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研究·戲曲篇！
    一
    元明之際是中國政治史上大變動的時期，也是中國民族最苦難的時代。我們在中國曆史上，曆次的見到北方的少數民族的侵略；若秦漢的匈奴，六朝的五胡，唐的回絕、吐蕃；北宋的契丹、遼、金，但他們卻至多隻占領了半個中國；南方的半壁江山卻終是漢族的；至多隻是演一出南北朝對立的把戲。想不到在這個時代，我們卻第一次見到中國全境的被蒙古民族的鐵蹄所踐踏著了！金主亮曾誇大的說道，他將立馬於吳山（杭州）第一峰，然而他的統一中國的迷夢，卻永不曾實現過。他的夢，在這時，卻有強悍的蒙古人為之實現了。數千年來，不見少數民族的足跡，不感受到外來勢力的壓迫的江南，現在是第一次淪陷於蒙古族的手中了。杭州（臨安）開始有了無數的蒙古人、色目人乃至久在蒙古族管理下的“漢人”（即金人等的北方人）來居住了。西湖風光又換了一個麵目，諸城市又產生了一副新的景色。不慣，那是當然的！但久已積弱難返的古老民族，又怎敵得過勢若萬馬奔騰的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為這一代東西方諸民族的大恐怖的新興之蒙古民族呢？蒙古人的鐵蹄一到，他們雖然不慣，卻不久，便不得不貼然了，更不久，便也不得不安之了。
    漢民族在這時代，雖不得不姑且過著貼然安之的生活，卻是滿肚子的憤懣不平。這種不平，是任何漢族的本土人民都感覺得到的。——特別是最後降服於蒙古人的所謂“南人”——即江南的人民——在這時候，在政治上、社會上最占勢力的乃是蒙古人（征服人的民族）及色目人（西方諸民族，隨蒙古人南侵者的總稱）。第三個才輪得到所謂“漢人”，第四個才輪得到所謂“南人”。其實“漢人”、“南人”，在蒙古人、色目人之中，永遠是受侮辱，受壓迫的。他們永遠是沈屈於下僚的，永遠不用想握到政治的大權，即有握權的，所握的也隻是“非實權”。再加以那些強悍的蒙古人，對於被征服的民族，是毫不客氣，毫無顧忌的。他們為所欲為，毫不注意被征服的民族們的感情、習慣與乎風俗、人情。這裏有一個最顯著的例子。依照著中國向來的習慣，凡是易朝換代之際，對於前代的末途王孫，雖不妨加以極嚴峻之刑責，但對於已死的帝王，卻仍要給他們以相當的禮貌與敬重；特別對於皇陵之類，向來都是加以保護，不肯有什麽輕舉妄動的。但蒙古人卻不然了。他們對於此種禮貌，根本上便不懂。他們有的是力，有的是刀。他們什麽事不能做！什麽事不敢做！於是他們一到了江南，便有一個楊和尚悍然的去掘發南宋諸帝的陵寢，且揚其屍骨為灰（其目的當然大半還為的是掘寶藏）。這個驚人的舉動，未免使被征服者們太觸目傷心了。於是便有唐玨諸人發生了移屍他處，植冬青樹以為誌別的悲壯的義舉。像這樣悍然不顧一切的舉動，當然非最強悍的民族做不出來的。我們如果以清人入關，第一件事，便以皇帝禮葬了崇禎帝，還下詔切實的誥戒人民，保護明十三陵，毋使樵采的舉動看來，便知道少數民族的侵略手段真是一代比一代的進步了。
    更違反了漢族本土民族的公意的，便是公然廢止了曆來視為士子“登庸”的唯一的大道的科舉製度。這也是蒙古人完全不了解漢民族的心理的一例。科舉製度的弊端，言者殊眾。但有一點，卻是不可及的。盡管這種考試製度是如何的不合理，如何的可詛咒，但卻是一個已成了固體的製度，更不能說是一種不公平的製度。蒙古人於此點毫不注意。他們大約以為從馬上得之的，便可以也從馬上治之的罷。所以自元始祖十六年（公元一二七九年）攻陷中國南部之後，三十餘年來從不曾想到過要舉行一次兩次足以綏安被征服的民族的憤心的科舉。直到元仁宗延祐初元（公元一三一五年）方才恢複了科舉的舊製，規定每三年舉行一次。然而其科舉的製度，卻不甚公平。蒙古人、色目人與漢人、南人便頗不相同。榜亦各別，不能混雜。蒙古、色目人作一榜，漢人、南人作一榜。而“蒙古、色目人願試漢人、南人科目中選者，加一等注授。”（《元史》卷八十一《選舉誌》）如此顯然的不平等，益足令漢人南人們生了歧心。更有甚者，當時仕進有多歧，銓衡無定製，科舉更不是唯一的“出身”的大道。《元史·選舉誌》（卷八十一）謂
    其出身於學校者，有國子監學，有蒙古字學，回回國學，有醫學，有陰陽學。其策名於薦舉者，有遺逸，有茂異，有求言，有進書，有董子。其出於宿衛勳臣之家者待以不次。其用於宣徽中政之屬者重為內官。文蔭敘有循常之格，而超擢有選用之科。由直省侍儀等入官者亦名清望，以倉庾賦稅任事者例視冗職。捕盜者以功敘，入粟者以資進。至工匠皆入班資，而輿隸亦躋流品。諸王公主，寵以投下，俾之保任。遠夷外徽，授以長官，俾之世襲。凡若此類，殆所謂吏道雜而多端者歟。矧夫儒有歲貢之名，吏有補用之法。曰掾史令史，曰書寫銓寫，曰書吏典吏，所設之名未易枚舉。曰省台院部，曰路府州縣，所入之途難以指計。雖名卿大府亦往往由是躋要官，受顯爵，而刀筆下吏，遂致竊權勢，舞文法矣。故其銓選之備，考核之精，曰隨朝外任，曰省選部選，曰文官武官，曰考數，曰資格，一毫不可越。而或援例，或借資，或優升，或回降，其縱情破律，以公濟私，非至明者不能察焉。是皆文繁吏弊之所致也。
    上麵所引的話，雖然簡單，但已足夠見到元人的宦途是如何的廣大而繁雜。所以仁宗雖恢複了科舉製度，而這種科舉製度已非複像往古一樣，是士子登庸的唯一要津的了。名存而實亡，中舉者的權利，直等於零。我們雖說終元之朝沒有科舉可也。更有甚者，他們對於士人根本上是看不起的。曆朝對於士大夫階級的種種優待條例，若免稅賦，免徭役之類，元人似乎也一律不顧。陶宗儀的《輟耕錄》載有數事
