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範純仁，字堯夫，北宋一代名臣，以其“布衣宰相”之稱彰顯其深厚家學、高尚人格與非凡政治智慧。他生逢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五朝，始終踐行儒家仁政思想，縱然在新舊黨爭的浪潮中曆經沉浮，卻始終堅守信念，剛毅不移。
    範純仁出身書香世家，其父範仲淹乃北宋名臣，以“先憂後樂”之誌影響深遠。純仁自幼受父教誨，秉承家風，又師從胡瑗、孫複等大儒，研習經世之學，形成寬厚待人、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的處世哲學。及至科舉入仕，純仁初為襄邑知縣，其政績顯著，漸顯治國之才。
    麵對王安石變法，純仁基於對民情的深刻理解與儒家仁政原則，對新法中“掊克財利”之舉持批判態度，認為其過於激進，易傷民力。因此，他成為變法反對派的重要一員，雖遭貶黜，仍堅守立場，呼籲政策調整。哲宗即位，保守派得勢，純仁兩度拜相，主持朝政，力推寬政減負、整頓吏治，踐行其仁政理想，贏得百姓讚譽。
    然而，隨著哲宗親政，黨爭再起，純仁因直言上疏論呂大防之事，遭權臣排擠，貶謫南遷，陷入政治生涯低穀。直至徽宗即位，純仁方得平反昭雪，晚年獲封贈，哀榮備至。其一生宦海浮沉，始終以國家社稷為重，關心民間疾苦，其政績與人格魅力，使其在北宋政壇獨樹一幟。
    二、家學淵源與早期教育
    範純仁，誕生於公元1027年的蘇州吳縣（今江蘇蘇州），是北宋名臣範仲淹的次子，成長於一個浸潤濃厚儒家文化的書香門第。父親範仲淹，不僅是文學、政治領域的傑出人物，更以其“先憂後樂”的崇高思想，對純仁產生了深遠的精神塑造。這種以國家興衰、百姓福祉為己任的家風，深深烙印在純仁心中，成為他日後投身政壇、踐行仁政理念的原動力。
    在嚴格且係統的儒家教育中，純仁自幼便接受了深刻的道德熏陶與學術訓練。他不僅熟讀經史，更深入理解並內化了儒家的仁愛、忠恕、禮義等核心價值，為日後的從政之路奠定了堅實的道德基石。同時，純仁有幸師從當時的學術巨擘胡瑗與孫複。胡瑗倡導“明體達用”，強調理論與實踐的緊密結合，學以致用，這無疑對純仁形成了務實的行政觀念，使他深知學問須服務於社會，方能彰顯其價值。孫複則以複興儒學、抵製佛老為己任，強化了純仁對儒家正統地位的認同，進一步鞏固了他的儒家信仰與學術立場。
    除了師從名家，範純仁還廣泛結交孫複、石介、胡旦、李覯等當時名士，通過交流切磋，增廣見聞，豐富學識。這些名士各有所長，見解獨到，他們的思想碰撞與相互啟發，使得純仁在學術上更具包容性，能夠兼收並蓄，形成自己獨特的見解。與此同時，與這些學界翹楚的交往，也鍛煉了純仁待人接物的平易近人之風，使其在人際關係處理上展現出謙遜、誠懇、寬厚的一麵，這對於他後來在官場上協調各方、化解矛盾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科舉入仕
    宋仁宗皇佑元年（1049年），範純仁在科舉考試中脫穎而出，成功登科進士，這標誌著他在學術上的成就得到了官方的認可，為其步入政壇鋪就了道路。然而，麵對榮耀與機遇，純仁並未急於赴任，而是選擇了留在家中，悉心照料病重的父親範仲淹。這一舉動，充分體現了純仁孝悌為先、家國兼顧的儒家倫理觀，以及對家庭責任的深切承擔。在父親去世後，純仁才正式踏入仕途，開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範純仁初涉政壇，即被委以襄邑縣知縣之職。在此崗位上，他迅速展現出卓越的行政能力與深厚的民本情懷。他勤政愛民，注重實地考察，深入了解地方情況，積極解決百姓疾苦，推行有利於民生的各項政策，贏得了廣泛的讚譽。襄邑縣的治理成效，不僅驗證了純仁在儒家經典中學到的治國理念的有效性，更錘煉了他處理實際政務的能力，初步樹立了他以民為本、務實高效的行政形象。
    此後，範純仁的仕途逐步拓展，他在江東轉運判官、殿中侍禦史、知製誥、知蘄州等不同職務上輾轉曆練，積累了豐富的基層與中央工作經驗。這些職務涵蓋了財政、監察、文秘、地方管理等多個領域，使得純仁得以全方位了解國家機器的運作，熟悉各級行政體係，鍛煉了他處理複雜問題、協調多方利益的能力。尤其在監察與文秘崗位上，他更直接參與到了國家政策的製定與執行過程中，對朝政有了更為深入的理解與洞察。
    這段從地方到中央、從基層到高層的曆練，對範純仁個人成長至關重要。它不僅使他在實踐中深化了儒家仁政思想，也使他在複雜的官場環境中磨礪了政治智慧，培養了處理複雜問題和危機的能力
    四、政見分歧與黨派紛爭
