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到這個時代好多天了，王文龍發現自己雖然有許多古代曆史知識甚至知道一些科技發展史，但是到了這個時代卻依舊有些手足無措。
    要去搞科技發明改變世界說起來簡單，但一來沒有本錢，二來許多技術隻知道個大概。
    他當然知道蒸汽機的原理，但從來沒有親眼見過，王文龍覺得自己想要真正造出一個商業化的蒸汽機還不知要多少的實驗，光是燒錢就燒不起。
    其他的科技發明也都概莫如是。
    要去考科舉當官改變時局也是希望渺茫。
    古代的科舉雖然隻考那幾本書，可是王文龍是讀過古代八股文的，知道那麽多讀書人寒窗苦讀早就把科舉這一條路卷到不行。
    別看不起秀才。
    一個縣每年隻有十幾人考上秀才，相當於前世每個縣的高考隻選前十幾名，王文龍不覺得自己能夠天資聰慧到二十多歲開始學寫八股文還能超過多年寒窗研究此道的讀書人。
    要那麽簡單就能考秀才，相當於秀才學曆的監生也不至於值二百兩多銀子了。
    連秀才都考不上，想要一步步考舉人進士爬上去，甚至是當官改變時代，成功的概率無限接近於零。
    至於從軍……王文龍想想都隻能苦笑。
    他隻是一個普通的後世青年，雖然因為營養條件比此時人好，所以個子高大一些，但是他可不相信就憑自己的身體優勢加上一點對曆史的了解就能夠到戰場上所向披靡。
    如果他現在去從軍多半就是被分配到沿海或者朝鮮去打倭寇，或是到貴州去打楊應龍，無論選哪一條路，幾萬大軍之中死了都不知道怎麽死的。
    王文龍承認自己不是一個多麽高尚的人，他當然有樸素的民族情感，可是如果這件事情太難以完成，他也不舍得拚上自己的性命去爭取一個幾乎接近於零的機會。
    王文龍知道自己現在最需要的就是先掙錢，改變自己的處境。
    他分析了自己的能力，除了熟悉曆史之外，就是看過大量的古代文學作品，另外筆頭功夫也相當不錯。
    這樣想來也就是抄書的路最適合他了。
    如此一想，此時他身處的萬曆年間也正是寫小說的最好年代。
    明朝的中早期對於小說雜文限製是相當嚴厲的，朱元璋時期就規定唱戲隻能唱神仙、義夫節婦、孝子賢孫等劇情，所謂褻瀆帝王聖賢的劇本小說全部被禁止。
    這樣一來《三國》、《水滸》這些小說一個也逃不掉。
    到了永樂年間，禁令還加強了，“但有褻瀆帝王聖賢之詞曲、駕頭、雜劇，非律所該載者，敢有收藏、傳誦、印賣，一時拿送法司究治。”
    “但這等詞曲，出榜後，限他五日，都要幹淨將赴官燒毀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殺了。”
    所以像許多穿越小說中穿越到明代中早期還敢抄小說賣錢的基本上都是作者臆想，第一次大規模刊刻《三國》要等到嘉靖年間，而且還是司禮監經場率先公開刊刻之後民間才敢接著刻起來，而且還要寫明是“司禮監經場本”來推卻政治責任。
    在這之前的將近兩百年時間裏《三國》《水滸》這些明代初年的小說基本都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流傳。
    到了此時的萬曆後期，嘉靖朝的文學鬆綁後又發展了幾十年，明代早期的小說禁令才已經基本上被廢除。
    印刷技術的發展也使得印書成本降低，普通百姓也買得起書，百姓看不懂夫子文章，但是對小說的需求正在急速擴大。
    市麵上已經出現了書坊主若要“售多而利速”，那麽“賣古書不如賣時文，賣時文不如賣小說”的局麵。
    對於抄書，王文龍沒有什麽心理負擔，他上輩子就是從一無所有混過來的，在他的理念裏為了生存什麽事情都能做，要沒有這樣的想法他上輩子隻怕早就餓死了。
    看著自己寫在草稿紙上的書名，王文龍開始想自己要抄哪本書。
    這幾天的時間王文龍也到市麵上看了一些這時流行的小說，對照自己記憶中的中國文學史，王文龍很快弄清了此時在文學史中的年代。
    這年代的小說發展階段還相當早期，小說內容非常粗糙。
    現在市麵上流行的小說按大概的區分可以分為文言和通俗兩種。
    兩者的主要差別就是所用的語言。
    文言小說用文言文寫成，取法《酉陽雜俎》、《世說新語》等古人的筆記體文學，讀者是稍有古文功底的士人階級，比較高級。
    而通俗小說則用此時的白話文寫成，如《西遊記》《水滸傳》《三國演義》等等，格調低一些，但是販夫走卒都能讀懂，銷量是文言小說的好幾倍。
    王文龍思索一陣，先把文言小說《聊齋誌異》給劃掉了。
    文言小說當然可以抄，現成的就有《聊齋誌異》和《子不語》、《閱微草堂筆記》三本書，這幾本書的水平都非常高，寫出來必然大火，可問題也正是三本書的文言功底太高了，王文龍怕貿然抄出來萬一火了自己得了個名士的名聲，以後跟別人對話說不定就要露餡。
    能夠寫出聞言小說的人，文才考個科舉實在太正常不過，說不定哪個官員看中了他的文才就要提拔他入場科舉，到時候麵對卷子一問三不知，那可真要出大問題。
    想要抄文言小說也行，但起碼要等到他立下了名士的人設，沒有人再會拿文才來詰問他之後才可以抄出來。
    決定了要抄通俗小說，王文龍便把目光看向了另外幾個書名，
    王文龍知道明清古典小說的四大類型是講史演義、公案傳奇、神魔小說和人情小說，思索一陣紙上又添了《隋唐演義》《說嶽全傳》《濟公傳》《東遊記》等幾個名字。
    王文龍記得明代的小說創作複興就是從講史演義開始的，到嘉靖、隆慶朝為止，明代小說家已經將中國曆史上分裂的朝代全部寫遍了，甚至連《戚南塘剿平倭寇誌傳》《皇明開國英烈傳》這些本朝的故事都寫出來湊數。
    明年征播州楊應龍之戰結束之後馬上就會有人跟上寫作，不到兩年《征播奏捷傳通俗演義》也接著上市。
    這就表明此時講史演義的市場實在太卷了。
    一番思索，他把講史演義的《隋唐演義》和《說嶽全傳》給排除。
    此時同類型小說至少有幾十本，哪怕他多寫了一本流到市場上也不會有什麽太大反應。
    至於公案小說——包公的故事此時人非常喜歡聽，從嘉靖年間到現在已經編了幾十本《包公案》了，寫無可寫，甚至有書坊主把本朝的判案卷宗整理之後直接勘印來湊數。
    王文龍知道哪怕自己再寫《狄公案》《海公案》也隻是給已經火熱的公案小說市場再添一把柴火而已，多半還是無法造成轟動。
    再看到神魔小說一類，王文龍思索一番，也同樣劃掉。
    此時《封神演義》已經成書，之後的古典神魔小說水平普遍太差，《濟公傳》和《東遊記》這些相比之下的佳作也根本達到不了《封神》和《西遊》的高度，寫出來或許能夠刊印，但多半掙不到大名。
    一通刪改，最終王文龍的稿紙上隻剩下了人情小說這一個類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