    一）恒陽廉文正王希憲，字善父，畏吾氏……宋士之在羈旅者，寒餓狼狽，冠衣襤樓，袖詩求見，王之兄弟皆揶揄之。薊公複為入言，急令鋪設坐椅，且戒內人備酒饌。出至大門外肅入對坐。……
    二）國朝儒者，自戊戌選試後，所在不務存恤，往往混為編氓。至於奉一劄十行之書，崇學校，獎秀藝，正戶籍，免徭役，皆翰林學士高公智耀奏陳之力也。
    三）世祖一日命廉文正王受戒於國師。王對曰“臣已受孔子戒。”上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門之戒，如是而已。”上喜。
    這些事實的反麵便可證明以馬上征戰為生活的蒙古民族，對於中國舊日的士大夫階級是如何的作踐，如何的不了解，如何的看不起。這個完全不了解中國國情的蒙古統治階級，當然不旋踵便要為漢民族所驅逐而北去的了。不僅如是，在一般政治上，這些蒙古的統治者也是完全不體恤人民，不了解民眾心理的。他們吏治的黑暗，恐怕要算是往古所未有的了。他們賣官鬻爵，他們貪汙不堪。且以漢人、南人為奴為婢者所在有之。《輟耕錄》曾載，民間忽盛傳元人有將漢人少女強送之北去，作為韃靼人的奴婢之舉。於是民間婚嫁一時間皆草草舉行。後來雖知道是謠傳，卻已鬧得滿城風雨了。這謠言決不是無根的。對於被征服的民族，他們是可以一無顧忌的這麽辦的，也許小規模的擄奴之舉是時時有之的事。《輟耕錄》又載有一事
    至正乙未春，中書省臣進奏，遣兵部員外郎劉謙來江南募民補路府州司縣官，自五品至九品，入粟有差。非舊例之職專茶鹽務場者比。雖功名逼人，無有願之者。既而抵鬆江。時知府崔思誠惟知曲承使命，不問民間有粟與否也。乃拘集屬縣巨室點科十二名。眾皆號泣告訴，曾弗之顧。輒施拷掠，抑使承伏，即填空名告身授之。
    以這種方法強迫人民去納粟捐官，真是曠古未聞的奇事。又其所用蒙古、色目人之做官的，不僅少讀書，不習政治，即連執筆花押也不會。“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輔及近侍，官至一品者，得旨則用玉圖書押字。”（《輟耕錄》）在這樣少知無識的粗人統治之下的吏治，又安得而不黑暗，民心又安得而不思亂。（由程鵬舉的故事，更可見奴屬於蒙古人的南人的痛苦之深。）
    廬陵人鄧剡曾有《鷓鴣詩》曰“行不得也哥哥！瘦妻弱子贏牸馱，天長地闊多網羅。南音漸少北語多，肉飛不起可奈何！行不得也哥哥！”汪元量也有一首詩說元兵平杭日的事“西塞山邊日落處，北關門外雨來天。南人墮淚北人笑，臣甫低頭拜杜鵑。”這可見時人的悲哽怨毒的心理的一斑。
    因了這種民族的壓迫，仕路的閉塞，文人的失意，便構成當時的文學的一個很顯著的特色，那便是產生了許多往昔所少有的鼓吹達觀享樂的歌曲，讚頌隱居生活的詩篇。下麵是幾個例子。
    想人生七十猶稀。百歲光陰，先過了三十。七十年間，十歲頑童，十載尪贏。五十歲除分晝黑，剛分得一半兒白日。風雨相隨，兔走烏飛，仔細沉吟，都不如快活了便宜。
    ——《蟾宮曲》，盧摯作。
    忘憂草，含笑花，勸君聞早冠宜掛。那裏也能言陸賈！那裏也良謀子牙！那裏也豪氣張華！千古是非心，一夕漁樵話。
    ——《慶東原》，白樸作。
    秋景堪題，紅葉滿山溪。鬆徑偏宜，黃菊繞東籬。正清樽斟潑醅，有白衣勸酒杯。官極品，到底成何濟。歸。學取他淵明醉。
    ——《碧玉簫》，關漢卿作。
    荒荒時務艱，急急光陰換。一局棋未終，腰斧柯先爛。百歲霎時間，莫惜此時閑。三兩知心友，鯨杯且吸幹。休彈，玉人齊聲咀。狼山，興亡一笑間。
    ——《雁兒落帶過得勝令》，庾天錫作。
    野塘花落杜鵑啼，啼血送春歸。花開不拚花前醉，醉裏又傷悲。伊。快活了是便宜。
    ——《遊四門》，無名氏。
    乾坤俯仰，賢愚醉醒，今古興亡。劍花寒，夜坐歸心壯。又是他鄉，九日明朝酒香。一年好景橙黃。龍山上，西風樹響，吹老鬢毛霜。
    ——《滿庭芳》，張小山作。
    這些都是隨手拈來的例子。更有馬致遠的一首《夜行舡》，向來是視為這一類作品中的壓卷之作
    〔夜行舡〕百歲光陰一夢蝶，重回首往事堪嗟。今日春來，明朝花謝。急罰盞夜闌燈滅。〔喬木查〕想秦宮漢闕，都做了衰草牛羊野。不恁麽漁樵沒話說。縱荒墳橫斷碑不辨龍蛇。〔慶宣和〕投至狐蹤與免穴，多少豪傑。鼎足雖堅半腰裏折。魏耶？晉耶？〔落梅風〕天教你富，莫太奢。不多時好天良夜。富家兒更做道你心似鐵，爭辜負了錦堂風月。〔風入鬆〕眼前紅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車，不爭鏡裏添白雪，上床與鞋履相別。休笑鴻巢計拙，葫蘆提一向妝呆。〔撥不斷〕利名竭，是非絕。紅塵不向門前惹，綠樹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補牆頭缺，更那堪竹籬茅舍。〔離亭宴煞〕蛩吟罷一覺才寧貼，雞鳴時萬事無休歇。何年是徹！看密匝匝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鬧穰穰蠅爭血。裴公綠野堂，陶令白蓮社。愛秋來時那些和露摘黃花，帶霜分紫蟹，煮酒燒紅葉。想人生有限杯，渾幾個重陽節。人問我，頑童記者便北海探吾來，道東籬醉了也。
