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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q這個人物總體上是可愛的，他本心並不壞，精神品格沒有墮落到地主軍閥買辦走狗“吃人”的地步。他參與社會活動積極性非常高，可是由於自身的階級覺悟還未見端倪和認知水平有限，他沒有看清世道險惡的一麵，所以殺身之禍將至，都沒有察覺和警惕。
    當時的中國社會，普遍存在老百姓饑餓窘困的現象，無論是廣大農村還是城鎮，人們的生活都有一種朝不保夕。這樣的話，人們謀得生計的路就非常狹窄，有個一技之長的人能混口飯吃就是能養活自己作為立足的表現。可是，教育被老封建新官僚壟斷的舊中國，絕大多數的農民子女是沒有錢入學的。又，軍閥混戰，殖民掠奪，有多少口糧可供勞動人民自己擁有？種種盤剝、層層剝削，老百姓所剩無幾。這樣的社會背景下，暫時還沒有革命覺悟的阿q又能做什麽呢？
    被人欺負了，就去欺負小尼姑，獲得心理平衡。阿q被人欺負了多少次？很多次，而且把頭往牆上碰。他欺負小尼姑，書上描寫就一次，摸了一次頭頂，這算不算性侵？
    結果人家頃刻就罵：“斷子絕孫的阿q！”
    阿q反罵：“和尚摸的我摸不得？”
    這是阿q為自己找台階下，是一種消極的反抗，即受到強者欺淩，又靠欺負更弱者泄憤，於是兩麵都不喜歡他阿q。
    阿q也很沮喪，知道自己在人們心目中評價偏低，他也希望自己是個體麵受尊重的人。可社會的大環境，是否讓他看見有道德的人過上好日子了呢？
    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社會的大環境讓他看到什麽呢？因此，阿q道德的淪喪就不是他個人的因素造成的，而是社會的大背景襯托出來的。試問，能夠給中國造成影響力的大人物有多少愛國者？就當時而言。
    閱讀《阿q正傳》，我看見一個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沒有政治覺悟的他是如何掙紮的。
    阿q需要一種慰藉，既然世上的好人要受不公正待遇，況且自己也難以做到“好人”的標準，那就希望別人比他更下流，這樣他自己的道德水平相應的就“上層”了。有小偷到他家裏，阿q已經家徒四壁，他感慨：“小偷這是瞧得起我才來！”
    他遇到這種狀況才感覺自己是受害者，是品德還可以的人。他的社會參與既是作為個人精神生活的需要，也是一個人生計的需要，他不僅需要存在感，更需要地位和榮譽來支撐作為一個男人的光環。這樣的阿q，有什麽錯？說他不對，我認為實在難為他了。
    社會的嚴酷讓他不敢麵對現實，一切美好的邏輯都是他自己一廂情願，結果被無情的砍了頭，成了不計其數的死在舊社會屠刀下的其中一個。
    阿q是一位年紀輕輕的，本來可以作為一番的男子。大概當時的年輕人有三種出路，一種是去革命，一種是成為走狗，一種是活在煎熬中，很可能被人魚肉。阿q不自覺的成為第三條路中的犧牲品。不幸的命運使他生活在不幸的年代，消極的反抗正中剝削階級的下懷，一顆無辜的頭顱被“食肉者”砍下來了。
    與阿q不同的是另外一名青年，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知識分子，帶有當時的知識分子特點，他就是孔乙己。
    孔乙己理論上來講，應當是比阿q更容易生存的，可事實並非如此，他同樣艱難。
    我那時候的初中語文老師不懂，他認為孔乙己“好吃懶做”，而且說魯迅也評價“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這簡直是對孔乙己個人名譽和精神品格無情的腳踏！我不知道初中語文老師如果生活在那個年代他是否確定自己英雄好漢，他有多少把握過體麵日子？
    我們看一個人，了解一個人，或者評價他，是要看他所處的社會大環境。
    我們看看魯迅當時描繪的孔乙己的社會背景，時間大概是晚清甲午戰爭之後，知識分子大概有四種出路：一是如魯迅，參加中國左派革命，挽救中國；二是成為一般文職，就是以養家糊口為要；三是成為反動勢力的幫閑；四是走傳統科舉發家之路，如範進。