    熙寧二年（1069年），範純仁在仕途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出任尚書兵部員外郎，同時兼任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等要職，不久又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改判國子監，這一係列職務變動顯示他在中樞機構中的影響力逐漸增強，同時也賦予了他更大的政治責任。然而，此時北宋政壇風雲突變，王安石開始全麵推行新法，旨在通過改革財政、軍事、教育等多方麵製度，以實現富國強兵。麵對這場深刻的社會變革，範純仁基於對民情的深刻洞察和對儒家仁政理念的堅守，對新法提出了鮮明的反對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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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範純仁認為，王安石的新法雖然初衷在於挽救國家頹勢，但在具體實施過程中，一些措施過於激進，缺乏對民間實際承受能力的充分考量。例如，青苗法、免役法等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原有的賦稅徭役製度，雖意在緩解農民負擔，但在實際操作中卻可能導致官府強行攤派、利息過高等問題，反而加重了百姓負擔，引發社會矛盾。範純仁的擔憂並非空穴來風，新法推行初期，各地已有不少關於新法擾民、官吏舞弊的負麵反饋。
    基於上述認識，範純仁成為了新法的主要批評者之一。他利用自己的職位，多次上疏直陳新法之弊，呼籲朝廷調整政策，回歸儒家仁政之道。然而，王安石變法得到了神宗皇帝的堅定支持，範純仁的反對聲音並未得到采納。相反，由於其鮮明的反新法立場，他在政治上遭遇了排擠，先後被調離中央，出知河中府、成都府路轉運使，遠離了權力中心。盡管如此，範純仁並未因此沉默，即使身處地方，他仍堅持發聲，通過書信、奏疏等方式，持續向朝廷反映民間疾苦，提出政策建議，希望引起最高層的關注與反思。
    五、元佑複職，兩度拜相
    隨著宋哲宗親政，北宋政局再度轉向，保守勢力重新占據主導。範純仁，這位始終秉持儒家仁政理念的名臣，因其在新法之爭中的反對立場，以及對朝政的直言不諱，再次成為政治鬥爭的焦點。在這一時期，他上疏論及呂大防之事，認為其被貶嶺南並不恰當，此舉觸及了當時權貴的利益，觸怒了朝中當權者。
    範純仁的仗義執言，揭示了北宋末期黨爭之烈、政局之動蕩。權貴們對於任何可能威脅自身利益或與己見不合的聲音，往往采取嚴厲打壓的態度。純仁的正義之言，雖出於公心，卻成為其晚年政治生涯的重大轉折點。他先是被剝奪原有職務，降級為知隨州，其後更遭貶謫，遠赴武安軍擔任節度副使，最後被流放至偏遠的永州。
    六、黨爭再起，貶謫南遷
    宋哲宗親政後，朝政風向陡轉，保守勢力回潮。範純仁，這位秉持儒家仁政理念、曾兩度拜相的名臣，因上疏論及呂大防之事，觸及權貴利益，招致嚴重政治打擊。他直言呂大防被貶嶺南之舉有失公允，此番言論觸怒當權者，引發了對其新一輪的打壓。
    範純仁先是被剝奪原有官職，降級為知隨州，隨後又遭貶謫，遠赴武安軍擔任節度副使，最終被流放至偏遠的永州。這一連串變故，構成了範純仁晚年政治生涯的最低穀，同時也是北宋末期黨爭白熱化、政局動蕩不安的典型寫照。彼時，朝中權貴對於異見者毫不留情，範純仁雖身為名臣，亦難逃被排擠、打壓的命運。他堅守原則、敢於直言的行為，雖付出了沉重代價，卻凸顯出其高尚品格與堅定信念，成為亂世中的一股清流。
    七、終獲平反，哀榮備至
    元符三年（1100年），宋徽宗即位，範純仁得以平反，先後被授予光祿卿、右正議大夫、觀文殿大學士等職，並最終以中太一宮使致仕。盡管他晚年多病，仍請求歸鄉養疾，得到宋徽宗恩準。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範純仁病逝，享年七十五歲。宋徽宗賜其開府儀同三司，諡忠宣，並親書“世濟忠直之碑”碑額。宋高宗建炎年間，又追贈太師、追封許國公，給予其極高的政治榮譽。
    結語
    範純仁的一生，是忠誠於國家、關愛於人民的一生，是堅守儒家仁政理想、勇於擔當的一生。麵對新舊黨爭的複雜局麵，他始終秉持公正無私、以民為本的原則，無論身處何種境地，都不忘初心，力行仁政。他的事跡與精神，如同曆史長河中的一盞明燈，照亮了後世為官者的道路，激勵著人們追求公正、仁愛的社會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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