    這些消極的、玩世的、享樂的情緒，當時不僅?漫於新詩歌的壇坫中而已，即在戲曲上也是很顯著的表現著。涵虛子著《太和正音譜》，分元人雜劇為十二科，而首二科便是“神仙道化”，與“隱居樂道”。而《陳傳高臥》（馬致遠）、《黃粱夢》（馬致遠）、《嶽陽樓》（馬致遠）、《竹葉舟》（範子安）、《鐵拐李》（嶽伯川）、《度柳翠》（無名氏），乃至《七裏灘子陵垂釣》（宮大用）諸劇，在元劇中也成了很重要的一支大派。這種傾向，都是時代造成的。有了那末黑暗的時代，便自然而然的會發生這種消極的思想。這種消極的思想，其範圍更蔓延得很廣，不僅不得誌的文人是那末頹廢的自暴自棄，即高位者也往往脫口會寫出唱出這種一口氣的詩篇來。不忽麻平章曾寫了有名的《辭朝》的一曲
    〔點絳唇〕寧可身臣糟丘，索強如命懸君手。尋幾個知心友，樂以忘憂。願作林泉叟。
    〔混江龍〕布袍寬袖，樂然何處謁王侯。但樽中有酒，身外無愁。數看殘棋江月曉，一身長嘯海門秋。山間深住，林下隱居，清泉濯足，強如閑事縈心。浹生涯一味誰參透。草衣禾食，勝如肥馬輕裘。……
    這大約有兩個可能的解釋。一是政治實在太黑暗了，連身在政治裏麵的人物也深抱著消極的悲觀的態度。二是那種?漫於整個社會的消極的思想，不知不覺的連那些居高官、享厚祿的人也被傳染到了。這二者都有可能。“但得黃雞嫩，白酒熟，一任教疏籬牆缺茅庵漏。隻要窗明炕暖蒲團厚，問甚身寒勝飽麻衣舊。”（不忽麻）這是如何淺近質實的享樂主義嗬！更執著的享樂的思想，是表現在戀愛的沈醉與女性的肉的追求。在這一方麵，他們的描寫是空前的不諱飾與不蘊藉。有許多荒誕的描寫，是連最近代的文人們也是不忍出諸筆下的。這些例子實在太多了，我們可以不必引在這裏。
    這是如何頹廢的、放縱的、沈淪的時代啊！
    一般人民是沈淪在重重的壓迫之下，一般的士大夫卻沈淪在悲觀的、消極的、肉欲的、物質的、享樂的思想之中。這樣構成了這時代前半期的文學的特色。這種特色是空前所未有的。我們雖然在魏、晉六朝的阮籍、劉伶，在唐的中葉李白諸人的篇什中，見到酒精崇拜等等的同樣的消極的享樂態度，卻從來不曾見有元人那末赤裸的質實的、肉欲的。我們的詩歌之中，當然也有比較現實的肉的描寫，但就能夠流傳下來的看來，都是相當蘊藉的，像《閑情賦》之所敘狀者為止。像元人那麽放縱的、赤裸的描寫著食與色的追求，那真是“古所未有”的。這種大膽的態度的造成，一方麵當然為了儒教的拘束已去，舊倫理的觀念已不存在，一方麵恐怕也多少要受到些西方的民族，若波斯等等民族的文學的影響。我總疑心，在我們的許多元代作家的詩什中，至少有一部分外來的成分在內。這話說來太長，在這裏隻好不提。
    二
    但說來很可怪的，一方麵蒙古民族的鐵腕，扼住了中國政治的咽喉，不讓舊日的漢族士大夫階級，有揚眉吐氣的餘暇，但同時因了蒙古人、色目人的重兵的駐防，與乎西南方的商賈們的交通，社會上的經濟生活似乎還有突進的發展的現狀。鈔票是在這個時代中最為流行的。人民除了政治上的不自由以外，其餘的生活似乎還很自由。他們突然的接觸了無數的征服的民族所帶來的西方文物。他們的社會中，平空的增添了許多的外來的銷費者，他們又因了西南方的商賈們的在蒙古大帝國疆域中的暢行無阻，又多做了不少的交易。這些，都使當時社會上的經濟狀況，有了很顯著的進步。所以北方的大都，在金人被滅之後，仍然不失其為北方的戲曲的重鎮。元劇之標明“大都新刊”雲雲者，我們已見到好幾種（見《元刊雜劇三十種》，日本仿元本，中國石印本）。這可見大都當時的文化程度也一定是不很低等的。南方的宋故都杭州，更是繁華不減於當日。西湖上的繁華風光，仍未遜於國亡以前。無數的藝術家、文人、詩人，仍以杭州為中心而歌詠著，寫作著。元人雜劇的出產地，差不多是以杭州與大都為南北兩個重鎮的。許多北方的文士都曾到過杭州遊曆。老前輩的作家關漢卿，便也曾到杭州來過。有的北方作家，簡直的便留居於杭州不複北歸。這在鍾嗣成的《錄鬼簿》中，曾有過很可令人注意的記載。又，在意大利人馬可孛羅《遊記》中，也曾將杭州寫得有若聖地。確實的，杭州在當時，幾乎成了文化的都城，差不多無數的文人們都要來“巡禮”，一來“巡禮”，便留連的不忍歸去。在《元刊雜劇三十種》中，題“古杭新刊”者為最多。又在僅存的一冊《永樂大典》戲字韻中所保存的《宦門子弟錯立身》等三篇戲文裏，題著“古杭書會”或“古杭才人”新編的已有二種。這可確見“古杭”在這時代的前半葉中，其地位是如何的重要。這又可見當時中國的南方乃至中國的北部，在蒙古族的統治之下，其經濟狀況是很發達的。而一般人的經濟的力量，也似乎並不比前落後，也許是更有進步。因了士大夫階級的崩壞，農民們似乎確是少了一筆重擔。（那時的士大夫已混入“編氓”之中）因了外國人的加多，國外貿易的突然的繁盛，商人階級的勢力更突飛的進展不已。鈔票的發行，此當為其主因。而士大夫因此更感受到一種新的壓迫。在文學上於是便產生了許多描寫士、商的戀愛衝突的劇本。最可代表的一篇便是王實甫的《蘇少卿月下販茶船》（關於這個題材，作者極多，散曲中也有《雙漸蘇卿問答》，劇本也不止王氏一種；但他劇皆佚，惟王劇尚有輯本）。其他如《救風塵》（關漢卿）、《青衫淚》（馬致遠）等等也都以這個衝突為主題。