    第一種道路，非大智大勇的人有著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氣概，一般人不敢作此想。有這樣的想法，也是受革命誌士感染和社會影響之後的動員。很明顯不能用魯迅的標準去衡量孔乙己。
    第二種道路，就是大多數也是今天大多數知識分子謀生糊口的辦法，好歹工作內容沒有農民工人那麽辛苦，又能掙得比一般勞動者較高的工資，所以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也稱得上體麵人士了。孔乙己不是不做此想，可以看的出，孔乙己潦倒的時候也還是希望有自己的基本體麵，並且希望能得到周圍人的認可，希望能得到紳士們的眷顧。
    可孔乙己萬萬沒有想到，從鹹亨酒店的老板掌櫃的，到裏麵吃喝取笑的貴族子弟，哪個把他當人看了呢？
    第三種道路是投靠封建勢力、帝國主義勢力、地主豪紳們，拿著自己的油嘴滑舌和對知識的一知半解，去做幫閑、篾片。文化上為封建官僚效力，鎮壓窮人精神上的反抗。魯迅一生大多會遇上此類敵人，並陷入圍剿。
    這樣的道路，孔乙己至少沒有走。他想不想去投靠？文字段落中沒有證據顯示孔乙己有這種打算。僅憑這點，我很欽佩孔乙己！
    第四種道路，有點兒像博彩，好的說不準明天就是狀元，差的搞不好要像範進那樣等一輩子，到了五十多歲才能混個狀元。要不行就一輩子也撈不到一官半職。這就像入宮的美女，進來十六，出宮六十，運氣好又美貌，封為貴妃；運氣不好，就要守一輩子！
    封建科舉考試製度，就是讓知識分子老老實實希望一輩子，這樣的製度允許極少數人能成為官僚，但大多數人都要在不公的社會製度中堅持一輩子。孔乙己的年代，社會發生著劇烈變化，科舉謀出路已經不時興了。1905年以後，科舉考試被廢除；1905年之前的晚清，要做官，得有錢，有錢才能巴結提供資源的人。
    請問，他孔乙己能走那條路？
    後人說的輕巧——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一個“哀”字，一個“怒”字，倒是畫足了後人心理上的優越感，站著說話不腰疼。看清楚了別人的不幸，就理直氣壯的譴責對方不爭氣，這真是一樁美事。
    且不說孔乙己沒有魯迅那樣的政治覺悟，就是有，沒有跑路費，孔乙己多半出不了鹹亨小鎮，更別說去日本。至於一般文職，您隻要看看現代社會，大學生是如何拚搏勞碌的？就知道當時社會背景有多麽艱難，所以我不忍心指責孔乙己半分。
    至於巴結權貴，成為篾片，孔乙己不管願沒願意還是沒人雇請？他都沒有走上這條路，已經值得肯定了。您看舊中國多少一知半解的知識分子爭先恐後的向軍閥甚至帝國主義勢力屈膝折腰？唯恐落後，沒生計出路。
    孔乙己是上天無路，去地無門。
    要不幹脆脫掉那身破舊的長褂子，加入無產階級隊伍？我懷疑孔乙己死都不會脫那身長褂子的，我不知道他最後去地主家裏行竊又是什麽裝扮？可惜如此重要的一筆細節魯迅沒寫，我們隻好猜猜看。
    魯迅於書中描繪了他隻要出現就一定會穿著那件長褂子，估計這是他的全部財產。
    孔乙己的長褂子之所以不舍得脫掉，認識這樣的原因，我們需要了解體力勞動者曆史當中的處境。且不說當時的年代，您隻要了解巴西金礦裏麵的勞工，那驚人的場景，沒人願意成為其中一員的。
    作者本人是地地道道的打工人，我隻能這樣說，這樣的辛酸隻有親身經曆才能深刻體會！所以我不希望孔乙己脫掉那件陪伴他多年的長褂子，不想他加入我們的無產階級大軍，相反我會祝福他，希望他能過上體麵的生活。
    除非一個人覺悟了，而且是革命家一樣的覺悟，因為隻有革命精神才能挽救人於逆境當中，而不會依賴於物質基礎成為受財富地位支配的人。我寧願看見孔乙己被人嘰嘲、出醜，也不想他脫掉長褂子去做體力活兒，一個知識分子很容易在體力勞動大軍中消磨、淹沒。
    孔乙己的人品是值得肯定的，文化程度也是值得肯定的，譬如回字的四種寫法我就不會。中國人當時的識字率是很低的，孔乙己明明有文化，卻得不到尊重和基本的生活保障，不可謂英雄無用武之地。他教孩子們回字的四種寫法，可是那些小孩兒就跟那些酒館裏坐落的紈絝子弟對孔乙己的態度區別不大，隻是年齡不同。
    我想起威廉二世興辦學校，學生上課隻需要交玉米棒即可。可是孔乙己怎麽辦呢？當時的中國主政的是慈禧太後，她不是中國版的威廉二世。
    致孔乙己於死地的是他的一次偷竊行為。他偷盜財主家，被捉了之後吊起來打，腿被打折了。
