災和饑荒席卷法國，而國王與貴族們卻還在過著十分奢侈的生活，對人民的痛苦視而不見。
    為了解決財政問題，路易十六召開了中斷一百七十五年的三級會議，自己設置會議的議程，自己設定會議的目標，根本就不是為了聽取人們的建議，而是強迫人們認可接受自己對第三階級加稅的要求。
    在當時的法國，天主教士屬於第一階級，國王和貴族屬於第二階級，包括資產者在內的普通市民、農民、小商販等等都屬於第三階級。
    路易十六此番隻是為了讓自己加征稅收的行為聽上去好聽一些，所以甚至恐嚇第三階級的代表們接受自己的要求，然而他錯誤的估計了當時的形勢，並未意識到當時整個法國已經處在大革命的邊緣了。
    長期的饑餓與貧苦已經把第三階級的人們逼得痛不欲生，不單單是貧民，連比較有錢的資產者都因為前兩個階級貪得無厭的索賄而無法忍耐，國王的過分要求使得他們也無法接受。
    並且法國作為啟蒙運動的中心，湧現出一大批反對王權專製、主張限製特權的思想家，比如盧梭，伏爾泰，孟德斯鳩等等。
    在他們的長期努力宣傳下，不單單是第三階級的人們，甚至一些具有文化和地位以及權力的部分法國貴族都出現了同情第三階級、反對王權專製的傾向。
    而這種傾向伴隨著兩件事情的發生，使得法國第二階級的一些開明貴族轉變了原先支持王權專製的態度，開始有了結束王權專製、建立新體製國家的衝動，促使他們在這場會議中沒有把票投給國王，而是投給了第三階級。
    第一件事情自然是美國獨立戰爭的勝利。
    這場戰爭法國出了大力氣，又是派遣軍隊又是給予物資援助，最終幫助美國掙脫了帶英的束縛，獲得了勝利。
    戰爭勝利之後，美國沒有成為王國，反而建立了以三權分立等思想為主體的新體製，貫徹落實了啟蒙思想家們的理論，使得法國人清楚了解了啟蒙思想家們的思想並非空談，而是具備實現的可能，他們為此深受鼓舞。
    第二件事情就有點出乎趙學寧的意料了。
    因為這第二件事情就是趙學寧發起的蘭芳北伐，以及北伐之後蘭芳共和國在帶清獲得巨大勝利乃至於俘獲了帶清皇帝弘曆的事情，包括隨後趙學寧著作的《共和國》西傳，也都對法國大革命的爆發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這些事情在歐洲接二連三的引起軒然大波，從趙學寧發起北伐開始，兩年多的時間裏，蘭芳北伐一直都是歐洲諸國輿論場的頭版頭條。
    主要這一時期，帶清和蘭芳的存在都太過於特殊，在歐洲也太富有討論意義了。
    帶清自然不用多說，從十七世紀開始，帶清就是歐洲的頭版頭條，康熙帝雍正帝和弘曆這三代君主都是歐洲的熱門人物，特別會經營自己形象的康熙皇帝甚至還是某些歐洲人的偶像。
    可以說他們沾了中華文明的光，成為了以伏爾泰為代表的歐洲啟蒙思想家心中的“理想國”。
    儒家學說的始祖孔子甚至被一些人認為是歐洲啟蒙思想的老師，啟蒙思想的一些理論源頭就是儒家思想的部分內容。
    同時，因為帶清向歐洲輸出的絲綢茶葉瓷器等等傳統的拳頭產品十分華麗，且隻有帶清能出產，豐富的物產和繁榮的經濟使得帶清一度在歐洲思想界成為了開明君主的典型代表，為伏爾泰深深的追捧。
    盡管在同一時期，有孟德斯鳩和盧梭等人認為帶清其實是一個專製國家，儒家思想也沒有那麽的美好，但是在歐洲較為瘋狂的中國熱的風潮之下，很多思想家對他們的看法持批判態度。
    他們認為孟德斯鳩和盧梭的說法是不正確的，因而竭力為帶清所代表的中國開脫、辯護。
    這一時期，歐洲的思想界是比較尊崇中華文明的。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越來越多的反麵案例的出現，以1793年帶英馬嘎爾尼使團出使帶清並且帶回大量負麵新聞為標誌，從這個時間點往後，歐洲對於帶清的看法就越發的趨向負麵，正麵看法逐漸減少。
    應該說在趙學寧發起北伐的這個時間節點，正是歐洲尚且還沒有對帶清的看法趨向負麵的時刻。
    在當下的歐洲思想界看來，帶清依然是開明君主的國家，和專製並不能畫上等號。
    十多年前，蘭芳最開始建國的時候，在很多普通歐洲人看來，蘭芳共和國就是一個奇葩小國。
    僅僅隻有少數的思想家通過一些商人的和尼德蘭人的描述，得知蘭芳不是王國，也不是帝國，而是共和國，他們對此很感興趣。
    盡管當時美國已經發起了獨立戰爭，但是在蘭芳成為共和國的時候，美國還處在戰爭當中，美利堅合眾國還沒有建立，共和體製也沒有確立。
    因此，在歐洲人的視角當中，蘭芳共和國是繼尼德蘭聯省共和國之後，第二個使用共和作為體製的國家。
    最早的一批注意到蘭芳的歐洲思想家基本上都是啟蒙時代成長起來的學者，他們醉心於研究全新的分權體製到底能不能落實下去這一論點，對於任何沒有國王的國家，他們都是比較關注的。
    盡管尼德蘭在當時被認為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存在，但是這並不妨礙他們為了自己的理論有沒有實現的可能而繼續觀察。
    這一觀察可就觀察了很久很久，。
    從蘭芳剛剛開始建國一直觀察到蘭芳吞並了尼德蘭在亞洲的所有殖民地，這批思想家才愕然，發現蘭芳的發展有點快。
    似乎除了國家的體製之外，這個小國的發展軌跡也很有討論一下的意義。
    通過進一步的了解，他們得知蘭芳的國家元首叫總統，國家的實際掌權者也是總統，而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除了總統本人之外，還有國務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這兩個組織。
    總統通過擔任這兩個委員會的委員長，實際執掌國家的行政權力和軍事權力，在蘭芳享有幾乎是絕對的權力，這一事實讓不少思想家覺得很失望，他們認為蘭芳和尼德蘭一樣，都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存在，名為共和，實際上還是專製。
    出於對蘭芳原本所處在的方位，他們認為蘭芳是一個專製且野蠻的國度。
    但是到了後麵，一些從蘭芳返回的歐洲商人表示他們所看到的蘭芳的體製其實比較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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