    社會上一般經濟能力的充裕，使得當時種種的民間娛樂與民間文藝皆有了突飛的進展與成就。同時漢族士大夫們因了生活上的壓迫（他們是如編氓一樣，生活沒有保障的），政治上的出路的被壅塞，便也回過頭來加入平民的社會之中，而為他們寫作劇本，演說故事，著作歌詞。從前的文人們，除了幾個不得意的才子流落在民間者外，餘者都是力爭上流，從事於廟堂文學與古典文學的。即有寥寥的幾個，知道采取或注意民間的新興文學的，也隻是憑著自己的一時高興而已。但這時候的情形卻完全不同了。文人們並不是為了偶爾的高興，“屈尊降身”以與民眾相周旋。他們卻是為了切身的生活問題，來向民間作“文人”的了。他們為一般人民作劇本，寫故事，著新詞，完全為的是經濟關係，生活問題。他們開始以寫廟堂文學的同樣用力與專心與謹慎，來寫民眾的文學，來為民眾編纂日常習用的書籍。這在中國，可以說是第一次士大夫為民眾們所使用。這個異常的社會狀態，使得漢文學史上也發生了一次異常態的空前的一幕；即在習見了無數的古典文學的努力者之後，我們在這時卻第一次的見到無數的大作家，為非古典文學而努力著。這使中國文學，透進了絕清新的空氣，這使中國文學史上增添了無數的偉大的嶄新的著作；特別是雜劇戲文，以及小說。可惜這個時代太短促了，曇花一現之後，便一去不複來了！（隨了蒙古族的統治勢力的過去而過去）中國又開始墮入另一個古典時代之中。——雖然這個時代的影響，仍然存在著——一部分的文人們仍然在無人知的境地裏，為那些新體文學而努力著，然而他們的勢力卻已微弱得多了。戲曲的寫作者雖仍然不少，卻已不單是為民眾而寫作的了。假如這個封建社會的變態的時代，變態的經濟狀態，繼續存在下去的話，恐怕文學革命運動，要不待現代的十幾年中方才絕叫著的罷。可惜這個“變態”的社會，究竟隻能夠若曇花的一現而已！
    三
    恰好在這政治的坫壇不能供一般才士文人所利用，而才士文人們又正在尋找另一方麵的發展的時候，經濟上有了變動的一般社會——由靜定的農業社會變做了商與農的社會——便吸收了這一大批的才士文人進去，為他們服務，為他們寫作。
    在這個“變態”的社會之中，最發達的是戲曲。這是天然的，在一個社會的經濟充裕之時，一般人民的享樂心理，便愈趨於複雜化，高超化。簡單的角技、迎神、賽會，以及說書等等，已不足以供應他們的需要。他們的需要，便自然的要落於那個高超而且複雜的藝術，即戲曲的身上。我們的戲曲在這時候以前，恰好已經有了萌芽，有了基礎。這萌芽，這基礎，在這時便很迅快的發展了，且更奠定了。宋、金時代的劇場，狀態如何，因為文獻無征，我們已無從臆斷。但有一點，我們大約是可以知道的，他們的戲曲不僅為民間所使用，且也已為廟堂所使用（戲文似尚未取得廟堂文學的地位）。不過在民間，在廟堂，固定的演劇團體雖是有的，固定的演劇的場所，似尚沒有產生，而常期的固定的演劇時間似更不曾有過規定。易言之，他們的戲曲的演唱似是間歇性的，且係專為有特別事故——節日或宴會——而演唱的，例如今日鄉村中的劇團，非逢大祭日，大節日，或某一個特別的酬神之節便不開演。且他們的劇團，似乎也與今日的鄉村中所見的劇團一樣，其性質是流動的，是移轉旅行於各地的。他們的演唱的主顧是某一村的全體，或某一個人。易言之，即係“躉賣的”，卻不是如現在的新式舞台般的“零售”式的出賣的。這樣情形，我們從前已經說過的了。但在元代——蒙古大帝國的時代，我們卻開始的見到那種“躉賣式”演劇，已一變而為近代式的“零賣”。這是極可注意的。易言之，即演劇團體在這時候，已足以被社會常期的供養著，而不必受某一個團體或個人的供養的了。他們現在雖常是流徙於各地，卻是有了固定的演劇場所的了。他們現在是零星出賣於一般的民眾，而不必躉賣於某一個團體或個人的了。綜言之，元代的演劇團體，因了元代經濟情狀的變動，已由被動的被雇用於某一個團體或個人的地位，而變為主動的自由的在吸引著社會上一般的民眾的了。這是很近代式的一種演劇方式，跟了很近代式的曇花一現的元代經濟的變態狀況而發生的。
    我們如著手研究這種固定的劇場的情形，是很可以使我們覺得有趣的。在一般文獻之中去尋找這一類的參考資料，那是很不容易的。因為一般的文獻，對於這種真正有重要價值的“社會文獻”向來便是蔑視的。還是在戲曲的本身之中，卻可使我們尋到了不少的材料。
    原來元代的演劇團體，雖有一部分是固定的在某一個地方演唱著，但更大多數的卻是流徙於各地“作場”的，正如近代的馬戲班、旅行劇團一樣。元代的戲文《宦門子弟錯立身》裏，有一段文字將這個情形說得很詳細
    虔唱）〔紫蘇丸〕伶倫門戶曾經曆，早不覺鬢發霜侵。孩子一個幹家門，算來總是前生定。（白）老身幼習伶倫，生居散樂。曲按宮商知格調，詞通大道入禪機。老身趙茜梅，如今年紀老大，隻靠一女王金榜，作場為活。本是東平府人氏。如今將孩兒到河南府作場多日，今早掛了招子。不免叫出孩兒來商量明日雜劇。孩兒過來。……
    旦）奴家今日身已不快。懶去勾欄裏去。……（淨）適蒙台旨，教咱來至。如今到得它家。相公安排筵席。勾欄罷卻，勾欄罷卻。休得收拾。疾忙前去莫遲疑，你莫胡言語，我和你也棘赤。（虔末白）真個是相公喚不是？
    淨）終不成我胡說。（旦）去又不得，不去又不得。（末）孩兒與老都管先去。我收拾砌末恰來。（淨）不要砌末，隻要小唱。（末虔）恁地孩兒先去。我去勾欄裏散了看的，卻來望你。孩兒此去莫從容，相公排筵畫堂中。（旦）情到不堪回首處，（合）一齊分付與東風。（並下）
    由這一段話，可見當時演劇者的生活及勾闌內容的一斑。當時演劇者，仍是要應“官身”的。“相公”喚了他們去時，他們卻不得不去，“勾闌裏散了看的”，立即前往應召。再可見勾闌的所在，是有固定處所的。演劇者卻並不居住在勾闌之中。要做“雜劇”時，卻先須掛了招子。招子蓋即今日戲園之招貼或廣告一類的東西。又，當時如果不需要正式演劇時，伶人們也可以應召前去“小唱”。元人杜善夫有“莊家不識拘闌”一支套曲（見《太平樂府》及《雍熙樂府》），寫鄉間農人初入城市，進勾闌觀看院本而吃驚之狀，由此頗可見當時勾闌中的情形的一斑