    如果說孔乙己有錯，頂多是“竊鉤”，可當時的中國竊國者比比皆是，真是廟堂之上朽木為官，殿壁之間禽獸食祿！
    偷是沒有誌氣的，要革命，徹徹底底的打倒權貴階級！
    《故鄉》裏的潤土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中國農民形象，父子二人都曾經給魯迅家裏做過佃農。潤土的父親希望孩子長大後平平安安，往他脖子上戴了一個圈兒，希望潤土家能香火傳遞。
    潤土當然沒有受過魯迅那樣程度的文化教育，他倒是迷信思想繼承了下來。他給自己做了一個泥菩薩，時常拜祭，被魯迅看見了偷笑。
    長大後，魯迅出國去了日本，潤土一直在老家。漸漸的，曾經的少年已過了中年。
    魯迅回來，潤土來見，兩人麵對麵，潤土很有禮貌的稱呼魯迅：“老爺。”
    魯迅頓感兩人之間有一層看不見的隔膜。
    這層隔膜是什麽呢？就是身份。
    魯迅什麽人品，潤土並不知道；但中國士紳們什麽人品，潤土是知道的。所以魯迅站在麵前，潤土明智的做法還是要禮節禮貌的，不然就有某種可能。這絕非危言聳聽。
    今天下屬在上司麵前的態度，保安在領導階層麵前的態度，以及群眾百姓在當官的麵前的態度，是否表現良好很容易影響日後的社會關係需要。社會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很容易顯露財富地位人際關係影響力所帶來的態度上的差別。而且就當時社會而言，平民態度上的不恭很可能遭來報複。什麽樣的報複？不講明，就是得罪權貴之後可能會承擔的風險。所以，潤土彎腰叫魯迅“老爺”是明智之舉，當時社會條件下的正常舉止，吩咐潤土這樣的態度的是社會，是社會把基層百姓壓彎了腰。
    可魯迅心裏發顫，曾經的少年已經變成了老爺，而曾經的少年玩伴已經自認奴仆了。同樣都是少年，同樣都是人，為什麽成年後有這樣的差距？
    因為不平等的社會造成不平等的身份，展現出來的就是弱勢一方恭敬的態度。
    魯迅是覺醒的革命文學家，他背叛了有產階級，勇敢的站到了人民的一邊，可他心愛的人民卻稱呼他為“老爺。”他知道自己還沒有被他們理解，他知道人民還需要假以時日才能覺醒到理解他的程度。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社會的堅冰和隔膜需要很長時間的不懈努力才能消除，才能最終讓社會走向平等和公正。那時候，大家都不用管誰叫“老爺”了。
    魯迅他們正在努力中，潤土需要精神慰藉，於是捏了一個菩薩供自己朝拜，迅哥兒感慨：我們都在尋求希望啊！
    作者少年時，回想起自己，我看不起爺爺和奶奶崇拜迷信，自己當然崇尚科學是對的。如今回想起來，用“看不起”的態度對待爺爺和奶奶，有失公允的。那時候，我已經在反省自己了。我為自己空想的三大星球，又何嚐不是屬於自己的“菩薩”呢？也是一種精神需要，一種精神思想上的偶像。從某種角度而言，我們都有“宗教徒”的特征，都為自己捏一個偶像，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
    祥林嫂是一個地地道道無助的婦女，麵對世道她很無奈，其實男人們都不知道該怎麽辦了，更可況弱女子？
    她能去哪兒？難道要求她革命？她不會比娜拉跑的遠，所以這輩子如果不是革命隊伍進村，她也就一輩子老老實實的逢人訴苦，沒人就幹活。人家問她，她不說，怕得罪別人，索性逢人便說好了，看看有沒有可能別人告訴她拯救命運的辦法？
    時間一長，她身上已經沒什麽稀奇，男的女的也就沒什麽好問的了。悲催的故事在曾經殖民主義施虐期間到處都是，遠不止她一個，時間一長，大家都麻木了。
    魯迅的作品其目的我們從《藤野先生》知道，他是為了拯救中國人的精神。他在《藤野先生》一篇中描繪日俄戰爭電影，影片中有中國人被斬首，結果熒幕前的中國留學生興高采烈，竟歡呼不已！
    魯迅看見這些人四肢健全、四體健康，就是精神需要治療。而要治療中國人的精神，一兩味藥不濟事，需要用筆，用筆寫文章來文化傳播從而達到救國救民的目的。於是魯迅一生的事業沒有選擇去做醫生，而是成了大文豪。後人稱他的作品如同手術刀，解剖中國人的精神麵貌，好認識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