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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李乾順頭大的時候，趙佶也沒好過到哪裏去，趙佶頭昏的原因是政事堂請求選拔詞臣充任崇政殿說書，重開經筵日講。
    趙佶心想，學習，學個屁！兄弟都當皇帝了，難道要你教怎麽當皇帝嗎？再說所謂經筵日講，講的大多數是孔孟之道，聖人之言，最不耐煩聽的就是這玩意，趙佶才不相信什麽半部論語治天下呢。
    孔老夫子要有那個本事，也不會困在陳蔡之間當春秋貝爺了。他們什麽事都要假托聖人之言，來教誨趙佶，這是最讓人討厭的。趙佶對政事堂的奏請采取冷處理的措施，能拖就拖。
    但是政事堂的諸位相公不但一直奏請，在常朝和各種朝會上當麵奏請。蘇轍還發動台諫這幫瘋狗，開閘放狗。如果是政事堂的諸位相公們還是文明人的話，台諫這幫瘋狗可就不上路子的多了，不光是各種劄子淹沒趙佶的案頭，動不動就是一幫言官當殿直諫，搞得趙佶下不來台。又沒有庭杖能收拾他們。
    趙佶現在無比懷念鳳陽神丐發明的庭杖製度，某些人的屁股就是欠。隨著他們搞得聲勢越來越大，連地方監司的官員也上疏，趙佶實在是不勝其煩，下令召集兩製以上大臣討論崇政殿說書的人選。
    本來這事完全可以下政事堂，令政事堂舉薦即可，但是趙佶偏不，趙佶知道，一旦兩製以上大臣討論，都想推舉自己人上位，隻要達不成統一意見，趙佶就拖，就硬拖。總之就是不想開這個經筵日講。
    趙佶在垂拱殿坐好後，首相韓忠彥當先出班奏道：“官家，今日是選取崇政殿說書，為官家開經筵。”趙佶點點頭，令韓忠彥介紹崇政殿說書的執掌，選取的標準。
    韓忠彥當即介紹起來大宋的經筵製度，大宋崇尚文治，曆代皇帝也非常重視經筵。太宗皇帝就認為帝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之治亂。非常重視經筵，曆代帝王謹守以文化成天下的祖宗家法，勤學好問，身為典範，以成治道。經筵進讀的典籍與教材選擇，無不以成聖德益治道為標準。為此，宋代帝王特重經旨義理的體悟。
    同時，帝王的學習和士大夫的學習明顯不同。至少帝王們的學習不需要參加科舉考試。帝王治學為的是如何從經典中掌握為君之道與治國之要，也是宋代帝王最為關切的問題。這就必然要求士大夫在經筵講學中，突破傳統章句訓詁之學的詮釋形態，采取一種新的義理解經方式，指導帝王掌握蘊含在經典中的經旨要義與修己治人之道。
    為了實現因經義以求治道的目的，宋代帝王還體現出對經筵官義理解經的偏好。如端拱元年（988），太宗聽李覺講《易》之“泰卦”，對其發揮經義，“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表示讚許，賜帛百匹，以之為“君臣鑒戒”。鹹平年二年（999），真宗稱讚崔偓佺講《尚書?大禹謨》，“頗達經義，甚可稱也。”仁宗讚美經筵官曰：“賴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甚悅之。”侍講錢象先因善講說，解經“語約而義明”，被仁宗前後留侍十五年。均體現出對不拘字詞章句，探究經旨義理的興趣，這必然影響並帶動經筵官突破傳統章句訓詁之學的束縛而轉向經典“義理”詮釋，一種新經學體例逐漸醞釀而生。
    宋代皇帝最為好學的，莫過於仁宗，仁宗曾說：“有帝王之學，有士大夫之學，朕在宮中無一日廢學，但推前古治道有益於今者要施行耳！不必指摘章句以為文也。”對於經筵，仁宗也是有自己的看法的，訓詁之學對於帝王來說實際上並無意義，治平天下需要的是對於治國之道的理解，不是對於聖人之言的推敲。
    再說了，趙佶自己對經義毫無興趣，要是講什麽經義，那他還不如去找劉娘子學外語呢。滿口聖人之言，要考研啊！趙佶更希望的是經筵多以史論，討論曆代興亡之得失，用之治國，才是比較現實的。至於什麽聖人之言，聖人？他有幾個指揮的禁軍？
    韓忠彥說完後，趙佶補充道：“此次選取崇政殿說書，是為了講經說史，明治亂之因，知興替之由，而不是尋一尋章摘句之腐儒，諸卿有何人可以薦來。”
    範純禮當先說道：“官家，臣薦大理評事蕭山知縣楊時，其人精通經義，天下知名，官家可召之，必有益於聖學。”趙佶一想，怎麽上來就把他拉出來了，這哥們絕對是老夫子一個啊！既是二程的弟子，又幹出程門立雪這種事的狠人，要是他當這個崇政殿說書，自己不得被噴的滿頭包啊。
    趙佶不由得看向蘇轍，心想著你們蜀黨不是和洛黨不和嗎？蘇台長，上啊，噴死姓範的。沒想到蘇轍竟不發一言，倒是韓忠彥出來讚成道：“官家，楊時言正而行端，德閎而學粹。趨蹌禮法之場，超卓傳注之表。群經獨得其趣，諸子莫遁其情。網羅百家，馳騁千古。辨邪說以正人心，推聖學以明大義。麵陳疏議足以扶國本於當時；注釋經義足以開來學於後世。顧功德之兼全，宜旌隆之特異。”
    沒想到楊時在群臣裏麵威望如此之高，竟然每人反對他，趙佶不禁看向新黨一眾大佬，怎麽，你們今天都啞巴了？新黨就找不出人了嗎？趙佶轉念一想，可能新黨真的找不出人來。若是在新黨中尋找辦事得力之臣，倒是一抓一大把，可是要是在新黨中尋找詞臣，那可就不易了、曾布、章惇等人倒是精通經義，可是總不能讓宰相充任說書吧，當年王安石的兒子王雱倒是頗有才名，可惜早殤。
    在玩嘴皮子上，舊黨是有天然優勢的，趙佶想了想說道：“既然楊時才學出眾，德行高潔，就以薦召為秘書郎，遷著作郎，除邇英殿說書。”宋代的經筵官有(亦稱講讀官、講官、讀官),前後共有“翰林侍讀學士”、“翰林侍講學士”、“侍讀”、“侍講”、“崇政殿說書”、“天章閣侍講”、“邇英殿說書”七種。現在翰林院的諸位學士已經進入兩製，不再實際參與經筵，實際參與經筵的就是崇政殿說書、天章閣侍講、邇英殿說書三人，趙佶想著，楊時任邇英殿說書，再選兩人參與經筵，平衡一下，未嚐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