    上略）當村許下還心願，來到城中買些紙火。正打街頭過。見吊個花碌碌紙榜，不似那答兒鬧攘攘人多。見一個人手撐著椽做的門，高聲的叫請請。道遲來的滿了無處停坐。說道前截兒院本《調風月》，背後幺末敷演《劉耍和》。高聲叫趕散易得難得妝〔哈〕。要了二百錢放過咱。入得門上個木坡，層層疊疊團圓坐。抬頭覷是個鍾樓模樣，往下覷卻是人旋窩。見幾個婦女麵台兒上坐。又不是迎神賽社，不住的擂鼓篩鑼。……
    這是最可靠的一段元代劇場文獻，連看勾欄的價格也都記載出來了。這種勾欄一定是一種永久性質的建築，專為演劇而用的。演劇的班子雖不是固定的一個，勾欄卻是固定的。宋代已有勾欄，但其規模卻沒有那末偉大，結構也沒有那末複雜。陶宗儀的《輟耕錄》中有《勾欄壓》一則，記載鬆江勾欄塌倒的情形，也足供我們的參考。
    至元壬寅夏，鬆江府前勾欄鄰居顧百一者，一夕夢攝入城隍廟中。同被攝者約四十餘人，一皆責狀畫字。時有沈氏子，以搏銀為業，亦夢與顧同，鬱鬱不樂。家人無以紆之，勸入勾欄睹排戲。獨顧以宵夢匪貞，不敢出門。有女官奴，習嘔唱，每聞勾欄鼓鳴則入。是日，入未成，棚屋拉然有聲。眾驚散。既而無恙，複集焉。不移時棚阽壓。顧走入抱其女，不謂女已出矣。遂斃於顛木之下。死者凡四十二人。
    勾欄的棚屋會拉然有聲，可見其建築決非最近之事。又壓死人之多，可見其建築的材料一定是很笨重的。又“鼓鳴則入”雲雲，與杜善夫的“不住的擂鼓篩鑼”雲雲，皆可見當時的勾欄也與今日的舊式劇場，在開演之前，必定要“擂鼓篩鑼”以招致聽眾的。元無名氏雜劇《漢鍾離度脫藍采和》敘述伶人生活更為詳盡。
    淨雲）俺兩個，一個是王把色，一個是李薄頭，俺哥哥是藍采和。俺在這梁園棚內勾欄裏做場。這個是俺嫂嫂。俺先去勾欄裏收拾去。開了這勾欄棚門，看有什麽人來。（鍾離上）貧道按落雲頭，直至下方梁園棚內勾欄裏走一遭，可早來到也。（做見樂床科。淨）這個先生，你去那神樓上或腰棚上看去。這裏是婦人做排場的，不是你坐處。（鍾離）你那許堅末尼在家麽？（淨）老師父，略等一等便來也。……（正末上）小可人姓許名堅，樂名藍采和。渾家是喜千金。所生一子是小采和，媳婦兒藍山景。姑舅兄弟是王把色，兩姨兄弟是李薄頭。俺在這梁園棚勾欄裏做場，昨日貼出花招兒去。兩個兄弟先收拾去了。這早晚好勾欄裏去。想俺做場的，非同容易也嗬！
    〔仙呂點絳唇〕俺將這古本相傳，路岐體麵，習行院打諢通禪，窮薄藝，知深淺。〔混江龍〕試看我行針步線，俺在這梁園城一交卻又早二十年。常則是與人方便，會客周全。做一段有憎愛，勸賢孝，新院本，覓幾文濟饑寒，得溫暖，養家錢。俺這裏不比別州縣。學這幾分薄藝，勝似千頃良田。來到這勾欄裏也。兄弟有看的人麽？好時候也，上緊收拾。……
    這又可見當時的演劇團，是以一個“末尼”為主人翁，或班長的。劇場上之以“末”為主體，大約便是此故。這時的演劇團，大抵是一門親串組織成功的。所以班中的各個腳色，不是“許堅末尼”的妻、子、媳婦，便是他的“姑舅兄弟”、“兩姨兄弟”。這也是可使我們注意的一點。
    朱有燉的《劉盼春守誌香囊怨》劇本敘述另一種樂團的組織，亦頗為詳盡。
    外雲）自家姓劉，是這汴梁樂人院裏一個出名的末尼。年小時子弟每見我唱得好，與了個樂名，喚做鳴高。如今年老了。有我婆婆，當著這窮家緣過活。有個女孩兒，年長一十八歲，名是臘兒，四般樂器皆能。酒席上老先生每見孩兒能彈快唱，與了孩兒一個名字，喚做盼春。……（貼淨雲）尊兄，今此女子，不比其他之妓，十分能彈能唱，記得有五六十個雜劇。（淨雲）小子愛看的是雜劇。（做放砌末了雲）今放十疋細布在此，請大姐一度新聲。
    這可見當時的演唱雜劇或傳奇者，不盡為旅行的或固定的純粹的演劇團體。有時，娼妓之家也負演唱戲劇的義務，有如今日日本之藝妓。這在上麵所引《宦門子弟錯立身》戲文中的一段裏也可以見到。在那裏，旅行劇團裏的女子，似乎也可以明白的出去應酬“客人”。而在朱氏所寫的這個雜劇裏，則演唱戲劇者明白的為一個妓女。又，《宦門子弟錯立身》戲文裏說的，“砌末”可以隨身帶去；這個《香囊怨》裏，又敘述“砌末”可以頓時“放”了。是這種雜劇一類的戲曲，是可以不一定需要什麽舞台或“勾欄”一類的特備的場所的。可以到任何地方去演唱，隻要帶了砌末去；也可以頓時在妓院中演唱著，隻要“放”了砌末。因為演劇團體與“妓院”如此的混淆不分，所以後來往往即以“勾欄”為妓院。鍾嗣成《錄鬼簿》載趙文敬以下數人，皆是教坊中人
    趙文敬??彰德人，教坊色長；
    張國賓??大都人，即喜時營教坊勾管；
    紅字李二??京兆人，教坊劉耍和婿；
    李郎??劉耍和婿。
    鍾嗣成置他們於“前輩已死名公才人”之列，並沒有看不起的表示。而紅字李二也和馬致遠、李時中諸人合作《開壇闡教黃粱夢》一劇，致遠等並不以為嫌。是足見當時“教坊”中人，其在社會上的地位也並不低微。但《太和正音譜》則述趙子昂語，斥張國賓諸人之作為“綠巾詞”，根本上看不起他們。《正音譜》雲“雜劇，俳優所扮者謂之娼戲，故曰勾欄。子昂趙先生曰良家子弟所扮雜劇，謂之行家生活。娼優所扮者，謂之戾家把戲。良人貴其恥；故扮者寡，今少矣。反以娼優扮者謂之行家，失之遠也。”而於著錄諸家著作之末，又別列一類曰，“娼夫不入群英，四人共十一本。子昂趙先生曰‘娼夫之詞，名曰綠巾詞。其詞雖有切者，亦不可以樂府稱也。’故入於娼夫之列。”熏人欲嘔的士大夫氣息乃出之於王族才人的筆下，而一般文人們卻是並不執持著這種見解的。朱有燉又有《蟠桃會八仙慶壽》一劇，其中所敘述的當時劇壇情形，也可供我們研究。底下敘的又是藍采和的事。當采和出場時，一群孩兒們跟在他後邊
