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四章 儒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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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義輕利
君子(指貴族)喻於義,小人(指庶民)喻於利。——孔子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
在孔子的理論中,貴族們是可以用道義去教化的,但是對於庶民,則需要用實際的利益去打動他們。
所以儒家認為,統治階級在治理國家時應當重視道德上的教化,而不是物質利益上的汲取,如果統治者過於重視物質利益,就會造成“與民爭利”,讓萬民無利可取。
因此在儒家的經濟思想中,道德建設才是最重要的,經濟建設放著不管就行了,隻有把社會資源放任給百姓,讓萬民自由地享有資源、獲取利益,這樣才能保證國家的穩定和人民的幸福。
而兩千年下來,中國人很多時候都把道義放在首位。不義之財不取分毫。在這種思想下麵,我們對資本主義的核心觀念產生了抵觸。資本主義的首要目的就是經濟。一切以利益為主。
第二、“富民”思想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孟子
孟子認為,個人才是天下的根本,個人穩定了,家就穩定了,家穩定了,國就穩定了。而怎樣才能讓一個人穩定呢,隻要一個人“有恒產”,不為吃穿發愁,他才會“有恒心”,知禮節、明道義,才會成為社會穩定的一份子,此即儒家的“富民”理論。
儒家的“富民”理論來源於其“民本”思想,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民”才是儒家治國的終極目的,所以在經濟製度上,也是以“民”為主導的。曆來儒家學者都強調“發展生產”、“輕徭薄稅”,也都是這個道理。
法家管控幹預的經濟觀
前文提到,儒家是周文化的繼承者,與之對應的,法家是作為周文化的“反叛者”出現的。
如果把天下比喻成一個大水庫,周文化基於的社會結構就像是大水庫之中又被一個個小隔板切割成了一個個互不流通的小水庫,也就是我們提到的分封製下的“小國寡民、自給自足”的模式,這種模式下,中央不管是滲透地方或者是汲取地方資源都相當困難。
而法家要做的,就是要把這些隔板通通打破,這樣往水庫裏麵滴入一滴墨水,就能夠很容易的擴散到各個角落,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中央集權的模式,在這種模式下,中央對於地方的掌控和汲取能力都得到了大大的提升。
所以,基於這樣的特征,法家的治國思想是強幹預、強管控的,在經濟上尤其如此。
不同於儒家的“重義”思想,法家強調的是赤裸裸的功利主義。
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此私便也;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韓非子
韓非子認為,不管是平民,還是人主,都需要利益上的滿足,道義什麽的都是浮雲,物質上的利益才是關鍵。
因此,對比於儒家對經濟建設的放任不管,法家則是相當重視經濟的發展,法家的一切“治國要術”也都大量充斥著發展經濟的功利主義理論。比如商鞅“耕戰”的國策,“耕”能夠讓國家擁有大量的糧食,“戰”能夠讓國家擁有一支強大的軍隊,此兩者,便是最大的“公利”。
“弱民”思想,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商鞅
上文提到,儒家是強調“民本”的,而法家,則是強調“君權至上”的,所以,法家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利君”,法家治國的終極目的是建立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的帝國。
而“利君”就避免不了“與民爭利”,所以法家提出了“弱民”理論。法家認為,隻有百姓吃不飽穿不暖,他們才會依賴國家,國家才能用物質上的利益有效地控製他們,如果百姓過於富裕,他們就不會再想著全心全意耕作、打仗,這樣就不能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
弱民思想和重利思想是一脈相承的,把百姓的“私利”給堵住了,國家的“公利”就多了,國家有了“公利”就可以定獎賞、明刑罰,百姓也就可以牢牢地控製在統治者的手裏了。
三、抑商思想
上麵提到,法家是“重利”和“弱民”的,那麽法家是如何“謀利”、“弱民”的呢?總不能僅僅靠苛捐雜稅吧,這樣百姓吃不消,萬一造反怎麽辦。於是法家又提出了“重農抑商”,由國家強行幹預經濟活動。
提到“重農抑商”,大家會有一個誤解,以為“抑商”就是抑製工商業的發展,其實恰恰相反,“抑商”政策“抑”的是商人,而對工商業則是大力發展,隻不過發展的權力牢牢地掌握在政府的手裏而已。
鹽鐵專營,指國家直接壟斷對鹽、鐵的經營,以此增加財政收入,獲取巨大的利益。這樣做的好處是能夠“寓稅於價”,看上去並沒有增加對百姓們的賦稅,但是卻通過對鹽、鐵等必需品的經營切實地謀取了暴利,達到了富國的目的。
重農抑商的本質其實是國家把資源配置的權力從商人的手中奪了回來,如果由商人掌握鹽、鐵等關鍵資源,百姓豈會再依附政府。隻有由政府掌握這些資源,才能牢牢地控製住百姓,不僅如此,商人沒有了獲利途徑,也隻能乖乖地回家種田或者投身軍旅,這當然是統治者最喜聞樂見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