    眾徠扯藍雲）兀的開著勾欄哩！老官人，你去做個院本我每看一看。（藍雲）我不去，我不去。（眾徠雲）怎地不去？（藍唱）倘秀才扯我向勾欄裏發科，怎禁那戲房裏撅丁每絮聒。（眾徠雲）他絮聒些甚的？（藍唱）他敢道攙了他衣食待怎麽！（眾徠雲）不去發科，隻拴一個焰爨也罷。（藍唱）你教我拴一個新焰爨。（眾徠雲）替那鼓弄每開嗬些也好。（藍唱）你教我打一個硬開嗬，著那火看官每笑我。
    在這短短的一段裏，作者使我們明白在勾欄裏，所演的並不止正宗演劇的“發科”的一種；更有“拴一個焰爨”及“替那鼓弄每開嗬”雲雲的種種的簡短的演奏之舉。我們雖已不能十分明白所謂“拴焰爨”、“打開嗬”的意義，但可知他們當是一種短劇或串插的表演，如說笑話，談人情之類，並非正式的演唱。這也可知在當時的勾欄裏所表演的東西是很複雜的，未必便隻是純粹的戲劇一種。
    元代的勾欄（即戲園或劇場），既是那末樣的發達，於是新劇本的需要，遂大為迫切。舊劇或“戲文”的翻本，都使觀眾容易生厭，於是劇團的主人們遂不得不設法去搜羅新的劇本，以應這種迫切的需要。也有教坊中人，自會作劇的，像張國賓之類。但所作究竟不多。於是不得不求之於學士大夫。當這時，學士大夫們正有“懷才不遇”之感，遂也便捉住了這個新興的文體，以恣自己的筆鋒的揮寫。當一部劇本脫稿，不久便可見之於紅氍毹上；每一句話，每一個字，都宛轉深切的，由伶人口中說唱出來。他們所創造的人物，所虛構的布局，也逐漸的展放於觀眾之前；或為之笑，或為之歎，或為之奮然而怒發，或為之淒然而淚下。這樣的一種可感動的境界，是從前的文人學士們所從來不曾經曆過的。這是在解決著作家本身的生活問題以外的又一種更偉大的收獲。於是有天才的詩人們便都放棄了詩古文詞的熟套，而從事於這一種嶄新的文體——雜劇。
    像這樣改途易轍的天才的詩人們，就今所知的，最早的便是關漢卿、王實甫、白樸諸人。關、王之後，作者更仆難數。他們所著作的劇本都不以一二計。關氏所作，多至六十餘本。王氏所作雖較少，也有十四本（以《西廂》作四本計）。馬致遠所作，也是十四本。白樸則有十七本。其餘鄭光祖有十九本，喬吉甫有十一本，高文秀有三十二本，鄭廷玉有二十三本。李文蔚、李直夫、吳昌齡、武漢臣、李壽卿、尚仲賢、石君寶諸人所作，也各在十種以上。這都可見當時作家的如何努力的情形。
    這些作家的生平都是若明若昧的，其確切的生卒年代，既皆不大可考，而其生平事實又往往是無能稱述的。《錄鬼簿》雖記載較詳，亦僅對於與他同時代的數十作家有較詳細的敘述。其他大多數的“前輩名公”卻隻是極簡略的說及名字裏居而已。除了幾個比較有聲望的作者以外，其餘的重要作家，大都隻是“浮沉下僚”的不得誌的文人學士們，或竟是民間的文士，所謂“書會先生”者流的是。
    說到“書會先生”，我們知道，他們的來曆是很古遠的。當大多數的文人學士們還在為廟堂之上的人創作著，為皇室貴家歌頌著，為他們自己及交遊們鼓吹訴願著時，便已有一大批為人民所喜愛的無名文人們，在暗地裏活躍著。他們的名字，不會上《文苑傳》、《儒林傳》的，他們的作品，不會上《藝文誌》、《經籍誌》的。但他們在民間，卻有極雄厚的隱伏的勢力。他們的作品，是真實的“大眾化”，讀者們是不可計量的夥多。他們每是各個新文體的先鋒。但他們卻是無名的，不知從多少年代以來，那些民間的無名文人都直是處在這樣可悲歎的情形之下。到了這一個“變態”的社會，“社會經濟十分發達”的局麵裏，他們乃突然的為世人所注意。他們的天才，乃開始為文人學士們所注意。而他們的自身也便擠入於文人學士們之林。雖然仍有多數的書會先生們是沒世無名，但至少總有一部分是被文人學士們所選揀出來的了。
    書會先生乃是民間的文人們的稱號之一。大約他們的稱號是隨了“書場”與“勾欄”的發達而來的。他們最初出現的時代是宋（確切一點的說，大約是南宋）。而全盛的時代，便是那個中國政治、經濟的生活都呈現著異態的時代——元。
    書會先生們寫著小說，也創作著劇本。在我們僅可見到的元代戲文的三種裏，有兩種是這樣的題著的
    小孫屠??古杭書會編撰（《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一）
    宦門子弟錯立身??古杭才人新編（同上）
    所謂“古杭書會編撰”雲雲，大約指的便是書會先生所編撰的了。“古杭才人”雲雲，這“才人”雖不說明是“書會先生”，一定也是他們的一流。《簡帖和尚》的最後，有一段話道
    當日推出這和尚來。一個書會先生看見，就法場上做了一隻曲兒，喚做《南鄉子》。
    《張協狀元戲文》（《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三千九百九十一）的開場亦有
    狀元張葉傳，前回曾演，汝輩搬成。這番書會，要奪魁名，占斷東甌盛事。
    雲雲。書會先生們在當時文壇上，一定是占著很重要的地位的。又有所謂“老郎”者，宋、元人所作“話本”中亦每說及。他們每雲這是京師老郎們流傳下來的，或是老郎們見了，為作什麽雲雲。大約老郎們也便是書會先生們的別稱。
    元代的經濟情形，既是十分的異態的發展，於是一般未之前有的社會情形，也便跟之而來。“鈔票”也實行使用了；而著作家們及出版家們便也發生了版權的問題。在這時以前書坊刻書雖不在少數，但這樣的一個重要的問題，似未曾發生過。到了這時，卻自然而然的發生了這個問題。最好的一個例子，便存在於元至順二年刊本的《古今韻會舉要》的序末。這乃是刻書者的一個廣白；他道的是
    宲昨承??先師架閣黃公在軒先生要刊《古今韻會舉要》凡三十卷。古今字畫音義，了然在目。誠千百年間未睹之秘也。今繡諸梓。三複讎校，並無訛誤。但是編係私著之文，與書肆所刊見成文籍不同。竊恐嗜利之徒，改換名目，節略翻刊。纖毫爭差，致誤學者。已經所屬陳告，乞行禁約外，收書君子伏幸藻鑒。
    後學??陳案謹白
    這與今日的“此書有著作權，如有翻刻，千裏必究”雲雲的廣告，其作用是沒有兩樣的。著作權的問題，至此而始發生，這也可見當時的社會文化，平均是不很低落的。盡管不知漢字的蒙古人掌握著軍國的大權，但漢籍的流行，卻仍是甚為流行的。科舉雖不舉辦，或雖舉辦而有名無實，然一般的書籍，卻仍然甚為流行。
    為了並不預備給考選人之用，因此，流行的書籍，往往是近乎日常實用一方麵的。這可以分作好幾層來說。第一，因為戲劇、音樂、詞曲的發達，因此，韻書的編纂，也適應了這個特殊的需要而大為發展。在周德清的《中原音韻》以外，韻書的數量是很不在少的
    《經史字源》（張子敬）、《學童識字》（樓有成）、《經史正音切韻指南》一卷（劉鑒）、《韻史》三百卷（陳仁子）、《韻海》（陳元吉）、《正字韻綱》四卷（魏溫甫）、《類韻》二十卷（李世英）、《古今韻會舉要》三十卷（黃公紹、熊忠）、《韻府群玉》二十卷（陰時夫）、《韻府群玉掇遺》十卷（錢全袞）、《押韻淵海》二十卷（嚴毅）、《韻書群玉》（盛輿）、《韻原》六十卷（蔣小晦）、《免疑字韻》四卷（李士濂）、《集韻》（竹川上人）、《葉韻補疑》一卷（何中）、《韻書》四卷（邵光祖）。
    第二，日用的酬應必備一類的書，也一時出現了不少。這一類的書籍是每個家庭中，粗識文字的人們所必備的，所以流行得一定是很廣的
    事文類聚翰墨全書一百四十五卷後集六十二卷??劉應孝編
    萬寶事山二十卷??錢譜編
    經史事類書澤三十卷??張諒編
    群書鉤元十二卷??高恥傳編
    竹素鉤元三十卷??俞希魯編
    小學日記故事十卷??虞韶編
    經子類訓二十卷??集翠裘二十卷??均白珽編
    居家必用事類十卷??（或雲熊宗立撰）
    破萬總錄一千卷??唐懷德編
    藝圃搜奇二十冊??陳世隆編
    古今事文類聚新集二十六卷??外集十五卷??富大用編
    其他醫學、占卜諸書也大為發達，原因也為的是實用必需之故。《居家必用》及《事文類聚》諸書，宋時已有，卻至元而大為流行。
    其他民間流行的劇本、話本、講史、詞曲之類，其付之刷印者無慮千百種。到了今日，他們散失雖多（薄冊之小說、戲曲，最易散失），卻仍有一部分可以見到。這使我們可以想象得出，當時流行讀物的麵目如何。
    我們知道，外國人及外國文學的勢力，在元代是很偉巨的。有許多的外來辭語及外來故事，在這時都融注於漢文之中。更有許多外來的思想，也乘機輸入。——特別是波斯、印度及西域一帶的事物文化，被我們所吸收的最多。但同時，中國的文化與文學，也大為西域諸國所接受。到中國來的西域人，有不少是受了中國化的。也有許多的中國故事，在這時是變成了波斯諸國的重要的故事的。重要的能夠寫漢文學的西域人，有以下諸人。貫酸齋（名雲石）的散曲，在當時的影響是很大的。他住在武林；師姚隧，故又善古文。楊朝英著名的曲選《太平樂府》便有貫氏的序言。又有馬元皋、瑣非複初、不忽麻、阿魯威、沙正卿諸人，皆善曲。而散文作家則馬祖常、餘闕數人最為有名。詩人則有薩都刺、丁鶴年等；彼等皆卓然可稱為大家。而辛文房著《唐才子傳》十卷，亦為用力甚深的傳世之書。（詳見陳垣氏的《元西域人華化考》上第四，文學篇，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一卷第四號。元時外國的漢文學者雖不止西域人，而以西域人為最占多數。）
    四
    元代以後，便來了一個漢人“恢複中原”的時代。這個時代，雖然表麵上蒙古族的壓迫己經除去，在實際上，流氓皇帝朱元璋的高壓手段，卻似更有甚於蒙古族的帝王。人民的生活，似較前更為困苦。中國重複成了一個“閉關”的時代。再者，蒙古人全師北退，並未受到大創。從前所擄劫的財寶，大約都不曾遺落下來。所以漢族在經濟上是遠比不上前一個時代的富裕。又，久經喪亂之後，人民的元氣未複。在文化上，隻可以說是較前墜落，不能說是進步。所以文化事業，差不多全是承襲了前代的殘餘。幾個重要的詩人，若劉基、楊維楨，重要的文人，若宋濂等等，也都是前代遺留下來的人物。文壇的風氣，依然是元末的式樣。特別是戲劇與小說，可以說，完全不曾變過什麽樣子。全盤的格律聲色都是元代的。直到了永樂以後，方才略見有個性的發展。但仔細的看來，在正德、嘉靖之前，我們可以說一句，蒙古族所造成的風尚，仍是變動得並不太大。
    說到政治上的高壓，那是更有甚於不知漢事的蒙古人的。幾次政治上的大屠殺，若藍玉案件，方孝孺案件等等，至今談之，猶為色變股栗。一方麵是“人心厭亂”，一方麵是原是繼承著前代的強悍的統治的，所以任何無理性的政令也都無抵抗的行得通。最可笑的是下麵調查戶口的一道諭旨
    十八世真一領聖諭頒給戶部勘合
    戶部洪武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欽奉聖旨，說與戶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正是戶口不明白俚教中書省置下天下戶口的勘合文簿戶帖。你每戶部家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將他所管的應有百姓，都教一官附名字，寫著他家人口多少。寫得真著，與那百姓一個戶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來了。我這大軍如今不出征了，都散去各州縣裏下著，繞地裏去點戶口、比勘合。比著的便是好百姓，比不著的便拿來做軍。比到其間，有司官吏隱瞞了的，將那有司官吏處斬。百姓每有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過，拿來做軍。欽此。除欽遵外，今給半印勘合戶帖，付本戶收執者。
    這是從萬曆刊本《朱氏家譜》上鈔錄下來的。當時這個“戶帖”是交給朱真一收執的。“我這大軍不出征了，都散去各州縣裏下著，繞地裏去點戶口、比勘合”，這是如何橫暴的檢點與調查，我們是不難想象得之的。“比不著的便拿來做軍”，“有司官吏隱瞞了的，將那有司官吏處斬”。在這樣的嚴刑峻法之下，又何求而不得呢。這種雷厲風行的調查戶口的方法，據說還曾沿襲下去很久。
    這還不算希奇。最奇怪的是，犯了唱曲的等等“罪過”的人們的處罰。我們且看他們是如何的處罰方法
    國初榜文
    洪武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奉聖旨在京但有軍官軍人學唱的，割了舌頭。下棋打雙陸的，斷手。蹴圓的，卸腳。做買賣的，發邊遠充軍。府軍衛千戶虞讓男虞端故違，吹簫唱曲，將上唇連鼻尖割了。又龍江衛指揮伏顒與本衛小旗姚晏保蹴圓，卸了右腳，全家發赴雲南。又二十五年九月十九日，禮部榜文一款內使一剃搭頭。官民之家，兒童剃留一搭頭者閹割，全家發邊遠充軍。剃頭之人，不分老幼，罪同。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奉旨禁約，不許將太祖聖孫龍孫黃孫王孫太叔太兄太弟太師太傅太保大夫待詔博士太醫太監大官郎中字樣，以為名字稱呼。一醫人止許稱醫士，醫人，醫者，不許稱太醫，大夫，郎中。梳頭人止許稱梳篦人，或稱整容，不許稱待詔。官員之家火者，止許稱閽者，不許稱太監。又二十六年八月榜文為奸頑亂法事，節次據五城兵馬司拿送到犯人顏鎖住等，故將原定皮紮?樣製更改，做半截靴短?靴，裏兒與靴?一般長，安上抹口，俱各穿著或賣與人，仍前自便，於飲酒宿娼行走搖擺，該司送問罪名。本部切詳，先為官民一概穿靴，不分貴賤，所以朝廷命禮部出榜曉諭軍民商賈技藝官下家人火者，並不許穿靴，止許穿皮紮?，違者處以極刑。此等靴樣傳於外，必致製度紊亂，宜加顯戮。奉旨這等亂法度的，都押去本家門首梟令了。全家遷入雲南。一榜，永樂元年七月初一日該刑科署都給事中曹潤等奏，乞敕下法司，今後人民倡優裝扮雜劇，除依律神仙道扮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為善，及歡樂太平者不禁外，但有褻瀆帝王聖賢之詞曲；駕頭雜劇，非律所該載者，敢有收藏傳誦印賣，一時拿送法司究治。奉旨但這等詞曲，出榜後，限他五日都要千淨，將赴官燒毀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殺了。此等事，國初法度之嚴如此，祖訓所課頓挫好頑者，後一切遵行律誥，湯網恢恢矣。（顧起元《客座脞語》。）
    逍??遙??牢
    俗傳淮清橋北有逍遙樓，太祖所建，以處遊惰子弟者。按陳太史維楨錄記，太祖惡遊於博塞之民。凡有不務本逐末博弈局戲者，皆捕之禁錮於其所，名逍遙牢。（同前）
    在這樣可怕的絕無理性的高壓力之下，人民自然是不敢一動的。士氣的消沉，曠古未有。繼於高啟、方孝孺諸悲劇之後，文人們益發不敢放言高論。他們隻好仍然陷溺於聲色歌舞之中，完全承受了“胡元”時代的淺薄的悲觀論。在這時代，表現於“民間文學”——即劇曲與散曲——之中的，當然仍是前代的彩色與內景一點也沒有什麽變動。恰好蒙古族雖已被驅北去，而根深蒂固的北劇，仍然盛極一時。文學的素質與外形，皆不曾有了什麽大變動。即正統派的詩詞散文，也是陷在同一的情形之下。
    明興百年間，其實與元代的一個世紀，是難於分析為二的。——
    所不同的是元代的文學是勃興的，勇健的，具有青年期的活潑與精力充沛的現象。但到了這個時代，卻像是“強弩之末，不足以穿魯縞”了。百十年間，文壇之衰落，前未之有。元人是橫暴的，但對於時代的文學的流行卻采取了放任的態度。比之元人更為橫暴的朱氏的政府，卻用了更為惡辣的手段——這於上文所引諸文告中，可見一斑——，幹涉民間的文化事業，無所不用其極。一方麵，也實在因為戲曲的盛極之後，難以為繼。蒙古大帝國的覆亡，中國民間的經濟能力，也隨之而大為衰退。國門依舊地人為地封鎖起來了。外國人也幾乎全部退出國境以外了，國際貿易也幾乎是等於零。有了此種種原因，光芒萬丈的劇壇遂漸漸的消沉了下去。
    當時劇壇之所以尚不至於完全沒落者，虧得是有幾位好文的藩王，若寧獻王朱權、周憲王朱由燉等，為之支撐於其間耳。而永樂皇帝他自己也就是一位戲劇家們的東道主。正如漢初的中國文化，有賴於淮南王劉安以及梁孝王諸人的扶持一樣。
    直到了正德之末，嘉靖之初，文壇方才漸漸的有了生氣起來。但文壇的趨勢，卻已是變更了一個方向。它不複墨守著中世紀的家法，而開始走入近代紀的時代中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